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温逃港记

一

1975年7月，温展云同学初中毕业了。他一直在东莞塘厦中学读书，一直当班长，一直是体育运动和文娱宣传的骨干。在他同年级的三个班中，他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位列前十。初中毕业考试的成绩公布后，温展云同学满怀信心地去看榜，左看右看都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他就去问他的班主任，班主任支支吾吾；他再去问塘厦中学的校长，校长说：“你家阶级成分高，书读得越多就越危险，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阿温回到家后大哭了一场。知子莫若父，他的父母知道阿温性格倔强，就安排兄弟姐妹盯一盯，确保家里不起幺蛾子。阿温有五个兄弟姐妹，姐姐最大，妹妹最小，中间是三个兄弟，阿温排行第二。阿温在家里不吃不喝，睡了四五天，经不起父母和兄弟姐妹的亲情抚慰，终于爬起来了，但眼神依旧空洞，天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直到他的一个亲戚来他家，说惠阳地区文工团正在招生，要不要去试一试。阿温一听，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洗刷、穿衣、照镜子，叫姐姐帮他剪头理发，活生生的一个“曾志伟”。吃完午饭，他跟着亲戚坐了四个小时左右的公共汽车来到惠阳，在亲戚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守在惠阳地区文工团门口。七点钟文工团的大门没有开，八点钟的时候终于来了一个人，是汕头地区一个小青年，到八点三十分时，稀稀拉拉地来了二十来个俊男靓女。八点三十分之后，竟然又来了三十多个人。九点一到，工作人员就开始发报名表。宣传部领导、文工团团长、编剧和两位优秀演员坐在排练厅前排打分，五六十个文艺青年依次上台展示才艺。

阿温尽管是最早来的，但他绝不出头，等到二十多个人表演之后他才站了出来。他从小就能歌善舞，一直有“小曾志伟”之称。他走上台，脸不变色心不跳，安安静静，像一棵松一样站着。十秒钟，三十秒钟，四十五秒钟，当台下观众开始要发笑的时候，阿温稳准狠地唱出“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跨雪原的三个啊，气冲霄汉的六个啊……完全对标童祥苓的动作、声音和气势。台下的掌声雷动，至少持续了三分钟，五位老师更是第一次站起来为他鼓掌。作为“文革”末期的地区文工团，宣传“打偷渡、保经济”的任务非常重要。在阿温之前的二十多个文艺青年中，只有一两个获得了稀稀拉拉的掌声；在阿温之后的三四十个文艺青年中，也没有一个人的掌声超过他。一上午下来，五位老师都给阿温投了票。然而，当宣传部部长问及他的“家庭出身”时，阿温就活生生地被刷下来了。

阿温没有哭。

二

阿温的父亲找了许多关系，把阿温搞进了塘厦农机厂当学徒，工钱每月15元。但是他还是执着地热爱文娱宣传工作，先是当了塘厦人民公社文娱宣传队副队长，边工作边排练，后来把文娱宣传队直接搬到塘厦农机厂边上的一个仓库。1978年年初，阿温的哥哥咬着牙锻炼身体，每天早上五点起床，跑步十公里、游泳一公里，风雨无阻。他拉了弟弟阿温，也拉了几个没有读高中的同学，没想到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跑步和游泳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有三十多个小伙子参与进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中国改革实践第一人”袁庚回忆说，那时，港英当局每天从文锦渡押回的非法外流人员就有四五百人。“游泳”这个词，在界河这边完完全全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提起游泳就有偷渡的嫌疑。幸亏，1978年9月全国游泳比赛在东莞县举行，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阿温的哥哥就钻了这个空子，在中秋节之前的十几天逃港了。阿温肯定和他哥哥商量过，但为避嫌疑，阿温提前和同事到东莞县城看了三天游泳比赛。

阿温他哥偷渡成没成功？一点儿消息也没有。阿温的娘天天在祈祷，阿温的爹天天苦着脸，嫁出去的大姐火速从外县赶回，阿温的弟弟和妹妹老老实实在家反省。批判他哥的大字报贴得铺天盖地，关键是被人民公社罚了500元，阿温家死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只好将多年积攒买来的永久牌自行车和蝴蝶牌缝纫机抵押给公社，公社领导说钱还不够，阿温的爹求爷爷告奶奶地花了大半个月时间才筹集到剩下的钱。还好，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逃港的哥哥有消息了，界河对面的塘厦老乡在个把月之后辗转报了平安。之前阿温的哥哥逃港是死是活都不知道，报平安的塘厦老乡辗转告诉阿温一家，阿温的哥哥第一夜跑到了梅林山潜伏下来，第二夜花了三个小时急行军到沙河口，花了四五个小时在深圳湾顺风顺水地游到了新界。个把月的阴霾终于散去，大儿子如此幸运地逃港，真是菩萨保佑呵！阿温的爹很开心，唱着歌吹着口哨请亲戚和邻居吃了一顿饭。阿温的爹一直是做月饼、点心的大师傅，方圆几里地的喜事丧事都有他的影子。阿温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从来没有看到他爹如此开心过。

