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医学是多元文化的产物

中国古代文化以其思想源流大致可分为：天人文化、人文文化、大一统文化。而医学学术的产生、分野、整合、定型与这三种文化影响紧密相关。

1.天人文化

天人文化指以伏羲画卦而建立《易经》天人之际的文化为基础，是原始的、质朴的、科学而哲学的文化，并经夏商周三代演化为以易理为中心的天人思想。

在此阶段，医巫不分，如同巫与王室的结合，医学亦掌握在帝王手中。于是黄帝制音律，大禹为禹步，汤以身祷于桑林，神农尝百草。作为中华民族经典的《易经》更是“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经伏羲画八卦，文王为六十四卦，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受到上古、中古、下古不同时期文化的影响，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不同凡响的地位与作用。

（1）天人文化经典——三坟五典

“坟”是指“三皇”之书，“典”是指“五帝”之书。“三皇”指伏羲、神农、黄帝。“五帝”的指称则很能说明中国文化的一些问题，例如：

阴阳家将古史五行化，“五帝”指伏羲、神农、黄帝、尧、舜。

《吕氏春秋》亦以五行、五方规范古史，视“五帝”为黄帝（居中，为土德）、伏羲（居东，为木德，称青帝）、炎帝（居南，为火德，称赤帝）、少皞（居西，为金德，称白帝）、颛顼（居北，为水德，称黑帝）。

中国文化成型期的代表作《史记》在《五帝本纪》中却提出一种新的解释，即五帝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其中黄帝（图1-5）为五帝之首。（《宋书·志第十七·符瑞上》记述：“黄帝轩辕氏母曰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黄帝于寿丘。”）关于黄帝，较早的文献见于《逸周书》《国语》《左传》等，《逸周书》说黄帝是上古时的英雄，曾协助炎帝打败了蚩尤。孔孟并不特别推崇神农、黄帝。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以黄帝为五帝之首的本意恐怕与汉初黄老学术大盛无太多关联，而是大一统观念的具体体现，且看下文。

其具体记述为：黄帝娶西陵之女嫘祖为正妃，生二子青阳与昌意，昌意生子高阳，即颛顼（黄帝之孙）。颛顼崩，青阳之孙高辛立，即帝喾（黄帝之曾孙）。帝喾有四妃，其子皆有天下，元妃姜嫄生后稷（周祖），次妃简狄生契（殷祖），次妃庆都生帝尧，次妃常仪生帝挚。继帝喾位者为尧，继尧者为舜。《史记·五帝本纪》载，舜乃昌意之第七世孙，即黄帝之第八世孙。

其中有两点需要注意：其一，黄帝是颛顼、帝喾、尧、舜等四帝血缘上的先祖；其二，这是一个由一位男性统率的庞大国家，有着无上的权威及无穷尽的对这种权威的继承。

而在司马迁《史记》之前，姜嫄、简狄、庆都等都是中国感生神话中最灿烂夺目、至高无上的女性，如传说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后稷”，简狄“吞燕卵而生契”，修己“吞薏苡而生禹”（王充《论衡》）……中国姓氏最早的起源与感生神话不无关联，圣人们大都“因生以赐姓”（《左传·隐公八年传》），故周为“姬”姓，因履大人迹而得姓；“卵”又曰“子”，故殷人姓“子”；苡与姒同字，故禹姓“姒”……即“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春秋公羊传》），并因感应所物而得其姓。这是中国母系文化的鼎盛时期，女性是生命、种族衍化的主角，故姓氏之“姓”为“从女从生”（《说文》）。

因此，《史记》在《五帝本纪》中对历史的重新整合，意义非同寻常，影响深远，体现了大一统文化的意志与特征。

其意义有二：

首先，不仅确立了黄帝在政治、文化上的正统地位，而且把不同文化因素从血缘根基上统一起来。如果说“三坟”本来代表着一种多元的文化组合，那么《史记》作为大一统政治下的产物，则故意将历史纳入黄帝的羽翼之下，将我们从伏羲、女娲的后裔变为黄帝的子孙，并为先秦业已形成的宗族意识做了一次总结，彻底结束了原始巫文化的母权时代，而代之以父权时代。

其次，司马迁的另一目的是，从五帝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着眼，来重新评定历史。如黄帝“平定蚩尤”，是中国历史传说中的第一次部族大战和第一次一统；黄帝“置百官”，是文官体制的创立；“封禅造历”是用时间历律来约束历史的。所以孔子对“黄帝三百年”一语的解释相当到位，即“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大戴礼记》），黄帝对中国文化的开创之业，功不可没。颛顼“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史记·五帝本纪》），不仅在文化统治上更为细致，而且在黄帝的基础上扩大了疆域。帝喾则“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史记·五帝本纪》）。帝尧在文化上更是功勋卓著，他确定历法，敬授民时，定一岁为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并且以“德”治国禅让天下，确立刑法而殛鲧等。舜以孝德取天下，扩疆土于夷蛮，命大禹治水、命后稷播百谷以济民、使契敬敷五教、以伯夷典礼、以夔典乐……至此，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涵及法则已全部显现，如同舞台已经搭就，剩下的就看后人的发挥与表演了。

（2）天人范畴的组合——钻龟·陈卦·枚占

在此阶段，确立了“天—人”这一中国文化最高范畴。

天人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是确定了一种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它利用中国汉字语义的多义性、模糊性、秘藏性等特点，以物喻象，取象比类，形成中医特有的“模式思维”，它思维的起点不只是概念，而且是模型；对事物的判断不仅是判断，而且是模拟；求知的方法不只是推理，而且是模式。思维方式和文化类型的确立，使得东西方在文明形成之初就打出了自己为之奋斗的目标标语：西方是“认识你自己”，强调本体及个人意志的张扬；东方是“天人合一”，执着于天道与人道的和谐。

