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英雄今日得胜归

注定要成为大帝的居鲁士王子，是安善之王冈比西斯一世和米底公主曼丹尼之子，出生年份不详，大约是公元前590年。关于他的具体出生日期，甚至出生地，我们尚不能确定。几乎没有涉及他童年、青少年，以及获得权力过程的历史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他死后数年、数十年和几百年里，有关他出生和幼年的传说以故事和歌谣的形式在世间广为流传。古典时期的作者说，每个波斯小孩子都会学习有关居鲁士出生，以及他如何与米底人作战的故事。但就确凿的历史事实而言，世上并没有现成的有关他早年生活的记载。然而，根据一些权威说法，居鲁士在出生时便是安善王位的继承人，亦是波斯最强大的部落帕萨尔加德的下一任首领。因其母亲的身份，他亦是阿斯提阿格斯不断扩张的米底王国的继承人。

年幼的居鲁士王子是他母亲的掌中珠。曼丹尼亲自抚养他，在部落分配给妇女和婴孩的帐篷与马车里将他养大。居鲁士6岁前都是在曼丹尼身边度过的，母亲无微不至地照料他。与此同时，她就像部落里的其他女人一样，纺羊毛、织布、搅牛奶和烤面包（此时，波斯尚处于历史早期阶段，首领的妻子并非完全不用从事体力劳动，但这种情况日后会有所改变）。波斯男孩在6岁之前都是在妇女和女孩身边长大的，他们很少见到自己的父亲，也少有成年男子相伴，因此母子之间产生的强烈共情，将会成为他们日后成年生活的标志性特征之一。在重视性别隔离的社会中，儿子往往可以填补母亲生活中丈夫在事实上或情感上远离他们造成的空白。波斯妇女会训练她们的儿子，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

婴孩时期的居鲁士被一个女人传到另一个女人身边，从一个爱意满满的怀抱被递到另一个爱意满满的怀抱里，因为部落里的女性会轮流照看孩子。不管是否存在血缘关系，她们都是“阿姨”。正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他受到了部落里所有女性的照料，享用了所有哺乳期母亲的乳汁。但作为曼丹尼的长子、第一个离开她子宫的男孩，他非常特别，部落里的每个人都认为，他代表着家族的荣誉和未来的成功。总有一天，曼丹尼之子居鲁士不仅要为母亲的福祉负责，还要为所有波斯人的福祉负责。

当居鲁士还是婴孩时，曼丹尼就喜欢唱米底童谣给他听。出于母亲的缘故，居鲁士很快便掌握了米底语，在此后的日子里，他说起米底语就像说波斯语一样容易。曼丹尼向他讲述了米底高地的生活，还向他讲述了种种传说。其中可能有白毛婴儿扎尔的故事，他被父亲抛弃在厄尔布尔士山脉的山坡上，被一只在达马万德山的雪峰上筑巢而居的大神鸟养大成人；可能有信杜赫特（Sindokht，意为东方的女儿）的故事，她聪慧、睿智、美丽，这些品质使她成为女性的典范；可能还有马赞达兰的魔鬼故事，神话里的马赞达兰地区是禁区，位于北部或东部，里面满是妖魔鬼怪和不法之徒。

曼丹尼给居鲁士灌输了对北方山地世界的深刻归属感。她向居鲁士强调，按照她的血统，只要机会来了，他就是阿斯提阿格斯王位的继承人（不管米底国王的妻妾生了多少孩子或孙子）。她还提醒居鲁士，虽然他的父亲冈比西斯一世也有诸多妻妾子嗣，但只有他才是波斯和米底的继承人。仅凭这一无可争议的事实，居鲁士便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

居鲁士被带离妇女帐篷的日子终于到来了。他没有其他选择，也不得有异议。或许当他被递到父亲的怀里时，他哭了，还用自己柔软的小手抓住曼丹尼的面纱。他的头发被修剪了，本人则骤然被推入了险恶的男性社会，进入了赛马、狩猎和战争的混乱世界，也进入了吹毛求疵、接受惩罚和展现勇武的世界。就像其他每个波斯男孩一样，如此迅速且决绝地脱离之前所熟悉的舒适环境，必然令居鲁士惊慌不已。不过，冈比西斯一世也很宠爱他的儿子，他悉心抚育居鲁士，使后者顺利度过童年，进入青少年时期，并且掌握身为领导者所需的各项技能。像其他所有脱离了女性世界的波斯男孩一样，居鲁士学会了骑马、射箭和讲真话，通过这些珍贵的生活原则，冈比西斯一世证明自身是一位不乏耐心但固执的领袖。尽管冈比西斯一世本人从未获得过卓越的军事声誉，但后世的故事讲述了，他决心向自己的儿子灌输国王应具备卓越的武士品质的理念，希腊史学家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说：“因其父亲以国王的方式养育他，并使他热衷于追逐最高成就，所以就勇敢、睿智和其他美德而言，居鲁士在同时代的所有人中出类拔萃。”看到居鲁士快速地吸取经验教训、磨炼王权之术，冈比西斯一世感到无比自豪。

公元前559年，冈比西斯一世去世了，对此，居鲁士悲痛万分。人们为这位受人尊敬的君主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随着他去世的消息在各部落间传扬开来，整个波斯都陷入了悲痛之中。居鲁士及其男性亲属剪短了头发、穿上粗布衣服，曼丹尼和其他女性则摘掉面纱，将灰撒在头上，用指甲划脸颊，并且按照礼规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哀号：“啊，我的丈夫！啊，我的荣耀！啊，那位统治者！啊，那个男人！”她们尖利的哀号声不断，与之相伴的是有节奏的击鼓声，以及一支职业号丧妇女队伍的号哭声。这群收入颇高的妇女发出阵阵号哭声，她们很擅长烘托气氛。

居鲁士非常尊敬父亲，他为父亲举行了一整套庄严的哀悼仪式。不过，他定然也感受到自己从父亲平庸的影响中脱离了出来。但风俗习惯要求人们服完一个正式的哀悼期，因此居鲁士等了5个月才继承王位。登基仪式在美丽的帕萨尔加德平原举行，那是部落祖居之地的核心。帕萨尔加德四周丘陵起伏，适逢春季，该地绿意盎然，红紫相间的罂粟花竞相绽放，形成了丰富而复杂的图案，如毯子一般铺满地面。石榴树上果实累累，碧蓝的天空万里无云，看上去浩瀚无边。公元前4世纪晚期，希腊历史学家卡迪亚的希洛尼摩斯将波斯中部描述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富饶之地：

高地，气候宜人，盛产应季水果。峡谷幽深，林木葱郁，园子里栽种的树木种类繁多，绿树成荫。自然交会而成的林间空地，林木丛生的山丘，还有潺潺溪流，仿佛在邀人驻足休憩，令游客心生愉悦，流连忘返。还有成群的牲畜……居住在此的波斯人最为好战，人人都是弓箭手、投石手，而且人口众多，远胜其他族群。