在阿温哥哥生死不知的日子里，阿温像只无头苍蝇一样打探各种各样的消息。有一天，他哥的一个朋友约阿温到一间冰室里喝冰水，想让他的弟弟逃港。阿温就说一个人搞不定，至少要两个人才能相互照应。他哥的朋友就说：“只要你牵头，十个八个都有。”阿温的豪气就上来了，说：“四个人最好，我牵头，你弟弟耐力好，其他两个一定要选身体强壮、游泳出众的伙伴！”

三

那年的中秋节是9月17日。阿温第一天在塘厦供销社买了一双运动鞋，第二天到东莞县城百货商店买了一个橡皮枕头，第三天向一个亲戚软磨硬泡借了一个指南针，第四天阿温再次检视自己的前途与命运，清醒确认自己不是培养对象。第五天中午下班，阿温召集三个伙计看南斯拉夫电影《桥》，四个人起码看过十遍这部电影了，完全是为了平复悸动的心。

大概是下午四点，他们登上塘厦火车站的列车，花了一个小时到了观澜牛湖，晚上急行军三个小时藏到坂田光头岭石鼓大队的甘蔗地里。那晚下大雨，他们一直哼着电影《桥》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侵略者闯进我家乡。啊游击队呀，快带我走吧，我实在不能再忍受。啊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你一定把我来埋葬，请把我埋在，高高的山岗，再插上一朵美丽的花。”雨水和泪水交织在一起，阿温不断地为三个伙伴打气。天亮后，他们一直匍匐在草丛里，到下午三四点，他们悄无声息地溜到了梅林山。到晚上八九点钟，他们看到对岸的万家灯火，阿温说：“那边是天堂，死都要死到那里！”

塘厦到福田大概百里路，阿温一伙儿从来没来过，塘厦是国防二线，福田是国防一线，一线和二线的人民群众口音基本相同。当阿温他们打听到梅林山已是一线时，他们内心欢呼雀跃。第七天下午四点左右，两个基干民兵做例行的巡逻，不承想在梅林山深处和阿温一伙儿撞上，民兵一人拿着一根长棍，一眼就看出阿温一伙儿是偷渡者。阿温变成了一个亡命之徒，声嘶力竭地大喊：“两个两个一边，把棍子抢下来。”阿温一伙儿人里有个一米八几的大个子，一把就抢了一个民兵的长棍，另一个民兵立即把长棍丢到了地上。阿温开始谈判，把他准备的药品、三公斤牛肉干都给了那两个民兵。民兵告诉他：“今晚放电影，是个好机会，你们中途从梅林水库游过去，沿着公路边埋伏。”阿温把民兵的话记在心里，看了半个多小时的电影，就开始撤退，在去梅林水库泅渡的路上，隐隐约约有人在跟踪，阿温急了，让三个人赶紧走。他自己闪到一棵大树边上，发现果然有两个人在跟踪。阿温出其不意地跳出来，一问是两个增城人，想偷渡。阿温问他们能游多久，增城人说已经练了两年多的游泳功夫。

阿温就答应了。

从梅林水库西边到深圳湾也就十几里路，白天在山上摘野果充饥，下午五点钟在国防公路路边的草丛中埋伏，认真摸清边防军巡逻的规律：第一组是三个士兵加一条狼狗，第二组只有三个士兵，第三组也只有三个士兵，然后循环往复。后来才知道，这国防公路就在现在的华侨城洲际大酒店旁边。等到七点多，天就黑了，阿温一伙儿从北边的草丛中飞跑出来，不到三分钟，就被狼狗发现了，幸亏四个人都身经残酷的训练。阿温撞到一个小草堆，翻了过去就是深圳湾，三个人拼命跟上去。两个增城人愣了一会儿，就被狼狗扑倒了。

