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梅干

打小，袁枝就意识到母亲不爱父亲。

袁枝父亲袁长海是个老实巴交的山民，瘦长脸，皮肤黝黑，鼻子两侧浮着几粒绿豆大的麻子坑；个子不高，走路时，右边的肩膀似乎总比左边的肩膀低了半寸。如此一来，本应精精神神的一个人就显得有点儿蔫巴了。奶奶说，那是过去在农业社落下的毛病。挑沙土、挑肥料、挑谷子……上百斤的担子一年四季压在肩上，再好的肩膀都歪掉了！

奶奶话里话外的意思，袁枝懂。老太太这是心疼儿子呢。但提起儿媳妇，奶奶的语气便大相径庭：说袁枝母亲懒，重活儿掂不动，轻活儿不愿干；说袁枝母亲馋，家里存不住好东西，有点儿面粉、香油、白糖，千方百计地算计着用掉；说袁枝母亲爱打扮，不出门办事，不走亲访友，也天天抹桂花头油、搽雪花膏。奶奶还唠叨了很多，袁枝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绝不接她的话茬子。

袁枝六岁那年的冬天，母亲不慎打破了一只盛满猪油的蓝花碗，一向节俭的奶奶心疼不已，忍不住数落起来。袁枝母亲起先没吭声，老太太以为儿媳妇心虚理亏，越发情绪高涨，咄咄逼人，大有新账旧账一起算的架势。袁枝父亲坐在灶后，轻手轻脚地添柴，恨不得把脑袋钻进灶膛里。袁枝母亲没和婆婆比拼嗓门，也没拿丈夫撒气，只是捧起碗橱里的一摞白瓷小碗，哐当一声丢在了地上。老太太“啊哟”一声，刚准备说什么，袁枝母亲素净的手又伸向另一摞盘子。老太太呆愣一会儿，扭过头，气急败坏地喊儿子：“长海，长海——你就这么由着她乱来吗？！”

袁枝远远避在门边，看见父亲慌慌张张地站起身，手在裤腿上胡乱擦了几下，张了张嘴，又怏怏地坐回烧火凳上。

袁长海大字不识一个，往祖上扒三代，一律货真价实的泥腿子。袁枝母亲本是杭州来的知青，有文化，有样貌，当年下地干活儿不慎摔断了左腿，难以动弹，袁长海把她背回了宿舍，翻山越岭请来接骨的老郎中。在她休养期间，袁长海主动承担了她所有的农活儿，帮她补上工分，还用从牙缝里省下来的几块钱买了藕粉和绿豆糕。腿复原后，袁长海请了村主任老婆做媒，女知青想也没想，一口拒绝，理由是日后要回原籍，要上大学。抛开这个理由不说，袁长海年长她八岁，其貌不扬，生性木讷，简直三棍子敲不出屁来，但凡有点儿心气的女孩子都不可能喜欢这样的闷葫芦。可最终，女知青还是屈从了命运的摆布。她父母双亡，唯有一个插队黑龙江的兄长。她在偏僻的山村苦熬了好几年，返城的指标迟迟不来。一边是遥遥无望的等待，一边是独在他乡的孤单。她就像一只慌不择路的小兽，半推半就地走进了一桩心不甘情不愿的婚姻。

平心而论，袁长海对妻子不错，处处忍让。婚后的第二年，他们有了儿子，取名袁林。第五年，女儿袁枝出生。袁枝刚满周岁，知青返城的政策开始落实，袁枝母亲心动了，一趟趟地往镇政府跑。工作人员告诉她，返城的名额仅限本人，丈夫和子女不能随行。这意味着她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留在小山村，要么离婚。

