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这是一部讲述波斯历史的书，但是不同于其他讲述波斯历史的书（并不是说此类书有很多）。这本历史书使用真实、当地的古波斯史料，讲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它不同于那些我们早已熟悉的、基于古希腊记载的故事。这个故事由波斯人来讲述，他们讲述的是波斯内部的故事。因此，它是波斯版本的波斯历史。

这本书的内容也比较新颖。书中出现的波斯人远非希腊人想象中的野蛮人，他们智力超群，在社会和文化上成熟发达，在经济上繁荣兴盛，在军事上强大有力。这一“波斯版本”（这个短语借自罗伯特·格雷夫斯在1945年写的一首战争诗的标题）将我们置于一个新的现实之中。对于波斯在古代世界的地位，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到、有时令人吃惊的解释。它也突出了伊朗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

在这本书中，我们将穿越时空，描绘波斯帝国的崛起、扩张和巩固，从伊朗西南部一个普通的部落社会到历史上第一个统治世界的超级大国。我们将考察波斯帝国的君主，即强大的阿契美尼德王朝专制统治者的生活，并探讨王朝政治如何影响整个帝国的治理。我们会看到大量令人难忘的人物——国王及其妻子、太监、士兵、囚犯、税吏，我们会停下来探索他们生活的世界：他们的宗教观念、政治理念，以及领土抱负；我们也会了解他们如何生活、在哪里生活，吃什么、穿什么、想什么，以及怎么死的。此书既是古代伊朗第一个伟大帝国的政治史，又是对波斯人所在世界的社会-文化探索。

波斯帝国的建立使得东西方之间首次重要且持续的联系成为可能，并为后续的古代帝国奠定了基础。它在定义一个成功的世界帝国的样貌这一点上的重要性，我们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波斯帝国在历史上首次开启了国际对话，因为总的来说，波斯统治者还是开明的专制君主。他们对自己的王权采取了一种令人惊讶的自由放任态度。不同于那些追随波斯人的步伐，成为狂热帝国主义者的罗马人或英国人，波斯人并不想将自己的语言强加给被征服的族群。而英国的殖民者、士兵、商人，以及官员，则将“女王的英语”带到了每一块大陆，将其强加给那些被奴役的族群。从不列颠尼亚到叙利亚，罗马人将拉丁语用作商业、金融、律法和秩序的语言。对于每一个生活在罗马帝国境内的人而言，拉丁语都是必需的。但波斯人从不将他们的语言强加给被统治的族群。他们更喜欢用当地的语言发号施令，并规定亚兰语为帝国境内的一种通用语，以促进有效且公正的交流。在宗教领域，也是如此。如果只是为了确保控制富裕的神庙，以及强大祭司的忠诚，波斯国王一般谨慎地表现为地方宗教信仰的积极守护者。即使是在很小的行政区域，波斯人也会授予神庙特权，并承认当地神灵的护佑。波斯人也不像罗马人和英国人那样，在统治疆域内打造视觉烙印。没有一种波斯“风格”被强加于帝国的建筑之上。这种不寻常的现代且开明的观念模式可以用一个古波斯语词加以概括，即vispazanānām，大流士大帝也常用它来描述自己帝国的文化多样性。

古波斯帝国的铭文也喜欢强调帝国的多样性（尽管它们总是以波斯为中心）。正如大流士的一段铭文所记录的，“这便是我坐拥的王国，从居住在索格底亚那之外的萨卡人那里开始直到埃塞俄比亚，从印度一直延伸到斯巴达”（DPh）。在波斯波利斯发现的另一篇文献将波斯划为了世界的中心，但也表明了，这个帝国是波斯万神殿主神、“智慧之主”阿胡拉·马兹达赐予大流士的礼物，他将这个最珍贵的礼物交给了波斯国王：

阿胡拉·马兹达是伟大的神。他立大流士为王，将这片广阔土地的王权赐予大流士王，其中包括波斯、米底和说其他语言的土地、山川平原之境、海这边和海那边的土地，以及沙漠这边和沙漠那边的土地。（DPg）

大流士和他的继任者控制着一个从波斯延伸开来，西至地中海、东至印度、南至阿曼湾、北至东欧大草原的帝国，囊括了埃塞俄比亚和利比亚、希腊北部和小亚细亚、阿富汗，以及印度河上游的旁遮普。帝国境内拥有无数的沃土农田，上面种了大麦、椰枣、扁豆和小麦；帝国的疆域内还蕴含丰富的珍贵矿藏——铜、铅、金、银和青金石。论财富，当时世界上没有哪一个王国能与它匹敌。

波斯人统治着古代世界最大的帝国之一。而更令人瞩目的是它从崛起至成就伟业的过程。它兴起于一个微不足道的部落领地，这个领地位于现今伊朗西南部的法尔斯省。在古波斯语中，这片地区被称作“帕尔斯”（Pārs）或“帕尔萨”（Pārsa）。这一称呼后来被古希腊人听作“波西斯”（Persis），正是这一名称随后变成“波斯”（Persia）流传至今。阿契美尼德家族是波斯帝国的统治家族，也是这本书的主题。这个名称取自同名的始祖Achaemenes（阿契美尼斯），居鲁士大帝和大流士大帝都声称他为自己的祖先。Achaemenes也是波斯语名字Haxāmanish的希腊语译名，而这个波斯语名字又源自古波斯语haxā-（意为朋友）和manah（意为思想的力量）。这个源于父族名称的王朝便被操古波斯语的人称为Haxāmanishiya，即阿契美尼德。