阿温一伙儿四人在浅滩上飞奔，运动鞋很快就成了累赘。他们接近深水区的时候，齐刷刷用三口大气吹足了三个橡皮枕头，然后用一根结实的麻绳把橡皮枕头斜捆到背上。阿温真的是越逢大事越镇静，他竟然还拿出指南针辨别方向，发现偏了两度。阿温一伙儿游了两个多小时到达深圳湾的第一个航标，然后爬上铁架上的灯塔养精蓄锐。阿温一伙儿中的大个子抽筋了，阿温尽全力帮他做拉伸。大概过了二十分钟，阿温一伙儿又游了两个多小时，到达香港那边的第二个航标。他们又爬上铁架上的灯塔想歇一口气，不想香港的巡逻艇飞也似的飙来，围着铁塔转了三个圈，香港水警大声喊话：“我们看到你们了，赶紧下来，你们三个人赶紧投降！”阿温想：我们明明是四个人，香港水警难道瞎了？原来阿温还在给大个子做拉伸，阿温个子小小的，只露出灯塔下的一个头，大个子牛高马大坐在灯塔铁架第二级，完全把阿温遮住了。阿温人小鬼大，心说：切！你们三人投降吧，我躲到这里再游过去。他们三人就一个接一个从铁架上跳下水，巡逻艇停在那里放下舷梯让他们上艇。幽默的是，阿温还是被发现了，香港水警说：“你们再晚十分钟，我们就收工了。”阿温一伙儿气得吐血。

阿温一上岸，就闻到了香味，他从来没有闻到过这种香味。他就想，香港真好啊，泥巴都是香的。香港水警把阿温一伙儿送到打鼓岭一个差馆（警局），先让他们洗澡，然后给每个人发了两套衣服。阿温一伙儿已经饿得不行，就低眉顺眼地问能不能吃几口饭，阿Sir彬彬有礼地告诉他们早准备好了，阿温一看餐厅里有几十个偷渡者都在吃咖喱鸡饭和天府花生，他们四人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那个大个子竟然吃了两份。然后阿Sir就让几十个偷渡者在两间大房子里打盹儿。早晨八九点钟，他们又吃了一顿咖喱鸡饭和天府花生。接着，一位女警官细声细气地和几十个偷渡者谈话，讲香港反偷渡的政策，要求他们遵守香港的法律，并一条一条地给他们解释。到下午一点多，他们又吃了一顿咖喱鸡饭和天府花生。

然后几辆警车就来了，阿温特别机灵，一跳上警车就守在后门的窗口，睁大眼睛盯着外面的世界。香港广告牌遍地都是英文，阿温一个字都不认识。车子开了三个多小时，他只认识四个字——“中国皮鞋”。大概五点钟，在文锦渡口岸，内地和港方的偷渡者进行交接仪式，在内地抓到的偷渡者叫“泥蛇”，在香港抓到的偷渡者叫“水蛇”，毫无疑问，在内地抓到的偷渡者远远多于香港。香港的几辆警车掉个头把车屁股放在港方的地盘上，中国的货车掉个头把车屁股放在内地的地盘上，一条红线，内地的车是空空的，港方的车是满满的。港方的“水蛇”爬上解放牌汽车后，直接就被拖到莞城收容所。东莞一个姓李的武装部部长守在收容所，直接以担心串供为由，把阿温一伙儿打散，一个一个地写材料，多次套路他们四人。幸亏阿温四人的材料基本一致，无非就是太穷了。三天后，东莞的几十条“水蛇”够满了一车，就开始一个礼拜的游街，所到之处人山人海，大多数是看客，少数人唉声叹气。

四

特别爱面子的阿温，当过文娱宣传队队长的阿温，得过无数次百米跑第一名的阿温，真的蔫巴巴了。半年多时间，阿温老老实实在人民公社种庄稼，领微薄的工分。谁都想不到，阿温一直在认真琢磨地图，脑海里把宝安县的地图路线搞得清清楚楚。

阿温开始单打独斗，他千方百计打听到东线莲塘的铁丝网有狼狗放哨，他从小就怕狗，更何况是狼狗，阿温就放弃了东线；在西线深圳湾已经碰了一次铁板，那五六个小时的海水浸泡让阿温脱了一层皮，游泳没伴儿太危险。那就只有中线罗湖火车站有隙可乘，阿温左思右想，确定在笋岗火车站扒火车。1979年4月，阿温熟门熟路地从塘厦火车站坐到观澜牛湖火车站，下车后带着干粮昼伏夜出，两天两夜后，在笋岗火车站等到了一列装着水牛的货车，货车车厢上严实地盖着帆布。凌晨五点多钟，阿温不声不响地用刀割断一根绳子，迅速蹲到车厢一个角落藏起来。大概过了二十分钟，火车直奔罗湖火车站，接受半个多小时的检查——谁会想到水牛肚下还有一个偷渡者阿温——就放行了。火车吭哧吭哧、慢慢悠悠开向香港大埔墟站，做好各种准备的阿温提前从火车上跳了下去。

