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洗礼

在“文普”就学的五年里，董必武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朴素的“恨官吏”“恨洋人”“恨地主豪绅”的自发感情，逐步上升到为劳苦大众谋幸福、推动中国社会前进之路的理智行动。在这其中，湖北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日知会及其领导人刘静庵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37年，董必武在陕北向采访他的美国进步作家海伦·斯诺谈起过这段历史。他说：

我到达武昌后，住在一个名叫日知会的著名团体的宿舍里，日知会这个团体规模虽小，由于刘静庵的人格，对当时的社会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里是领导辛亥革命的湖北省的初期革命中心。

日知会的前身是1904年7月3日正式成立的科学补习所，所址设在武昌多宝寺街。辛亥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胡瑛、宋教仁、曹亚伯分任总干事、文书和宣传。该所名义上是一个文化补习学校，其实是一个以“革命排满”为主要宗旨、具有比较完善组织体系的秘密革命团体，与当时湖南长沙的华兴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刘静庵也是科学补习所的活跃成员，他于1875年出生，湖北潜江人，清末秀才。因愤清政不纲于1903年弃文当兵，时为湖北新军马队管带黎元洪的书记官。

董必武考入文普通中学堂时，科学补习所已被清朝当局查封，刘静庵躲藏在日知会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日知会本来是美国基督教中华圣公会在武昌所设的阅报室，因圣公会会长胡兰亭与刘静庵很要好，刘静庵离开湖北新军后，胡兰亭便聘他为日知会习理，实际上是日知会负责人。刘静庵利用日知会这个阅报室的有利条件，广泛收集国内外报纸、杂志和新书籍，供人阅览，通过组织星期日演讲会、编唱歌曲、吟诗联句、做游戏、放幻灯片、看电影等形式的活动，宣传反对清朝统治的革命主张，联络革命志士。这样，武汉的革命党人和关心革命的仁人志士，一时纷纷云集在那里。1906年2月，革命党人据此成立了新的日知会，它是一个新的秘密革命团体。

1905年，董必武在武昌等待入学期间，租住了一间私人小屋，经常到日知会阅读书报，并结识了刘静庵。从那时起，直至他毕业，日知会这个阅览室就成了他汲取新思想、新知识的第二课堂。在那里，董必武结识了一些革命党人，其中有比董必武高一个年级的“文普”同学宋教仁、田桐、查光佛等。董必武虽然没有加入他们的秘密革命团体，却赞成他们的思想，同情他们的活动。通过与他们的接触交往和阅读日知会的进步书刊，董必武眼界大为开阔，思想急剧地变化。

日知会经常在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举行演说。演讲人多是革命党人，演讲内容总是围绕着“耻莫大于国丧”这一主题。听众有时多达千人。董必武常常挤在人群中听讲，他对世界大势、中国的危机和当前的救亡之道都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一次，刘静庵亲自登台演讲，他慷慨激昂地讲道：“中国醒！中国醒！我中华大国，外国人要瓜分了，我们同胞要做双重亡国奴了！……那拉氏常言：宁将中国亡于外人，不可失于家奴。此满清亦自认中国也要亡了！我汉人四万万同胞，被满清压迫愚弄，多有不知的。现在迫在眉睫，应该醒来，应该觉悟，早想挽救之法，以免永为人之奴隶牛马”，我们要“救中国危亡，成立新中国，俾黄帝子孙不复为亡国奴，惟同志之幸，亦中国四万万同胞之幸”。这富有爱国精神的呼喊，道出了爱祖国、爱自由的四万万同胞的心声，也道出了董必武的心声。会场上说者大哭，听者落泪。董必武激动得彻夜不眠。

日知会为了进行革命宣传，还以“救亡图存”为主题，用普通白话编了军歌三首，先在武昌军队和学生中进行传唱，不久便风靡武昌各学堂，董必武亦为歌曲所打动。歌中唱道：“愿同胞，团结个，英雄气，唱军歌，一腔热血按剑摩。怎能够，坐视国步蹉跎。准备指日挥戈，好收拾旧山河。”“救国千钧担一肩挑，新中国能够造得更坚牢，便是绝代人豪，浩然气，薄云霄。”

