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姓名

汉朝开国皇帝，姓刘、名邦、字季，这是历代社会大众的广泛认知。因为自唐代以后，见之史书或文学作品的记载，均以“刘邦”作为汉高祖的通用姓名称谓，已成历史共识。但作为最早记载刘邦事迹的《史记》，以及后叙西汉全部历史的《汉书》之正史，都没有提到汉高祖的名为“邦”。那么，后世又如何产生或演化出“刘邦”这一被广泛称谓的姓名呢？

《史记·高祖本纪》这样介绍刘邦：“高祖，姓刘氏，字季。”其中没有说刘邦的名，但交代了高祖姓刘，字季。而《汉书·高帝纪》中的表述更为简单，仅指：“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居然连“字”都没有说。《史记》和《汉书》是反映西汉历史的最权威记载，其如此对汉高祖名字简单化处理，难免引起后世的诸多猜疑。

生活于东汉末年的秘书监、史学家荀悦，因汉献帝好典籍、常苦《汉书》文繁难读，乃遵其要求，按照《左传》编年纪事的体例，将 80 余万字的纪传体《汉书》，改编为“辞约事详，论辩多美”的 18 万余言编年体《汉纪》30 篇。其中明确指出了“汉高祖讳邦，字季” ，并解释“邦之字，曰国”。这是见之史书的第一次明确记载高祖的名为“邦”。虽然荀悦在书中并没有直接解释“邦”名的由来，但也说明了《史记》和《汉书》之所以没有提到高祖名“邦”，是因为“讳”的原因。

西晋皇甫谧在其所著《帝王世纪》一书中采信了荀悦的观点。他说刘太公“生子邦，字季，是为汉高皇帝”。

清代著名史学家王鸣盛亦附和荀悦的说辞。他在其所著《十七史商榷》一书中说：“史记于高祖云字季，不书讳，余帝则讳与字皆不书。汉书本纪因之，马、班自以为汉臣故耳。”

名字是人或物的称号。在古代，人的“名字”指代了两个概念，一个是“名”，一个是“字”。“名”通常在婴儿出生三个月后由父亲命名，而“字”则是男子至 20 岁举行冠礼（结发加冠）时取字，即“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至15 岁可以许嫁，则举行笄礼，并取“字”，即“女子十五笄而字”，所以女子在出嫁前被称为“待字闺中”。因此也可以说，“字”表示了一个人成年后的正式称谓，而“名”则是婴幼年时父亲所取的昵称。比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亮”就是他幼时的名，“孔明”就是他成年后的字；东汉末年的大才女蔡文姬以“琰”为名，以“文姬”为字。另外，古人相互交往中，在不同的场合，“名”和“字”是各自表述的。对于非家庭成员或亲戚，称呼对方时，出于尊重只称其字，一般不直呼其名；而在向别人作自我介绍时，为示谦虚一般只说名，不表字。如诸葛亮通常就自称“亮”，而别人则称其为“孔明先生”。

古人的这种语言礼俗，早在西周时就已出现。先秦古籍《礼记·曲礼上》中，就有“入国问俗，入门问讳”的记载。《公羊传·闵公元年》中讲得就更清楚了：“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即遇到君主、尊长或贤者时，不能直呼其名，也不能在书写的时候使用其名。所以，这些记载说明古时早已有了名讳之说，这也应该就是荀悦在《汉纪》中所说的“讳邦”的原因。

就上述礼法而言，汉高祖作为汉朝开国皇帝，其名为讳当应如此。但在比《汉书》更注重礼法的《后汉书》中，却将东汉历代皇帝的名讳一一写入卷首，而毫不避讳，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就史书对重要人物的介绍而言，其开篇还是应该需要将“名”和“字”都交代清楚，而后再通篇以字或职衔相称为合理，这样既符合史书记载的完整性，也能体现对人物的尊重。可司马迁和班固都没有这样做，他们在《史记》或《汉书》原文中通篇没有讲到汉高祖名“邦”。但《史记》中又确实在多处贯穿了“以名为讳”的原则。如书中讲到一个本来名叫赵谈的人，司马迁为避开其父司马谈的名讳，把赵谈改为“赵通”；为避开汉武帝刘彻的名讳，司马迁还把一个本名蒯彻的人写为“蒯通”。虽然赵谈和蒯彻在历史中都是不足为道的小人物而不可类比，但司马迁及班固毕竟还是没有直接指出汉高祖的名。