此书中的人名基本上被拉丁化（那些只在古波斯语文献中才被提及的人除外，书末附有主要人物的名字）了，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虽然不甚令人满意，但这亦算是提及这段历史主要人物时的一种解决方式。因为经过数个世纪的了解，我们更熟悉Darius（大流士，即古希腊语Dareîos的拉丁化译名），而非真正的古波斯语词Dārayavaush。这难免令人遗憾，因为古波斯语名字内涵丰富，并且也是一种有力的宣告，旨在反映承用此名之人的特点和地位。此外，重要的波斯习俗和价值观也反映在人名中，这为我们了解波斯人的心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例如，Dārayavaush的意思是“坚守仁善”，这无疑体现了大流士的王者角色。薛西斯的真名是Xshayarashā，意思是“号令群雄”，而希腊人和罗马人所熟知的四位阿尔塔薛西斯（Artaxerxes），他们的古波斯语名字为Artaxshaça，意为“以神圣真理统治”。居鲁士在古波斯语中则一直是Kūrush，意为“敌人的羞辱者”。对于一位名声建立在公正、宽容和善良之上的国王而言，这是一个有趣的称号。

古波斯语名字拉丁化的过程，高度暗示了波斯的历史是如何被从完全西方化的视角擅用和改写的。我们沿用Darius而非Dārayavaush，正是对西方历史编纂学的腐化历程，以及对真正的波斯文化独特性受到破坏的悲情控诉。

当谈及波斯历史时，名字和命名都很重要。以“波斯”这个名字为例，它的使用本身就充满争议。曾经为西方所熟知的波斯就是现在的伊朗（Iran，该国的全名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今天的西方，以及中东的部分地区，伊朗经常被视为一个“贱民国家”，即一个在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地区煽动战争的“麻烦制造者”。伊朗被认为是西方，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公开的敌人。对西方人来说，伊朗是“中东恐怖主义”的发源地和“社会压迫”的代名词。伊朗已经变成一个“肮脏”的词语。由于伊朗一词与统治该现代民族国家的伊斯兰政权的关系，伊朗文化也受到了贬低和谴责。伊朗人非常清楚，新闻标题、电视纪录片、杂志文章，以及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平台是如何向世界展示他们形象的。有关伊朗和波斯这两个词的感受在不断变化，在日常话语中，这两个词经常重合，可以被用作同义词。在1979年后定居美国或欧洲的伊朗人看来，“波斯”被用来意指一个“更好的”境地和时代。人们可能会认为，一个简单的方式，即用“波斯”指代前伊斯兰时期，用“伊朗”指代伊斯兰时期，可能是解决术语问题的实用方案。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这样简单的标记方式并不足以解决问题。

1934年12月28日，英国驻波斯大使许阁森爵士写信给英国外交部东方司司长乔治·伦德尔：“我们刚刚收到了一封来自波斯政府的荒谬照会。”他解释道：“信上要求我们用‘伊朗’和‘伊朗人’，而非‘波斯’和‘波斯人’。”仔细考虑此请求后，伦德尔不得不回信给许阁森爵士：“我知道这个问题是因希罗多德而起，他没能预见现代波斯人的敏感，因此他在提及这个国家时不够礼貌。”

在1935年3月的诺鲁孜节庆典上，短暂的巴列维王朝（1925-1979年）的首位统治者礼萨汗宣布，不应再使用“波斯”这一陈旧的词来指代他所统治的国家。他选择改用“伊朗”一词。礼萨汗意识到，在西方人的想象中，“波斯”一词自希罗多德时代起，就一直是“颓废”“奢靡”“思想落后”等形象的同义词。那些到过波斯的西方旅行者对这种古老的印象进行了扩展，在他们的报道和回忆录中，“波斯”被精心地塑造成了一个奇异之地，神秘莫测、笼罩在黑暗阴影之下，充满阴谋诡计、专制君主、被奴役的妇女，并且拥有超乎想象的财富。礼萨汗对这些陈词滥调自然是颇为熟悉。他写道：“每当说起或写到‘波斯’这个词，外国人就会立刻想起软弱、无知、悲惨、缺乏独立性、混乱无序和无能，这些都是波斯上一个世纪的特征。”

1935年，礼萨汗尚没有找到合适的词语来形容西方对他统治的国家形象的挪用，因为直到1978年，巴勒斯坦裔学者爱德华·萨义德才提出了一个礼萨汗或许能够使用的术语，即“东方主义”（Orientalism）。这一术语描述了西方帝国主义话语再现中东世界“殖民地”和文化的方式，这种再现方式为西方殖民事业加以辩护，并支持这一行径。简而言之，“东方主义”就是一种表现他者性（Otherness）的特殊方式。“东方”几乎是欧洲人的发明，自古以来便是充满传奇故事、异国情调、令人魂牵梦绕的回忆和景致，以及非凡经历之地。礼萨汗意识到，源自希腊语的“波斯”一词的内涵，削弱了伊朗在现代世界的潜力。“伊朗”则源自中古波斯语ērān，本用于指代伊朗民族，后延伸指代帝国本身。伊朗之外的族群，比如希腊人和罗马人，被统称为“非伊朗人”（anērān）。礼萨汗认为，“伊朗”才是他所统治的国家的恰当名称，这个名称植根于这片土地、历史和民族。