在那个显然受众神祝福的富饶之地，居鲁士在一个充满古老欧亚象征的仪式上成了波斯之王及首领，其中一些更为神秘的仪式，就连祭司都无法解释。在神职人员面前，并通过他们的代理，居鲁士从王储转变为君主。居鲁士穿上王朝世代相传的宝物——曾属于先祖泰斯佩斯（有可能更古老）的皮革长袍（gaunaka），象征性地拥有了新的国王“身躯”。随后，居鲁士吃了一顿由甜椰枣和开心果组成的简单餐饭，并且喝了一碗爱兰（airag，意为发酵后浓稠而酸涩的马奶），这些是欧亚游牧民赖以生存的简陋食物。谦逊是这个神圣仪式的特点。通过参与此仪式，居鲁士回归了欧亚草原身份和淳朴的游牧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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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鲁士受命继位时30多岁，正值壮年。风吹日晒使他的肤色黝黑、皮肤紧绷，不过他的眼睛周围有深深的皱纹，眼部的皮肤颜色比脸上其他部位的要浅一些，这是因为他习惯眯着眼睛看太阳，试着找寻他的猎鹰飞上天空、俯冲向地面、精准地捕杀猎物的轨迹。浓密的冷酷眉毛下是他的黑色眼睛。他在上下睫毛处大量涂抹了眼线墨，使得目光更加炯炯有神。他瘦削而英俊，拥有那种独属于波斯男人的帅气。他穿着一件厚重、色彩鲜艳、由上等厚羊毛编织而成的束腰长衣，里面加了衬垫以保暖，腰上还系着腰带，外面套着一件及地的长袍，里面衬有一层蓬松的羊毛，还饰有金色的玫瑰贴花和毛毡马头。他的双手布满了硬邦邦的老茧，这是他30年来徒手抓生皮制成的马缰绳、紧握长矛木杆和拉弓弦的结果。在他尚且年幼，刚能抓握时，人们就让他抓紧缰绳骑马。他没有戴手套，不过好在他的外套袖子够长，喇叭形的袖口盖住了他的手指尖，可以为他遮挡一些刺骨的寒风。这种袖子叫作“马蹄袖”。在严冬骑马时，他将缰绳拉进衣袖里，这样既能保暖，又不影响对马匹的灵敏控制。就像其他所有的游牧服装一样，他所穿服装的最显著特点是它的体积，为了保暖和舒适，羊毛衣服大到可以装下一只羊羔或一个小孩，其他需要遮挡的珍贵物品也罩得下。

他穿着羊毛裤。那是一条色彩鲜艳的宽松马裤，裤裆低垂宽松，但在脚踝处收紧，被塞进齐膝、衬有狐狸毛的厚皮靴里。马裤外面是皮套裤。皮套裤虽因年深日久已变软，但对骑马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或许不是最讲究穿着的统治者。他既没有巴比伦国王那些宽大的紫色和金色长袍，也没有雅致的小毡帽。他戴着一顶用野兔皮毛做内衬的帽子，它比任何小毡帽都实用，可以有效抵御寒风。他的黑发又长又浓密，梳成一个低发髻挽在颈后。他还蓄有浓密的长胡须，上面还残留有他上顿吃的山羊奶酪和扁面包屑。在国王之中，他虽然不是最具有王者风范的，但对其子民而言，他就是战士的榜样、男子汉的典范，也是他们唯一期待的统治者。他是他们的首领，也是他们的国王，他们对他忠心耿耿。

居鲁士的服装是一个依靠马匹进行运输、战争和地位展示的族群的理想着装。波斯人量身定做的外套和束腰外衣，不但可以让穿着者灵活地运动，而且能保暖，还有衬垫可以起到保护作用。马裤和皮套裤可以防止大腿擦伤，因为无休止地骑着裸背马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大腿疼痛和发炎。实际上，也是伊朗的游牧民，比如波斯人和米底人，最先发明了裤装。在他们来到伊朗之前，扎格罗斯山脉的社会都没有听说过护腿套。在整个美索不达米亚、爱琴海、黎凡特和埃及，衣物都是由简单的裹身纱丽式的布料制成，只需要将它们披着、系着或固定在身上。这些服装不需要裁剪、成形或缝纫。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伊朗的服装会通过剪裁面料、拼接缝纫成形来凸显身材。

2004年，在伊朗北部、德黑兰西北约210英里处的切拉巴德盐矿，矿工不小心被一具古尸绊倒，因而发现了一套完整的古伊朗服饰。这具男尸是一具少有的天然木乃伊，因被完全掩埋于盐中，保存完好。经仔细考证，死者生活的年代可以追溯至公元前500年左右。基因检测分析表明，这个男孩来自德黑兰-加兹温平原地区，可能未满16岁便死了。临死之际，他正在地底深处一个黑暗狭窄的竖井中收集盐。骤然间，一片巨大的盐矿层掉落下来，压住了他。这具木乃伊本身就是巴黎大木偶剧场式演出的素材，更引人注目的是，那些保存完好的细节仍流露出些许动人的人性。临终之日，他身着寻常衣物（没有专门供收集盐时穿的衣服）：一件米黄色的长袖羊毛束腰外衣和一条宽松的浅棕色羊毛长裤，腰上系着束腰带，接缝处嵌有红色绲边。这条宽松长裤（又名“哈伦裤”）的内外接缝处未缝合严实，因此很容易看到他大腿的裸露部分。“第四号盐人”（Salt Man 4）——考古学家进行登记编号时对他的称呼，穿着所有波斯骑手都会穿的衣服，因为在公元前500年左右，这身衣服是伊朗高原男性游牧民的标准服装。对西方的族群来说，第一次遇到穿长裤的波斯人，将会成为一段令人不安的经历。对希腊人来说，这引发了他们的精神创伤。希罗多德指出，雅典人“是最早忍受波斯服装的希腊人”，这也许是一种极端的反应，但告诉了我们，希腊人是如何看待奇特、强大的异族敌人的。对伊朗的男性游牧移民（比如可怜的“第四号盐人”）来说，长裤是一种古老而先进的文化的标志，这种服装最为清晰地表达了他们的骑手传统和欧亚血统。长裤注定要风靡世界。

*

居鲁士童年和青年时期的数十年，对于波斯来说是艰难的。在伊朗北部，米底国王阿斯提阿格斯与新巴比伦王国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在伊朗高原南部的波斯，境况也差不多，波斯人卷入了米底人野心勃勃扩张领土的旋涡。阿斯提阿格斯心里清楚，与巴比伦之战代价高昂，因此他向附属领地的臣民施压，要求他们提供兵力与财力支持。他将目光重点转向了波斯，要求它给予特殊支持。虽然波斯人无心与北部的近亲米底人结盟——如果一定要说他们效忠于谁的话，那就是南部的埃兰了，但他们还是口头上赞颂了阿斯提阿格斯的雄心壮志，并且适时献上了贡品，以表敬意。