更加打动董必武思想的是他在日知会阅读的一些秘密印刷品。董必武第一次读到了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邹容的《革命军》，吴贡三的《孔孟心肝》等。这些书籍是由日知会在黄冈的秘密印刷厂印制，然后秘密在军人、学生中传读的。这时，刘静庵与董必武已经熟识，认为董必武是一个有作为的朴实青年，便主动给董必武介绍和提供书籍，每逢有宣传革命思想的书，都介绍给他。董必武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当读到《猛回头》《警世钟》时，他感动万分，反复吟咏着：“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腥风血雨难为我，好个江山忍送人？”深深为陈天华的爱国思想所感染。经刘静庵介绍和指点，董必武又读了被清政府查禁的《扬州十日记》和《嘉定屠城记》，从而进一步激发了他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决心。

但是，如何驱逐帝国主义列强、推翻清王朝反动统治呢？路在何方？董必武在认真思考、寻觅着。起初，他读到康有为提倡维新运动的书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对他们宣扬的改革朝政、变法图强的主张感到十分新鲜，觉得对自己产生了“启蒙作用”。后来，董必武又看到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机关报《民报》，觉得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很合自己的想法，认为其目标明确，符合民意。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正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进行大论战。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里公开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号召实行民族民主革命。《民报》连续发表了批驳改良派的文章。董必武以严肃的态度，认真研究两派的纲领和主张。经过反复思考和鉴别，他认识到康、梁的主张虽有进步的地方，但终究冲不出清朝帝制统治的范围；而孙中山采取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是适应世界潮流和中国国情的先进纲领。董必武后来回忆说，他从《民报》与《新民丛报》12条根本分歧中，认识到康、梁的主张是非革命的。他开始感到《新民丛报》的观念“浮薄”，后来看到改良派办的《庸言》，“更断其落后”。

与此同时，社会现实和爱国斗争也在深化着董必武的思想认识。

近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中国留日学生身临其境，痛感民族危机，掀起了一次次的爱国救亡热潮，对国内人民产生了很大的震撼和促醒作用。董必武从日知会的报纸杂志和秘密书籍中获悉：1904年4月，留日学生声讨沙俄罪行，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由拒俄御侮发展到武力反清；1905年，鄂湘粤三省人民发起收回粤汉路权运动，留日学生也为此组成鄂湘粤三省铁路联合会，积极开展斗争；同年12月，为抗议日本内阁文部省拟定的取缔留日学生规则，中国留日学生8000多人实行总罢课，有200多人弃学回国，《警世钟》《猛回头》的作者陈天华愤而投海，以死抗议。这些斗争，犹似大海的波涛，冲击着孜孜探求革命真理的董必武，使他确信中国只能走革命而不是改良之路。

1906年10月，同盟会在湖南萍（乡）浏（阳）醴（陵）发动起义。孙中山派人与刘静庵、梁钟汉联系，让湖北也策动起义以作响应。正在筹备之际，接近日知会的郭尧阶向武昌巡警道冯启钧告密。冯于1907年1月大肆逮捕日知会成员，刘静庵、殷子衡、张难先等九人先后被捕入狱。为逼迫刘静庵供出联系湖南革命党密谋起义一事，冯启钧动用各种刑具对刘静庵施以苦刑，打得他“血肉横飞，肉尽骨见，死而复生数次”，“自首至踵趾无寸肤完”，但刘静庵始终“颈挺不稍回曲”，“慷慨言中国危殆”，被人称誉为“铁汉”。清廷未能从刘静庵口中得到任何密谋起义的证据，只好把他投入监狱长期监禁，1911年瘐死狱中。刘静庵勇斗法庭的事迹广泛流传，正直的人们为之扼腕痛惜，视刘静庵是自己“启蒙师”的董必武更是激愤万分。刘静庵的忠贞救国和坚韧不屈、清廷的惨无人道和暴虐统治，加速了董必武思想的转化。

面对人民的愤怒反对，清朝统治岌岌可危。为了保存其摇摇欲坠的政权，防止发生革命，统治朝政20多年、将中国带入灾难深渊的慈禧太后，也作出了实行“新政”的姿态，表示要“预备立宪”。1907年，湖北省开始筹备咨议局。1909年，湖北举行了咨议局选举。选举结果仍是清朝的旧官僚当选为议长、副议长，而政治腐败依旧，老百姓生活依然艰难。现实生活再次使董必武认识到，梁启超等人鼓吹的君主立宪是不可能给百姓带来好处的，改良的道路挽救不了中国。

经过抉择，董必武毅然抛弃了康、梁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思想，转变成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