反对蒋介石独裁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革命阵营内部的分化和斗争日趋激烈，蒋介石的反动面目越来越清楚。董必武积极参加了当时大规模兴起的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斗争。

这场斗争的直接起因是迁都之争。

迁都武汉，是蒋介石最早提出的。在攻克汉阳、汉口后，蒋介石即于9月9日致电谭延闿（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张静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代主席），提出：“武昌克后，中正即须入赣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务委员会来主持一切，应付大局。”10月22日，他又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武昌已克，局势大变。”“中正意中央党部与政府机关仍留广州，而执行委员会移至武昌为便。否则政府留粤，而中央党部移鄂亦可使党务发展也。” 11月19日，蒋介石再电国民党中央，催促国民党中央和政府北迁，称：“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对迁都武汉表现得十分恳切和急迫。蒋的用意有三：其一，抑制唐生智。经过两湖作战，唐生智实力剧增，兵力超过第一、二、三、六军之和，不但控制湖南，且将控制湖北，蒋既不愿唐部力量猛涨，更不愿唐生智拥有湖北，欲以国民党中央“抑唐”。其二，打击共产党。用蒋介石自己的话：“意以为共产势力在粤，迁之使其失所凭借，易于取缔。”其三，阻止汪精卫复职。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离职出国，因不满蒋介石的专权独裁，当时国民党内“迎汪复职”呼声很高。蒋以为在湖北，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力量不如广东强大，可“阻汪回国”，即使汪回国也不能轻易取得国民党领袖地位。

随着革命势力扩展到长江流域，偏处东南一隅的广州已不能适应指导全国革命运动发展的需要，许多人亦附和蒋介石的迁都主张。有鉴于此，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式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北迁武昌。并于28日宣布，自1927年1月1日起，广州国民政府停收文件，5日停止办公，中央党部和政府人员分批赴汉。

12月2日，第一批迁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宋庆龄、徐谦、陈友仁等启程，途经南昌时，宋、徐、陈与蒋介石同去庐山开会，蒋介石仍表示“政府迁鄂，有益无损”。12月7日，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发表通电，宣布迁往武汉。12月10日，第一批人员到达武汉，受到董必武等率领的武汉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为了使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工作不致中断，12月12日，宋庆龄、徐谦、陈友仁、宋子文、孙科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举行会议，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简称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未迁到武汉以前，代行其职责。13日，临时联席会议正式成立。董必武以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身份被吸收为联席会议成员。联席会议宣布从1927年1月1日起正式办公。

但是，曾力主迁鄂的蒋介石这时却执拗地反对迁都武汉。其主要原因是：蒋介石感到武汉不利于其个人军事独裁。武汉地区和湖北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蒋介石觉得“共党在武汉之势已成”，害怕到武汉又会像广州一样，受到革命群众的压力。同时，武汉和湖北已为唐生智所控制，驻在湖北的第四、第八军，蒋不能任意指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中，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力量较强，也非蒋能掌握。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感到如迁都武汉，他无法把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控制在自己手中。而南昌和江西已在蒋介石控制之下，他可以为所欲为。于是，1927年1月3日，蒋介石截留了张静江、谭延闿等第二批由粤迁汉人员。并于1月5日在南昌召开了“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1月5日、7日，蒋介石等连电武汉，要迁都南昌，并令取消武汉联席会议，改为武汉政治分会，由宋庆龄、宋子文、唐生智、邓演达、李宗仁等13人组成。武汉联席会议认为“不宜变更决议”，要求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照已定策略来鄂”，并“电催南昌中央委员赶紧前来武汉”，但蒋介石却令“联席会议毋庸继续”。围绕迁都问题，武汉和南昌方面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迁都之争，进一步暴露了蒋介石将个人凌驾于国民党中央之上的专制、独裁的面目。董必武顿感气愤，他对蒋介石的决定表示坚决的反对，并旗帜鲜明地进行了斗争。

其时，董必武正大力加强湖北省国民党的工作。为了在光复后的湖北把国民革命、特别是农民运动引向深入，制定湖北的施政纲领和全体党员的行动方针，董必武主持于1927年1月1日至13日，召开了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是在北伐军攻占武汉后，国民党公开活动的新形势下召开的，全省44县派出正式代表，其余县市也有特别代表参加，共180余人，代表党员3万多人。董必武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决议案和宣言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自始至终领导了大会，并向大会致了开幕词、闭幕词。他向代表们指出：“我们大会的责任，就是讨论如何使湖北成为革命的湖北。”要求全省国民党党员“认识本党工农政策的意义”，认识“本党的势力要建筑在多数的工农群众上”，为此要大力发展工农运动。他强调：“湖北境内党的责任，一方面是团结全省民众的势力，防备反革命势力进攻与袭击，而谋巩固全国革命之新根据地；一方面是发展党的组织，领导民众作一切自身利益的斗争。” 大会开了17次全体会议，听取了省党部和地方党部的报告，通过了政治、党务、农民运动等决议案。最后，大会选举了湖北省党部新一届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实行常务委员制。董必武、钱介磐、何羽道当选为常务委员，主持省党部工作。大会还选出了组织、宣传、工人、农民、商民、青年、妇女等各部部长。

