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出生地

关于刘邦的出生地，《史记》中已有记载，即“沛丰邑中阳里”。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丰县中阳里街道的范围。但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沛丰邑中阳里”指的是属于哪一个时代和哪一国的称谓？何谓“邑”？何谓“里”？

“沛丰邑中阳里”是战国末期刘邦出生时的地名称谓

司马迁所指“沛丰邑中阳里”这一称谓的时间，应该有两个可以分析判断的时间段：

一是司马迁按照写《史记》时的行政地域划分为依据，指出刘邦的出生地，是西汉中期的沛郡丰县中阳里。

二是司马迁以刘邦出生时的行政地域划分为依据，指出其出生地，是战国末期的楚国沛县丰邑中阳里。

对第一个分析判断的时间段可以首先排除。因为刘邦建汉后，为提升家乡沛县的名声，将秦时沛县所隶属于的泗水郡更名为沛郡，并同时划归沛郡下属“县三十七”。《汉书·地理志》就此记载：“沛郡，故秦泗水郡，高祖更名，治所在相县，辖相、萧、丰、沛等三十七县。”也正因此，几年后刘邦探望沛县时，把沛县设为汤沐邑而不包含已分置出去的丰县，故沛县父老请求刘邦“哀怜之”而以丰“比沛”。也就是说，自西汉建国初始，丰邑独立设县并直接隶属于沛郡，而不再是沛县下属的一个城邑。因此，如果《史记》中的“沛”是指西汉中期的沛郡，司马迁应该写为“沛郡丰县中阳里”，或“沛丰县中阳里”，而不是“沛丰邑中阳里”。不然司马迁为什么非要把已为县治的丰县写为丰邑呢？

因此，本书肯定第二个分析判断，即：“沛丰邑中阳里”是指战国末期刘邦出生时的楚国地名称谓。

如果肯定第二个分析判断，还有必要从沛县初始的历史，以及沛县、丰县分别设置县治的时间简单说起。

沛县地域古称“沛泽”。相传唐尧时，名士许由拒不接受尧的禅让，为躲避而隐居于沛泽，这说明此地当时乃是一大片水泽、陆地相间的丰沛茂盛之地。后来又有老子在沛泽隐居悟道之史说。而“沛”作为地名，不仅出现于《史记》，也在反映春秋战国历史的《战国策》中有记载，其中说：“楚破南阳、九夷，内沛。”“九夷”是先秦时期对居住在淮河中下游部族的泛称，此处虽不能说明当时“沛”的行政建制，但也说明“沛”地在“九夷”范围内，是值得单独提出而颇有影响的一片地域。公元前 286 年之前，沛地隶属于宋国。但至公元前 286 年时，宋国被齐、楚、魏三国灭掉瓜分，沛地归属为楚国。而战国期间各战胜国普遍的做法是在侵吞他国的地盘上设立县治，如楚国在公元前 706—前 701 年时，就将灭掉的权国改设为权县，是周代最早设立县治的诸侯国。由此可以判断，沛地自属楚国后就已经被设置为县了。

公元前 221 年，实现全国统一的秦始皇推行郡县制，分天下为 36 郡，泗水郡（《史记》亦记载为泗川郡）为其中之一；泗水郡辖沛县，沛县辖丰邑。再据《汉书·地理志》载，汉高祖六年（前 201 年）设楚国及沛郡，丰邑独立为县，成为和沛县并列的沛郡下属 37 县之一。但此说和东汉荀悦所著《汉纪》不同，《汉纪》中记载：高祖十一年（前 196 年），刘邦灭黥布返沛，以沛为汤沐邑，“既至长安，立丰县”。 即丰邑是在前 196 年从沛县分置为县的。虽然史书记载不同，但也均说明了丰县是在刘邦称帝时期独立设置为县的。自此以后，虽朝代屡有更替，但沛县和丰县一直各自存在并延续至今。

上述所说是不可省略的历史铺垫，因为就此分析，才能说明《史记》中“沛丰邑中阳里”之称谓所对应的年代。也就是说，自公元前 286 年宋国灭亡起，沛地归属楚国已经设立为县，而作为当时其治下的丰邑中阳里，在刘邦出生时的公元前 247 年被称为“沛丰邑中阳里”当无问题。同样，自秦朝始至汉朝建立，虽然沛县隶属于秦新设置的泗水郡，但沛县的建制与管辖范围没变，因此对当时刘邦出生地“沛丰邑中阳里”的称谓也依然准确。至于丰邑分置为县，那已是刘邦称帝以后的事情了。