（3）医学体系的草创——三世之书

此时医分三家，正所谓“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礼记·曲礼下》）。三世指“三世之书”（黄帝针灸、神农本草、素女脉诀）。在中国医药系统中，神农派当是经方派的起源，经《神农本草经》→《汤液经法》→《伤寒论》→《新修本草》→《本草纲目》等而蔚为大观；黄帝派当是医经派的源头，经《黄帝内经》→《难经》→《针灸甲乙经》……而领数千年风骚；素女之书现存多为房中之书，并相传素女是黄帝的房中老师，所以素女派是房中派的开始，后游离出医家，为道教所用，且体系庞大。

这时，中医文化的另一个特色也开始显现，即神仙派的形成。从先秦到汉初的医术，称为方技，或方士医学，方士可说是宗教化的巫，追求长生不老的神仙信仰，发展出各种求仙成仙的方术，有不少方士出身的医者，称为方士医。在战国时代燕齐一带的方士将神仙学说、方技、术数与阴阳五行学说融为一体，形成了方仙道，盛行于世，到了秦汉与黄老道融合则更趋于成熟，主要以长生不死与得道成仙为其宗旨，与原始巫术医学有一定的关联性。周晚期的仙道，主要可以分为行气、药饵、宝精三种系统，即导引行气、服食炼养与房中益精等养生技术，着重于内修与外养，有了成套的养生思想体系，为医疗经验的建构打造出雏形。

2.人文文化

人文文化指由周秦百家互为异同，到秦汉演变为儒道墨三家的独立形态。这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辉煌的时期，是各种思想定型和完备的时期，也是医学的发展期。在世界历史上，公元前600年至前300年这一时期也是世界哲学形成思想体系的重要时期，其间，人类的直观语言也达到了成熟与能量的高峰。

此阶段的特点是：丰富、多义、理性。

在此阶段，完成了医与巫、医与哲学的二次分化。

（1）医学的独立

首先是医与巫的分化，意味着理性的增强。此时的巫已不具备原始文明那种部落领袖般的风范与百科全书式的睿智。他们只是掌握某些术数的方士之流。随着理性的增强，医巫之争自然显现。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曰：“……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

此时的病因则不再是先前的鬼、食、蛊，而是另外三条，“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张仲景《金匮要略》）

但医与巫的分化此时并未泾渭分明，随着医学理念的逐渐成熟和阴阳五行学说深入人心，医学正从原始巫术中脱胎换骨，踏上新的征程。

而医道与哲学的分化则形成了《内经》自己的哲学理论，其内涵包括：

其一，以人为哲学的中心。

其二，强调宇宙的统一性（气一元论）。

其三，注重事物的功能、结构、平衡。

其四，某些哲学范畴也是中医范畴，如气、形、神、阴阳五行等。

同时它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首先是对阴和阳进行了具体的量的区别，提出三阴三阳理论。其次是六气、元气说等扩大了中国哲学对气的认识。此外，它将五行的类比搞得更为完备，虽有些烦琐，但其以人及人体为核心的医道观也大大丰富了中国哲学的视野。

（2）医学体系的建立

中医经书在此时已初具规模。据《汉书·艺文志》载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方技略》记述，这时有医经7家，经方11家，房中8家，神仙10家，共计36家。大多托黄帝、神农之名所作。此时当为医家的百家争鸣时期，而《黄帝内经》作为汉代大一统的产物，它融合了各家之说，或是各家学说的一种总结，同时，又成为未来各家学说的开端。

《七略》中关于方技各派的定义为：

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慈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愈为剧，以死为生。

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故谚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

房中者，情性之极，至道之际，是以圣王制外乐以禁内情，而为之节文。《传》曰：“先王之作乐，所以节百事也。”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及迷者弗顾，以生疾而陨性命。

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然而或者专以为务，则诞欺怪迂之文弥以益多，非圣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不为之矣。”

此方技四种，实际上并非毫无关联，当是以医经为基础，经方为自然之用，房中以自身为用，神仙则为最终所求之真境。

这时，对医学影响最大的应为阴阳家、方士神仙、道家之著述和《易经》。

（3）医学内涵的确立

首先是阴阳家对医学的影响。阴阳家是先秦晚出的一个思想流派，据《七略·诸子略》记述，“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羲和是古代专门负责观察天象以确定季节的天文官员，属上古天官，所以阴阳家学说始终与天文律历等有着关联。（具体见本书《黄帝内经》天道观一章，此不赘述）

总而言之，阴阳家学说的结构是以自然法则为基质，以人事法则为归宿的系统。它对医学的重大影响在于它的同类相应的天人观。它以“类”横贯一切事物，并将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划分为金木水火土五大类，这是关于事物间朴素运动关系的自然哲学学说。这一学说对认识人体与外界，以及人体四时藏象间的相互关系有着重大意义。

阴阳家者言有不少存于《管子》五篇：《幼官》《四时》《五行》《心术》（上、下篇）。此外，还有《吕氏春秋》中的《应同》《召类》两篇。

《管子》是一部反映管仲及管仲学派思想的著述总集，托名管仲，系以人名书。此书兼有春秋战国和秦汉的文字，非出于一人一时，其中一些篇章记录和反映了管仲的言行，成书大约在战国时代，最后由西汉刘向编定。当时共八十六篇，今实存七十六篇，分为八类。其内容涉及天文、历数、哲学、医学、经济、农业、政治等。

其中，《幼官》篇以五季与五色、五味、五声、五气、五数、五井、五火相配属。

《水地》篇讲述了地为“万物之本原”与水为“万物之本原”的关系。管子认为地是万物植根生长之处，水为地之血气。水兼备各种才能，就像人身的经脉一样流通于地下，滋养万物。万物依托水而生长，水是万物的根本。