但这对阿斯提阿格斯来说远远不够。为了获得大量的财政支持，他的军队开始深入波斯的领地。他还在进出波斯的道路上设置关卡，并坚持要求，往返米底和波斯的所有旅行都必须有文件证明（这项命令让牧民困惑不已）。他派遣总督驻扎在波斯，监督波斯各部落的定期税收。伊朗南部的迅速殖民化现象非常奇怪，看起来像是米底人在效仿亚述人创建帝国的方式。波斯人认为，阿斯提阿格斯在他们土地上的所作所为既违反常情，又不可容忍。因此，他们开始反对他的侵略性扩张主义。

阿斯提阿格斯在米底的统治亦是如此。他将权力凌驾于其他所有的部落首领之上，取消了他们的自治权，发展出了一种美索不达米亚式的绝对王权，由他一人独揽大权。他整日埋首于打造日益完善的宫廷仪式体系和越来越繁杂的官僚管理体系。他试图利用这些体系，精心营造出一种“神秘的君主制”——已为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国王们推行了数千年之久，并借此使自己从公众视野中消失。然而，这种抽象的统治方式与游牧部落注重亲身实践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因此不出所料，米底贵族对此反应强烈。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远赴波斯，与居鲁士结盟，他们认为，居鲁士的领导方式更慎重而传统。米底贵族哈帕格斯联合其他米底贵族密谋，费尽心思向居鲁士效忠，以赢得居鲁士的青睐。哈帕格斯将一封信缝在野兔的身体里，这封信逃过了米底边境关卡的检查，被成功偷运到了波斯。“冈比西斯之子，”哈帕格斯写道，“众神保佑你。劝服波斯人起义，来攻打米底吧！米底贵族会率先抛弃阿斯提阿格斯，加入你的阵营。”

阿斯提阿格斯的耳目无处不在，国王很快就听说波斯腹地发生了叛乱。的确有一个传言说，有天晚上，阿斯提阿格斯在埃克巴坦那的宫殿里召来了一个妃子表演助兴。她为他唱歌取乐。“尽管雄狮控制住了野猪，”她唱道，“但他允许野猪回到了自己的巢穴，野猪在那里变得更加强大，暗暗准备让狮子悲痛万分、悔不当初。”国王问道：“这头野猪指的是什么？”妃子笑着回答道：“波斯人居鲁士。”

为了应对叛乱的威胁，阿斯提阿格斯认为，与一些有影响力的米底家族结盟是明智之举，其中的首要人物是贵族斯皮塔马斯。斯皮塔马斯通过迎娶阿斯提阿格斯之女阿米蒂斯，融入了米底王室的核心圈子。她的嫁妆无异于米底本身。此乃阿斯提阿格斯的精心盘算之举：通过与阿米蒂斯的婚姻，斯皮塔马斯成了岳父王位的假定继承人，而阿斯提阿格斯的外孙居鲁士（曼丹尼和阿米蒂斯是同胞姐妹或同父异母的姐妹）对米底的继承权则随之被削弱了。

因此，居鲁士自然而然地转而考虑用武力夺取因血统而被拒绝给予的权势，这并不令人意外。他通过扩大对马甸人、萨加迪亚人，以及潘提亚莱欧伊、戴鲁希埃欧伊和卡尔马尼亚等部落的影响力，获取了波斯众部落的支持。他还通过协商，获得了萨卡人联盟两个强大的成员大益人和德尔比克人的援助。当居鲁士在整个波斯开始树立权威时，他也得到了当时一些位高权重的首领的支持：有能力突出的将军奥伊巴拉斯，此人冷酷地执行所有任务；还有帕尔那斯佩斯，他曾与安善王朝紧密合作，享有显赫权威，因此是波斯最富有的贵族之一。为了利用帕尔那斯佩斯的才能、财富并使其忠诚，居鲁士迎娶了他的女儿卡桑达涅。卡桑达涅余生一直都是居鲁士挚爱的妻子。她为居鲁士诞下了几个孩子，包括两位帝国继承人冈比西斯（冠其祖父之名）和巴尔迪亚，以及两个女儿阿托莎和阿尔杜斯托涅。

帕尔那斯佩斯和卡桑达涅都来自波斯古老而可敬的阿契美尼德氏族，可能早在公元前900年，这一氏族就已抵达波斯波利斯附近定居。他们的祖先声名远播。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创建者阿契美尼斯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据说，他小时候在扎格罗斯山脉的一座山顶上被一只鹰抚养长大，显然，这是扎尔与神鸟的故事的变体。居鲁士设法获得了阿契美尼德氏族的支持，甚至迎娶了那个古老氏族的女儿。这是他对抗阿斯提阿格斯大业中的重要一环。居鲁士的子嗣便拥有了泰斯佩斯及阿契美尼德氏族的血统，这使他们拥有了令人羡慕的波斯系谱。当阿契美尼德氏族最重要的王子兼首领阿尔沙米斯，以及他年轻而有活力的儿子希斯塔斯佩斯也承诺支持、忠诚于居鲁士和安善的泰斯佩斯家族时，居鲁士与阿契美尼德氏族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随之而来的是阿契美尼德氏族全体成员的效忠。

在短短五年里，波斯部落就在安善的居鲁士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尊奉他为他们的君主和国王。在帕萨尔加德的一次大规模部落集会上，居鲁士用激动人心的预言性话语对他的盟友说：“波斯子民，听我说！我乃注定要解放你们的人！我坚信，你们可以在战场上与米底人一较高下，一如在其他任何事上一样！我说的都是事实！不要再拖延，即刻摆脱阿斯提阿格斯的枷锁吧！”

多面手居鲁士一边向波斯部落示好、劝诱和施压，游说他们联合起来，在他的领导下共同抗敌，一边又与新巴比伦王国的新国王那波尼德谈判，希望与他结盟，一起对抗他们共同的敌人阿斯提阿格斯。这个谈判过程较为艰难，因为那波尼德是历史上最古怪的人之一，他的头脑里几乎没有为政治洽谈留任何空间。那波尼德是个真正的宗教狂热者。尼布甲尼撒二世的继任者小国王拉巴施-马尔杜克加冕后仅9个月便被谋害了，随后那波尼德登上了新巴比伦王国的王位。目前尚不清楚那波尼德与小国王之死是否有关，但是前者充其量只是新巴比伦王国王室的旁系亲属，却很快被选为新巴比伦王国的新国王。那波尼德是亚兰人，来自叙利亚北部的哈兰，其父是纳布-巴拉苏-伊克比，被誉为“智慧的王子与总督”，其母阿达-古皮是月神辛座下一位颇有影响力的狂热信徒，长期担任月神的女祭司。这位幕后操纵者长达104年的非凡人生在她死后被记录在了月神神庙庭院里的一组自传体铭文中，她在铭文中吹嘘了月神辛是如何进入自己的梦境，并预言了那波尼德所取得的辉煌王权的。因此，她的儿子在登基后，毕生致力于建造神庙和举行仪式，以纪念这位将他推向至高之位的神。他甚至将巴比伦的马尔杜克神庙也变成了月神辛的神殿。这一举动导致整个巴比伦尼亚地区动荡不安。