那么，我们应该用哪个词：“波斯”还是“伊朗”？“波斯”可以被用来描述这个从公元前6世纪居鲁士二世开始被诸多专制君主统治的王国。因为该名称指的是伊朗高原西南部的一片特定的土地，那是阿契美尼德部落的家园，所以从狭义上来讲，它也是指波斯帝国。那么，“伊朗”呢？它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术语。从种族、地理和历史的角度来看，自远古以来，便有一个“大伊朗”概念，它从俄罗斯南部、乌克兰和多瑙河流域延伸到高加索山脉、里海，之后一直延伸到中亚广袤的平原和印度西北部地势崎岖的地区。在此论述中，波斯帝国（最狭义的“波斯”）实际上就是这个“大伊朗”的代表。“伊朗”和“波斯”两词将贯穿本书，本书对这两个词不予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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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波斯帝国是这样一个主宰世界、定义时代的实体，那么为什么古代波斯人没有被赋予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呢？这种怪异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以下事实来解释：19世纪早期之前，尚未有人能接触到任何真正的波斯帝国时期的文献资料。1835-183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亨利·罗林森推断出古波斯楔形文字是一种表音文字，之后成功破译了它。1837年底，他完成了对于大流士大帝下令雕刻的贝希斯敦铭文的抄录，并将其开头段落的译文寄给了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但是完整译文的出版直到1849-1851年才最终完成，而且学者们对古波斯语的领会进展缓慢。诚然，破译古波斯语是破译埃兰语、巴比伦语，以及最终破译阿卡德语（亚述人的语言）的关键，学术界很快就将注意力转向了美索不达米亚丰富的文学及碑铭遗产，波斯研究由此遗憾地落在了后面，与此同时，亚述学却开始蓬勃发展。

因此，波斯帝国只能通过两种不同的外部来源进入西方的历史意识：《圣经·旧约》和古典时代希腊、罗马作者的作品。大体而言，《圣经·旧约》文本支持波斯人。因为正是伟大的波斯国王解放了“巴比伦之囚”，并应允他们返回家园，在耶路撒冷所罗门王原初的圣殿遗址上重建了新的（第二）圣殿。在《圣经·旧约》中，波斯人是上帝的仆人，他们支持犹太人拥有家园的权利，波斯是值得合作和拥护的超级大国。然而，古典时代的作者几乎完全以负面的视角描绘波斯。大帝们被刻画成荒淫无度、反复无常且神经错乱的暴君，波斯帝国则被视为对希腊“自由”理想（无论其含义如何）的压迫性挑战。在希腊人的描述下，波斯人胆小懦弱、诡计多端、阴柔羸弱、报复心强、不知羞耻，他们成了野蛮主义的代表。

波斯人与其庞大的帝国对希腊人的想象力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希腊人对他们强大的东方邻国念念不忘。希腊艺术中包罗了数不清的波斯人形象，将他们展现为骄奢的暴君和战败的士兵；希腊文学中也满是各种各样的波斯奇闻逸事的细节，其中提及了听起来像是波斯人的名字（然而这些名字是假的），也提及了贡赋、律法、说实话的习惯、酗酒和黄金。希腊人常常谈论柑橘类水果、骆驼、马匹、孔雀、公鸡、猎狮、花园，以及以帕勒桑（parasang） 为计量单位的道路系统。他们以昂贵的服装和纺织品，精致的食物和饮料，豪华的餐具、羽扇和蝇掸，以及象牙家具为例，描述了波斯人极其富贵、傲慢、自大和奢侈的生活方式。他们还讲述了波斯王妻、妃子、其他女眷和太监，以及刺穿刑、十字架刑和其他许多可怕的刑罚，这些刑罚既持续时间久，又折磨人。这份巨量的“波斯主义”清单有助于塑造希腊人的自我身份认同，尽管它很少提及波斯人的真实生活。古典时代的雅典社会被他们自行塑造成了波斯文明的镜像。似乎只有当雅典人想象通过波斯人的眼睛来审视自身时，他们才最能意识到自己的“雅典性”。例如，希罗多德在《历史》（ Histories ）的第五卷中描述了雅典人挑唆伊奥尼亚人反抗时，大流士一世对伊奥尼亚人焚毁波斯控制的城市萨迪斯的反应。希罗多德说，波斯国王从一开始关注的就是雅典人，而不是伊奥尼亚人：

大流士问，雅典人是什么样的人？得到答案后，他命人取来弓。他接过来后，张弓搭箭，一举射向天空。当箭羽飞入空中，他大喊：“宙斯啊，请容许我向雅典人报仇雪恨！”语毕，他吩咐随从在每次摆餐时提醒他三遍：“主公，不要忘记雅典人。”

只有希腊人，而且是支持雅典的希腊人，才能写出这一幕。大流士不太可能过多地考虑遥远的雅典人，他脑海里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思量，比如斯基泰人和印度。但这个故事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雅典人的骄傲自大和自我膨胀。将自己想象成令大流士心力交瘁的死敌，给了雅典人一种价值感。

希罗多德进一步扩展了这一想法。据他所说，正是对雅典支持伊奥尼亚叛乱的记忆，导致了波斯在公元前490年和公元前480年采取对希腊的军事行动。后一次征战尤其值得一提，因为尽管此时薛西斯已经继承了父亲的王位，但希罗多德仍继续强调雅典人留给大流士的深刻记忆。后一次入侵也是公元前472年上演的埃斯库罗斯的伟大悲剧《波斯人》（ Persians ）的主题。在剧中，薛西斯被描述为一个残酷的暴君，他试图摧毁雅典和其他希腊城邦所享有的自由。随后，阿契美尼德王朝专制统治者压倒性的势力被幸运地击退，这成了诗歌、戏剧、艺术和新的叙事史中值得庆祝的事情，就如希罗多德所创作的《历史》所描述的那样。

