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央文库”档案的安全传续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中央的档案主要由秘书人员保管。1923年6月党中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中央设立秘书员，负责本党内外文书、通信及会议记录之责，并管理本党文件。无论是谁，要用文件，都要向保管者索取，用后归还。为了确保档案的安全，李达曾把自己在上海的住所作为秘密收藏文件的地址，毛泽东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时，也选择在上海慕尔鸣路甲秀里383号收藏文件。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颁布了《组织问题决议案》，提出增设中央秘书处，内设文书科，负责文件阅览、保管、油印密写及收发等工作。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10月，中央秘书处随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秘书处文书科改称为文书处。

由于形势日益严峻，党的组织开始“家庭化”，就地保存和随身携带文电极不安全。为了避免我党干部随身携带文件导致的安全风险，在周恩来的建议下，中央文书处在上海戈登路恒吉里1141号（今江宁路673弄10号）租下一处房子，作为保管需要留存的文件的地点，这个地方被称为“文件保管处”。对于地方省委文件的管理问题，1930年5月28日的《中共中央给各省委指示信》中要求：“机关内的文件应经常集中在一起，妥善的收藏，以便有问题时，易于移徙或销毁。机关内的文件，不得随便散放在台凳之上，易于被人发觉，致引出危险。每一文件用完，每一刊物看完，即应收藏适当。” 1930年中央发布了关于建立秘密工作的通告，规定各机关不宜自行保存文件，“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保管处保存”。这样就使文件保管处的文件越来越多。1930年9月，文件保管处已集中了文件资料20余箱4万多件。

文件保管处也是中央秘书处所在地，中央领导经常在这里阅文、开会，一旦有人出现问题，或有人不小心带来了“尾巴”，极易出现重大安全问题。1930年10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了文件保管处的安全问题，成立了以周恩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文件材料委员会。该委员会将这些文件材料分为三套：一套齐全的约20000件交张唯一负责，一套不齐全的约15000余件交顾顺章运往上海远郊农村保存；一套备用者约有5000件左右放在中央秘书处以备应用。 后来，顾顺章保管的那一部分档案被毁，文件保管处被破坏，张唯一保管的那一部分档案就成了后来“中央文库”的唯一“源头”。

张唯一保存档案的地方通常被称为“中共中央文件库”“中共中央秘密文件库”，当时并无“中央文库”的称呼。1979年10月23日，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到中央档案馆视察，提到“周恩来1931年在上海建立了两座中共中央秘密文件库”。1982年，参与过“文件库”管理工作的吴成方、陈来生、韩慧如、周天宝等提议把“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文件库”简称为“中央文库”，于是才有了“中央文库”的称呼。至于所谓的“一号机密”，只是拍电视剧时的一种文学化的称呼。

以今人的观点来看，上海戈登路恒吉里1141号的“文件保管处”与张唯一保存下来的中央文库虽然都是保存文件的地方，但在性质上有所不同。“文件保管处”约等于今天机关里的秘书处，负责文件的收发、传阅，相当于文书处理部门的职责。而“中央文库”是以长久安全保管已经处理完毕的文件为目的而设立的，具有了档案机构的性质。因而有不少人认为，中央文库就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档案馆，是现在中央档案馆的前身。

设立中央文库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中央档案的安全，事实上，中央文库档案的传续自始至终地都伴随着安全与危险的较量。中央文库存在的时间前后有22年，5批守护者接力传续，迁址10余次，克服了重重困难，战胜了一个又一个挑战。为保证这些档案的安全，档案前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4个人献出了生命，5个人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逮捕。