尽管如此，居鲁士还是成功利用了那波尼德的宗教狂热，他鼓励这位国王派兵进入哈兰，将神庙从占领了这座圣城一代人之久的米底人手中解放出来。然而，在那波尼德的军队进入哈兰之前，公元前553年，阿斯提阿格斯就从叙利亚撤军，将军队召回了米底。毫无疑问，他准备对波斯采取行动。为了庆祝哈兰重新回到巴比伦人的手中，那波尼德命人在陶土圆柱上刻下了铭文。这段铭文讲述了那波尼德的一个梦，梦中巴比伦尼亚众神命他重建哈兰月神辛的神庙。令人惊讶的是，这个梦还预言了居鲁士将战胜米底：

乌曼曼达（Umman-manda，巴比伦人对“野蛮米底”的简略表达），以及与米底人并肩行进的国王们都将不复存在。马尔杜克会让他的小仆人、安善之王居鲁士率领小股军队进攻他（阿斯提阿格斯）和他的军队。居鲁士将推翻疆域广阔的乌曼曼达，他将俘虏乌曼曼达之王阿斯提阿格斯，将后者绑回自己的国土。

公元前553-前551年，居鲁士和他的军队向米底的领地进一步推进，坚定地向埃克巴坦那进军。哈帕格斯与他们会师，履行了自己的承诺，支持居鲁士。其他米底贵族也转变阵营，率领军队来支援居鲁士。很快，希尔卡尼亚人、帕提亚人和萨卡人皆加入了波斯大军的行列，他们也反抗阿斯提阿格斯，支持居鲁士。然而，米底的山地地形阻碍了他们的进程，严寒气候迫使波斯军队将战争限制在6个月之内。公元前550年春，居鲁士的军队回到了故土波斯，在帕萨尔加德附近扎营，以待重新集结进攻米底。这时，阿斯提阿格斯主动出击了。

米底人入侵波斯的目的是一劳永逸地镇压居鲁士的叛乱。波斯人苦苦对付数量众多的敌人，后者吃得好、休息得好，而且补给充足，一波接一波不停地进攻，因此波斯士兵不得不开始撤退到帕萨尔加德后面的山区。就在这时，波斯妇女掀开长袍，向他们吼道：“你们要去哪儿？你们这些胆小鬼！你们想爬回原来的地方吗？”于是，他们止住了撤退的步伐。正因如此，在随后的数十年里，每当波斯国王前往帕萨尔加德时，据说都会向当地勇敢的妇女赠送黄金礼物。

帕萨尔加德战役是伊朗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这场战役持续了整整两天。作战双方进行了长期、激烈且勇敢的战斗。波斯人及其盟军设法集结力量进行最后的总攻，成功向米底战线发起冲锋，最终米底军队因陷入混乱而崩溃。波斯人占领了战场，突然间，阿斯提阿格斯发现自己被抛弃了，因为他的主要将领纷纷叛变，向居鲁士投降。用楔形文字书写的巴比伦编年史记录了这些事件：

米底军队叛变，俘虏了阿斯提阿格斯。他们将他交给了居鲁士……居鲁士行军至王城埃克巴坦那。他在埃克巴坦那搜刮金银财物，作为战利品带回了安善。

居鲁士外祖父的王座被安置在埃克巴坦那华丽的王家帐篷里。那顶帐篷的外层用结实、粗糙的大红布缝制而成，但内里装饰着织锦和精美的手绘丝绸。大获全胜的居鲁士就坐在这个王座上，手握权杖，接受米底众多首领及其部落的致敬。他们尊称他为“米底人和波斯人之王”。居鲁士决定，米底人和波斯人要和平相处，平起平坐。此后，在整个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时期，米底人经常被委以波斯宫廷的高级职位。外国人往往不对“米底人和波斯人”加以区分。事实上，“米底人”一词常被希腊人用作统称两者的唯一术语。

居鲁士封赏了希斯塔斯佩斯、奥伊巴拉斯，以及阿契美尼德家族的其他支持者。他宽宏大度地接待了曾听命于阿斯提阿格斯的希尔卡尼亚、帕提亚和萨卡的使臣，他们匍匐在他脚下，承诺效忠于他。战败的国王则戴着镣铐，在他以前的臣民面前游行，然后被押解到安善。在那里，他再次被押上街游行，这令波斯民众感到喜悦。尽管古代史料中有关阿斯提阿格斯晚年的细节信息各有不同，但史料均认为他受到了非常仁慈的对待。希罗多德写道，居鲁士安排阿斯提阿格斯在他的王宫里度过了余生，而从波斯人口中听到了相关故事的希腊历史学家克特西亚斯，坚持认为阿斯提阿格斯被任命为帕提亚行省的总督，后来被一直视他为政治对手的奥伊巴拉斯谋杀了。令人遗憾的是，阿斯提阿格斯的死因尚无定论。然而，他的女婿斯皮塔马斯没能在居鲁士占领埃克巴坦那后幸存下来：他和他的两个孩子，即居鲁士的表兄弟斯皮塔斯和梅加伯内斯，很快被铲除了。他们的母亲阿米蒂斯，即居鲁士的姨母，一夕之间沦为丧子丧夫的年轻寡妇，但身为米底的公主，她仍具有政治潜力。居鲁士意识到，她很可能会被其他觊觎王位的暴戾的米底人抢走并聘娶为妻，于是亲自迎娶了她，将她纳入自己不断充盈的后宫。当阿米蒂斯跟随新婚丈夫来到波斯时，她得以与曼丹尼重聚，但这时曼丹尼既是她的姐妹，也是她的婆婆。这种关系就是王朝联姻政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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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底国王阿斯提阿格斯政权的覆灭对古代西亚、北非的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巴比伦人来说，这意味着暂时没有外敌入侵之忧。于是，那波尼德离开了巴比伦，前往阿拉伯半岛富饶的沙漠绿洲泰马居住，在那里，他可以静心礼拜月神辛，不必为政事劳神分心。在他长达10年的精神静修期里（公元前553-前543年），一整套王家建筑群美化、改造了这块绿洲，其中大部分已在最近的考古发掘中重现于世。在那波尼德诚心礼神之时，新巴比伦王国由他的儿子伯沙撒统治。