《内业》篇中有对“精气”的论述。管子认为精气是一种更为精微的气。人的四肢、九窍及内脏活动，都是以“精气”为本源。精气维持着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

《四时》篇以四时配五行、十干、五方。

《五行》篇以五行配五祀。

阴阳家公认的创始人物是战国时齐国稷下学者邹衍。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以阴阳家居其首，指出“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邹衍学说有以下三个要点：①深观阴阳消息，以阴阳二气的消长来说明季节的变化。②禨祥度制，即天瑞天遣说。③五德终始说，以五行相生相胜解释朝代兴衰。如黄帝时“天先见大螾大蝼，……土气胜，……尚黄”；禹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木气胜，……尚青”；商汤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金气胜，……尚白”；文王时“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火气胜，……尚赤”（《吕氏春秋·应同》）。如此类推，这就是五德终始说中的五行相胜说。这种学说或许荒谬，但却影响深远。

至东汉末年，对古史系统的整理又衍生出新的代系，以五行相生说重排五德终始表。由《易传》中“帝出乎震”一语，认为帝王应从木德始，伏羲为木德，生火德（炎帝），火生土（黄帝），土生金（少皞），金生水（颛顼）。这两种说法看似简单，却导致了中医理论的一些大变化。

顾颉刚曾言：“五行是中国人的思想律，是中国人对于宇宙系统的信仰；二千余年来，它有极强固的势力。”（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五脏与五行的配属就是其中问题之一。

战国末至西汉中期，五脏与五行的配属如下：脾属木，肺属火，心属土，肝属金，肾属水。例如：

东汉许慎《五经异义》曰：“古《尚书》说：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肾，水也。”

西汉扬雄《太玄经·玄数》：木，藏脾；火，藏肺；土，藏心；金，藏肝；水，藏肾。

以上的五行五脏的配属是一种重视解剖实体部位的配属，人体面南俯伏于大地，则上为南、为肺、为火；右为西、为肝、为金；左为东、为脾、为木；下为北、为肾、为水；中央应心宫，为土。

《内经》的五脏归属是肺金、心火、肝木、脾土、肾水。除肾水相同外，其余五脏皆不同。这是重视功能象数方位的一种配属。

在两种五德终始说中，唯一不变的是黄帝为土德，而心为体之君，九窍为官（《管子·心术上》）；“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荀子·解蔽》）；“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主”（《春秋繁露·通国身》）也是不能改变的，汉以后，朝野力主改秦水德为土德，取土胜水之义，于是“心”这个至圣至明五脏之主，也应属土，所以心配土德。但自从刘向在《汉书·郊祀志》中据易理大倡“汉得火焉”，主张汉“为火德”之后，东汉光武帝便颁令改制，更汉为“火德，色尚赤”（《后汉书·光武帝纪》）。于是，这一政治行为使学术思想从重土转为重火，并且出现新的五行五脏配属法：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肾水。其模式与后天八卦（图1 -6）相和，上心火、下肾水、左肝、右肺、中央脾土。

而这时结集而成的《黄帝内经》正是顺应当时的政治思想文化，没有采取原来的解剖型配属。古人并非不知“肺为华盖”在上，肝在右的解剖位置，而其“左肝右肺”之说坚持其功能性配属，重点强调五脏之气的运动属性，而非实体脏器。即肝虽在右，但主血为阴，其气向左（阴气左行，当升）；肺虽在上，但主气为阳，其气向右（阳气右行，当降）。又，左肝属东方，为震卦象，阴中有真阳，故肝木主动；右肺属西方，为兑卦象，阳中有真阴，故肺金主静（古代战场鸣金则止，也是取其静义）。又，左青龙，右白虎，故肝肺二经得病，不易调伏。对养生家而言，肝木之气如龙，易变动飞扬；肺金之气如虎，不易均衡节制。故降龙伏虎，入静最难（图1-7）。

由此，最终完成了中国传统医学区别于西方医学的最为重大的变革。

3.大一统文化

大一统文化指以《吕氏春秋》的出现为开端，经《淮南子》的结集及董仲舒的“别黑白而定一尊”（《史记·秦始皇本纪》）而形成的文化一统局势，后虽经魏晋南北朝的演变，形成儒、释、道三家鼎峙、互为盛衰的局面，但大一统的文化格局与势力始终未曾改变。《黄帝内经》正是大一统文化的产物，并且是大一统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

如果说公元前600至前300年是我国文化分野的高峰，那么，从其末期开始，则出现了学术思想由分化而趋混合的局势。从战国中期到西汉前期，跨越学派进行综合整理，推动文化在更大范围内融合的总结工作，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指在齐国稷下学宫形成《管子》一书。其中包含老子、庄子的哲学思想，有儒家的伦理学，有法家的政治学说，有阴阳家的自然观。它本身就是文化融合的产物。由于该书重视老庄思想，被《汉书·艺文志》列入道家之流。

第二次是在统一前夕的秦国，吕不韦招揽各国学者，集体编写出《吕氏春秋》。

第三次就是在西汉前期的淮南王国，刘安召集各地学者数千人，形成当时最大的学术中心，于是有《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出现。“学者不论淮南，则不知大道之深也。”（高诱《淮南鸿烈解》）

（1）稷下学宫与《黄帝内经》之谜

《黄帝内经》，是一本关于天地宇宙、生命本质、生命现象的伟大著作；一本没有著者姓名，没有产生时间记录，也无从窥其原貌的奇书；一本慈惠无穷、垂训千载的长卷。她是中华传统医药的圣经，是几千年医药养生修炼的源头活水。是谁在什么时间、出于什么动机创作了她，这是一个永恒之谜，可以让人产生无穷的奇妙联想。