（一）4位档案守护者牺牲

1.第一位牺牲者张宝泉

1927年10月，中央秘书处文书科改称文书处，集中管理全部需要留存的文件资料，并接收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严格点说，张宝泉不是中央文库的守护者，但他的牺牲与中央文件安全有直接关系。张宝泉本是中央秘书处交通科科长，1927年底，由于党内出现叛徒，罗亦农被捕，张宝泉在通知党内同志转移时，在康脑脱路（今康定路）被外国巡捕拦截搜查，因身上有来不及转移的文件，不幸被捕。《当代中国档案事业》中记述说：“曾经在上海党中央秘书处负责中央文件传递工作的张宝泉，不幸于一九二八年四月被捕。敌人妄图从他口中获取中国共产党的机密，找到中央保存档案文件的地址，对他施用了惨无人道的酷刑。……但他始终没有透露关于中央文库（ 引者注：张宝泉牺牲时中央文件保管处刚刚建立，并无中央文库的称呼。中央文库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统一称呼，此处意指中央文件保管处 ）的一个字，最后惨死牺牲在敌人的皮鞭、刺刀之下。”张宝泉牺牲后，周恩来立即决定改变中央领导住地保管文件的做法，办理完毕的文件都要送到“文件保管处”保存。

2.第二位牺牲者陈为人

陈为人是早期革命者。五四运动后，陈为人赴上海，与俞秀松、罗亦农、张太雷等人一起组织创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成为第一批团员。1925年11月，作为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的陈为人协助李大钊领导了北平的革命斗争。1931年底，张唯一调任中共上海执行局，无法兼顾文库工作。经秘书处批准，调任陈为人来管理文库。按照中央规定，谁负责管理中央文库，谁就选择新的库址并转移文件。正式接手工作后，陈为人将文库秘密搬运至家中。按照当时的规定，为保证安全，文库工作人员对外要以“家庭化”形式出现，不能参加党的会议、示威游行等公开活动。接手文库后，妻子韩慧芝负责陈为人的对外联络。陈为人白天扮作生意人外出，晚上在家对文库的文件进行整理，有的重新誊抄，有的剪下四边空白，最大限度地缩小档案的体积，以利紧急情况下的转移。1935年2月，韩慧芝因为与张唯一接头而被捕。为保证文库的安全，陈为人迅速转移档案，将文库转移到小沙渡路合兴坊的一幢二层楼房。此时，陈为人的身体已经每况愈下，为帮助管理文库、照顾孩子，陈为人请来了韩慧芝的妹妹韩慧如。

陈为人重病之后，编写了《开箱必读》，记录各箱所藏文件内容及开箱注意事项。组织安排他住进医院，为了节省经费，避免引起特务怀疑，导致文库暴露，他离开了医院，回家休养，直到生命最后时刻还一再向党组织请求“我要工作”。

3.第三位牺牲者郑文道

1940年秋，“八路军办事处”负责情报工作的吴成方领导中央文库，他安排老地下工作者缪谷稔（又名李念慈）接替陈为人守护中央文库。这期间，郑文道是缪谷稔与吴成方之间的联系人。后来，受吴成方的派遣，郑文道进入了日本特务系统。郑文道身份暴露并被日本宪兵逮捕后，从押运他的囚车上跳车，自杀未果，被抢救过来。到了日本宪兵队，又被日本宪兵审讯。为了保住中央文库的秘密，他趁敌不备，从厕所跳楼自杀，终年28岁（ 引者注：郑文道因为打入了日本特务组织，一直承担骂名 。1980 年 10 月吴成方被彻底平反 。1981 年，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郑文道为革命烈士 ）。

4.第四位牺牲者缪谷稔

1940年秋，党的老地下工作者缪谷稔接任中央文库负责人，成为继张唯一、陈为人、周天宝之后中央文库的第四任守护者。缪谷稔以运送“私人衣物”的形式将文库中的档案运往英租界康脑脱路一幢独门小楼亭子间暂存。因吴成方、缪谷稔经常开会，引起房东怀疑，缪谷稔又将档案运到新闸路金家巷嘉运坊1839号自己的家中。在缪谷稔与吴成方之间的联系人郑文道被捕后，缪谷稔立即将文库档案转移至新闸路944弄过街楼亭子间。郑文道牺牲后，确定文库没有暴露，又将文库迁回到自己家中。不久，缪谷稔因为严重的肺病而卧床不起。缪谷稔对妻子说：“咱保存的东西，比金子还贵重，比生命还值钱，你要替我全数交给党组织。”1942年夏天，在保管了中央文库将近两年之后，缪谷稔将中央文库交到了下一任守护人陈来生的手上。卸下重担的缪谷稔为了不给组织添麻烦，选择了回老家养病。1944年，缪谷稔病逝，年仅39岁。

