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孤竹王子

伯夷和叔齐，在古代隐士史中地位极其重要。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汉武帝时期，有一位史学家叫司马迁，写了一部《史记》，排在二十四史之首，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这部史书有十二本纪（纪帝王），三十世家（纪诸侯），七十列传（纪臣僚贤者）。七十列传之中排名第一篇的，就是关于伯夷与叔齐的列传。

我们捋一捋二十四史，把伯夷、叔齐推为古今臣僚贤者起风气之首，也没有大错的。

他们到底干了什么呢？有什么彪炳史册的功绩呢？是文能运筹帷幄、折冲樽俎，还是武能攻城拔寨、扫平诸侯？要不起码也得像孔子、老子那样著书立说，为一代宗师吧？

但现实很遗憾，答案是都没有。

在后世，尤其是在当代人的眼中，伯夷和叔齐的一生都称不上波澜壮阔，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平淡。两个人毕生之中无论文武都几无建树，连最后的死法都是堪称悲戚的饿死。

这样的人，司马迁把他们排在七十列传第一位，名列千百年来无数谋臣猛将之前。这难道是太史公的故意嘲弄吗？

非也。

伯夷和叔齐是一对兄弟。这从他们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古人排兄弟长幼的次序，常用“伯仲叔季”四个字。所以后来我们形容两人难分高下，可以用“伯仲之间”这样的词汇。顾名思义，伯夷是老大，而叔齐是老三。中间应当还有个老二。这位二哥的名讳已经不可考了。认真说起来，连伯夷、叔齐也不能算正经的名字。

有一个说法是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齐名致，字公达。见于唐朝司马贞《史记索隐》中的引文，聊备一考。

在商末周初的时代，这样正儿八经取名取字的人即或有之，也并不很多。此处姑且不论。下文中还是用我们习惯的称谓：伯夷和叔齐。

这两兄弟并不是一般人。

商末有一个小国叫作孤竹国。他们的国君名讳已不可考，我们就叫他孤竹君。伯夷和叔齐就是孤竹君的儿子。孤竹君在世的时候，非常中意叔齐，打算将其列为继承人。大概一是老年人疼爱幼子的正常心理，二是叔齐的确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贤德和才华。

孤竹君这个安排，说不上有什么大问题。但等到孤竹君病卒离世，问题就出现了。

叔齐不愿意即位做国君。

值得注意的是，他不愿意即位做国君，并不是因为这个所谓国君的位子没有油水，而是因为一种崇高的信念驱动着他的内心，使他不能接受这样明显倾向于他、对他有利的安排。他毅然准备将国君之位让与哥哥伯夷。

因为伯夷是父亲的长子，自己的长兄。古代册立储君的标准也无非就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无长立贤三条。孤竹国是个小国，国君未必能有多少后妃，嫡庶的问题在这里不大。立长就是立伯夷，立贤就是立叔齐，倒也都在情理之中。但叔齐把国君之位让给哥哥，哥哥伯夷是什么态度呢？伯夷也不干。

为什么伯夷不接受叔齐让出的国君之位？

我猜测，叔齐的国君之位是先王指定了的，然而现在要因为弟弟的意志而违背先王的意志，这于礼法不合。其次，这是以先朝隐者贤人为效法楷模的他所不能容忍的。

当年唐尧主动想将天下让给许由，许由都掩耳而走。现在本该是弟弟的国君之位却让给自己，这完全不符合自己的价值观。可是伯夷也知道，只要自己还在这里，弟弟叔齐无论如何也会想方设法把国君之位让给他的。所以伯夷不声不响，收拾了些简单东西，趁着天黑没人注意，就离开了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

伯夷走了！叔齐呢？

叔齐听到信儿，想法也很多。本来自己将国君之位礼让与兄长，完全是一片好意，想不到却造成了兄长去国的后果。

倘若因此有个三长两短，一差二误，做弟弟的将何以面对世人？何况兄长在时自己尚且要让位，难道兄长现在不在了，自己反而可以高高在上把君王之位坐得稳了吗？不行！也得走！

于是，叔齐也走了！

这样一来，孤竹国一下子失去了长、贤两位世子。

国家虽小，也不可一日无君。怎么办呢？于是就由夹在伯夷、叔齐之间的那位无名二哥即位为国君。

伯夷和叔齐学问是好的，且都有一颗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志向高洁，质地清白。无论是世人还是他们自己，都没有人怀疑过二人在这件事上表露出的真诚。

这不仅因为谦退从容的名士气度已经深入他们的骨髓，而且因为他们所处的还是一个被道德礼法深深约束着的时代。尽管在这个时代里仍会发生武王伐纣这一类规模宏大的战役，但武王借以击败商纣王的也不是强大的武力，而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至高道德。

那个时代，礼法是约束下至个人上至整个王朝的行动规范，连两军交战都透出一种文质彬彬的意味。完全能够想象数百年后宋襄公看着不按规则出牌的楚军在他的队列里往来斩杀时瞠目结舌的神情。