与此同时，在吕底亚，公元前560年继承王位的克洛伊索斯为姐夫阿斯提阿格斯的战败哀叹不已。（吕底亚王国的疆域从小亚细亚的爱琴海海岸一直延伸到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哈里斯河。）克洛伊索斯住在结构复杂的萨迪斯卫城里指点江山，他的军队统治着安纳托利亚的西部，他坐拥巨额财富（主要是从希腊城邦掠夺而来）的声名即使在古代，也远播四方。正是克洛伊索斯率先创造了金银双轨币制，纯金和纯银的钱币（按照3∶40的固定比例）取代了单一的合金钱币。克洛伊索斯送给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祭司的礼物有约117块金锭、一个纯金搅拌钵（还有一个银制搅拌钵）、一个黄金狮子雕像、一个黄金女人雕像，以及数不清的小装饰品。克洛伊索斯还出资建造了宏伟的以弗所阿耳忒弥斯神庙，这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简而言之，克洛伊索斯的财富多得难以形容，但他富有得十分庸俗，就像当今的一些寡头一样，常常毫无顾忌地炫耀自己的财富。

当然，吕底亚的财富吸引着居鲁士，但这位波斯国王对彻底消灭驻留在克洛伊索斯的王国境内的米底残余抵抗势力更感兴趣。领土扩张的前景和推翻克洛伊索斯可能带来的好处也激励着他。希罗多德说，克洛伊索斯同样“渴望扩张领土，准备远征卡帕多西亚，自诩能一举击溃居鲁士和波斯人的势力”。他赠予德尔斐神庙宝物，是为了向著名的女先知寻求答案，阿波罗神会通过谜语向她传达神谕。克洛伊索斯询问阿波罗神，他是否应该和波斯人开战。神谕回复道，“如果克洛伊索斯开战，他将毁掉一个伟大的帝国”（希罗多德就是这么记录的）。克洛伊索斯听到这个答案高兴不已，未曾停下来思考它有意含糊不清的语义。公元前547年秋，克洛伊索斯义无反顾地越过了哈里斯河，进入了当时波斯统治的领土。

居鲁士迅速反击，他率军在普泰里亚（可能位于布达考祖平原南端的哈图沙古城地区）与克洛伊索斯正面交锋。双方在那里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但胜负未定。克洛伊索斯撤回并解散了军队，这些军队主要由高薪雇佣兵组成。他没有预料到，严冬时节居鲁士会在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冰天雪地上开战。事实上，居鲁士就这么做了。他麾下坚毅的战士裹着牛皮和羊皮缝制的外套和裤子，骑着强健耐寒的尼西安小马，用骆驼驮着扎营装备和武器，在厚厚的积雪和凛冽的寒风中奋力前行，全力追赶吕底亚士兵。居鲁士率军突然出现在萨迪斯附近的锡姆伯拉平原，这令克洛伊索斯震惊不已，他们的军队在那里再次交战。居鲁士命令骑兵骑在驮着行李的骆驼上，它们的气味吓到了吕底亚的马，以至吕底亚的马不敢向前冲锋，居鲁士就这样在战场上屠戮克洛伊索斯的骑兵。克洛伊索斯侥幸逃了出来，躲进了萨迪斯城上方防卫森严的卫城，在那里他向伊奥尼亚海岸的盟友发出了绝望的恳求。但不到两个星期，即公元前547年12月下旬，围城便结束了，吕底亚国王被俘。

克洛伊索斯的最终命运成了多个传说的主题。数十年之后，希罗多德在他的作品中写道，居鲁士饶克洛伊索斯一命，将他带回波斯宫廷，敬他为王室顾问。克特西亚斯则说，居鲁士赐给了这位战败的国王一座离埃克巴坦那很近的大城巴内内（Barnene），作为半独立的封地交给他统治。然而，在另一个听起来更加真实可信的传说中，克洛伊索斯遵循许多战败国王的做法，选择了自我献祭，与妻女仆人一道在一个巨大的火葬堆上自焚而死。显然，与克洛伊索斯同时代的希腊诗人巴库利德斯确信，国王经历了集体自杀的仪式，不久之后，他在一首胜利颂歌中生动地描述了克洛伊索斯的自我献祭过程（尽管在故事的高潮部分，众神下令将国王带到了天堂）：

当那个意料之外的日子来临时，克洛伊索斯已不想再苟活着流下沦落为奴的眼泪。他下令在铜墙围成的庭院前搭起了一个柴堆，与挚爱的妻子，还有几个留着秀发的女儿一起登了上去，他们痛哭失声……他示意奴仆轻轻走过去点燃这座用木头搭起来的柴堆。他的女儿们大哭起来，向母亲伸出双臂。因为死亡就在眼前，这对凡人来说是最可怕的事。但就在可怕的火焰开始穿透木材时，宙斯在上空安排了一朵黑色的雨云，天空开始下雨，以浇熄金色的火焰。

然而，巴比伦的一块楔形文字残片为克洛伊索斯确实在公元前546年初死于萨迪斯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在尼散月，帕尔苏（波斯）之王居鲁士集结军队，在阿尔贝拉城下渡过了底格里斯河。在以珥月，他进军吕底亚。他杀死了（吕底亚）国王，夺取了他的财产，（并）派遣卫戍部队驻扎（在那里）。

萨迪斯陷落之后，伊奥尼亚沿海城市也随之陷落了。它们很快就接受了波斯的统治，请求和平，并向居鲁士称臣纳贡。居鲁士准许它们保留了一点自治权。从那时起，虽然伊奥尼亚海岸城市都由当地的希腊人治理，但这些官员受波斯上级官员任命和监督。任何叛乱都会遭到残酷镇压——这不是展现仁慈宽容的时候。比如，那位受居鲁士之命收集沿岸城市贡赋，后来却发动叛乱、名叫帕克提斯的吕底亚人，就被无情地处决了。居鲁士最重要的米底盟友哈帕格斯受命掌控小亚细亚的所有波斯军队，以居鲁士的名义统治那片地区，并被授予“海上大元帅”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头衔。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他将此称号铭记于心，有条不紊地征服了小亚细亚沿岸的一座又一座城市，正如希罗多德所写的，他“颠覆并征服了那里的所有国家，无一例外”。