（二）5位档案守护者被捕

1.第一位、第二位被捕者张纪恩、张越霞

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机关所在地及中央重要领导人的住地相继暴露。在中央文件保管处来不及转移的张纪恩和妻子张越霞不幸被捕，趁特务不注意，张越霞吞掉了衣兜中写有地下党联系人罗晓虹（即张小梅，中央文库保管员）地址的纸条，保护了中央文件的安全。后来，张纪恩、张越霞被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的罪名，判处5年徒刑，3年后被释放。

2.第三位被捕者张唯一

张唯一1892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桃源县。本为国民党员，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毅然脱离国民党，加入共产党。1926—1931年任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是文件保管处的负责人。为了预防突发事件，确保中央文件的安全，周恩来将集中保存在中央文件保管处的文件分成三部分，张唯一领取了其中的大部分，约2万件文件。周恩来又派李强、陈赓帮助张唯一、张小梅（张小妹）将档案转移到上海法租界顺昌里张唯一家里，妥善储藏起来。张唯一保管档案的地方被称为“中央文件保管库”（20世纪80年代后，统称为“中央文库”）。张唯一将自己扮成一个木匠铺老板“张老太爷”，他本人也成为中央文库的第一任守护者。

1931年底，张唯一调任中共上海执行局秘书处，仍领导中央文库，中央文库交由陈为人保管。1935年2月张唯一被捕，在狱中受尽折磨，但他巧妙地与敌人周旋，严守党的机密，“中央文库”得以安全。他被判刑12年，关押在苏州陆军监狱。1937年8月，经周恩来与国民党当局多次交涉，他被释放。

3.第四位被捕者韩慧英

张唯一调到中共上海执行局秘书处后，陈为人成为中央文库的守护者。按照当时的规定，中央文库的守护者不能与其上级领导者直接联系。陈为人的夫人韩慧芝便成为他与张唯一之间的联系人。在接手中央文库管理工作时，陈为人和韩慧芝约定：如果发生严重问题，到迫不得已时，宁可放火焚毁自己的家，也不能让敌人得到文件。1935年2月，张唯一突然被捕，未及发出预警，不明情况的韩慧芝前去接头时被捕。韩慧芝一口咬定自己误入接头地点。在关押期间，韩慧芝遇到了放风的张唯一，便以暗语报告了中央文库仍然安全的情况。由于特务没有任何不利韩慧芝的证据，关押韩慧芝一年多后，将其释放。出狱之后，经过一段时间观察，确认没有特务跟踪后，韩慧芝才与陈为人团聚，并改名为韩慧英。之后，韩慧英联系到了正在寻找他们的中央特科的徐强，恢复了中央特科对中央文库的领导。

4.第五位被捕者吴成方

吴成方1902年出生于北平附近的农村，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北平区委工作。1927年因从事工人运动被捕，1928年夏集体暴动出狱。1930年去河南做石友三部的兵运工作，中央特科派陈赓到天津后，吴成方协助陈赓搞情报工作。陈赓回上海后，吴成方成立“国家政治保卫局北方分局”（或称华北政治保卫局，人称“北平特科”）。九一八事变后，秘密做张学良的工作。1933年8月，吴成方去上海担任中央特科警卫部部长，1934年4月在法租界被捕，1937年抗战爆发后被释放。吴成方出狱后，到上海八路军办事处工作。陈为人去世后，中央特科的徐强选择周天宝作为中央文库的守护人。1939年夏，徐强调到延安，吴成方接手中央文库的管理工作。吴成方仍然选择周天宝守护文库。后来，周天宝不再守护文库，吴成方便选择缪谷稔守护中央文库。缪谷稔无法再守护文库后，吴成方便选择陈来生继续守护文库。1948年下半年，因为吴成方住处经常有陌生人出入而被特务怀疑，并将其逮捕。因为特务没有掌握实质证据，加上吴成方有丰富的应对经验，关押一段时间后吴成方被放了出来。在面临身份暴露危险的情况下，组织安排吴成方撤离上海。在吴成方的领导下，中央文库安全保存十年之久。