数百年后，在周而复始的王朝更变中，武重新战胜了文，属于这个时代的记忆将被封存湮灭。

但直到此时，在商末周初，一切仍是正常的，看起来了无异样。事实上在伯夷、叔齐兄弟双双辞让孤竹君位之前不久，曾经发生过一起规模更大、影响更深远的弃位隐逃事件。而这个事件的主角就是周太王的两个儿子——太伯和仲雍。

周太王一共有三个儿子，第三个儿子叫作季历，季历有个儿子叫姬昌，就是日后的周文王。太王很喜欢这个孙子，因为爱屋及乌。大儿子太伯和二儿子仲雍也都清楚，于是弃位而走，将王位让给季历。太伯和仲雍从西岐逃走，一直跑到海边去，因为德才兼备，也吸引了一批人在身边，逐渐就形成了最初的吴国。

太伯和仲雍在这件事上表露出了极崇高的品德。这是为司马迁所赞赏的。因此开创吴国的太伯和仲雍排在《史记》三十世家第一位，正如伯夷和叔齐排在《史记》七十列传第一位一样。

不管怎样，伯夷和叔齐就此开始了他们作为隐士的生涯，离开故国，此生再没有回去。

此后很长一段时期，伯夷和叔齐并没有留下足以令史册记载的事迹。本来嘛，他们是隐士，而且和那些沽名钓誉或别有用心的假隐士不同，他们是真正的隐士。他们虽然放弃了孤竹国的国君之位，但在精神上仍然是不折不扣的贵族。

就这样，数十年过去了。伯夷和叔齐虽然不曾成为国君，但仍然是当时最著名的、最有影响力的隐士。

离开孤竹国后，他们去了哪里呢？

西岐！西岐当时的统治者是西伯姬昌。这是一个有名的大贤人，从小就才智颖悟。我们前边提到的吴太伯兄弟就是为了最终传位于姬昌才逃位东去的。

姬昌长大以后，果然不负众望，接了祖父和父亲的班，把西岐治理得很好。他施行仁政，招揽人才，在整个天下都威信很高。伯夷叔齐兄弟不远千里去归附他，是因为他“善养老”。

这是一个很模糊的提法。事实上，伯夷叔齐当时也未必就已经多么老迈。

夏商周三代之时，“养老”和“尊贤”这两个词在某种程度上是同义的。姬昌“善养老”的潜台词就是说这个人很遵从当时视之为金科玉律的道德信条，并且可以完好地将之贯彻于实践，因而令西岐成了连土地似乎都浸满了道德的首善之地。所以我们之前也说过，周“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就是说虽然这个朝代名义上的共主仍然是在朝歌城里的殷纣王，但天下诸侯和百姓的信仰已经慢慢集中在了姬昌身上。

那时候西岐周遭有两个小国，一个叫作虞，一个叫作芮。他们有矛盾不能解决，就到西岐来请西伯姬昌公断，结果刚进西岐境内，还没见到姬昌本人，这虞、芮两国的人就被西岐和睦的气氛和井然的秩序给镇住了。他们说：“咱们为那点东西争来斗去，在人家西岐，都觉得丢脸。那咱还至于为这点小事麻烦西伯他老人家吗？不用了。俺们明白有道德有教养的人该怎么处理这事了。”

于是两人都惭愧地转身回去。

在那个时代，道德就是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它使诸侯倾心归附，使百姓同心同德，使国家雍穆敦厚，当然，也使四方贤士慕名而来。

伯夷和叔齐，就是这一批人的代表。

实际上，他们之所以选择西岐，选择西伯姬昌，并不是因为他能“养老”。一者，伯夷、叔齐这时候不见得就真老；二者，伯夷、叔齐好歹也是有名的隐士了，没有姬昌养，也不至于就饿死。他们并不是唯功利是图的那种人，此时选择西岐，和若干年后选择不食周粟而死，本质上都是在表明一种态度。而这种态度，就是他们对道德伦理的无限尊重和无比信仰。

尽管伯夷、叔齐的个人能力有限，但这个类似于“千金买马骨”的行为的连锁效应是惊人的。

后来辅佐西岐文武两代的大臣诸如太颠、闳夭、散宜生、辛甲就是在伯夷和叔齐归附西岐之后相继来投的，并且最终建立起了绵延近八百年的大周王朝。这些人是真正的命世之才，一时之雄。

他们的实际操作能力绝非伯夷和叔齐这样只注重思想道德境界的人所能企及。但伯夷和叔齐的确也做了所能做的一切。他们通过表明自己的态度，使得他们所推崇的人赢得了在这个时代所必须拥有的声名。就像后来侯嬴对信陵君做的一样。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时期内，是伯夷和叔齐推动了西周胜利的步伐。这一时期是伯夷、叔齐和西岐关系最亲密的时期。

而真正的矛盾，爆发在姬昌逝世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