荀悦言“讳邦”，果然是汉高祖名“邦”吗？这也因此引发了后人对汉高祖“名”和“字”的探究。

探究一：汉高未名，或“季”既是“字”亦是“名”

此说的观点是：汉高祖本无名，或者“名”和“字”都是“季”，而“邦”字是汉立国后大臣们提出的。

最早表示此观点且尚能查到的历史文献，是唐代颜师古在《汉书》中所作的校勘注释，以及其后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的阐述。

颜师古在《汉书·高帝纪》按：

邦之字曰国者，臣下所避以相代也。

颜师古这里是说“邦意为国，所以臣子们以邦代国以指高祖”。颜师古此解有些含混，他的确切意思应该是说汉高祖本无名，大臣们才以“邦”这个与“国”相通的字来作为汉高祖的名。

司马贞的表述比较清楚，他在《史记索隐·卷三》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按：《汉书》“名邦，字季”，此单云字，亦又可疑。按：汉高祖长兄名伯，次名仲，不见别名，则季亦是名也。故项岱云“高祖小字季，即位易名邦，后因讳邦不讳季，所以季布犹称姓也”。

司马贞在此直接说到，他怀疑汉高祖即位前根本就是有字无名，或字即是名。而且他以东晋南朝时项岱说过的话为证，说汉高祖即位后才易名刘邦，因为避讳“邦”不避讳“季”，所以当时的汉将季布依然可以以季作为自己的姓。

司马贞为什么这样认为呢？因为，东汉末年荀悦所撰《汉纪》首谓汉高祖名邦，而当时通行的经颜师古校勘的《汉书》则不提汉高祖之名，但颜师古在《汉书叙例》“荀悦”条下，又说荀悦“撰《汉纪》三十卷，其事皆出《汉书》”。若依颜师古校勘为据，《汉书》本无，荀悦又依何本？是否存有荀悦自己杜撰或后人阑入的可能？

总之，这个因帝讳而不书的不寻常做法，确实让人不得不怀疑司马迁就是为掩饰汉高祖无名而为之，并为班固所继承。

探究二：“邦”是名，“季”是字，讳“名”说“字”不言“邦”

此说的观点是：汉高祖的名就是“邦”，但说名是忌讳，故《史记》与《汉书》均说字“季”而不说名“邦”。

最早持此说的记载，前面已经讲到，是东汉末年的史学家荀悦在《汉纪》中最早指出了“汉高祖讳邦，字季”。这里之所以“讳邦”，是因为汉高祖本就名“邦”。

南朝裴骃所著的《史记集解》是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其中记载：“《汉书音义》曰：‘讳邦。’”而《汉书音义》多被史家认为是由西晋臣瓒撰写。由此可见，古代持“讳邦”观点者大有人在。

假如我们赞同汉高祖本就名“邦”，应该说也有一定的道理。《史记·楚元王世家》载：

楚元王刘交者，高祖之同母少弟也，字游。高祖兄弟四人，长兄伯，伯蚤卒。……而王次兄仲于代。

这段记载告诉我们，汉高祖一共有兄弟四人，大哥字伯，二哥字仲，四弟字游。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不仅把刘邦三位兄弟的字都交代了，还特别点明了四弟刘游的名为“交”。那么刘伯和刘仲有没有名呢？刘伯去世早，其名无考，但刘仲的名确有记录在案。因为《汉书·高帝纪》中载：“匈奴攻代，代王喜弃国。”

结合前说“王次兄仲于代”，可以知道刘仲的名叫作“喜”。这说明汉高祖兄弟，除大哥刘伯之名无考外，二哥和四弟均有名有字。那么问题来了，难道唯独排序中间的汉高祖有字无名吗？这显然违背常理而难以圆说。如此说来，汉高祖以“邦”为名、以“季”为字，因而“讳邦”的观点似乎也是成立的。