经过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希罗多德笔下的薛西斯是一个极度复杂的人物。他时而狂暴残忍，时而像孩子般闷闷不乐，时而又出人意料地自作多情、涕泗横流。《历史》一书中最重要、最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件之一，便是薛西斯在回顾自己为入侵希腊而集结的舰队时竟情绪崩溃、潸然泪下，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细腻情感堪比真正伟大的虚构作品。正如希罗多德所解释的，他“心生怜悯，因为他意识到人的生命是如此短暂”，并且觉得这一切太令人沮丧了。整部《历史》都强调了暴君人性的冷漠，而他却对不可避免的死亡有着如此深刻的共鸣，这便是希罗多德一项非凡的心理发明。一位精神错乱的领导者（上一分钟这样，下一分钟那样）管控着一个残酷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自希罗多德首次创造出这个印象以来，它就成了一直困扰着自由民主人士的噩梦。但这与波斯版本里 真正 的薛西斯没有什么关系。

这并不是说，希罗多德对波斯历史的观点应被完全视为一堆胡乱捏造的道德故事。不是的，毕竟他生来便是波斯的臣民——他的家乡哈利卡那索斯是波斯帝国的一部分，他一定对这一帝国（部分地区）的运作方式有所了解。他当然记录了自己生活的那个年代流传的波斯故事，从《历史》一书中也有可能提取出真实、信息充沛且富有启发性的波斯资料。不过，要完成这一过程须得小心谨慎。希罗多德的主要目的就是把那面镜子举到波斯人面前。镜子反射回来的成像表明，波斯人是希腊人的反面，且是彻底的反面。

还有一些希腊作者与希罗多德差不多生活在同一时期。由于他们与波斯人有更加直接的接触，他们的一些作品内容显得更加丰富。例如，色诺芬在公元前401年加入了雇佣军，一路从希腊进军至巴比伦，受雇于波斯王子小居鲁士。尽管色诺芬也忍不住略微贬低自己的写作对象，但他的作品《长征记》（ Anabasis ）和《居鲁士的教育》（ Cyropaedia ）是有用的第一手资料，它们从一个士兵的视角记录了波斯人的生活。相比之下，更能让人直接受益的是尼多斯的克特西亚斯的作品。克特西亚斯是一位希腊医师，在阿尔塔薛西斯二世统治期间担任波斯宫廷的御医。他与波斯王室近距离接触长达17年，还学会了古波斯语。他常与波斯帝国的贵族交谈，收集了有关他们家族历史和王朝传统的第一手资料。他那本厚厚的畅销书《波斯志》（ Persika ，遗憾的是，如今只留存些许残篇）从知情者的角度展示了波斯的独特历史。克特西亚斯转述了曾在波斯贵族府邸里讲述、传诵和表演的故事、寓言与传说。学者们一度认为，克特西亚斯只不过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但现在人们认为，他对我们理解波斯人是如何对待“历史”的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公元前550年左右到公元前4世纪30年代左右（亚历山大大帝的时代），每一代希腊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可以根据需要重新确认自己的身份，以对抗不断变化但始终存在的波斯威胁。希腊人对波斯人的着迷，集中体现在他们想方设法最大限度地降低波斯作为超级大国的信誉。希腊人诽谤和讽刺波斯人，旨在抚平自己痛苦和恐惧的伤口。这些伤口皆源于希腊作为邻近帝国的地区，必须要面对有着相当真实的领土扩张野心的波斯帝国，而且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一威胁会消退。为了提高希腊人的士气，他们运用舞台、雕塑及其他艺术形式创造了一系列可以起到“宣泄作用”的形象。这些艺术形象毁谤、贬低和蔑视波斯人，强化了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的卓越地位。其中之一就是一个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60年代中期的红彩陶大酒瓶。它被称为“欧律墨冬瓶”（Eurymedon Vase）。瓶上的图画是为庆祝公元前467年雅典人在小亚细亚的欧律墨冬河打败波斯军队而创作的“纪念品”。它是在某种饮酒聚会上使用的，可能是士兵的聚会。当此酒瓶在一群重装步兵中传递时，瓶上的波斯人也随之在这些步兵之间被推搡拉扯。每个饮酒人都紧握酒瓶，重演瓶上的场景。“现在我是欧律墨冬，”他吹嘘道，“看着我，干死这波斯人！”这个酒瓶形象是对士兵情绪的一种直观的可视化显示，然而，这个场景很可能反映了一个活生生的现实。“欧律墨冬瓶”是公元前5世纪60年代的雅典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玩笑，针对当时出乎意料、实属巧合的政治军事事件，显示了希腊人对付野蛮波斯人的天然优势。

这个遭受羞辱、战败和毁灭的波斯形象能将我们带往何处呢？它直接将我们带到了欧洲的启蒙时代，那时知识分子开始理论化地阐释西方为何在世界秩序中占据这样的主导地位，以及白人文明的传播为何如此成功。他们提出了一个激进的理论：欧洲人的优越性并非如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来自基督教，而是源于古希腊的文化传统。他们断定希腊人发明了自由和理性，然后罗马人在一系列带有文明教化意义的帝国式征服中，将这些珍贵的礼物传播到了整个欧洲。处于希腊和罗马边缘的其他文化都是野蛮的。在所有的野蛮人中，最坏且最具威胁者自然就是波斯人，因为他们想要一统世界。这违背了白人至上的自然秩序。孟德斯鸠在1721年出版的《波斯人信札》（ Persian Letters ）一书中提出了这个概念。他写道：“欧洲人天生适合自由，亚洲人则天生适合被奴役。”1787年，苏格兰历史学家约翰·吉利斯进一步阐述了此观点，他坚持认为，波斯人“奴役了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亚洲专制统治的恐怖第一次威胁到了欧洲”。数十年后，进入新的世纪，为了造福所有种族和遏制野蛮人，在世界各地传播给予自由的希腊文化的好处，成了鲁德亚德·吉卜林所说的“白人的负担”。