阿温之前看了很多香港影碟，清清楚楚知道，从陆地上偷渡绝对不能穿破衣烂裤，他早就准备了西装革履。在跳下火车的那一瞬间，他毫发无损，立马就往铁轨边上的树林里钻，三下五除二脱下带着牛屎味的衣服，还没等到裤子拉上，一队五人的尼泊尔雇佣兵就把他团团围住。

阿温开始还试图沟通，半分钟后就知道这是鸡同鸭讲。阿温乖乖地举起手来，被五个雇佣兵带到附近的警局。这次阿温没吃咖喱鸡饭，也没吃天府花生，警官简单地问了几个问题，就让他吃了一碗面条，然后用警车把他送到文锦渡口。

阿温愤愤不平，在香港都没有睡一晚，也没有和哥哥见一面。内地的警察连夜把他送到樟木头收容所，关了一个星期，然后十里八乡游街，再罚钱。

阿温呢，死猪不怕开水烫。

五

不到一个月，阿温横下一条心又纠集了两位街坊邻里。这两个小伙子一直在跑团，孜孜不倦地练游泳练耐力，时刻都在准备偷渡。阿温说，这一次还不成功，我就一头撞死。其中一个小伙子告诉阿温，他爸天天在家烧香敬菩萨，应该会成功的。阿温还是有些心虚，把干粮、橡皮枕头、指南针、药品等备齐之后，第一次主动跪在堂屋的神龛下，足足静默了三分钟，还叩了三个响头。

阿温清楚记得，第三次逃港的时间是1979年5月18日。三个人在塘厦火车站上车，到观澜牛湖火车站下车，然后急行军六七个小时到达梅林山，差不多天就快亮了。阿温发现梅林山的山顶上有一大片麦田，他们三人就钻进麦田的深处躲藏下来。经过一白天毛毛细雨的洗礼之后，牛蛙的叫声此起彼伏，夜黑得深沉。阿温又想从梅林水库游过去，一摸口袋空空如也，里面的指南针竟然不见了，阿温吓出一身冷汗。梅林水库这么宽阔，黑乎乎的一大片，阿温就说，我们转个圈往西边走，最多也就两三个小时到深圳湾。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沿着塘朗山走，在一条羊肠小道上拐个弯就走到了塘朗山的北边，越走越远，一直走到了宝安的羊台山。

天亮了。阿温哭了。

跟着他的两个小伙子也苦着脸。阿温说：“这一次真的是碰上鬼打墙、迷魂阵，我们不能在这里等死，赶快把橡皮枕头和药品埋到土里，每个人只留一点点干粮，赶快把换洗衣服拿出来穿上，不能留下一点点破绽。”然后三个人买了第一班从宝安到惠阳的公共汽车票。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呢？阿温说，往南边走就是界河那边，检查得很严格；往北边走就是内陆，检查应该很随便。最重要的是，阿温需要扯一个谎才能圆了前两天失联的场，他就带着两个小伙子到惠州的姐姐家住了一天，然后，就说三人走亲戚去了，并且兴高采烈地拿出回家的车票亮一亮。

六

不到黄河心不死，正是阿温的画像。

1979年8月，他和一个姓冯的小伙子结伴从蛇口偷渡。那一晚下水时风平浪静，一个多小时之后风雨大作，他们花了六七个小时才上岸，泥一脚水一脚爬到打鼓岭，好不容易藏到茂盛的草丛里。阿冯在上午八九点钟就顶不住了，偷偷地从草丛中爬出来想找点儿吃的，不承想被巡逻队发现，还暴露了阿温的藏身处。还是那个打鼓岭的差馆（警局），还是吃咖喱鸡饭和天府花生，还是发两套衣服，还是在文锦渡口交接……

下午四点钟，阿温、阿冯被送回东莞大朗园看守所。大朗园看守所的偷渡者有一千多人，那一天恰恰是看守所的“剃头日”，有十几个剃头匠在操场上把所有的偷渡者剃成光头，然后这些偷渡者鱼贯而入进了牢仓。阿温鬼聪明，拿了一件衣服包了头混到光头队伍里面。牢仓有两层，熟人必须分开睡觉，以免串供。半夜时分，楼上的仓霸找阿冯要香烟，阿冯说：“我只有两包烟，也不知道要关多久。”然后就给仓霸递上两根烟，仓霸冷笑一声，挥手就打了阿冯三个耳光。阿冯哭着大喊阿温，阿温一个滚子就爬起来，顺手就摸到了一个啤酒瓶，飞也似的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举起啤酒瓶就往仓霸的头上砸。仓霸的马仔纷纷从床铺上起来，阿温和阿冯背靠着背，拼命地打，把一个马仔直接打倒在尿桶旁边，一直拿着半截啤酒瓶的阿温，竟然在拼命时将自己的大腿上刺了一个洞。眼看敌众我寡，岌岌可危，阿温大喊：“我是塘厦人，如果塘厦人愿意帮塘厦人，就赶快起来打呀！”