在袁枝的记忆里，母亲鲜有开怀的时候，即使家里发生了令人振奋的欢喜事，她顶多抿抿嘴，浅浅一笑，眉头却还拧着。袁林淘气，天不怕，地不怕，在外面张牙舞爪。奇怪的是，他一见到文弱的母亲，马上俯首帖耳，无比温顺。不能说父母的感情不好，袁枝几乎没听到过他们的争执声。长大后的袁枝还能清晰地回想起母亲看着父亲的眼神，虚无、空洞，宛若一根飘来荡去，却无法降落的羽毛。也不能说母亲不爱儿女，她几乎没有高声责骂过两个孩子。相较于袁林，母亲似乎更在意脸盘子酷似自己的袁枝。袁枝身上的衣服、脚上的鞋子，全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衣领上有蓬松的荷叶边，裤腿上钉了亮晶晶的纽扣，鞋头上绣了秀气的小花。袁枝上小学时，班级里二十多个女生，她的衣服最漂亮、最得体、最时髦。农村物质条件有限，小孩子难得吃到零食，母亲时常煎一锅鸡蛋饼或做点儿酒酿年糕解儿女的馋劲儿。鸡蛋饼金黄松软，酒酿年糕软糯芳香，但袁枝情有独钟的，是母亲做的杨梅干。

端午节前后，杨梅成熟，父亲去山上摘回满满几小筐。母亲头天晚上把清洗干净的杨梅投入盐水中浸泡半个时辰，沥干水分，撒上白糖。第二天一大早，把已腌制出水分的杨梅倾入锅中，大火烧滚，小火熬制收汁，一颗颗地夹出来，晾在风口上吹干后二次回锅，压着灶膛内将熄未熄的微火一遍遍地翻焙至紫黑色。焙干的杨梅凉透，再裹薄薄一层白糖，装进密封的玻璃瓶子保存。

杨梅干好吃，难加工，还特别耗费袁枝奶奶视如珍宝的白糖。整个村子，也只有袁枝母亲不嫌麻烦，年年都费劲巴拉地制作这种不管饱的零嘴儿。袁枝放学回家，往往等不及放下书包，立刻跑去找母亲讨杨梅干吃。三五颗酸酸甜甜的杨梅干，袁枝翻来覆去地咂着，从舌尖一直美到心底。五年级，语文老师布置了作文，题目是《幸福的滋味》，袁枝洋洋洒洒发挥了一页纸，写的就是母亲的杨梅干，老师打了九十五的高分。那时候，十二岁的袁枝根本没想过母亲会离家出走。

二月二，龙抬头。本村种花木发家的万元户照例请了草台班子唱了三天三夜的地方戏。戏班子走了，戏台子拆卸了，袁长海惊觉妻子也消失了。屋里屋外一贯的清爽，什么也没少，存折放在抽屉夹层的角落，一家四口的衣物整整齐齐地叠在柜子里。他焦急万分，四处寻找，总算在邻县的一个小村庄找到了妻子的足迹——她和戏班子的小生私奔了。

一个女人为了个唱戏的野男人抛家弃子，这件八卦性极强的情事在当地传得沸沸扬扬。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连带着，袁林、袁枝兄妹俩都出了名。成绩素来拔尖的袁林受不了同学有意无意的调侃，愤而退学去混了社会。母亲找父亲协商离婚事宜，提议两个孩子一方一个：儿子归袁长海，女儿由她带去小生家。

开庭当天，听闻自己被判给母亲的袁枝双膝跪地，不顾一切地冲着法官咚咚磕头，涕泪交加，表示自己坚决要跟随父亲。

一个家，缺少了女主人的把持，生活质量一落千丈。尽管袁长海疼爱女儿，但他终归是个粗人，顶多不饿着、不冻着孩子，哪里有母亲呵护的那一份细致？初中时，袁枝上上下下穿的都是母亲之前留下的衣物。她瘦小，母亲的衣服宽大，袖子长及手背，下摆拖在屁股下面，道袍似的晃晃荡荡，和班上穿着花花绿绿的女同学走在一起，像个异类。青春期的女孩敏感爱美，因这些扎眼的衣服，袁枝越来越害怕去学校。如果自己暗恋的那个双眼皮男同学恰好迎面走来，她就深深地埋下头，恨不得把自己的影子都掩藏起来。

