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经权论

经者常也，不守经则越乎规矩而失真诠。权者变也，不达权则落于窠臼而无活法。医学如《灵枢》《素问》，皆有法无方，后世难以遵循，惟仲景《伤寒论》有法有方，此即医之经也。而凡统于《伤寒论》中者，后世皆不得离寒而别有所论，太阳篇一言中风，一言中寒，其实风必带寒，方能伤人，中风之症，即伤寒中之稍轻浅者耳，二项虽分，总之以伤寒论也，后世泥风为阳邪，寒为阴邪，割裂强解是欲歧仲景之论以为论矣，六经治例治冬月正伤寒也，其曰时行伤寒，又曰暴中寒疫，则别于正伤寒而为春夏秋之伤寒可知也。“疫”字见《礼记·月令》，谓“时令偶乖，民乃多疫”，仲景论疫，亦如《月令》，指四时不正之气，可知疫而曰寒者，时令乖讹，则起居易忽，衣被不能适中，最易感冒，非寒而何？唐书《外台秘要》载孙真人《千金论》谓“感冒四时不正之气，为时行瘟疫”。《康熙字典》注：瘟者，疫也。《抱朴子·微旨卷》“经瘟疫而不畏”，是二字可分而亦可和也。《金鉴》曰“时行伤寒”者，文雅之词也，“时行瘟疫”者，遂谓仲景缺瘟疫论，且谓瘟疫不本于寒，系天地间另有一种厉气，从口鼻入，是欲超仲景之论以为论矣。《内经》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仲景曰“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又曰“此为伏气之发”，正与《内经》相合。又曰“先夏至日为湿病，后夏至日为热病”，后世因《内经》有春温无夏热，遂谓此二句系叔和伪撰。然以时势论之，后夏至日其症必郁热更甚，此二句或为仲景原文，或为叔和补发，自与画蛇添足者异，后世因驳叔和，并驳仲景，谓伤寒断无过时而发，转为温热之理，是欲删仲景之论以为论矣。夫使风不带寒，温热、瘟疫不本于寒，而仲景顾以一《伤寒论》括之，是文与题悖，仲景固如是之荒谬乎？此所谓经之不可不守者也。

仲景于正伤寒有论有方，于温热、瘟疫有论无方，诚为书缺有间 或曰失于兵燹 ，然告往知来，自宜触类引申，试以瘟疫与正伤寒比论之：霜降以后，九月节也，九月为剥卦，五阴一阳；十月为坤卦，六阴无阳；冬月一阳生；腊月二阳生，微阳初兆，仍属老阴用事，故冬月腊月较九月十月更冷，此时人身之阳气甚微，腠理甚密，所感又极重，焉得不用麻黄、桂枝、青龙汤等辛温重汗之剂乎？春分以后，三月节也，三月为夬卦，五阳一阴，四月为乾卦，六阳无阴，五月一阴生，六月二阴生，微阴初兆，仍属老阳用事，故五月六月较三月四月更热，此时人身之阳气极盛，腠理极疏，感冒又甚轻，焉得不舍麻、桂而用败毒散、羌活冲和等辛平辛凉之剂乎？且即同一正伤寒，而东南风气柔弱，不可概同西北，纯用峻猛之剂，此本黄帝四方之论，不必区区待仲景之提命也。至于直中阴症，仲景用干姜桂附；传经阳症，仲景用芩连硝黄，后世因人禀逾薄弱，或于救阳之中兼防水涸，如理阴煎、温中饮，皆重用熟地；或阳症阴脉不得不滋水救火，如黄龙汤、玉烛散、《医贯》地黄汤，皆以生水为主，泻火次之，此与《内经》只言伤寒为热病，而仲景更兼言虚寒不同，一因时制宜乎？又如《伤寒例》始太阳终厥阴，六经治法备矣，温热病，初起便发渴，舌上有苔，是病不在太阳，而在阳明经、少阴经，阳明胃腑也，因舍太阳经麻、桂等药，而用柴、葛、知、芩、石膏等，从乎半表半里之法，即起仲景于九原，岂得以为非乎。又如《金匮要略》系宋秘阁臣林亿所辑，其去仲景逾远，其讹伪犹多，程云来作《金匮直解》，多所删驳，识见极高，后世徒慕“金匮”二字，不辨真伪，概以为仲景之堂奥在是，每至覆辙相循，恬不为怪，可谓善学仲景乎？此所谓权之不可不达者也。

奈何今之论医者，徒取词华之蔓禣，不辨义理之乖讹，有违仲景之论，而索隐行怪者 如 《醒医六书》 云：瘟疫症无声无臭，渺不可测，又云：外不在经络，内不在脏腑，皆诳 言欺人，夫远人不可以为道，远人又岂可为医哉？ 昔人谓达原饮昧其出正以此耳 ，反以为其书可以醒医，是犹见杨子之法言，遂谓孔孟可删也。有泥仲景之论，而穿凿附会者 错简 讹句，皆不之疑，时易世移，强求其合。昔人谓尚论篇，主张太过，正以此耳 ，反以为其篇不愧尚论，是犹见安石之周礼，遂谓周公复出也，不亦诬乎。有明陶节庵，守仲景之法，从不泥仲景之方，是以一七回春，活人无算，而其渊源，则本于刘河间之《伤寒直格》，王安道之伤寒立法考也。

本朝若程钟龄之《医学心悟》，陈素中之《伤寒辨证》，又皆以陶氏为宗焉，昔人谓千金不易伤寒秘，仲景石函节庵泄洵属平九之论，后世因其不用仲景原方，目为功首罪魁，系长沙之操莽，岂通论哉 仲景之书，如麻冕礼也，王陶之书，则今也纯俭 矣，奚不可从之有哉？ 孔子曰：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余故作经权论之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