她与《伤寒论》极为不同，一个雍容大度，娓娓道来；一个紧张杀厉，阴霾痛苦。一个有着帝王贵族的优游风范；一个有着民间大医的忧心忡忡。一个是众圣关于经络气血的奇思妙想；一个是独自一人运筹帷幄关于众药的排兵布阵。一个是扶阳固本的典范；一个是寒湿泄泻的摹本。一个是向上平衡，培补真元，实践真人、至人的理想；一个是向下平衡，以攻为守，渴望实现保命全形的常人意愿。

显然，这是在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背景中产生的医学实践和医学理念。这重要不重要呢？这太重要了。在中国历史极为动荡的时刻（东汉末年），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贵族医学终于成型，也终于完结了。随着从事医疗实践的人越来越远离自然，越来越淡化生命与自然的直接体验，已经很少有人知晓《黄帝内经》丰富而深刻的生命体验的真正价值，她已经被高悬在圣坛之上，被不断地神秘化、程式化，她对经络气血的直接体验，她的生动与深刻被大大地衰减、削弱了。而以精粹、宏大的《伤寒论》为代表的平民医学却随着动荡不安的生活、奴役般的心灵和医学实践的浮躁，随着对自然、生命体验的浮躁不断地膨胀开来，形成了中华医药的洋洋大观……

于是，关于《黄帝内经》作者与产生时代的考证与推断则显得尤为重要。

有人说，产生《黄帝内经》的时期应是黄帝时期。不错，那是一个由无序变有序的时代，是创造并有可能辉煌的时代，是产生巨人的时代，创造的欢乐压倒了一切……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相比中国文字惊天动地的产生，写部《内经》似乎也算不上什么。但要明确的是，传说中的黄帝最初只是一个部族，而远古任何部族都有从母系到父系的转换与过渡，“帝”字既可以是男性生殖的表征，也可以是女性生殖的表征（蒂，花蕊，女性生殖的象征）。那么，《黄帝内经》所表现的长生观念及诸多的有关生命的体悟与直觉也可能是一种女性的直觉，尽管最后把它们落实在文字上的可能是众多的男性。但这仅仅是一种推测，因为在本书关于道教的一节当中还会论述到长生观念的来源，那可能是源于西北昆仑文明的一种孑遗，那里有女娲，有西王母，有女丑（《山海经》中的女巫），她们的形象都是怪异、奇特的，如女娲如肠，西王母豹尾、虎齿，女丑如蟹，嫦娥似蝉似蛾，但这个庞大的女巫集团始终被淹没在由男人来书写的历史的背后。即便是这样，在《左传》《史记》等文献中，我们依然能看到西王母对秦穆公、赵简子等大人物的引导与爱护，这种关爱是否如同素女、玄女们对黄帝的关爱，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些女巫是永生秘密的掌握者，这一点绝不容忽视。（图1-8）

还有人说，《黄帝内经》是春秋战国时的作品。因为那是中国思想史最辉煌的时期，有老子、孔子、孟子、荀子、墨子……再看看那时的医生何等了得：有医和、医缓，有文挚，有扁鹊，他们都是望而知之的高手。在诸多的医家中，也许有那么一小拨秘密的小团体，他们也许无缘如医和、医缓、文挚、扁鹊等由于接近帝王而载入史册，但他们有精深而细密的理论和高深的体悟，以及闲暇漫长的人生来创作，并托名黄帝写了这部旷世经典。那么他们会选择何时何地来实现他们的高谈阔论呢？

让我们接着设想，春秋战国期间，山东的人文环境最佳，那里是周公（周天子封于鲁国的第一任国君）、姜子牙（周天子封于齐国的第一任国君）的后裔居住的地方，他们来自西岐（女娲、西王母的故乡），东迁后在东部胜境建立了新的仙岛。春秋战国的动荡使得周代没落的巫医、太史、太祝、太卜们流落民间，他们都具有丰富的医疗经验、天文知识及书写能力，对他们而言，王室的衰落并不代表文化的灭绝，他们可以在民间街坊更广泛地传承宝贵的针道医理，而稷下学宫有可能是他们最佳的言论自由之地。在《素问·异法方宜论》中说砭石从东方来，而砭石正是针道的前身。而托名黄帝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他们有尊古的高尚情操和为善不欲人知的全德，也只有如此“德全”，才能安保医道传承的不绝如缕。另一个难言之隐也许是由于医、巫名势的日益衰落，他们不得不隐姓埋名，顺从时代的变迁，托名于远古盛世，以求长存。从“扁鹊内外经”及“白氏内外经”这种以具体的名氏来命名的书籍的湮没与消失，让我们不得不感叹他们如此高明的选择。

黄帝这个名称在战国时期再度浮出历史的台面，应该不是空穴来风。黄帝在儒家不占高位，却在阴阳家、道家、神仙家、医家、史家成为至高的偶像，完全是时代的因缘际会。当时列强的共同目的就是一统天下，称王称霸，而黄帝正是历史上一统天下的典范，尽管这个愿望先由秦始皇达成，并由汉武帝最终实现，但先期的各种准备不可或缺，历史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着漫长的准备与探索……

最初的实践就在稷下学宫所依托的齐国开始。黄老之学，始于战国末年，成于秦汉之际，大盛于文景之时。它是由阴阳家邹衍为代表的五德终始与道家的清静无为、天道观念、自然主义糅合而成，与儒墨言必称尧舜一样，它抬出远古的黄帝与老子并称，称为黄老之学。

黄老之学最初是由稷下学宫的稷下先生们从老子学说发展来的。其中心人物有宋钘、尹文、田骈、慎到、邹衍等，他们把老子学说、道家、法家与儒家的礼、文相结合，形成一种包容诸家的新思想，并用它来整顿社稷，巩固势力，使得齐国一度成为秦国的强敌。