后世对刘邦之名的取用与认识

仔细检阅史料，关于汉高祖的“邦”名，在后来有不同的认识和取用。

汉灵帝中平三年（186 年）刻立的《张迁碑》，其碑文中有“《诗》云旧国，其命维新”之句。实际上《诗经·大雅·文王》所云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张迁碑》改“邦”为“国”，这成为汉碑讳“邦”为“国”的孤证。但前此延熹元年（158 年）《郎中郑固碑》有“邦后珍玮，以为储举”语；后此初平元年（190 年）《圉令赵君碑》有“刊金石，示万邦”句，又都不避讳。这种前后不一之表述，显然让人难以判断适从。

“刘邦”作为汉高祖享誉后世的大名，后来在南朝梁代末年被首次使用出现。《梁书·世祖本纪》载：太清五年（551 年），侯景杀萧纲于建康台城，南梁群臣在江陵上表劝湘东王萧绎称帝。萧绎说侯景未灭，自己还不适合登大宝，并以周武王和汉高祖举例，且直呼其名：“赤泉未赏，刘邦尚曰汉王；白旗弗悬，周发犹称太子。”此时，刘邦之名虽正式公开使用并记载，但也并未解释汉高祖名邦的由来。并且，萧绎在太清、承圣（547—554）年间自撰的《金楼子·兴王篇》中，也是仅言“汉高祖名季，父名执嘉”，而再未出现“刘邦”之名。如果再仔细翻阅反映同时代历史的《全梁文》《梁史》《南史》《北史》等文献，也未发现刘季名邦的相关记述。萧绎一生著书甚多，在历代取得文学地位的帝王中，作为比肩“三曹”的“四萧”之佼佼者，他应该不会毫无根据地无中生有，其取处想来也应是源于荀悦之说，但为什么以后他又不再提及了呢？

直到唐朝，颜师古等人注释《汉书》、司马贞著《史记索隐》，引发人们的讨论与关注以后，汉高祖之名刘邦才开始为世人广泛认识并采用。但这并没有终止人们对刘邦之名由来的再认识，如前边讲到的清代王鸣盛就分析认为，汉高祖本有名，只是马、班讳之。他从因为马、班为汉臣以及史书体例的角度作出问答：

《史记》于高祖云字季，不书讳，余帝则讳与字皆书。《汉书》本纪因之，马、班自以为以臣故耳。其余各史则皆书讳某字某，沈约曾仕宋，而宋书亦皆书讳。夫史以纪实也，帝王之尊，当时为臣子者固不敢书其名字，若史而不书，后何观焉？各史不袭马、班是也。

王鸣盛的意思是，汉代其他帝王的名讳在史书中都有交代，后来各代史书中的帝王亦有名有字。如果因讳而不书其名，就不是纪实的史书了，后人怎么看呢？所以后世的史家不因袭马、班的这种做法。

在 2012 年首播的电视剧《楚汉传奇》中，汉高祖出场一直使用刘季这个名字。当他成为沛公后，萧何对他说：你现在已经是一县之令，不能再让人称呼刘季；当年诸侯在洛水边朝拜周天子，有人写诗称赞说“天子万年，安家定邦”，我觉得这个“邦”字很好，建议您改名为刘邦。这里不知编剧依何处史载说萧何为汉高祖取名为“邦”，要知道一百多年后，汉宣帝将自己的名字由刘病已改为刘询的时候，专门发了诏书布告天下，汉高祖岂能悄悄将名一改了之？但这也算是今人为汉高祖名“邦”出处的一种猜测或艺术性处理吧。

日本当代著名中国史专家佐竹靖彦，从西汉人扬雄编撰的《方言》一书中，发现有“膊，兄也”的记载，而“邦”和“膊”发音也很相近，即认为“刘邦”乃“刘兄”的意思。 由于人们不能犯上直呼皇帝为刘兄，只好避讳不说亦不写。这又是今人一种新的判断认识。