西部既已由哈帕格斯掌管，居鲁士的注意力遂又回到了东部，他的双眼盯紧了巴比伦王国和附属于它的叙利亚、犹大、以色列、腓尼基，以及阿拉伯半岛的部分地区。自从那波尼德在阿拉伯半岛自我放逐之后，新巴比伦王国就陷入了政治管理危机。在他难得的清醒时刻，他于统治的第17年启程回到了巴比伦，却发现这个城市已变得一片混乱，神庙不受重视，宗教仪式也已荒废。虽然巴比伦与其国王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但当那波尼德听说居鲁士即将率军抵达巴比伦尼亚时，他的举措证明了，他是一个比其他任何人所预想得都要好的领导人。他召集军队，在儿子伯沙撒的带领下向北进军。伯沙撒命令军队驻扎在底格里斯河沿岸有城墙围护的俄庇斯城附近，距巴比伦仅50英里。

公元前539年9月，居鲁士进入了巴比伦尼亚，直奔俄庇斯。途中，他被一个名叫乌格布劳的人拦下。乌格布劳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巴比伦贵族，统治着新巴比伦王国北部边境的广阔领土，但他反对那波尼德不稳定的统治。他当场就向居鲁士献上军队，以表达他对后者的绝对忠诚。两位首领达成了一项协议，乌格布劳的士兵带领波斯人向俄庇斯进发。城墙前的战斗虽然短暂，却非常残酷。巴比伦王国的军队被打得四分五裂，许多人想要逃离战场，但在逃跑途中被杀了。城里不断有亵渎事件发生，波斯侵略者展开了大屠杀，挥刀砍向男人、女人和儿童，这显然是一种惩罚，目的就是杀鸡儆猴，威吓那些决心抵抗波斯人的城市。当包括伯沙撒王子在内的死者的尸体被堆放在街上，在炎炎烈日下曝晒腐烂时，波斯人从俄庇斯获取了大量战利品。接下来，10月6日，波斯人攻占的是古城西帕尔。这次，波斯人不战而胜。居鲁士随后派乌格布劳前往巴比伦。在距这座城市不远的地方，他遇到了那波尼德军队的残部。在那波尼德无力保卫他的首都，向南逃到博尔西帕时，他的士兵迅速躲进了巴比伦城内避难。

*

公元前539年10月12日，巴比伦巨大的城门打开了，波斯国王居鲁士的军队在无人阻挠和无人反对的情况下，庄严肃穆地游行至城市的中心，之后向马尔杜克神高耸的塔庙行进。居鲁士骑着一匹漂亮的白色骏马，身侧是他20岁的儿子冈比西斯。这是冈比西斯第一次随父远征（对冈比西斯来说，参与帝国建设的锤炼很重要）。居鲁士身边还有老朋友奥伊巴拉斯和新朋友乌格布劳。乌格布劳与征服者一同出现的场景，一定深深地激怒了巴比伦人。对他们来说，乌格布劳就是一个令人憎恶的通敌者，也是巴比伦及其众神的叛徒。

当时虽然没有巴比伦人为此欢呼雀跃，但他们也没有拼死抵抗。那里只有一种诡异的寂静，只能听到居鲁士的士兵有节奏的脚步声、马蹄声，以及马匹偶尔发出的嘶鸣声或鼻息声。听闻俄庇斯大屠杀的消息后，巴比伦人决定保留自己的态度，于是在波斯人列队进城时，没有表现出任何抵抗。居鲁士命令自己的士兵不能抢劫，也不能造成混乱。然而即便如此，亲眼看到占领军时，即使是一支相当克制的占领军，巴比伦人也不禁觉得波斯人势不可挡。但对居鲁士而言，巴比伦是何等的奖赏啊！

巴比伦——“古代世界里的一颗璀璨明珠”，拥有宽阔的大道、宫殿、神庙、花园、公共广场和市场，以及蜿蜒的街道上鳞次栉比的房屋，就其规模和辉煌程度而言，没有其他古代城市能与之媲美。这是古典时期唯一的大都市，生意盎然。在其漫长且充满暴力的历史中，它曾多次遭到袭击和破坏，但每次遭到亵渎后，这座城市都会从废墟中重新建立起来，且焕然一新，看起来比以往更为壮观。在它被波斯占领之前的数十年里，国王那波帕拉萨尔及其子尼布甲尼撒赋予了巴比伦新的生命，他们都为美化巴比伦倾注了大量资源。高大的防御城墙拔地而起，为这座城市提供了充足的保护。尼布甲尼撒在巴比伦城墙内修建了一条深深的护城河，从而使内城——包含老城和受人敬仰的马尔杜克神庙的三角形岛屿——多一道防御。正是随着所谓的“南方宫殿”“北方宫殿”的建造，尼布甲尼撒的巴比伦才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壮丽景观。他在王室居所的墙面上贴满了青金石色的砖，砖的釉面非常光滑，在阳光下就像镜子一样闪闪发光。而且，这里到处都是潜行的狮子、快步小跑的公牛和大步行进的龙等图案，就像是一个象征着巴比伦王权的神秘动物园。在南方宫殿的东北角，有闻名遐迩、被誉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后来据说，这是尼布甲尼撒为他的米底妻子安美依迪丝建造的花园，以解她对故国群山的思念之情。

数十年来，巴比伦一直效仿亚述对外掠夺并要求战败的统治者向其称臣纳贡的政策，因而巴比伦的国库里堆满了战利品。这些战利品包括那些曾经为耶路撒冷的耶和华圣殿增光添彩的银香炉和黄金陈设、被誉为“铜海”的仪式所用净盆，以及挂毯、门帘和地毯。公元前597年，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国的国王约雅斤及其1万多子民押回了巴比伦。“巴比伦之囚”影响深远，此次流放将犹大人转变为了犹太人。他们从众多被俘的民族中的一员变为了“有经者”（people of the book）。他们从众多注定被毁灭的民族之一变为了历史的永久幸存者。在这个过程中，波斯的居鲁士功不可没。

居鲁士和士兵沿着巴比伦的游行大道一路前进。大道上装饰着120头釉面砖雄狮（伊什塔尔女神的象征），宽阔的游行大道沿着南宫东侧向前延伸。这条大道的巴比伦名为Aibur-shabu，意为敌人永远无法通过，此时这个名称听起来倒是具有讽刺意味。它主要用于在重大的新年节庆时游行展示众神的雕像，这一年一度、寻求神圣宇宙庇护的续约仪式是巴比伦宗教和社会框架的核心。但现在通过这里的不是众神，而是骑着马的居鲁士。他穿过宏伟的伊什塔尔城门——墙面上点缀着闪闪发光的蓝色和金色装饰，象征着阿达德和马尔杜克的公牛和龙镶嵌其上——继续向前行进，直到站到埃萨吉拉神庙阶梯前。埃萨吉拉是巴比伦城守护神马尔杜克的神庙及寝殿，是巴比伦的神圣中心。在高耸的塔庙顶端修建的内殿就是神的休憩之所。尼布甲尼撒宣称，他曾“在墙上包覆闪闪发光的黄金，使城墙像太阳一样闪耀”。就是在这个私密的内殿里，居鲁士受到了大祭司和城市代表们的欢迎，他们匍匐在他面前，亲吻他的双脚时，胡须轻轻掠过脚下的尘埃。居鲁士回忆道（忽略现实），“在欢欣鼓舞中，我入主了王宫里最气派的殿宇”。