1889年9月，年轻但前途远大的英国议会议员乔治·纳撒尼尔·寇松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波斯之旅（这也是他唯一一次访问该国）。在波斯波利斯闲逛时，他深深震撼于自己的所见所闻，将波斯波利斯废墟视为“岁月的庄严告诫”。这种告诫当然是傲慢自负的，他认为，波斯人无法理解他们自身“不具备维持帝国所需的品质”，也不能有效地治理它。寇松认为，波斯的长期衰败是不可避免的，但它需要亚历山大那样的希腊人来达到自己注定的结局。寇松在其两卷本著作《波斯和波斯问题》（ Persia and the Persian Question ，它通常被认为是史上最长的职位申请书，申请的是寇松梦寐以求的印度总督一职）中指出，他发现，波斯人和印度人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抵抗令人困惑。他略带迷茫地写道：“普通亚洲人宁愿忍受亚洲人施行的恶政，也不愿意接受欧洲人的良政。”

寇松是英国精英公学体系的一个成功产物，此体系是明显的 英国 式亲希腊主义的典型代表。这个全是男性的教育体系就是特权工厂，高级法官、资深文官和外交部高级官员都产于这座工厂的流水线。依据传统，古典学是他们课程的核心。古希腊语言与文学被视为教育的基石，希腊语被用来向大英帝国的下一代管理者灌输知识。值得注意的是，希腊语言和历史知识只在最具特权的英国精英阶层（通常是男性）中传播。温斯顿·丘吉尔曾说过一句名言，他会让孩子们“学习拉丁语作为一种荣誉，学习希腊语作为一种享受”。然而，在这句熟悉的妙语背后，其实是丘吉尔致力于利用古典学制造社交距离。这是一项影响深远的计划，通过它，各阶层之间可以保持距离。此外，它通过只让社会高层了解其奥秘，来增加普通人参与帝国建设的步骤成本。古典学家基托本人就是英国公学教育体系的产物。他在1951年撰写了一本至今仍畅销的希腊历史导论（《希腊人》），引导读者“去接受……这一事实的合理陈述”，即希腊人“对人类生活的意义有了全新的认识，并首次展示了人类思想的意义”。

从这一久远的帝国主义式亲希腊遗产中衍生出了一系列带有破坏性的前提，以及一个有害的结论：希腊古典时代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西方作为希腊文化的继承者无疑获益颇多。这一遗产塑造了民族的历史。英国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1867年写道，公元前490年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的马拉松战役，“比黑斯廷斯战役还重要，即使后者是英国自身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他宣称，“欧洲民族真正的祖先并不是他们的血缘之祖，而是给予他们最丰富遗产的那些人”。西方人视自身为希腊文明奇迹的直接继承者。因此，他们有理由肯定西方文化亦是卓越的。他们通过推论演绎证明，被剥夺了古典希腊遗产的文明在理性思维与国家治理、目标统一、智识和雄心方面只能是次等的。波斯在古希腊人眼中颓废专制的形象，又被重新用来代表所有非欧洲民族的不足和无能。

这种有悖常理的对文化能力等级的理解如今仍然被人提及。例如，研究希腊-罗马世界的著名德国学者赫尔曼·本斯顿就将他的学术生涯建立在宣扬这种陈腐的西方优越感神话上。他近来冲动地写道：

希腊人大胜波斯人的影响之深远，几乎不可估量。希腊人通过击退东方的进攻，描绘了西方政治文化发展的图景。随着希腊人为争取自由而战取得胜利，欧洲首次同时作为一个概念和一个实体而诞生了。自由使希腊文化在艺术、戏剧、哲学和历史编纂学方面上升到了典范的高度，欧洲为此要感谢那些在萨拉米斯和普拉蒂亚奋战的战士。如果我们今天认为自己是思想自由的人，那么正是希腊人为此创造了条件。

伯明翰大学历史学家安德鲁·贝利斯的观点也可以列在此处。2020年，贝利斯在温泉关战役（公元前480年发生在薛西斯率领的波斯军队和希腊城邦联军之间的战役）周年纪念日上提出：

温泉关最伟大的遗产便是所谓的“黄金时代”……如果波斯人成功地彻底摧毁雅典，他们就会扼杀羽翼未丰的雅典民主，我们今天也就没有机会为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的宏伟壮观感到惊叹，亦没有机会阅读诸如……修昔底德……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以及柏拉图等名家的名著了。如果没有（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和他的士兵为捍卫自由而提供的灵感，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

这些观点漏洞百出、十分虚伪。波斯人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摧毁民主（不管民主在古代语境中意味着什么）。事实上，伊奥尼亚地区的许多希腊城邦在波斯统治下，仍然继续实行民主制度，毕竟波斯人认识到伊奥尼亚希腊人不喜专制独裁，于是允许他们沿用民主制度。如果阿契美尼德王朝曾将希腊主体部分纳入帝国版图，他们也肯定会容忍那里的民主制度。他们甚至可能还会鼓励这种制度。如果波斯人能够战胜斯巴达——古代最具压迫性、否定自由的奴隶制国家，那将会是自由的胜利。这会终结斯巴达对希腊其他地区恐怖主义式的控制。因此，认为波斯人抑制和阻碍了欧洲文化发展的想法是荒谬可笑的。