其中，位于南楚之地的老子的学说如何传到齐国并成为稷下学宫的主流思想，是个有趣的话题。据《史记》载，田氏欲代姜氏有齐国，非一世之功。书中所谓田氏的祖先陈完正是齐桓公时因为避难从陈国逃到齐国的。随着田氏家族在齐国声势的日益扩大，不但受齐王的重用，同时又懂得笼络民心：以小斗征粮，大斗放粮。田常杀死齐简公后，为避免诸侯讨伐，在外交上主动归还了鲁、卫的失地，与各国修好，结果皇天不负苦心人，再加上齐国人民的信赖，终于使周天子于齐康公十九年（前386）封田和为诸侯，仍沿用齐国名号，世称田齐，以示别于之前的姜氏齐国，史称“田氏代齐”。

无论如何，田氏代齐的手法带有老子的阴柔，而齐威王（田氏，名因齐）建造的稷下学宫则是其政治理念得以宣扬的阵地，老子的“无为”加之黄帝的“有为”是否田氏家族想透过老子崇尚的阴柔以达到黄帝以德服天下的一统结果？还是想借老子学说压倒儒、墨、农诸家，并把齐威王塑造成黄帝的后裔，以“黄帝战胜炎帝”来为“田氏代齐”披上合理的外衣？总之，那是一个动荡的、充满智慧与伪诈的时代，但中国思想史重要的一种思潮就此拉开帷幕，从稷下学宫一直到东汉末年，黄老学说传承不断。《史记·乐毅列传》曾记述了这一派的传承：“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而这一时期正是《黄帝内经》从出现到成型的时期。

比较齐国的神仙思想和《素问·上古天真论》的真人、至人，比较邹衍的阴阳学说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比较宋钘、尹文的天道观和《素问》的气道理论，比较《孙子兵法》中的形势、道、法与《黄帝内经》的针道刺法等，不能不让人疑惑它们在语汇与立意上怎能如此相通和不谋而合。而《史记》唯一记述医家的一篇——《扁鹊仓公列传》中的主角的活动区域也与齐国相关，如扁鹊望齐侯之色。仓公（淳于意）为齐太仓长，临淄人，其老师公乘阳庆与之同郡，传仓公黄帝、扁鹊之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及接阴阳禁书。这说明齐境内的医疗事业的活跃与学术水平的高超。这些不能不让我们产生某种联想，《黄帝内经》的雏形有可能是稷下学宫的产物，随着《吕氏春秋》及《淮南子》对阴阳五行、宇宙时空诸多观念的梳理与终结性把握和汉代策问文体的成熟，为《黄帝内经》找到了一种最佳的体例和表述方式，于是，一部全方位体现中华智慧和厚德济生原则的伟大、旷世之作就此成型。

（2）《吕氏春秋》对中医理论形成的影响

《吕氏春秋》也是一部奇书。在思想内容上，它公开申明要采集诸家之长，超越门户之见。在写作形式上，它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部有统一体例、按预定步骤集体完成的理论著作，分纪、览、论三部，结构整齐划一，它创造的这种著述方式为后人集体编写或个人著述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吕氏春秋》对中医理论形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十二纪和《应同》《召类》两篇，同时，这些篇目也是汉代董仲舒等人阴阳五行学说的重要来源。

1）四时与养生——十二纪的宗旨指“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其具体指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三纪，一年共十二纪。《吕氏春秋》以四季配五行，将当月的季节、气数、天象、物候、农事、政令与相应的五行、五方、五音、五色、五祀及天干等相配构成一个庞大的框架，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第一次，其系统性也大大超过《管子》和邹衍的五行学说。

作者按四季的不同特点，将论文分属于四季十二个月之下。

春天主生发，故春三纪主讲养生。如《孟春纪》中有《本生》《重己》；《仲春纪》有《贵生》《情欲》；《季春纪》有《尽数》《先己》，还有《论人》和《圜道》则由人道推及天道，由养身论及治国。如，孟春之月：“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太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

夏天主生长壮大，燕歌虫鸣。故夏三纪主讲树人和音乐。有《劝学》《尊师》《古乐》《音初》《音律》等篇。

秋季肃杀，故秋三纪论用兵之道。

冬季主藏，故冬三纪论死葬之义和节操之论。

其中，作者将五行中的“土”排在季夏之末，其位中央，其色黄，其音宫，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其祀中溜，其数五。土虽不占有一个整月，却处在五行的中心地位。如此严整庞大的世界图式，对后世影响深远。

2）《吕氏春秋》的生死观和养生之道——《吕氏春秋》的生死观是健康的、科学的，它认为“始生之者，天地；养成之者，人也”（《孟春纪·本生》），人源于自然，长于社会。“凡生于天地之间，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孟冬纪·节丧》）这些观点都与《黄帝内经》相同。人虽不能长生，但可以通过养生方法终其天年，其具体方法如下：

第一，节劳适欲。《孟春纪·本生》中说：“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因此，人要“啬其大宝”（《季春纪·先己》），“知早啬，则精不竭”。（《仲春纪·情欲》）

第二，去甚。《季春纪·尽数》中说“凡食之道，无饥无饱”，不食“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咸”；情感不“大喜、大怒、大忧、大恐、大哀”；指出“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

第三，主动。指出疾病之生，皆由精气瘀滞而起。《季春纪·尽数》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郁处头则为肿为风……”故《恃君览·达郁》中说：“血脉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气欲其行也。若此，则病无所居，而恶无由生矣。”这种主动的健身观与后世主静养性的健身观有很大的不同。