复旦大学陈正宏教授在他的新著《时空：〈史记〉的本纪、表与书》一书中，也未系统梳理刘邦其名的来龙去脉，而是仍然归因于避讳制度。他甚至这样含糊其词地说：

《高祖本纪》里高祖名字和生年的缺失，和这篇本纪里一再宣称的蛟龙、赤蛇、五彩云气等等，恰好形成一种反差很大的对比，并带上了一抹不易为人觉察的讽刺色调。

“汉高未名”更实际，约定俗成名刘邦

由此看来，我们还是回到“汉高未名”这一判断认识上来予以讨论，更为合理实际一些。

虽然孔子说过“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但在读书识字很不容易的古代，给孩子起一个寓意美好的名字，也并非小户人家能够轻易办到的事情。小户人家生下孩子，多以排行或贱称敷衍应付，甚至几代无名无字的，也并不稀奇。即便以现在的农村习俗而论，以不分性别的子女排行，直呼为“二孩”“三妮”“四狗子”的也依然是屡见不鲜的常事。

就刘太公来说，他和刘媪只生有三个儿子，按照古代“伯、仲、叔、季”的排名，他们弟兄应该被依次称为“刘伯、刘仲、刘叔”，按今天的通俗话讲，就是“刘大、刘二、刘三”。比如三国时期的孙策、孙权兄弟，他们的字就分别叫“伯符”“仲谋”；司马懿有兄弟八人，其名排序亦先后为伯达、仲达、叔达、季达……另外，古人单以“伯、仲、叔、季”作字的情况也是有的。比如春秋时期的齐国名相管夷吾，他的字就是仲；战国时期的纵横家范雎，其字是叔；先于汉高祖而和陈涉同时起义的另一首领吴广，字亦是叔；汉文帝时期的诤臣张释之，其字同汉高祖一样为季。

但问题是，古人虽然对兄弟如此排序，但作为老三的汉高祖是字“季”而非“叔”，又应该怎样解释呢？他为什么越过老三而被呼为老四的“刘季”？也许还有人认为古人多以“季”为“小”的意思，但这又引申出了一个问题，刘邦并非兄弟中的老小，因为在他之后还有一个弟弟刘交，所以此说并不成立。现在的问题是，“刘叔”去哪儿了？

其实汉高祖前面还有一个姐姐，史称“宣夫人”。《汉书》记载：“武哀侯、宣夫人，高皇帝兄姊也。”由于史书中对宣夫人几乎没有记载，所以只能猜测她排行老三，或许名字里还有个近于“叔”字的三丫头称谓，这也许是刘邦被称为刘季的原因。只不过就家族传承和世俗习惯而言，女孩子一般不按兄弟排列为序。因此，是否刘邦前边还有一位早夭的三哥，还是刘太公打破常规之做法，此事还真是难以探析明白，而无法再予深究。

那时，处于乱世的沛县丰邑中阳里农民刘老汉和老婆刘媪生下汉高祖，没给起名设字，而是按乡村习惯排行称呼为刘季或刘四也极有可能。《史记·高祖本纪》开篇仅谓高祖“姓刘氏，字季”，并不言名，后文亦以刘季相称，直至汉高祖攻下沛县被推为首领，始称其为沛公这一楚国制度下的县令称谓。究其实，“季”就是按出生顺序排行，亦非父母专起的字，只是叫习惯了，人们按字给予称呼。多年后长安未央宫落成时，正值刘太公寿辰，汉高祖置酒大会群臣，在为父祝寿时仍自称“季”，呼二哥为“仲”。再看《汉书·高帝本纪》，开篇对刘邦的名和字均避而不提，而是直接称高祖。

《史记》《汉书》作为汉朝官修正史，无疑是关于汉高祖最权威的第一手史料，但它们均回避了人物传记必须开宗明义清晰交代的名字，显然是确实不知道的无奈之举。

总之，汉高祖“邦”名之由来一直难以厘清，其称谓也只能按最早荀悦所说沿用，并为后世约定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