居鲁士深知树立良好公共形象的重要性，他与巴比伦的祭司和贵族密切合作，以巩固他对巴比伦的合法统治地位。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样的政权更迭需要对政府进行彻底改革，获胜一方会派官员替代前朝官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波斯入侵早期的楔形文字文献表明，居鲁士根本就没有改变巴比伦的官僚体系，而是让它按照原本熟悉的模式继续运行。文献表明，神职人员、官僚行政人员、税务官员和财政官员都能保留职位，未曾被撤职。这样一来，巴比伦虽然遭受了被征服的剧变所带来的心理创伤，但它的经济、市政和宗教功能非但没有遭到破坏，反而得以继续维持。帕尔斯的帕蒂斯乔里亚部落的首领、血统高贵的戈布里亚斯被任命为巴比伦总督。他在那波尼德时期就担任行政长官的纳布-阿赫-布里特的辅佐下了解这座城市的运作方式，负责监督前巴比伦王国疆域内权力的和平移交。为此，戈布里亚斯将阿拉伯半岛北部、叙利亚、犹大、以色列和黎凡特的首领、总督和王公召集到巴比伦，举行了盛大的觐见仪式。他们在精心设计的仪式上向居鲁士致敬，尊称他为无可争议的霸主，宣誓效忠于他及其儿子冈比西斯，并进献外交礼物。在这次政要集会上，居鲁士不可能没有看到他成功建立帝国的实物证据。后来，他回忆道：“来自世界各地、从上海域到下海域，所有王座之位上的国王、所有居住在遥远地区的国王，以及阿姆鲁之地上住在帐篷里的诸王，都为我带来了沉甸甸的贡品，在巴比伦亲吻我的双脚。”能获得腓尼基富裕城邦——推罗、西顿和迦巴勒——使节们的臣服，他一定特别高兴，这些城邦的商船队正准备扬帆起航，开辟新的贸易路线。他们的造船师也有能力使波斯成为海上强国。

正是在此次古代西亚、北非各国政要云集的盛会期间，在博尔西帕被俘的那波尼德被处以死刑。但后来的故事（就像那些关于克洛伊索斯的故事一样）表明，宽宏大量的居鲁士赦免了他的死罪，并允许他在波斯享受舒适安逸的退隐生活。不过，这不太可能。居鲁士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他深谙若没有竞争对手及其忠实部下，自己羽翼未丰的帝国将会有更多的生存机会这一道理。因此，处死那波尼德是唯一的选择。在所有的公共纪念碑上抹去那波尼德的名字和头衔，他统治的历史也被重写。

但就在居鲁士入主巴比伦8天后，因奥伊巴拉斯突然中风去世，居鲁士的胜利蒙上了一层阴影。3个月过后，居鲁士心爱的妻子卡桑达涅也去世了。他备感失落。公元前538年3月20日至26日是波斯举国哀悼的时期，根据楔形文字文献记载，当卡桑达涅下葬时，“所有人都蓬头垢面地走来走去”。

但在巴比伦，王权合法化的事宜仍然要继续推行下去。居鲁士开始重建破败的城墙，以此向民众塑造一个勤勉负责的君主形象，而在那波尼德的整个统治期间，城墙建设被严重忽视。当工匠修补和重建破败的防御工事时，他们发现了一段古老的阿卡德语铭文，这引起了居鲁士的兴趣。他回忆道：“我在巴比伦厚重的城墙里看到了一段铭文，上面写着在我之前的国王亚述巴尼拔的名字。”公元前7世纪，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拔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他统治了一个好战的庞大帝国约40年。居鲁士自豪地宣称自己为这位亚述国王的真正继承人。通过将自己与亚述巴尼拔并置，他将对巴比伦的占领合法化。

*

公元前539年10月和随后几个月发生的事件都被记录在所谓的“居鲁士圆柱”上。这是古代最伟大的公关工具，是出色的政治宣传，是对波斯占领巴比伦事件的精彩修正，是对历史事实大胆且无畏的改写。居鲁士圆柱上的铭文强加了一种新的叙述，波斯对巴比伦的征服和镇压被记载为对该城的解放。

居鲁士圆柱是条不讨喜的沉重黏土块，上面密密麻麻地刻满了楔形文字，在大英博物馆的古伊朗展厅占有重要地位。它是由居鲁士大帝下令集体制造的诸多圆柱中唯一的幸存品。国王与巴比伦祭司、书吏一道，决心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旧式的、归化的巴比伦君主形象。居鲁士圆柱是仿照标准的巴比伦王家圆柱打造的，这些圆柱被埋在建筑物的地基中。居鲁士圆柱就是在巴比伦的城墙里被发现的，但它也有泥板副本和莎草纸副本，以便广泛传播。在全民公告里，也能见到它的身影。

居鲁士圆柱铭文诋毁那波尼德对巴比伦众神不敬（尤其是长期受苦的马尔杜克神），还称他在巴比伦城实行了严酷的徭役制度（一个明目张胆的谎言）。众神听到了巴比伦人发自肺腑的悲叹。居鲁士圆柱铭文写道，马尔杜克四处寻找英雄，以恢复秩序，消除混乱。他看到了安善之王居鲁士身上的美德和勇敢无畏的精神，于是选择了他，宣布他为世界之王。在巴比伦书吏的笔下，“马尔杜克牵着他的手，赋予他全世界的统治权，然后叫出了他的名字——安善的居鲁士……爱护子民的伟大神主马尔杜克看着他的善行与正义之心，心情愉悦”。然后，铭文继续写道，马尔杜克命令居鲁士向巴比伦进军，他将不战而胜。巴比伦的臣民欣然地接受了居鲁士的统治，感激他将他们从那波尼德暴政的黑暗中解救了出来。从此处开始，记录的铭文就像是居鲁士本人在说话一样，他将自己描述为马尔杜克的崇拜者，马尔杜克唯一的目的就是给巴比伦带来和平：

我是居鲁士，宇宙之王、伟大的王、强有力的王、巴比伦之王、苏美尔和阿卡德之王、世界四方之王……王权长盛不衰的子孙，他们的统治深受巴尔（马尔杜克）和纳布的喜爱，他们用王权悦纳众神。当我作为和平的使者进入巴比伦时，我在一片庆祝和欣喜中于王宫里安置了自己的王居。伟大的主马尔杜克赐予了我巴比伦，我将日日崇拜他。我将守护巴比伦城及其所有圣所的安全。至于巴比伦的民众，我解除了他们的劳役，减轻了他们的疲乏，使他们得享安息。伟大的主马尔杜克为我的善举感到欣喜。我，居鲁士，一位崇拜着他的国王；冈比西斯，我的亲生儿子，以及我的所有军队，他都仁慈地赐下了祝福。我们幸福欣悦地走在他前面。