自希波战争的时代之后，波斯人一直是历史编纂中被抹黑的对象，他们被塑造成自由世界的残暴压迫者。西方的知识分子致力于宣扬其所谓的“独特性”和“优越性”，这非常不利于波斯历史的研究。现在是时候纠正波斯人长期遭受的诽谤和歪曲，聆听真正的古波斯之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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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当原始材料似乎对我们不利之时，我们要如何才能接触到波斯版本的历史呢？毕竟，波斯人从没有像希腊人那样写过叙事性的历史，波斯也不存在像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或色诺芬那样的历史学家。这难道就意味着波斯人没有过去的概念吗？难道他们就不曾考虑过自己在历史进程中的位置吗？历史叙述的缺失并不意味着波斯人不理解或不回应他们的历史。波斯人知道自己的历史，但他们选择以不同的方式来铭记。波斯人通过歌谣、诗歌、寓言和传说的方式，讲述和传承他们的过去。所以，波斯历史其实是一种被表现出来的历史。

总的来说，古代西亚、北非丰富的口述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对确切事实或具体日期的强烈 厌恶 。波斯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通过神话，尤其是创世故事，以及众神、英雄和国王的伟大事迹，来了解过去。王权作为神明意志的体现，是古代西亚、北非历史进程概念的核心，且历史事件的实际细节不如依靠神话事件来解释过去的 模式 有趣。“历史”是诸神活动的结果，他们触发事件的运转。古人在理解历史时追求连贯的模式，这意味着，只有知道了事件的结果，才能揭晓“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后见之明是古代西亚、北非文明理解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因素。对波斯人来说，其帝国历史由诸神开启。他们能成功扩张领土，是因为阿胡拉·马兹达神早已安排好了一切。那么，我们是否能找到一份有关波斯历史的真实的波斯记录呢？问题的答案是“可以”。

波斯版本其实随处可见。尽管我们无法挑拣材料来源，也有可能找不到连续的叙述性材料，但波斯的内部历史还是可以根据各种分散的材料拼凑出来。古代世界的历史学家花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人们可以根据波斯本土的材料了解他们。既然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就应该将波斯人从古典传统中解放出来。

波斯历史就是一个巨大的拼图游戏，我们需要十足的耐心来拼凑，以及清醒的头脑来相互配合。一些碎片丢失了，拼接的边缘还有缝隙，但总的来说，从真实的波斯证据中浮现出来的画面很有启发性。它也是一个令人极其兴奋的探索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人们可以，并且也将遇到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材料。

让我们从古波斯的语言说起吧。波斯帝国时期的波斯人使用古波斯语，它是现代波斯语（Farsi，法尔西语，通常意义上的现代标准波斯语）的早期形式。它用楔形文字书写，这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一种历史悠久的书写方式。在书写形态上，它既可以被压画在潮湿的泥板上，亦可以被刻在坚硬的物体表面，比如石头、青金石、雪花石膏，甚至是金银表面。古波斯语被用于公共领域的官方文件和王室声明，几乎所有幸存的古波斯语文本都刻在建筑物和其他王家纪念碑上。除了古波斯语，这些文本通常还附有其他语言（阿卡德语、埃及语或埃兰语）的翻译文本。古波斯语铭文中的文字通常具有重复性，以彰显王室的意识形态和宣扬帝国的权力。大流士一世的贝希斯敦铭文则是一个例外，它刻在高高的岩崖表面，可以俯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米底埃克巴坦那（哈马丹的旧称）之间的御道。它更多地是在叙述大流士继位的历史，关于这点，我们会在下文继续探索。这些重复性的铭文重申了意识形态，它们是我们了解波斯帝国的君主对自身看法的重要材料。古波斯语文本宣扬了君主英勇无畏和尚武的品质，并将他们的成功归因于阿契美尼德家族伟大的守护神阿胡拉·马兹达。用埃兰语和阿卡德语书写的其他楔形文字文本则加深了我们对波斯历史的了解，埃及也用当地的象形文字和通俗体文本，提供了有关波斯统治的信息。希腊语、吕底亚语和弗里吉亚语铭文证明了波斯帝国的地理扩张和疆域内语言的多样性。

然而，波斯帝国境内最广泛使用的语言并不是古波斯语，而是亚兰语。公元前8世纪，这种古老的闪米特语就已经在整个西亚、北非地区被广泛使用，并被亚述人用作一种有效的国际交流工具。波斯人将它用作外交和行政语言，就像拉丁语在中世纪的作用一样，它成为波斯帝国的通用语。所有有教养的人，尤其是外交官和书吏，都精通亚兰语。它作为行政管理工具的功效，可以从以下事实窥见一二：亚兰语在古代西亚、北非地区一直使用到希腊化时期及其后的时代（亚兰语是公元1世纪拿撒勒人耶稣在罗马统治下的犹地亚传教时所使用的语言）。亚兰语易于阅读和书写（流畅的手写体是它的主要书写形式），可以用墨水书写在莎草纸、木头、陶罐碎片、骨头或其他易于携带的物品上。因此，在远至埃及南部和巴克特里亚东部（位于今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地方都发现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的亚兰语文献。它是一种真正的国际通用语言。

