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1992年4月，我第一次来到深圳。

此前，我不知道深圳在哪里，零零散散耳边吹过“深圳”这个词，也没有深究。问题来了，湖南省作协的作家一两个月就溜一个，刘美贤、钟铁夫、田舒强、贺慈航、岳立功等，一个接一个地溜到了深圳。而我呢，却是被贺大明逼的。贺大明，何许人也？他是湖南电视台的高级编导，20世纪90年代轰动全国的《老屋》《生命》《共同的太阳》电视专题片的制片人，并屡获“中国电视奖”。

那个清晨，贺大明在省作协大院扯开嗓子喊我的名字，足足喊了六七分钟，对门的瞿科长就敲开了我的门。我匆忙穿上衣服下楼，说：“你疯了？”他说：“救命。”他说着，拉着我的手就走。

原来，贺大明碰上了大难题，他从1991年下半年就想投奔深圳电视台，于是把他获得的大奖一一呈上，无奈深圳电视台的台长担心贺大明的文凭和年龄跟不上改革开放的步伐。大明说，去年两个月内前后四次南下，终于求到了一句话——“拿个好脚本来”。大明说，只有找你了。我说，鬼咧，我不会写脚本，只会写文艺评论。他咬牙切齿地说：“你蠢得要死，写评论最高级，我读过你的好多评论。”

我禁不住他的威逼利诱，就把他的电视专题片认真看了几遍，以岳阳的“张谷英大屋”即《老屋》的六百多年的静默岁月为历史背景，从《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迷》的章节中，拈出深圳翻身村改革开放的故事，平实地叙述岳阳与深圳两个村庄腾飞的节奏，并取名为《最后的村庄》交给了他。大明说我鬼聪明。

大明主动邀请我到深圳去拍《最后的村庄》，他说费用他全包。我就兴高采烈地跟着他去了，一走出深圳火车站，他就嚷嚷：“这么蓝的天，这么白的云，你还不来深圳，你以为你是谁？”好像我不愿意来，也好像他已经是蓝天白云下的深圳人。就在那一次，我一锤子敲定了我在深圳的营生，而可怜的大明，此前四次，此后五次，总共九次南下也没有走进深圳的大门。

我记得，从长沙到深圳的空调列车是全国唯一一趟直达列车，傍晚七点发车，第二天早晨七点到站。全国各地到深圳的列车都停在广州火车站，去深圳出差办事必须有边防证。湖南紧挨着广东，湖南的牲猪要通过深圳运到香港去，水果、蔬菜也要通过深圳运到香港去。在中央领导的关怀下，专门开通了长沙到深圳这趟列车。1992年4月上旬的一天早晨，贺大明熟门熟路地把我带到福田区八卦岭上林苑宾馆，漱个口，吃碗面，就马不停蹄又带我直奔罗湖怡景路深圳电视台。大概十点钟，我们就到了台长的办公室。台长西装革履，第一句话是“小贺，你又来了”，笑眯眯的，第二句话就是“脚本呢”，大明就赶紧递给他。他没看脚本，而是打电话叫人，先叫来了一个女孩，把脚本复印了，然后很快就来了七个人。

我终于知道台长姓陆。陆台长说：“你们看看这个脚本写得怎样。”这七个人就低头看脚本。我走进台长办公室就只点了几下头，一句话也没说。在他们看稿子的时候，我才轻松下来，东瞅瞅，西瞅瞅，觉得这办公室真大，装修装饰很和谐，比起湖南省委大院、湖南文联大院和湖南作协大院的办公室，好太多了。《最后的村庄》的脚本字数只有五千字，时长五十五分钟，留了白。大概过了二十分钟，第一个人就站出来了，说：“陆台长，这脚本挺好。”然后，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都说好，只有一个中年男子提了一点儿意见。陆台长站起来，说：“你是小聂？”我连忙点头。他说：“自古英雄出少年，前途无量。”我满脸通红。

