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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手机，还我手机！我要给海涛打电话！”王晓萌的尖叫声一浪盖过一浪。这尖叫声引起了女老板的注意，她飞速跑过来，很慷慨地递给王晓萌一只“手机”——一把可以折叠的梳子。看着这部别致的“梳子手机”，王晓萌慢慢平静了下来。递梳子的女人是个经营多家连锁公司的大老板，我头一次见到她时，她正端坐在病床上专心致志地跟国外某公司洽谈业务，她用来洽谈业务的不是手机，而是一把牙刷。她将那把牙刷正经八百地捂在耳朵上熟练而又老到地谈论着商务事宜，言语犀利、逻辑缜密，以至我走过她的身边时总是下意识地放轻脚步，唯恐影响到她神圣的工作。

这位敬业的女老板名叫焦艳丰，患了“手机依赖综合征”，具体表现为：每隔不到三分钟就要强迫性地翻看一次手机。她拥有三部性能超好的手机，其中一部叫作Vertu。据她宣称，Vertu是身份之象征，显示屏以超高硬度的蓝宝石制造，每颗按钮下的接触点皆用红宝石制作，全机内外从晶片到按钮皆由人手工镶嵌，外壳配以黄金或白金作装饰，充满超级富豪的味道。她本人拥有的那部Vertu当时价值十七万元人民币。然而，她的包括这部Vertu在内的三部手机都不在身边，而是被其老公带出医院锁进了保险柜，她也像普通患者那样，依照规定在病房里面不准携带和使用手机。住进来以前，她险些被手机折磨致死：她每天二十四小时开机，只要手机超过三分钟没有响声，她就会怀疑手机故障或自己的耳朵出现问题，即使在非常特殊的时刻，比如沐浴或如厕时，她也须臾不能离开手机，哪怕坐在便池上也要每隔几秒钟翻查一次手机，如同卓别林《摩登时代》里机械地拧着螺丝帽的工人那样。

最糟糕的是夜里。焦艳丰每天晚上平均醒来二十余次查看手机，几乎没有睡觉的工夫，她的三部总价值几十万元的手机如同三个青面獠牙的怪兽，使她完全丧失了人身和精神的自由，以致到后来，哪怕她老公利用武力强行关闭掉她的三部手机，她也能在关机状态下不时听到手机铃声在耳畔警报般地疯狂鸣响。她本人坦言，其奋斗目标是要拥有足够广阔的私人停机坪，她认为老公把她关在这里是为了侵吞她的财产。

女老板的想法倒也不无道理。我感觉，精神病院的封闭病房毫无疑问乃是灵魂的监牢，软禁一个人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他送到此地。要把一个人关进监狱需严格依据法律程序，要把一个人关进精神病院却只要扣上一顶莫须有的“病人”之帽就搞定了。于是，需要的时候，某个倒霉鬼就会轻而易举地“被疯”在精神病院的封闭病房里了，其“送至人”想让他住多久，他就得住多久。我所在病房里有个老太太被儿子强行疯在里面，只因她违背儿子的意愿想要嫁人；还有个女人被其父母兄弟齐心协力地关在这里，源于她企图把手头的数百万个人资产捐赠佛门，她坚持要出家皈依；还有个女孩被长期弃置于病房，缘于其父母想要治愈她的同性恋倾向。给我的感觉，封闭病房不只是治疗精神疾病的地方，还有个重要功能是关押叛逆者，谁的言行和思维脱离社会常规，谁就可能“被疯子”和“被病人”。“问题的关键是，怎么界定‘常规’这个概念呢？”我问女博士。

“很简单，所谓常规，就是 2+2 = 4。”

“人的灵魂不是数学公式。如果人人都被高度格式化，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意思呢？”

“不想被格式化，就到社会以外去生活。”

“请你告诉我，哪里是社会以外？”

“扎到社会最深处，就能出离社会，这叫‘在相离相’。”

“请问你出离了社会吗？”

“出离不出离，只在一念间，不可着相。”

我发现，被关在精神病院的患者们，大多不肯在精神上遵守 2+2 = 4 的社会铁律。在他们的意识里，2+2 可能等于一丛玫瑰，也可能等于一匹神马，在被治愈以前，他们都拥有一个自己独创且独属于自己的封闭世界，那个封闭世界像“个人局域网”一样，不能与外面的社会接轨并网，于是被视为精神病人。精神病院所要做的工作是：采取一切手段，让他们最终承认并相信2+2 = 4，与外面的社会并轨联网，老老实实遵守普遍共通的常规，否则就是“病人”。比如，依照常规，七十三岁的老太太即便死了老伴儿，也不能再嫁人。如果她一定要嫁人，那就是疯子，需要接受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