我们对古代西亚、北非楔形文字语言的理解意味着，我们有机会参透波斯独有的材料。20世纪30年代，考古学家在波斯波利斯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阿契美尼德王朝中央官僚机构书写和保存的文献。根据被发现的位置，它们分别被称为“波斯波利斯卫城泥板文书”（PFT）和“波斯波利斯府库泥板文书”（PTT）。这一组数量约3万块的泥板被烘干烤制过，其中的某些泥板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492-前458年，即从大流士一世统治晚期至阿尔塔薛西斯一世统治早期。尽管其中一部分泥板是用亚兰语、弗里吉亚语、古波斯语，甚至是希腊语书写的，但大部分泥板是用楔形文字埃兰语——波斯大臣使用的语言——书写的，内容涉及经济交易（主要是食物分配）。埃兰语和亚兰语泥板文书均盖有圆柱形印章（通常盖一两个章，有时会有多个），这些章是趁泥板湿软时盖上的。这些泥板和印章使人们得以深刻了解公元前5世纪波斯波利斯及其周遭地区的生产生活情况，提供了在宫廷内外生活和工作的人员名单，也为我们了解阿契美尼德王朝行政系统的运作提供了证据。它们记录了分发给劳力（男人、女人和孩子）、祭司和宗教权威（其中一些食物是用来献祭的）、波斯贵族和王室各种食物的配给情况。这些泥板构成了一个非常丰富的数据库，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阿契美尼德王朝复杂的官僚体制，重点包括税收制度、储存体系、土地所有权、日常饮食、交易结算体系和旅行路线，这些关于波斯生活的详尽信息是希腊史料完全未记载的。

考古学是当代古代伊朗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伊朗进行的田野调查为我们了解波斯帝国时期的物质文化提供了急需的线索。这些田野调查包括在波斯波利斯、帕萨尔加德、苏萨和哈马丹进行的考古发掘，在这些伟大的帝国中心的工作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尽管现在人们越来越关注土耳其的萨迪斯和达斯基利翁等地，以及黎凡特和中亚地区的一些遗址在波斯帝国时期的考古地层，但帝国疆域内的考古发掘还不够系统化。最近，在格鲁吉亚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波斯帝国腹地和边远地区之间密切接触的证据。近年来，埃及学家越来越热衷于研究埃及受波斯统治时期的遗迹，他们在尼罗河三角洲和哈里杰绿洲发现了以前不为人知的遗址。随着考古学家不断地发掘和评估帝国各行省内更多生活多样性的证据，我们越来越了解波斯帝国的本来面目。

考古学界还兴起了对波斯帝国时期艺术的探索，这证明波斯艺术吸收了帝国不同地区的风格与图案，它们融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独特而和谐的“波斯”风格。埃及和亚述的装饰图案（比如带翼的太阳圆盘、有翼的精灵、三角楣饰，甚至是人物形象的描绘方式）经常被融合在一起，因此波斯帝国时期的艺术可以说在物质形式上反映了整个帝国的多样性和统一性。波斯帝国艺术的主要目的是，它确认了帝国统一的王家意识形态，提升了君主的形象。由于为赞颂国王而创作的装饰图案几乎出现在波斯的所有人工制品中，在某种程度上，波斯帝国时期的所有艺术都是王家艺术，大到石刻雕像，比如贝希斯敦的雕像或纳克什·鲁斯塔姆王陵和波斯波利斯的雕像，小到宝石和印章上的微型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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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波斯版本的伊朗古代历史，使用种类繁多的原始资料只会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方法也有其问题和缺陷。在伊朗范围内、由波斯人及被波斯人统治的族群创造出来的材料，并非完全没有夸张、偏见或虚假的成分。在每份波斯的当地材料——文本、图像或手工艺品——之下都隐藏着一个潜在的帝国意图。波斯版本的历史会投射出它本身各种带有倾向性的历史陈述。

因此，从表面上来看，大流士一世的王家铭文强调了他的帝国一切皆好：

我是大流士，伟大的王、万王之王、万民之王、世界之王，希斯塔斯佩斯之子，阿契美尼德族人。大流士王言：阿胡拉·马兹达立我为这片土地之王，受阿胡拉·马兹达的鸿恩，我让一切秩序井然。（DSz）

但果真一切都如他所坚信的那样“秩序井然”吗？这个帝国真是一片和谐之地和富饶之地吗？诚然，帝国的疆土是大片宽广的毗连领地，从表面上来看，帝国肯定受益于波斯体系的统一（良好的道路系统、相当先进的通信基础设施，它们皆为帝国服务，我们将在后面进行详细分析）。然而，波斯帝国的边境实则极其脆弱、不堪一击。在地理上，边境与帝国在伊朗的腹地相距甚远。在边境和偏远的内陆地区，反抗君主或总督的活动时有发生。此外，帝国的人口数量虽然庞大，但主要是农民、文盲和无技能之人，他们只能通过自给自足的农业勉强维持生计。大多数民众生活赤贫，他们拥有的小块贫瘠土地对帝国的财富贡献甚微。荒凉贫瘠的沙漠、盐湖，寒风凛冽的冻原或岩石山脉，构成了一大片广袤的区域，这片区域对帝国来说也毫无益处。它既不适合居住，亦不适合贸易运输，完全无利可图，对整个波斯帝国来说，这些领土不过是丢不掉的累赘罢了。