大明从深圳电视台领取了摄影器材，电视台派了一个司机带着我们到宝安西乡翻身村拍素材。那个时候的翻身村基本上是平房，大片的田野都荒芜了，翻身村村长的名字我不记得了，只清楚地记得他性格豪爽、热情好客。正值春天，明晃晃的太阳挂在天上，他满头大汗地带着我们选景。他不喜欢荒芜的田野，老是说，那栋新建的楼房里有好多好多的高级机器，你们拍一拍；那栋新建的楼房里有好多好多的小妹，每天都运出几千件花衣服，你们拍一拍。大明拍村长家的一只大公鸡，红红的大冠子像一朵盛开的鸡冠花，村长不以为然；拍弯弯的清澈的小河，村长戴着草帽远远坐在河边的树下连连摇头。我跟了大明和村长两天，就被师兄袁铁坚召去了。

铁坚是先我一年到的深圳。他年纪轻轻就当上了母校中文系副主任。我实在不知道他动了哪根筋，在湖南省作协开了一个会就直奔深圳。电视台的司机把我送到民俗村，铁坚在民俗村门口等，他带着我把锦绣中华（小人国）和民俗村深度逛了一圈，然后到村寨管理部喝茶——铁坚已是村寨管理部部长。俊男靓女美不胜收，每一个人都青春勃发，脚不沾地，每一个人都见事做事，毫不犹豫，对比内地的沉闷和慢节奏，我下定决心要落户深圳。

我在铁坚的家里睡了一夜。他的父亲母亲永远都跟着铁坚。在母校饿肚子时，我多次吃过袁妈妈做的饭。老两口儿见到我冒出来，那个殷勤那个喜悦让我感动，然后就做我的工作，要我到深圳来和铁坚做个伴儿。我说，我真的会来。

那个时代通信还没有BP机，只有程控电话。村长家有程控电话，大明把村长家的电话号码给了我，吃完午饭之后我就坐公共汽车回到上林苑宾馆。大明细心，说明天你就去找刘堤洪玩儿，我说我又不认识刘堤洪。大明说，刘堤洪是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局长胡真的女婿。我好像有点儿印象。大明就讲，我叫刘堤洪来接你。

第二天早上八点，刘堤洪真的出现了，从上林苑宾馆走到桂园大概二十分钟。我们俩在东北餐馆吃了两碗热气腾腾的饺子，白白胖胖的堤洪满脸通红。然后，他带着我到电影大厦的办公室，聊了一会儿天，看了半个小时的《深圳特区报》。接着，他拉着我的手就横穿桂园路，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大楼边上走过，来到桂园路红围街3号儿童福利中心。堤洪熟门熟路，直接上到女报杂志社办公室。我看到钟铁夫和彭见明，心里一惊，原来他们都来了。十点多钟，又进来了三个汉子，清一色的湖南话，我认识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美编戴树铮，其他两个很快也熟悉了，一个是田地，另一个是王佑贵，都是“大神”。我就想：“一大群男人能做好《女报》不，深圳怎么就没有女编辑呢？”幸亏，会计戴姨来了，一个湖北女编辑来了。中午堤洪做东，在成都酒楼吃了一顿丰盛的川菜。傍晚时分，拍摄完毕的大明，带着我和堤洪在罗湖东门老街吃了麦当劳。堤洪说，这是中国第一家麦当劳。

最后一天，我和大明到深圳电视台交差，做了一份合同，甲方乙方的责任权利写得清清楚楚，大明在一个月内完成《最后的村庄》的后期制作，冲击1992年度中央电视台的专题片大奖。中间，大明又来了几次深圳，经历过“深圳股市8·10事件”，经历过多次求人未遂。而我呢，铁夫和见明拿到了我的调干通知，我兴高采烈地坐上了傍晚七点钟开往深圳的空调列车。

年度专题片大奖如愿拿到。大明给了我200元的稿费，这是我两个月的工资，而且让我免费去了一趟实行改革开放的深圳。让我凄惶的是，在九次南下仍未走进深圳大门后，大明彻底地失望了，1993年全家远飞美国。三十年过去，我记得大明的夫人姓杨，儿子叫贺天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