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医文化的特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中医文化归纳出以下几个特征：

1.强烈的历史意识

如果仔细考察我国称之为圣人们的思想体系，会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即他们都鼓吹复古，如老子要回到“结绳”之治；孔子赞美“郁郁乎文哉”，一心想恢复周礼；墨子则以大禹时代为至高理想……如果说古希腊文化所代表的是一种不断地否定自己已经认识的事物以求得进步的否定型文化——一种以支流而汇百川的形式向前发展的文化，那么，中国古代文化从一开始就以宇宙和生命的内在统一性为出发点，则是一种源头型的文化，未来所做的一切都只能是对这一源头思想的肯定与发扬。

这是一个过度早熟的文化，从产生开始，它就有着圆融与丰满的特性，否定它，便是否定了我们自己。在中国，浩瀚的历史长卷无非在表明我们对传统的尊重和对历史的执着，我们既是传统的捍卫者，也是文化的诠释者。

如此强烈的历史意识表现在中医文化当中，造就了中医学浩瀚的注释、发挥之作，而很少有超越经典的标新立异之说。这种寓创造于解释，寓革新于继承的发展模式，保证了中医发展的连贯性和继承性，使得千百年来的医学理论及其表述方式、评判标准等有着系统的一致性，但也在某种程度上约束了医家的创造性。言医者，动辄高语黄帝、神农，侈谈《灵枢》《素问》，视神农、黄帝为儒家之二帝或三王，将仲景、华佗比作儒家之孔孟，有唯唯诺诺之嫌。当中医的发展面对西方医学的强大攻势之时，便产生了深深的困惑：是固守传统，还是趋时附庸？……何去何从，还应该基于我们对传统的深刻反思。

2.服务于现实的实用理性

从文化类型上讲，西方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持久而坚定的宗教信仰；中国则重视人与人的关系，没有宗教的迷狂，强调的是政教合一的血缘根基。

从商周巫史文化中解放出来的先秦诸子百家，既没有沉迷于抽象的思辨之路（如古代希腊），也没有去追求断绝轮回离苦得乐的解脱之道（如印度宗教），而是执着于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

这种实用理性不是讲究精确概念的辩证法，也不是否定的辩证法；而是讲究人生哲理的辩证法，是强调和谐的、互补的辩证法。它不追求严格的推理形式和抽象的理论探索，而是满足于对事物的笼统模糊的整体直观把握。但无论如何，这种实用理性既阻止了思辨理性的发展，同时也排除了反理性主义的滥觞。

中医学是服务于现实的实用理性精神的最完美的体现。其实用作风使得中医始终将其注意力放在实用化和临床化上，如临床发展就由唐代的七科到宋代的九科，再到元代的十三科，越来越细致而周密。中医理论的发展总是隶属于临床医学的进步，其理论要么是对经验的理论概括，要么是治疗学上的理论。人们常常根据个人临床经验诠释经文，从而赋予经文以临床治疗学上的意义。这就形成以《灵枢》《素问》等经书统贯后世大部分临床医学著作的局面。

3.有机的自然主义

有机的自然主义是指中国古代思想界拒绝用任何形式的超自然主义或机械论来看待世界。中国古代思想界始终处于一种融合的趋势之中，而很少像西方人那样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很多人看来，道家的出世与儒家的入世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理念，但事实上，二者都是从高度的道德观念出发，而不是从宗教神学出发，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他们都致力于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一个人间的乐土。对中国人而言，尘世并不虚幻，贤明与公正是可以通过人的努力而求得的，男女之间关系正常的家庭生活是自然的人生之道，人类并不需要强有力的神学思想，而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拯救。

因此，中国哲学无论是儒墨老庄还是佛教禅宗都非常重视感性心理和自然生命。天地人三才都遵循着同一的规律（道）而充满盈盈生机，万事万物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通过同化而共同生长不息。

有机的自然主义的核心便是“天人合一”。这是一个具有反馈功能的天人相通而“感应”的有机整体，它强调和谐与完整，而不是对抗与斗争；它主张天人相合，而不是天人分离。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是自然的荣耀；是自然的认识主体，也是它最终的目的。

这种有机的自然观使得几千年中国医道虽老而不衰，始终保持着非凡的、旺盛的活力。即，它强调宇宙的统一性，宇宙被视作不可分割的实在，它是永远在运动的、具有生命的有机体，体用不二，灵肉合一。这是我们东方之道世界观的出发点和核心，也是医道的出发点与核心。

4.超越语言

中国文化喜欢强调它空灵淡雅的性灵境界，对任何事物都没有严格定义的概念。因此，当人们交流自己的经验时便会感到语言的局限，而常常运用隐喻、象征或诗的语言来避开逻辑与常识的约束。如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就是在描述我们语境中的这种困境及其“道”的不可描述性；禅宗的公案更完全拒绝用语言来传授教义；还有日本的禅诗“树叶落了啊，一片盖着一片，雨点打着雨点”，古老的神话等，都是在以不同的方式来解决这种语言的困境。

这种语言困境同样体现在中医中。这也是我们称其为医道，而很难称其为医学的原因之一。因为称其为“學”（“學”字上面为手持爻辞，下面为戴帽之学子，是教化蒙童之义），就必须有精确的概念定义和逻辑推理。但在中医中，我们很难做到这一点。如中医对脉象的描述，“春日浮，如鱼之游在波”（《素问·脉要精微论》），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它的阴阳观更是强调直觉与理性的互补，是超越感官的知觉，而这种知觉就其本质而言是超越语言的，这也就是我们在解读中医概念及观念时常常感到力不从心的原因所在。因为东方哲学始终不离自我体验及体悟，生命之道更是这种以“己”证“道”的先锋与典范，这种个性化的体悟很难用精确的概念来定义，常常是“说”不来，也“学”不来的。它的传承要么是体悟“高手”的确认与指认，要么是甘于独守漫长的寂寞，但中国哲学与医学从不担心自己这种认知体系会没落，禅宗六祖慧能早就指出：“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只缘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一旦我们从虚妄的“迷”的状态走出，我们便得解脱，便得智慧，便进入“道”的境界。

“道”字从“首”（代表头脑与智慧）从“辵”（代表奔跑与速度），其空灵飞跃之义溢于言表。学问可以复制，可以积累，可以反复使用；智慧与觉悟则不可复制，它是一点灵光，而且直指人心。“道”“学”之差别正如形而上与形而下，理解中医也有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差别。形而下有如“肺在上，肝在右”。形而上有如“左肝右肺”，肝在右而其气在左，主“升”；肺在上而其气在向下，主“降”。形而下重表象，形而上重气化；一个看现象，一个看本质。

正如李泽厚所言：“现代医学大概需要再发展几十年之后，才可能真正科学地严密地解释和回答中医凭千百年经验所归纳和构造的这一整套体系。因为目前西医的科学水平还处在局部经验概括的理论阶段，对作为整体性的人的生物——生理机制还极不了解，也就暂时还不可能真正解答中医所提供的种种实践经验及其理论体系……”（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