大会期间，董必武获知了蒋介石对迁都武汉的破坏，建议大会于1月11日发出欢迎中央政府迁鄂的通电，他指出：中央政府迁鄂，是中央在广州的决定，中外皆知。现闻中途变更，使群情惶惑。武汉今为全国政治中心，民众革命情绪高涨。因此，中央政府应从速迁鄂，以寒敌胆，而厚民气。祈望国民党中央“长思熟筹，仍照前议，奠定邦基” 。

面对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的反对，蒋介石为了探清武汉政治力量的虚实，压迫在武汉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迁都南昌，于1月12日跑到武汉。他企图控制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当天就到湖北省党代会上讲话，并想用“圈定”办法，指定湖北省党部执委会人选。董必武予以拒绝，对蒋说，湖北执委会人选已向在汉的中央临时联席会议报告过，不能变动。蒋介石碰壁后，仍不死心，对董必武施展拉拢手段。他派人携带其亲笔信、签名照片、一套呢服和大洋送交董必武。董必武立即明白了其用意，对来人说：“信我收下了，总司令的照片我也收下了，但这套绿色马裤呢中山服和钱我不能要。”来人踌躇不安，硬要董必武收下，并写一个回信给他交差。董必武再次予以拒绝：“我的工作很忙，马上要去开会，没有时间写回信。你回去报告蒋总司令，只要总司令革命，我董必武是拥护的；我们为的是革命，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名利。” 来人见此，便灰溜溜地回去复命。

蒋介石在武汉期间，再次提出迁都南昌的主张，遭到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在1月l5日蒋介石举行的宴会上，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工农商学兵各界代表，一致要求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全部从速迁汉办公，蒋介石颇为尴尬，被迫表示“各界希望，能够满足”。但是，蒋介石并不愿认输，在返回南昌后，于18日再电武汉，声称“在党部与政府未迁之前，武汉不得以中央党部暨国民会议名义另行办公”。21日又明令取消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蒋介石的顽固不冥，激起武汉方面更强烈的反对。董必武和联席会议的宋庆龄、徐谦、邓演达、吴玉章等，纷纷发表讲话，坚决主张定都武汉。经董必武等人的发动组织，武汉各群众团体和湖北各市县区党部纷纷通电或发表宣言，反对蒋介石在南昌另立中央。董必武主持的《汉口民国日报》，每天以大字标题报道武汉党政军群各界要求定都武汉的呼声。在武汉联席会议理直气壮的坚决斗争下，在强大舆论压力下，在滞留南昌一些委员的争取下，2月8日，滞留南昌的中央委员、政府委员举行集会，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依照原议迁至武汉。迁都之争以蒋介石的失败而告结束。

但是，迁都之争暴露了国民党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蒋介石的独裁气焰严重地威胁着革命的前途。从2月上旬开始，国民党左派开展了以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为中心的提高党权运动。董必武是这场运动的积极参加者。2月11日，他主持的《汉口民国日报》发表《时局进展与吾党目前之责任》的社论，论述了提高党权的重要性及如何提高党权等问题，指出：“我们为了革命利益，应该一致起来整顿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扩大党的威权。要使我们的党真正能够成为一个最高权力机关。”最先向社会发出了“提高党权”的动员。接着在13日，他又主持召开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汉口特别市党部联席会议，着重说明了如何挽救国民党本身出现的独裁趋势和危机，向与会者敲响警钟，号召他们用实际行动参与这场斗争。为进一步发动国民党员和群众参加提高党权运动，2月24日，董必武在武昌阅马场主持召开武汉三镇各级党部和群众大会，有1.5万国民党员、20万群众参加。他在开幕词中，揭露了蒋介石的个人独裁行为，震聋发聩地指出：“今天开会为的是救党。”他历数了国民党内存在着“只看见军事上的力量，没有党的力量，只看见个人的意志，没有党的意志”的种种病象，号召国民党员“要实行党的民主化，巩固党的权威，打倒一切封建势力” 。大会通过了“巩固党的权威”“统一本党指挥机关”“立即召开中央全会解决问题”等决议，把反对个人独裁、提高党的权威的斗争推向了高潮。与此同时，经董必武等人的发动，武汉一些机关和团体纷纷集会或通电，发出“一切权力属于党”“打倒昏庸老朽分子”“请汪精卫销假复职”等要求。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湖北总工会、湖北省农协等也先后致电汪精卫，敦促他回国复职，希冀“扶汪抑蒋”。