（3）《淮南子》对中医理论形成的影响

《淮南子》一书，是汉代学者对汉以前的古代文化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汇集和综合，它是在汉代历史背景下，先秦百家之学的一个缩影，主要反映了道、儒、法、兵、阴阳和辩察之学。

书中的阴阳五行思想，扩大了五德终始所涉及政治的小范围，构造了一个完整的解释宇宙的总构架，这一构架竟为两千年间封建学者一致遵守；同时它包含了汉代天文学、地理学、医学、气象学所获得的新见解。因此，《淮南子》尽管大量采撷先秦的思想资料，它却是汉初学术思潮的产物，反映了汉初的时代精神。

建元二年（前139），淮南王刘安献《淮南子》一书给刚刚即位两年的汉武帝。建元六年，窦太后崩，武帝罢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独尊儒术。所以《淮南子》是儒术独尊以前最后一部能体现某种学术自由的巨著，是诸子百家之学的最后一次呐喊。

《淮南子》一书，其意义有四：

第一，它的概括性和系统性要高于先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是该书的宗旨。

第二，它的宇宙演化论和形神观，以其内容的丰富细致，超出了前人，影响了两千年的中国哲学史。它的天道自然无为论和阴阳气化理论，以及形神相依等思想，为中医学的气一元论打下了基础。

第三，它对事物特别是历史现象的认识，表现了辩证的思考能力。它还十分注意事物的复杂性、二重性以及转化。

第四，它在天文、地理、音律学、生理学等学科上的新见解、新知识，推动了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

1）《淮南子》的生命观。首先是形神观，它指出：

夫精神者所受于天也，而形体者所禀于地也。……故曰：一月而膏，二月而肤，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动，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体以成，五藏乃形。

——《淮南子·精神训》

又说：

形、神、气、志，各居其宜，以随天地之所为。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

——《淮南子·原道训》

人之所以能视、能听、能动等，在于“气为之充而神为之使也”。形、气、神三大要素的提出，是人认识自身构造的里程碑。

其次，它强调水土对生命的重大影响。

暑气多夭，寒气多寿；谷气多痹，丘气多狂；衍气多仁，陵气多贪。轻土多利，重土多迟；清水音小，浊水音大；湍水人轻，迟水人重；中土多圣人……坚土人刚，弱土人肥；垆土人大，沙土人细；息土人美，耗土人丑。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无心而慧……

——《淮南子·地形训》

2）《淮南子》中的神仙家言。《淮南子·原道训》中的“大丈夫”能“以天为盖，以地为舆，四时为马，阴阳为御”，“令雨师洒道，使风伯扫尘，电以为鞭策，雷以为车轮”。《淮南子·精神训》描绘的真人，“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涸而不能寒”，“出入无间，役使鬼神，沦于不测，入于无间，以不同形相嬗也”。《淮南子·地形训》说“食气者神明而寿，食谷者知慧而夭，不食者不死而神”，承认有长生不死的神仙。

淮南古属楚地，老庄之学影响较大。楚文化倾向于歌颂自然，探索宇宙奥秘，重辞赋文采，故《淮南子》中保存着若干相当有价值的神话传说，被视为与《山海经》《楚辞》《庄子》同等重要的原始神话文字资料的宝库。

在《淮南子·天文训》里，有共工触不周山的故事。这是医家很喜欢的一个神话，它关系到天地之气的运化是否有迹可循。医家强调天地门户说，所以重共工撞不周山之神话，天倾西北，地缺东南，形成天地之门户。

《淮南子·览冥训》还有女娲炼石补天的故事和嫦娥奔月的故事。《淮南子·本经训》有尧令羿射十日和禹治水的故事。《淮南子·修务训》有神农教种五谷和尝百草的故事。《淮南子·要略》有伏羲演八卦为六十四卦的传说。许多篇里都有神农、伏羲、黄帝这些半人半神的英雄的故事和尧、舜、禹、汤的种种传说。

另外，《淮南子》的宇宙生成论，参见本书《黄帝内经》天道观部分。

（4）《史记》与《汉书》的总结

如果说《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是大一统文化的前期铺垫，那么《史记》和《汉书》则是大一统文化的具体体现。

1）《史记》：文化精神的整合。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人。西汉杰出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幼年在家乡耕牧、读书；十岁随父到长安，就师于经学大师董仲舒、孔安国；二十岁南下游历，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考察风情；二十五岁仕为郎中，为武帝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并出使巴蜀，采访遗闻佚事，积累了丰富的史料。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官太史令，职掌天时星历，管理皇家图籍。此后，开始撰写史籍。天汉二年（前99）因对李陵兵败投降匈奴事有所辩解，触怒汉武帝，下狱受腐刑。后获赦出狱，为中书令，发愤著书，以鸣其不平于天下后世。经数年努力，终于完成皇皇巨著。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后称《史记》，是我国最早的通史。

《史记》从黄帝一直写到汉武帝，如此的大手笔，如此的气势磅礴，非司马迁莫能为。这是中国历史的第一次大整合、大评判，同时也是一场最为悲壮的写作。它是中国历史“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精神与汉武帝的强权意志剧烈碰撞的产物，它体现了人类正义的不屈不挠。强权可以毁掉司马迁的肉体，但司马迁的精神却顽强而坚定地活在这部伟大的著作中。

在其《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到，其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是对先秦文化流派的第一次整合、评述：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

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

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由此得知，司马谈所信奉者为道家，但又以史家的态度对其余各家给予公正的评价。

司马迁创作《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主旨。他列孔子为世家，称老子为“隐君子”，对孔子尊崇胜于老子，但他既非儒，又非道。受其所处时代的影响，他是大一统文化的支持者和体现者，是伟大的思想家和史家。

