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萌报国志
董必武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华民族日益陷入危机的时代。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连续不断地侵略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的入侵……列强强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采取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侵略手段，逐步把殖民势力深入中国的内陆腹地。号称“九省总汇之通衢”的湖北省，成为贪得无厌的列强争夺的重点地区，侵略魔爪也伸进了地处大别山深处的黄安县。帝国主义和当地的封建势力相互勾结，一起贪婪地吮吸着劳动人民的血汗，再加上难以抵御的水旱等各种自然灾害，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中国人民是不甘于忍受外来侵略和封建压迫的。在董必武祖父经营“董家酱园”的时候，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了。在清咸丰四年（1854年）三四月间，太平军一部攻入黄安县城，消灭了驻守的团练兵，烧毁了清朝县知府的衙门，打开监狱释放了在押囚犯，惩办了贪官污吏。虽然后来太平天国起义失败了，但太平军在黄安的起义活动广为流传。年幼的董必武屡屡听到先辈们绘声绘色的述说，都感佩不已。太平军的起义活动深深地打动了他幼小的心灵。
1895年，董必武随父到麻城县张杰湾读书。距张杰湾不远的宋埠镇刚刚发生过的“宋埠教案”，对正在成长中的董必武产生了很大影响。
西方列强侵入中国后，凭借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取得了“传教自由”的权利。那些满口“自由、平等、博爱”的外国传教士，常常打着传教的幌子，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忍无可忍的中国人民被迫反抗，于是爆发了一起又一起的“教案”。当时，在宋埠镇设有天主教堂，瑞典和意大利传教士在当地肆意欺压百姓，横行霸道，老百姓早已恨之入骨。那一年，一名传教士以传教为诱饵，霸占了一霍家的民女。消息传开后，当地人民十分愤怒，在宋埠镇两位“好打抱不平”的义士李金狗、徐全福带领下，趁端午节到宋埠镇观看会节的机会，当众击毙了那个传教士，并愤然烧毁了教堂。事情发生后，清朝政府明知那些传教士实属作恶多端，但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答应赔偿白银四万二千两，重修教堂，并从重处置“闹事者”。湖广总督唯恐下面办事不力，特派候补知府裕庚“驰往查办”，把为民除害的义士李金狗、徐全福处死，另有多人被判刑，并责打参与此事的许多老百姓。同时，到处张贴布告，声言要“千方百计保护教堂、教士、教民”，对于一切反抗教会无端行为的人，务须“严行缉拿，永远监禁”。
当地老百姓愤愤不平，就把这事编成了花鼓戏、皮影戏和大鼓书到处演唱，歌颂两位义士的勇敢机智和民族气节，表达对清政府和洋人的痛恨。正在张杰湾读书的董必武看到这些演出后，在他幼小心灵中产生了对横行霸道传教士的强烈憎恨和对农民英雄的无比崇敬。直至几十年后，董必武在谈到“宋埠教案”和张杰湾一段生活时，还说“印象深刻”
。
1898年黄安的抢谷风潮也教育了董必武。这年黄安发生灾荒，粮食歉收，农民陷入严重的饥馑。土豪劣绅不但把持预备救灾的“丰豫仓”，而且乘机囤谷居奇，哄抬谷价。平时谷价每石不过八百文，此时陡涨到两吊四百文（雇农全年工价才五吊）。皮匠出身、靠给藩台做工多年捐得官职的黄安知县，发布告示，规定谷价每石一吊六百文，并劝谕绅士及富户照价粜谷救荒。然而富户毫不理会，饥饿的百姓群情激愤，纷纷到大户家去抢谷。抢谷风潮席卷全县，反动当局竟派兵镇压，同情百姓的知县也被撤职查办。时在黄安农村读书的董必武耳闻目睹了这件事，加深了他对土豪劣绅、封建官府搜刮民财、置人民死活于不顾的反动本性的认识。
考中秀才，是董必武正式步入社会的开始。本来由此他或许走上科举取士做官的道路，但他科考中亲身经历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后来的人生抉择，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
黄州府科举考试曾出现考场风波。当时的湖北学政蒋式芬亲临主考，他命令门卫对考生严加检查。广济廪生饶汉莞拒绝检查，被学政喝令驱逐出场，遭恶役毒打致死，学政竟令抛尸灭迹。如此草菅人命，引起公愤。考生包围了贡院，控诉蒋学政。湖北抚台闻知，竟派兵前来镇压。董必武参加了这场斗争，对清朝官场的黑暗感触很深。
不久，董必武亲身遭遇了官府的毒手。考中秀才后，他到省城参加乡试。这是每隔3年在省城举行的考试，凡经县考、州试合格者，均可应考，考中者称为举人。董必武在家里作了充分准备后，于8月间跋涉100余公里来到省会武昌。从山区来到省会，他对各种事物都感到新鲜。一天，他路过抚台衙门，碰巧抚台正在升堂问事，董必武觉得好奇，便走到衙门口往里探视。衙役发现后，见他穿着破旧，便猛冲过来把他抓住，打翻在地，诬他“窥探官衙”。一阵毒打后，把董必武赶出老远。董必武无辜遭打，怒火满腔，愤而弃考回乡，“从此，恨死当官人”。后来，他向身边工作人员谈起这件事时说：经受那一次清朝衙役的毒打，使他更看清了清王朝的腐败无能。
当时的湖北，正处于剧变的前夜。清朝后期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张之洞于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出任湖广总督后，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宗旨下，以“振兴实业”作为他“新政”的基础，积极倡导“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1903年他创建了文普通中学堂、武普通中学堂等一批学堂。由于清朝日益腐败，知识分子走科举取士的仕途之路，已是相当艰难，投笔从军，成为有志青年的新选择。当时一些欲推翻清朝腐朽统治的革命志士，如刘静庵、张难先等，已开始在群众中宣传：“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队伍不可。”革命勇士陈天华在《猛回头》中也写道：“有血性的男儿，从军最好。”
董必武弃考回乡不久，武普通中学堂开始招生。入军校深造，毕业后成为一名军人，曾是董必武的夙愿。现在机会来了，董必武经过仔细考虑，决心报考。他在时过70年后曾这样说：“我投考武普通学堂，就是想当兵，推翻清王朝。”1943年元旦，他在怀念分别多年未见面的挚友潘怡如的五言律诗《怀怡如兄》中写道：“投笔从戎日，潜怀救国心，不甘胡虏政，始结汉同心。”充分反映了当年他投考武普通中学堂的真实动机。
赴武昌投考那天，董必武的心情既紧张又兴奋，还特意穿上了家中唯一的“礼服”——父亲的一件半新长衫。他本来想，凭自己的知识才能，考取是应当有把握的。但当他报名时，那位招考人员看到董必武长得黑瘦，又穿一件旧长衫，连说：“你年龄太大，不准报名。”董必武连忙辩解：“我今年刚刚18岁，正符合你们招贴上的要求。”但任凭董必武怎样解释，招考人员就是不信，连推带搡，把这位一心想当军人的青年赶出了考场。董必武只得再一次愤然离开武昌。这在董必武的心灵深处又增添了一分对清朝腐败统治的憎恨。
董必武在青少年时代所经历的这一件件事情，深深地影响着他。对帝国主义带给中华民族耻辱的仇恨，对清政府腐败统治的不满，已深深地埋在他的心底，成为他日后立志救国救民的思想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