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医学产生的文化背景

1.地理环境的因素

黑格尔说：“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地上，把他们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面。”（黑格尔《美学》）而中国正是拥有着分明的四季和辽阔的土地的国家，它北有戈壁，西有世界上最高的青藏高原，东、南濒临浩瀚的海洋。对四周隔绝的最大补偿，是我们拥有开阔的腹地，拥有黄河和长江，它们共同铸造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伟力，培养了我们团结一心的精神，正是在这种独特的生存空间中，形成了一种内向的、求稳定的文化类型。

学者金克木认为我们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两种文化：一是长城文化，即隔绝、阻塞的文化；一是运河文化，即南北贯通的文化。这两种文化从未出现过西方文明史上的世界地理的大发现、大探索，它缺少阿基米德那种“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整个地球”的雄心。中国古人始终把精力放在内向自足的探求上，而没有向外扩张的企图，有着文化的保守与固执；道教则更无西方宗教的那种急于扩张并试图压倒一切的企图，并且它把宗教的神秘化更多地用在语言形式上，创造了许多隐语来维系自己团体的独立性和纯洁性。

对远古的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知识是星占历算、祭祀仪轨、医疗方技。星占历算是把握和探索宇宙的知识，但这种知识主要是为了对应人事，解释人事。祭祀仪轨是整顿人间秩序之学，其主要目的也不是维护神的统治，而是维护人的统治。医疗方技是洞察人类自身生命的学问，它的重点是在尊重客观现实的基础上，强调人的主体意识的发挥。其中天地人三才密切相关，息息相通。正是远古文明在大方向上给予我们把握与引导，才开始了东方文明几千年的伟大探险。

2.社会结构及其伦理中心

世界古代文化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希腊文明以其航海性质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巴比伦文明以其游牧性质强调人与神的关系；中华文明以其定居农业性质强调人与人的关系，并确立了血缘宗法体系。

农业自然经济将远古的中国人束缚在土地上，宗法制的延绵不绝及其后的专制政体的长期持续则进一步加强了社会生活各层面的紧密结合。“家国同构”和“君父一体”使个人消融在类群当中，并从中培养出安居一处、崇尚中庸的人群心态。这种文化以保持现有的有机系统的和谐稳定为目标，以伦常规范和道德教化为“修身之本”，从而使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铸为一体，形成历史经验加人际情感、服务于现实的实用理性。而医道作为伦理——政治型文化范式下的产物，也无处不带有其特征，它肯定变易，又认同“圜道”，并将五行生克之学发展为极致。

梁漱溟先生在论及中国文化时说，中国社会有两大古怪点：一是历久不变的社会，二是没有宗教的人生。

其实这两点是密切相关的，都是由中国特有的社会政治结构所造成的。这也是西方人论及中国文化时所关注的要点。如黑格尔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无从发生任何变化”（《历史哲学》）；马克思也曾提及“亚洲的静止的社会状态”；伏尔泰则认为中国的“政体实际上是最好的，是世界上唯一完全按父权建立起来的帝国”。赫尔德说：在中国，一切都“就范于政治文化，从而无法摆脱政治文化的模式”（《德国思想家论中国》）。即：中国的伦理政治文化及其内在调节机制有效地保持了社会的恒久不变，同时也避免了宗教的迷狂。

事实上，中国人对宗教始终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对中国人来说，“百神之殿永远不会客满”，这体现了中国之道的兼容性和包容性。在中国之道中，从来没有极端的对立与冲突，阴阳观念绝不同于西方的善恶，它不是光明与黑暗、上帝与魔鬼的斗争，而是彼此依存、渗透互补的一对范畴。

另外，中国人追求的是现世的荣耀与幸福。中国人不是“信而好神”，而是“信而好古”，有着一种对圣贤及经典的迷恋。即便是对佛教，中国人也多是采信其哲学的层面，正如梁启超所言：“（佛教）其证道之究竟也，在觉悟；其入道之法门也，在智慧；其修道之得力也，在自力。”中国人所接受的多在其哲学方面，而不在其宗教方面。

而宗教对西方人而言，则是他们主要的精神动力之一，伏尔泰曾言：传道士不过告诉孩子们有上帝存在，牛顿则向他们证明了宇宙确是上帝智慧的杰作。牛顿对上帝的深信不疑正是激励他探求宇宙秩序的力量。事实上，16世纪英国医学的发展也得力于上帝的观念，如治病救人是响应上帝的召唤，发现人体机能的奥秘和药物的本性是执行上帝的使命，等等。总之，西方医德和医学研究的热诚大多源于对上帝的信仰。而在中国，医学的使命不外乎三条：“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张仲景《伤寒论·序》）其注意力只在人间万象和实用理性，而全无宗教的意味。

3.中医学产生的人文背景

在不同于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医学并不是人人皆知的学问。而中医对于中国人而言却是几乎人人皆知。更确切地说，是“百姓日用而不知”（《周易·系辞》），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比如，我们中国的老人鼓励小孩子玩沙子，并不是在追求西方所谓的培养创造力，而是认为这样可以“败火”。中国许多生活用语都记录着人的心理状况和生理状况相对应的关系：如“撕心裂肺”，人悲伤时，肺是首当其冲承受心理冲击的脏腑。“肝肠寸断”也与中医的“心与小肠相表里”“肺与大肠相表里”等有关。

西方的科学型文化将宇宙论、认识论和道德论分门别类，并重视本体论的探求。在中国则将这一切混为一谈，人们往往以生命过程及其运动方式与自然规律进行类比，并从中建立自己博大精深的概念和理论体系。

这里必须谈到中国社会所独有的一个特殊阶层——士。无论是古代社会的“士农工商”、中华民国的“商士工农”，还是毛泽东时代的“农工士商”，“士”作为其中的一分子，虽然地位不很稳定，但始终是我们社会所无法回避的重要现象。作为社会独特的一群，他们超越了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和闭塞性而处于流动之中，有着全国性的广泛交往。所以士阶层注定是社会中最敏感的人群，文士更是人类社会敏感的神经，他们对社会的感知和反射极为敏锐，有时具有超前性，是最投入的演员和最清醒的看客。他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他们的双重人格使他们进而为政，退则修身，并由此形成中国文化最具特色的两套系统：一是政治文化，一是养生文化。

因此，生命之学对古代知识分子来说是一门必修课，“气一元论”是道德教化中的要点，修养体内之气以达到浩然和谐的表象，是每一个知识分子取得超越世俗的最高手段。医道也由此不再仅仅是治病之道，它关涉每个人的精神内涵和人格确立，关涉我们对宇宙万物整体的认识。于是一个独特的、不同于其他医学的一种新型医学就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产生了。它不对生命做抽象的、纯思辨的理论探索，而是从对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等自然节律的尊重中，对人的生老病死做一种直观的甚至是诗意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