司马迁对文化整合贡献有二：

一是真实地记录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大一统政治思想文化时期的风云变幻。在这场血腥的斗争中，司马迁也付出了极沉重的代价——汉武帝一方面痛恨司马迁的敏锐与独特的历史视角，对司马迁施以宫刑，给他以精神上、人格上的重创；一方面又敬佩司马迁的才华，认为只有他才能够完成对这场历史变革的深度阐释。这毕竟是个有所作为的年代，无论是对汉武帝，还是对司马迁，都有着当仁不让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正如司马迁所说：“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小子何敢让焉！”（《史记·太史公自序》）

但无论如何，宫刑事件改变了司马迁，他不再是宫廷文化的附庸，而是以更广阔的视角来记述历史，他讴歌反叛者，写受害者，写暴君与酷吏，写刺客……历史就这样在他如椽的大笔下展开。同时也成就了《史记》在中国史书上的独特地位，它不再仅仅是史家之著作，而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的历史画卷。

二是确立了黄帝在政治、文化思想上的正统地位，而且把不同文化因素从血缘根基上统一起来。从这一点来看，司马迁的历史观与汉武帝有着共通性，他们都有着一统的渴望，这是汉代思想的共性，是他们无法回避的历史真实。大一统思想终结了春秋战国时的思想纷争，中国历史从此再无回头。

2）《汉书·艺文志》：文化典籍的整理。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和《七略》是我国最早的图书目录学专著。所载为西汉成帝、哀帝时整理文献的成果，并叙述了各家各派的学术源流及内容与得失。

刘向父子开始的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意义有二：一是把中国古代学术系统化。如刘向把诸子分为十家，且分别探明其源流。二是将中国古籍普及民间。在此之前，只有孔子布书于天下，刘向父子的工作使书籍易于传卖。

《七略》是把《别录》各叙录的内容加以简化，《汉书·艺文志》则是班固删定《七略》而成，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分类目录，是后代正史“艺文志”之始祖；共分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类，收书38种，596家，13 269卷。其中的《方技略》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医药学目录文献。

众所周知，汉以前，中国书籍曾遭遇两次浩劫，一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二是项羽的火烧阿房宫。但据《史记》载，始皇烧诗书百家语，“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奇怪的是，汉以后，诗书百家，燔而复出，医药诸书，未燔而散佚。例如，《汉书·艺文志》所载医书除《黄帝内经》，已全部佚失。这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原因可能有二：

一是大一统意志的体现。即留正统，去异端。如医经原本有三家（黄帝内外经、扁鹊内外经及白氏内外经），但只留黄帝之书。

二是去简就繁，重道轻术的文化趋向的体现。如《黄帝外经》可能简单、实用，以术为主，而《黄帝内经》则博大精深，以中国人好做学问的品性，自然趋之若鹜，就像《易经》一样，千百年来，研究者层出不穷，故《黄帝内经》存而《黄帝外经》佚。再将《素问》与《灵枢》相较，《灵枢》命运多舛，一丢再丢。详察之，《素问》主要是黄帝与岐伯、鬼臾区等师的问答，多涉及宇宙、人生、生命等大问题；而《灵枢》则主要是雷公向黄帝问道，且问题多不上道，在《素问》之末《著至教论》等篇，就流露出黄帝对雷公的不耐烦，所以医家更看重《素问》而非《灵枢》。

（5）董仲舒“天人宇宙图式”的意义

“大一统”一词即来自董仲舒的对策，他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自此以后，代表儒家之学的“六经”便成为中国古代学子必读之经典，从董仲舒以下，至清末康有为，凡著书立说，无不本诸“六经”。但董仲舒所谓儒家，已不是本来面目之儒家，而是儒家与阴阳家的糅合，他根本的学说即是那个无所不包的五行宇宙图式。

1）董仲舒的天人宇宙图式：他的天人宇宙图式是把天时、物候、人体、政制、赏罚统统分门别类地列入一个异事而同形、异质而同构的五行图表中，组成一个相生相克的宇宙—人事的结构系统，并以之作为一统帝国行政的依据。

董仲舒的目的主要是用这套宇宙论系统确定君主的专制权力和社会的统治秩序，并建立一套政治—教育的文官制度作为专制皇权的行政支柱。这个士—官僚的文官政教体系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历史革新，它与原始儒学建立在宗族血缘基础上的政教体制不同的是：它把政治伦理统治建立在宇宙自然秩序的比附上，并扩大了社会的人情关系结构（除宗族、地域外，“门生”“故旧”也盛极一时），将春秋战国时“横议”“乱法”之游士重新纳入社会组织，从政治制度上落实了儒家“学而优则仕”的理想，而其根本目的是维护一统帝国的稳定。而医家，由于始终未能正式纳入这一体制，而保持了相对自由的学术空间。“良相”与“良医”不仅仅是一种职位上的差异，更主要的是一个在体制内，一个在体制外，且二者都代表成功：一个救世，一个救人、救心。

实践证明，由董仲舒协助汉武帝确立的这套政治体系是非常行之有效的。众所周知，统一的信仰和国家学说是意识形态结构中的组织力量，而官僚机构是政治结构中的组织力量。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是通过儒生来组成官僚机构，便使得政治和文化这两种组织力量结合起来，实现了一体化结构。它的自我调节机制（如用周期性震荡消灭社会不稳定因素以恢复旧结构）保证了两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这个系统的巨大稳定性。

医家虽相对地游离于体制之外，但其基本理论的架构与中国社会一样也具有这种超稳定性，因为二者都是通过内在调节力量（如五行生克原理）来实现这种稳定性的。它们都不是从不变性来讨论稳定，而是从揭示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相互调节、相互适应的动态角度来考察系统的稳定性。当系统出现不稳定时，它的重点是去研究内部将发生什么变化，如何用内在调节力量将不稳定因素克服，并回到稳定状态。而这种动态机制正是保证任何生命系统不受脆性干扰，从而自动保持平衡。