为避免我们被这样有说服力的政治宣传左右，开始视居鲁士为马尔杜克及巴比伦其他诸神的侍者，我们需要记住，在与这段铭文同时期发布的其他明令公告中，居鲁士也将自己打造成了希伯来神的仆人和犹太人的恩人。公元前538年，他下令支持重建耶路撒冷圣殿，并将尼布甲尼撒从圣殿中掠夺的珍宝如数归还给上帝的居所。被囚的犹太人（和其他所有被驱逐的外国人一样）可以自由回家。公元前537年，4万多名犹太人开启了他们宣称的“第二次出埃及”，快乐地踏上了归乡之路，长途跋涉，返回那片流淌着奶与蜜的土地。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旧约》中，居鲁士被视为耶和华的仆人，他是被无形的上帝选来带领其选民摆脱奴役的人。因此，流亡的先知们称赞居鲁士是上帝派来解放犹太人的人。先知“第二以赛亚”特别热情地记录了，上帝因找到居鲁士这样杰出的战士而欢欣喜悦：

看哪！我的仆人，

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

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

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

…………

我耶和华凭公义召你，

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

使你作众民的中保，

作外邦人的光，

…………

论居鲁士说：“他是我的牧人，

必成就我所喜悦的，

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

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

我耶和华所膏的居鲁士，

我搀扶他的右手，

使列国降伏在他面前。”

因对犹太人的慷慨，居鲁士获得了不亚于“弥赛亚”或“受膏者”的荣誉称号，这是被流放的犹太人在谈到上帝派来的救世主或救赎者时所使用的表达方式。这是一个具有深远神学意义的头衔，表明居鲁士是受上帝委派和庇佑的合法君主。在《圣经·诗篇》中，这位受膏者是一个理想化的半神化领袖，一名受上帝支持和保护的战士：

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

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他，

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

这与马尔杜克对居鲁士的支持有明显的相似之处。我们也可以认为，巴比伦书吏和希伯来先知都将居鲁士描绘为众神的捍卫者。获赠“弥赛亚”的称号，虽然没有将居鲁士提升到神圣地位，但对他作为一个具有重要神学意义的人物的认可是独一无二的：读完整本《圣经·旧约》，我们会发现，居鲁士是唯一获得如此至高头衔的异教徒。虽然耶和华知道居鲁士并不承认他的神权，但他仍然被这位波斯国王的美德深深打动，使居鲁士成为希伯来人的“弥赛亚”。最后，正如“第二以赛亚”所言，他命令居鲁士“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

若说居鲁士是在神的指引下将犹太人从美索不达米亚的囚笼中解放出来，这不免令人怀疑。更有可能的是，他采取了务实的行动来缓解巴比伦和整个帝国的紧张局势。居鲁士通过支持可以被称为“宗教宽容”的表象，以及授权允许犹太人自由离开巴比伦，解决了巴比伦王国人口过剩的实际问题。他让犹太人重返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实乃明智之举（但是必须记住，仍有许多犹太人留在了巴比伦王国，还建立了一个延续了数百年之久的重要文化中心）。然而，《圣经·旧约》同巴比伦化的居鲁士圆柱铭文一起，在塑造居鲁士的形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将他塑造成了自由、宽容的和平缔造者，这一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他打破了亚述和巴比伦暴君野蛮森严的统治，开创了一种新的开明统治。居鲁士圆柱铭文被誉为“历史上第一部人权宣言”，居鲁士被赞颂为体面人道原则的首位倡导者，以及废除奴隶制和赋予公民自由权的支持者。但实际上，居鲁士圆柱铭文中没有任何对人权概念的提及。事实上，这种进步思想在古代完全不为人知，它对居鲁士的世界来说是完全陌生的。

真正切实地了解居鲁士非常重要：毫无疑问，他是一位天赋异禀且功成名就的军事领袖和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操纵者，但他也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军阀和无情的帝国主义者。他的帝国建立在流血杀戮之上，当然，所有帝国无一例外均是如此。奴役、监禁、战争、谋杀、处决和大规模屠杀都是他及其继任者扩张领土的野心不可避免的后果。这一事实也证明，波斯人在追求领土扩张的过程中，与亚述人并无两样。他们对亚述人怀有一种奇特的敬意。波斯帝国并非建立在处女地上。在居鲁士占领的每一片土地上，他都遭遇了扎根于此的当地居民的抵抗。事实上，米底、吕底亚和巴比伦王国是他从其他野心勃勃的殖民势力手中夺来的，这些势力已开始自我扩张的进程。波斯帝国的扩张是一场军事演习，也是一场奸诈的政治游戏，因为在帝国建设初期，波斯人阿谀逢迎那些合作者和叛国者，确实获取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在整个阿契美尼德王朝，几乎在每块殖民地上都有对居鲁士征服的反抗，而且是以不同的方式，断断续续地进行着。为了维持对殖民地的控制，波斯人建立了覆盖整个帝国的行政管理体系，其中既有复杂成熟的部分，又有冷酷无情的部分。

将居鲁士视为思想自由的和平主义者的典型代表，这种温和的看法有损于这位历史人物的形象。他在整个西亚、北非地区浴血奋战，开辟出了一条称霸世界的道路。如果我们将他想象成另外一个样子，那么“大帝”这个称号就失去了说服力。居鲁士是一位足智多谋、精明世故的开拓者，他深知通过表面支持当地的宗教传统，以及向过去伟大的统治者看齐的策略来安抚被征服民族的重要性。他还能通过冷酷无情的武力宣示和文笔超然的全民公告来昭告自己的统治地位。从这些方面来说，他可能是冷酷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在此列举一个明确的例子：公元前538年，尼散月的第4日（3月27日），居鲁士在宏伟的马尔杜克神庙见证他的儿子冈比西斯成为巴比伦之王（实际上是光荣的副统治者）的受封仪式时，选择穿一件饰有流苏的棉质埃兰长袍。这是数个世纪以来巴比伦的死敌，即苏萨的统治者所穿的衣服。楔形文字史料明确提到了这位波斯国王在巴比伦的宗教仪式上所穿的埃兰服饰，这似乎是在暗示，居鲁士并不似他在政治宣传中所描绘的那样，是一位被普遍接受和恭贺的解放者。他身着埃兰服饰公开亮相，即使是对波斯最友好的巴比伦精英，定然也会感到惊愕不已，因为在这个最神圣、最公开的仪式上，居鲁士的服饰传达了一个刺痛人心的信息：巴比伦如今正由外来势力统治，而他，安善的居鲁士、波斯的统治者，是世界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