初三上半学期，袁枝辍学去城市打工。没学历没手艺的她在饭店打过杂，当过传菜员，穿行在熙熙攘攘的街头发过广告传单，也在汽车美容店洗过汽车，还做过家政钟点工。赚钱不易！可赚的工资她没能攒起来。租房、水电、吃饭的开销占了一部分，余下的，她通通用于买衣服、鞋子。她一有空就去逛街，一看到喜欢的衣服就控制不住地想据为己有，任衣服鞋子堆满了狭小的出租屋。她也知道这样不好，每买一次，她都会狠狠地懊悔一场，可再深刻的懊悔都敌不过新衣服捧在手上的那种满足感。二十岁，她进了一家无线电厂做装配工，同车间有个年轻的男孩追求她。男孩有眼色，懂得投袁枝所好，陆陆续续地送衬衣、裙子、马甲、外套……这些衣服本不值什么钱，但送对了路，效果翻倍。礼拜天，男孩带袁枝去了几十里外的乡下小镇，他家有三间不新不旧的青砖瓦房，临近村路。袁枝蹬着一双黑色细高跟鞋，刚迈进门槛，地上顿时陷下去两个圆溜溜的小窝儿——屋里居然还是不那么平整的泥地。男孩的父母亲忙前忙后，荤荤素素烧了七八个菜。饭桌上，男孩的母亲不停地往袁枝碗里夹鱼夹肉，温和地喊她“囡囡（女儿）”，喊得她的心软成一团棉花糖。

婚姻大事是袁枝自己做的主，没有媒人，没要彩礼，袁家没摆酒席、没请客，她把父亲袁长海和哥哥袁林叫到夫家来吃了顿饭，算是对他们的交代。夫家的日子颇为清苦，丈夫是个斯文先生，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家里的经济多半要靠袁枝动脑筋。泥巴地的青砖瓦房漏雨漏得厉害，她找哥哥袁林借了一笔钱，翻盖了一栋二层小楼，楼上住人，楼下开了烟酒杂货店。

袁林貌似在社会上混出了名堂，开着锃亮的轿车，脖子上套着黄灿灿的金链子，手下养着几个花臂小弟，天晓得在挣些什么钱。袁枝不问，他不说，只定期差小弟给袁长海送来生活费。袁枝暗暗为哥哥担心。偶尔，她也会想，如果不是母亲任性缺席，聪明的袁林一定能考上高等学府，有个光明安稳的好前程。她没和袁林讨论过这个可能，日子一晃就过去了，她自己的女儿都长成了如花似玉的大姑娘，还有什么必要去纠结一去不复返的老皇历呢？

令袁枝愤懑的消息是一个定期给日杂店送货的批发商年前带来的。那个小了袁枝母亲七岁的小生终非良人，喝酒、打牌，在外面勾三搭四，有了不顺心事，回家就拿女人出气，骂骂咧咧，推推搡搡，下手没轻没重，常常把袁枝母亲打得鼻青脸肿。

掐指一算，母亲近七十岁了。三十多年没联系，袁枝想象不出老了的母亲是何种模样。出了正月，她领着自哥哥那边借来的几位花臂小弟气势汹汹地赶到小生家中，推开门，二话不说，扛起梯子上了屋顶。醉眼昏花的小生还没回过神来，瓦片已啪嗒啪嗒地碎了一地。

在花臂小弟的簇拥下，叉着腰的袁枝气场爆棚，她一手揪住小生的衣襟，一手指向旁边的母亲，掷地有声：“你个糟老头子，以后再敢欺负她，我拆了你的破庙，给你好看！”

丢下这句话，袁枝头也不回地跨出小生家的大门。自始至终，她都没拿正眼瞧过母亲。坐进面包车后，她下意识地抹了一下脸，手心湿漉漉的。

天气慢慢转暖，不知不觉，又到了端午节。那一天，供货商好巧不巧地来送货。他搬好了袁枝要的货品后，又小心地从副驾上拿出两个装满杨梅干的玻璃瓶。

玻璃瓶被搁在了柜台高处，直到落满灰尘，袁枝都没动过它们。任何东西都是有时限的，杨梅干也一样。年少时，期望多多益善。人到中年，胖，血糖高，她不想，也不能消受这齁甜齁甜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