（三）全部档案交给党组织

1942年夏，吴成方指派陈来生接替病重的缪谷稔来守护文库。陈来生原姓甄，1919年出生于上海，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游击队任战士、文书。后调到中共中央社会部上海情报部门从事情报工作，并改名陈来生。他接管中央文库的时候，中共很困难，没有经费，保管文库的经费只能靠自己解决。当时的陈来生一贫如洗，他和家人在黑市买了几百斤生蚕豆，租锅灶炒熟后，全家人化装成小贩，秘密穿越日军封锁线，把豆子运到市内的小摊上出售，以此赚钱养家、付房租。在守护中央文库的日子里，多次面对危险，对档案进行转移。在家人的帮助下，他以蚂蚁搬家的方式将2万余件文件从缪谷稔家里运到公共租界新闸路赓庆里，妥善保存在过街楼下面一个棚屋的阁楼中。由于这里人来人往，闲杂人员太多，为安全计他又将档案搬到成都北路972弄3号。此后又由于安全原因，陈来生几次对文库中的档案进行转移。1946年，陈来生又带领一家人秘密将中央文库迁回成都北路972弄3号。中央文库在这里一直保存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在国民党当局作垂死挣扎阶段，他对家人说：“一旦我牺牲，解放以后，你们要找解放军进城部队最高指挥员，当着他的面打开宝库，不见不打开。”

远在延安的周恩来一直关注中央文库的安全，想方设法地把处在危险环境中的中央文库档案运回到延安。1946年5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南京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利用谈判的机会，周恩来听取了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和副书记刘少文的汇报，决定由刘少文将中央文库的档案全部运往延安。刘少文到上海后即与领导中央文库的吴成方取得联系，由吴成方通知陈来生，将5000余份档案文件装入两个皮箱，交由刘少文以共产党谈判代表的行李运出。刘少文乘坐国民党专机转道西安，最后把这批档案送到了延安，交由中央秘书处保存。后来，国共谈判破裂，内战爆发，剩下的档案便没有继续转移。1946年9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关于邮寄文件的规定》，提醒党内同志：自卫战争已打响，今后再“利用飞机为我们传递秘密文件是不可能的”。这样，周恩来把中央文库档案全部运回延安的计划没有完全实现。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陈来生将全部档案运送到上海市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给陈来生出具一份证明：“兹收到陈来生同志自1942年7月起所负责保管的从我党诞生时起至抗战时止的各种文件、资料，计104包，共装16箱”，这些文件、资料“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9月18日，华东局办公厅收到中央办公厅发来的一份由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批阅签发的三个A字级的电报：“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请你处即指定几个可靠的同志，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来北平中央秘书处，对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员，请你处先予奖励。”电报中“有功的人员”最初的表述是“有功的同志”，毛泽东亲笔做了修改，意即对保护文库有功的同志、朋友、家属，都应表彰奖励。

1950年2月下旬，华东局将再次清点登记、装箱的中央文库的全部档案运送至北京，交给中央秘书处。

设立中央文库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档案的安全。中央文库从其设立到其全部档案移交给党组织，前后共22年的时间。在22年的时间里，中央文库一直面临着风险与挑战。为确保档案的安全，张宝泉、郑文道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陈为人、缪谷稔牺牲在保护档案的岗位上，张纪恩、张越霞、张唯一、韩慧英、吴成方等虽遭敌人的逮捕、刑罚，却依然保守着中央文库的秘密，陈来生在守护文库时经历日本、汪伪和国民党的统治，生活极端困苦，还要想方设法地赚钱租房子，躲过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搜查、检查。参与中央文库保护的老一辈档案工作者前后有几十人，每一个人都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赤诚忠心的品格、敢于斗争的意志和善于斗争的艺术，在面对个人利益和文库安全选择的时候，毅然选择保证文库的安全。他们惊心动魄、斗智斗勇的故事诠释了什么叫信仰，什么叫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