从组织上提高党权，是制约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关键环节。2月21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作出决定：3月1日前将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知各地中央执、监委员如期到会。蒋介石对各地的提高党权运动，气急败坏，考虑到形势对己不利，便蓄意破坏会议的召开。此时，南昌的国民党执、监委员，包括他自己在内仅有8人，他无法阻止在武汉开会，便以时间紧迫为由，要求延期。武汉国民党中央遂决定延期到3月7日，蒋介石竟置之不理，再次要求延期。于是，围绕会议日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3月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召开预备会。董必武出席了会议。会上，当日来汉的谭延闿等五人带来了蒋介石的口信，要求会议延期到3月12日他才能来。邓演达、吴玉章等坚决反对，主张会期早经宣布，不能再为等人而延期，革命是共同工作的，不能由一二人的意见来指挥。李烈钧、谭延闿以委员不足法定人数不能表决来否决会议。董必武当即予以反驳：根据会议惯例，执行委员有16人即超过2/3，就可开会，今日有16人，当然可以开会。他的有理有据的发言得到与会大多数委员的支持和附议。会议最后考虑到一些人的顾虑，同时也为争取、团结蒋介石，采取了一个折中方法，将3月7日的会议算作预备会，10日正式举行二届三中全会。如果蒋介石真有诚意，仍可赶上大会。但是，蒋介石没有来。

3月10日至17日，董必武出席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会议肯定了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的所有决议案继续有效，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案》等决议案，对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和国民政府、中央各部的成员进行了调整和改组。决定中常会不设主席，实行集体领导，中政会和军委会均不设主席，而设主席团实行集体领导。总司令、前敌总指挥、军长等职，由军委会提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任免。裁撤中央军人部，废除各军事学校校长制，改行委员制。通过这些决议和机构改组，实际上免去了蒋介石的中央常委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军人部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等职务，限制了其总司令职务的权力。会议还通过了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提高党权等决议。会议在反对蒋介石独裁、推动革命发展等方面有积极的意义。但会议也有其缺点，主要是在蒋介石已开始转向反动时，仍推选他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国民政府委员，仍保留了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这就使蒋介石仍保有党政军最高一级的地位，继续掌握军事实权，使之得以继续利用其职权进行反革命活动以至发动政变。

为了促使这次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成功，董必武于全会开幕当日，举行了湖北省和汉口特别市全体国民党员庆祝全会召开大会，推举5名代表向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递交请愿书，提出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等11条要求，锋芒直指蒋介石，被大会主席团接受。13日，董必武等又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名义发出通电，拥护中央全会，对会议的成功起了推动作用。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也为湖北省政府的成立排除了障碍。北伐军攻克汉口、汉阳后，蒋介石以总司令的名义于1926年9月指令成立了湖北省政务委员会。这是一个过渡性的机构，工作很不得力。1927年1月5日，蒋介石为破坏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又指派邓演达、徐谦、孙科、詹大悲、董必武5人组建湖北省政府。时值迁都之争激烈进行，蒋介石的指令未能生效。国民党右派企图独揽省政，排斥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图谋遭到抵制，但因蒋介石等的支持，湖北省政府迟迟不能建立。而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对革命尤其是农民运动，缺乏有力的指导，令湖北人民大失所望。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当天，董必武领导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致湖北省政务委员会的公开信，历数其执行庇护土豪劣绅的错误政策后，指出：“半年以来，除经广大群众直接打倒之土豪劣绅外，迄未见贵会依法惩办一人。所谓依法惩办，亦仅徒闻斯语，是政府方面对于土豪劣绅过于优容，适予彼辈以反动之机会。”董必武等的尖锐批评，得到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关注。国民政府遂决定尽快改组湖北政务委员会。3月25日，吴玉章向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报告了他与谭延闿、邓演达和湖北省、汉口特别市党部协商后的湖北省政府人选，被一致通过。4月10日，湖北省政府正式成立，董必武、恽代英、邓演达、邓初民、詹大悲、李汉俊等11人当选为湖北省政府委员，董必武还兼任农工厅长。省政府实行常务委员制。董必武、孔庚、张国恩为常务委员，主持湖北省政府工作。成立湖北省政府，这是反对蒋介石独裁斗争获得的又一成果。

董必武在这场关系中国革命前途的反对蒋介石独裁斗争中的出色表现，受到人民群众和进步人士的广泛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