2）董仲舒对阴阳家的改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突出人的主动精神，改变了阴阳家“使人拘而多畏”的被动状况。指出只有人，而不是任何其他事物，“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人，下长万物，上参天地”（《春秋繁露·天地阴阳》）。即，人在这个宇宙系统中有着极大的作用和意义，“天”只给予事物以可能性，要变为现实性，必待人的努力。

第二，重视宇宙系统的灵活性。即他的宇宙图式具有反馈功能，是具备自我调节功能的有机系统，追求整体结构的动态平衡。

第三，将自然人情化。这是与阴阳家最为不同的地方。他将孔子仁学中的情感心理原则输入这个宇宙系统，指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春秋繁露·阴阳义》）。即，视天人为一体，二者既有物质、自然上的相连，又有精神情感上的相通，这是秉承“天地之大德曰生”“天行健”的儒家精神，保持并发展了儒学和中国哲学的基本特色。

附：简明大一统文化史

秦汉大一统

1.焚书坑儒与独尊儒术 都力主禁绝异端，维护帝王一统意志。

2.今古经文之争 先秦六经至汉为七经、九经、十三经。

今文经：主张合时，学风活泼，失于空疏荒诞，谶纬神学。

古文经：主张尊古，朴实但失之烦琐。其训诂考据之风，对中国文化影响至远至深。

3.文化交流 边患、长城、丝绸之路，佛教西来（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建白马寺。

4.科技高峰

天文：《史记·天官书》。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张衡浑天仪。星占。

算学：《周髀算经》（西汉）。《九章算术》（东汉）。

地学：《汉书·地理志》。张衡“候风地动仪”。尚风占，对“气”学说的形成有影响。

技术：指南针。蔡伦造纸。

医学：《黄帝内经》结集成书。《难经》。张仲景《伤寒论》。神医华佗。

医官制度：夏、商时代，是“史”“巫”兼管占卜、星历、医药。周代，医巫分家，《周礼·天官冢宰》有四医：食医、疾医、疡医、兽医。汉代，太医令丞有二：太常负责百官医疗，少府负责宫廷。南北朝，出现最早的官办医校，有太医博士和太医助教。

5.文史 第一部文化典籍的目录学著作《汉书·艺文志》。《史记》《汉书》。汉赋，汉代文学：贾谊、晁错。修建长城、长安城。

6.道教产生

唐代大一统

1.三教共弘 表现了开放、宽容的文化心态。

道：唐太宗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建道观1 687所，道教名山有天台山、茅山、华山、青城山、王屋山。

佛：天台宗、华严宗、禅宗。

儒：孔颖达《五经正义》。

2.科举制度

先秦：世卿世禄制。

秦：军功爵制，客卿制，征士，荐举。

汉：察举制。

魏晋：九品中正制，是门第高低的标志。

唐：科举制、国家考试。摆脱了贵族化倾向，科举考试始于隋。唯才是举，扩大了政权的统治基础。既是选官制度，又是教育制度，一直延至明清。

3.文化

律诗：李白、杜甫、白居易。

书画：颜真卿、柳公权、吴道子。

古文运动与史学：

唐宋八大家之韩愈、柳宗元。史书：《晋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刘知几《史通》。

文化交流：佛经翻译，玄奘。中日交流，鉴真东渡。中朝交流。炼丹术西传。

建筑：长安城。大运河。

医学：《新修本草》。

医官制度：“太医署”制度，下设四科（医科、针科、按摩科、咒禁科）一园（药园），其中，医科学习《本草》《甲乙经》《脉经》等，针科学习“经脉”“孔穴”及九针补泻之法，按摩科学习“消息导引之法”和正骨复筋等技术，咒禁科学习“祝由”。

宋代大一统

1.文化上的“重文”政策 文运南移，杭州、苏州取代开封、洛阳。

2.教育（关键与成熟阶段）学校和书院。书院有官立、私立两种，主旨在于修身养性，探讨学术，有助于学派的形成（比如医学流派）。四大书院：应天、白鹿洞、嵩阳、岳麓。

3.儒学复兴，理学建构 以哲学思辨为最高范畴。

4.宋词与市井风采（《清明上河图》）

5.科技（巅峰时期）指南针、印刷术、火药武器。航海。印刷佛经（《大藏经》）。天文学最灿烂的时期：天学观测，新星观测，苏州石刻天文图，漏壶、圭表、浑天仪等天文仪器。张载的宇宙论。

6.医学 ①《宋史·职官志》曰：“太医局有丞，有教授，有九科医生，额三百人。”医分九科：大方脉（内科）、风科、小方脉（儿科）、眼科、疮肿、产科、口齿兼咽喉科、针灸科、金镞科。元代扩大为十三科，加杂医科、祝由科、禁科等。②《宋史·选举志》每年春季一次国家汉医学考试，分三场：一考三经大义（《素问》《难经》《针灸甲乙经》），五题。二考方脉及“五运六气”大义，二题。三考试诊和病案分析，三题。③设“校正医书局”，在校正、刊行医书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明清大一统

1.专制 政治专制，文化专制（文字狱）。

2.八股 “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顾炎武语）八股以程朱理学注释为指归，程式化、教条化。心学大昌：王阳明，李贽（异端之尤）大倡“童心”。非君思潮：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

3.海禁 雍正、乾隆闭关政策，广州一口通商。

4.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 利玛窦到中国。

5.学术集成《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

6.医学 明代分十三科，多按摩、祝由、伤寒等科。清代去掉祝由、咒禁科等，多痘疹科，道光年间停止针灸科，认为袒胸露腹有碍观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