对此，应劭、孟康、师古三位先辈史学大家，早已在《汉书》中作出了相同的注释说明：

应劭曰：“沛，县也。丰，其乡也。”孟康曰：“后沛为郡而丰为县。”师古曰：“沛者，本秦泗水郡之属县。丰者，沛之聚邑耳。方言高祖所生，故举其本称以说之也。此下言‘县乡邑告喻之’，故知邑系于县也。”（《汉书·高帝纪》）

如上，我们肯定第二个分析判断，并明确得出如下结论：

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指的“沛丰邑中阳里”这一地址称谓，是指汉朝建立以前的行政隶属关系。即刘邦的出生地为当时的楚国沛县丰邑中阳里。

何谓“邑”？何谓“里”？

以上以“沛”为引解释了“沛丰邑中阳里”的指向年代，下面再简析一下“邑”和“里”。

“邑”是指具有较多人口聚居的一定地域范围。在古代它可以指国都，也可以指一般的城镇。如《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中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这里指无先君宗庙的城镇为邑。《六国论》说：“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这里的“邑”是指比城小一些的乡镇。《国语·齐语》则说：“三十家为邑，邑有司。”而《周礼·地官·小司徒》中说“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郑玄作注补充说：“四井为邑，方二里。”显然，这里的邑指的就是类如较大的村镇了。从以上引据可以看出，邑的层级和范围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概念，它可以大到国都，小到村镇。并且，它有时又延伸为一个人为任意圈定的地域范围。如刘邦称帝后“以沛为朕汤沐邑”，赐萧何食邑 8000 户等；后世《新唐书·房玄龄传》也记载：“进爵邗国公，食邑千三百户。”这里表述的就是一个无明确范围，而以户数为标准的私人封地概念了。因此，从总体上看，古时历代人们对“邑”的理解和运用多有不同，但一般多指有一定人口规模的小城镇。

关于对“里”的解释，《尚书·大传》卷二中说：“古八家而为邻，三邻而为朋，三朋而为里，五里而为邑，十邑而为都，十都而为师，州十有二师焉。”《汉书·食货志》记载：“在野曰庐，在邑曰里。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也。邻长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级，至乡而为卿也。于是里有序而乡有庠。”《旧唐书·食货志》记载，唐代“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村坊邻里，递相督察”。宋代朱熹在其《四书集注·论语集注》中又说：“五家为邻，二十五家为里，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五百家为党。”

从上述历史文献中对“里”的解释与运用可以知道，随着朝代的更替或所在不同的行政区域，这个“邻、里”地缘关系范围的大小，也有不同的规定和说法。但总体上说，对邻的范围大都固定在四到八家的相邻关系中，而里、乡的范围则大了许多。它不仅是人们因居住而产生的地缘关系，而且也延伸为一种基层组织单位。这既是一种以户数和住户间的距离所划定的地域范围概念，也是随时代发展和人口增多，人际关系需要逐步规范治理而不断优化调整的社会组织表达。这种以户数和距离范围划定的社会组织形式，随时代的发展并未消失，如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籍贯是彭城绥舆里，而其出生地则在晋陵郡丹徒县京口里；明朝朱元璋推行里甲制，十户为一甲，一百一十户为一里，使其成为一个明确的地域行政组织概念。即便时代发展至今日，“里”的地域称谓虽已多不具有行政职能，但依然在广泛沿用，如上海市的“里弄”、南京市秦淮区的“长干里”、北京市众多以“里”为名的居民区等，而现在的台湾乡村则更是普遍以“里”为行政单位，还依然具有基层社会组织的意义。

不仅如此，以“里、党、乡”等所划定的民居范围，还衍伸代指为人居关系用语，如“邻里”关系、“乡里”关系、“乡党”关系等。而这些用语以其蕴含的浓浓亲情，也在历代的社会交往中广为称之。

总之，刘邦出生于“沛丰邑中阳里”的历史记载是可信的。“在邑曰里”，也说明中阳里在当时是丰邑城内的一个居民小区。只不过那时的小城镇居民，还主要以农业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