东莞大朗园看守所是两层楼，一楼、二楼都有十几间房，每间房有二三十个上下铺。阿温冲天一喊，就看到一个人拿起一块床板开打，这一人开打，一大半的塘厦人就开打。阿温走近几步，我的天啊，竟然是他的班主任黄老师！黄老师见到他的班长，就振臂一呼：“阿温，守住楼梯口，谁敢下楼就打谁！”这么大的声响，当然惊动了隔壁房间的偷渡者，阿温的那个房间被堵得水泄不通；很快，这么大的声响，也惊动了一楼的看守所警察，要不是阿温死死地守住二楼的楼梯口，二楼的偷渡者一定会连滚带爬去一楼，甚至越狱，那就是爆雷的事故。

阿温在东莞大朗园看守所被关了七天，最后一天的下午四点，广播里一直在喊名字，“温展云交赎金”“冯某某交赎金”，但阿温和阿冯已无分文，到下午七点左右才有亲人来送赎金，赎金一人130元。阿温就想，我哥一年前偷渡出去被罚了500元，我偷渡只被罚了130元，真的划得来。

阿温包着头回到家里，一路上都在唱歌。

七

1949年10月19日，深圳解放。从1951年起，深港双方封锁了边界。之后的二十年里，深圳及周边地区，共出现了四次大规模偷渡。第一次是1957年前后，实行公社化运动期间，外逃5000多人；第二次是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外逃19000人；第三次是1972年，外逃20000人；第四次是1979年，撤县建市初期，有7万多人沿着几条公路成群结队地拥向边境线，伺机越境，最后外逃30000人。官方数据说，历年来参加外逃的总共有119274人次，其中已逃到香港的有60157人。一名叫刘宝树的本地乡贤却对上述数字表示怀疑，据他估计，外逃成功者至少有30万人，参与逃港者不下100万人。

阿温四次逃港的经历，基本暗合刘宝树先生的判断。三次偷渡到香港被遣返，一次在宝安羊台山陷入鬼打墙，阿温差不多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了。但物极必反，1979年被认定为经济细胞的复苏之年，也是对深圳来说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时段。希望从废墟中破土，改革在躁动中萌生。如今回望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无论对1979年怎样看重都毫不为过。这一年，诗人北岛写下了《岗位》：“我的时代在背后/突然敲响大鼓”，任何对深圳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否认1977年11月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一个人口不到三万的边陲小镇，首次闯入邓小平的视野。他把广东作为首次视察全国的第一站，看到深圳边防部队对愈演愈烈的逃港事件几乎无力防守，沉默了许久，然后背过身十分肯定地说了句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邓小平同志在时代的背后，突然敲响大鼓。

实事求是的省委书记吴南生，也花了一年多时间才揭开谜底。他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奇怪的是，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收入为0.70元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日收入为60港币到70港币，两者相差近100倍。眼前的事实终于使省委书记恍然大悟，他终于明白了邓小平那句话的含义。

老百姓是用脚来投票的！经济收入对比如此之悬殊，难怪人心向外了。叶剑英、习仲勋、谷牧、吴南生、袁庚等老同志达成共识：制止偷渡，最根本的办法是发展生产力，真正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邓小平同志对深圳一直念念不忘，在中央会议上几次出人意料地点到了深圳，并迅速将它推向了改革的浪尖。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春雷啊唤醒了长城内外/春晖啊暖透了大江两岸/啊中国，啊中国/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阿温嗅觉敏锐，打死都不会再当偷渡者了。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被招入深圳特区报报社当后勤，几年后跟着报社一位领导筹建海天出版社，一直在社里兢兢业业做后勤工作，2018年光荣退休。我有幸和他共事四年，学到了他的乐观和认真。

社里很多人都对他念念不忘，为什么？是他的传奇人生。我第一次听到他那九死一生的经历，他的人和事让我心生无限感慨。

最后，阿温说他有三个想不到。第一个想不到：他哥六十七岁了，还要在香港打两份工，这是不是风水轮流转了？第二个想不到：他唯一的儿子快四十岁了还不找女朋友，他真的很急。第三个想不到：他崇拜五十年的偶像曾志伟怎么变成了坏蛋呢？

我告诉他，曾志伟好像不是坏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