至关重要的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大流士一世像其他所有的波斯国王一样重视对自身形象的夸大宣传。他开展了一场组织良好且效果显著的宣传活动，并且下令雕刻铭文和画像，这更多地是为了引导世人，而不是为了传达信息。大流士是一位娴熟的政治宣传家。他机智地命人在波斯波利斯、苏萨和巴比伦的宫墙上，绘制了从未真实存在过的世界图景。就像其他所有帝国一样，波斯帝国的创建也是通过军事征服完成的。即使是建立和维系一个像波斯一样具有包容性（表面上如此）的帝国，也意味着要做一些相当可怕的事情。流血和暴力是所有武力征服和帝国事业的标志。就这方面而言，波斯人在此过程中也免不了犯下暴行。受过杀戮训练的士兵自愿以波斯帝国主义的名义实施极端的暴行。事实证明，波斯人是残酷无情的，当他们遇到反叛的国家和臣民时会给予对方无情的镇压。参与反叛的人会和家人一同被驱逐出家园，最终被流放到帝国的不同地方。他们的城市、乡镇和圣地都会被焚为灰烬。抢劫牲畜和随意杀戮它们是司空见惯之事，同样常见的是掳掠人质、儿童和妇女，这些妇女经常遭到强奸，并被贩卖成为奴隶。帝国里也不乏酷刑残害。

但当波斯进行猛烈的军事扩张的消息在整个西亚、北非及地中海地区的人们心中引发恐惧时，来自帝国各地的工匠正在波斯波利斯和其他宫殿所在地，用石灰岩、黄金和大理石为大流士一世实现梦想。优雅的刻绘宣传有助于他构建帝国疆域内一片和谐的景象。虽然帝国建设的现实与“波斯治世”的艺术修辞之间的矛盾不容忽视，但也该让波斯人得到应有的褒奖，因为即使是设想一个运作得这般和谐而理想的帝国，在古代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亚述人和罗马人就从未达到这样的自我意识水平。英国人也没有达到。“波斯治世”的梦想可以体现出古代波斯人的思想观念，只是这种体现不太稳固。

阿契美尼德家族对帝国享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它在同时代没有对手，也没有遇到强大的角逐者来阻碍其领土野心。尽管正如我们将要讨论的那样，时有内部叛乱、边境问题、继承斗争、谋杀，甚至弑君，但是波斯帝国在两个多世纪的统治时间里一直维系着广阔的领土和多样化的人口。波斯帝国从未经历从衰落到最终崩溃的缓慢过程，也没有遵循任何我们熟知的“兴衰”戏码——我们经常用这些戏码来解释其他帝国的历史发展。随着公元前4世纪30年代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开始展开军事征服，波斯帝国迎来了它的终章，一切都发生得如此迅速，完全出人意料。那时，波斯帝国的末代国王大流士三世还统治着一个在功能、财富和防御方面都与150年前几乎一样的帝国。

因此，从这些事实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问题不是为什么波斯帝国会灭亡，而是它何以成功存续如此长的时间。这个问题的基本答案是：阿契美尼德家族从未失去对王权的独家控制。波斯帝国从来就不需要与危及国家统一的敌对王朝斗争。阿契美尼德家族以家族事业的形式经营帝国，在精心管理之下，帝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成熟、稳定，并带来红利。每位国王都将维护良好统治所需的治国之术传授给自己挑选的男性继承人。王室女性小心翼翼地维护血统的纯洁性和王室繁育计划，儿子担任总督和军官，女儿嫁给波斯的精英家族或外国王公。因此，在居鲁士大帝和冈比西斯二世在位时的帝国奠基时期，帝国的活力非但没有停滞或减少，反倒因不断的巩固而持续增加。诚然，王室内部有叛乱，但叛乱者关注的重点从来都只是谁应该坐上阿契美尼德家族事业头领的御座，而不是建立分裂的诸侯国。

阿契美尼德家族是波斯王室。国王就是一个家族中父亲一角的荣耀版本。这个家族自称vith，这是一个古波斯语词，意为王朝、世家和家庭。像其他所有的王室一样，阿契美尼德家族经常放大家族生活中的日常烦恼。这些人呈现了人类的各种欲望、缺点和优点，尽管是以夸张的形式。在王室亲属之间，竞争、敌意远比亲情、友爱常见。总的来说，这些经历对维系波斯帝国产生了深远影响，接下来本书将对此做详细论述。本书的核心是“王朝”这一强大且统一的概念本身。我们将借助阿契美尼德家族的棱镜探寻古波斯历史，因为正是国王们的性格特征，他们与父母、妻妾、子女和兄弟姐妹等家人的互动方式，以及与更大的波斯精英圈子的互动方式，决定了帝国的运作方式。家族动态的点点滴滴都可能会对整个帝国的维系和成功产生深远的，有时甚至是严重的影响。家族内部发生的事，以及王宫的私人寝殿里发生的事，终究会在整个帝国疆域内引发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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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讲述了波斯人的历史，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开始，讲到公元前330年他们伟大的帝国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强势攻破、占领和扼杀。这是一个关于帝国建立和帝国野心的故事。这也是历史上一个机能极其失调的家族的故事。阿契美尼德家族的传奇故事轻而易举地就超越了莎士比亚想象中的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以及梵蒂冈的波吉亚家族或俄国的罗曼诺夫家族传奇。阿契美尼德家族的故事是一部讲述赤裸裸的野心、背叛、复仇和谋杀的闹剧，实际上，他们的历史就像是中东背景下罗伯特·格雷夫斯的《我，克劳狄乌斯》（ I, Claudius ）。今天，有关阿契美尼德家族及其帝国的研究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展起来，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波斯本土史料的考证研究不断出现，而且对波斯帝国的考古发掘仍有意想不到的发现，这些发现不断督促学术界反思和重塑我们对帝国的定义。这正是探索波斯人世界的大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