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老一辈革命家高度重视档案安全

在确保档案安全的过程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在战争年代，毛泽东不仅重视档案，身体力行地收集保管档案，而且还经常教育身边人员要爱护每一份文件，保护好党的机密。在长征途中，毛泽东随身携带着两个箱子，收藏着重要档案文件和手稿。长征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了一支专门运输队，转移包括档案文件在内的重要物资。毛泽东还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任何时候都要注意保护文件”“遇到危险情况，你们不必顾我，要先保护秘书和文件”。胡宗南进攻延安之前，延安对一些相对不重要的档案进行了销毁。有些机关烧掉了一部分不应该销毁的档案，有的甚至连销毁档案的目录也未留下。毛泽东发现此事后，于1946年12月间派安子文到中央组织部等单位检查疏散转移档案的准备工作。安子文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疏散档案，不要惊慌失措。确实不需要的文电可以销毁，重要文电一定要保护好，片纸只字也不要落入敌人之手。但该保存的要好好保存，不能任意滥烧。” 毛泽东的这个重要指示下达后，很快纠正了有关单位滥烧文件资料的现象。

周恩来直接建立、领导了档案业务工作建设。在上海时期，周恩来直接领导中央秘书处的工作，设立了中央文件保管处，迅速积累了大批档案材料。为了保证安全，1931年他将这些档案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保存，最后由张唯一保存下来的中央文库就成为现在中央档案馆革命历史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恩来提出要区别不同情况整理、保存这些文件，并委托瞿秋白起草《文件处置办法》，将文件分成四大类，还对如何进行分类、整理、编目、保存作出规定。周恩来在《文件处置办法》上作了批示：“试办下，看可否便当。”周恩来十分重视档案的保护。1940年夏某晚，周恩来在批阅文件时不慎毁了3个字，在文件旁专门批注：“拨灯捻不慎，火星掉落文件上，灼损了两三字，这是我的责任。”中央机关进驻西柏坡之后，档案工作开始走向规范化。1948年9月30日周恩来审阅了杨尚昆起草的《收发电报程序》，直接改名为《中央办公厅承办和收发电报及归档程序》，并亲笔加上了“文件和电报归档”部分的内容，对于归档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刘少奇、朱德也十分重视档案的安全保管。1942年3月，刘少奇奉命回延安。为了保护党的秘密文件、档案的安全，他决定亲自将新四军总部的12箱重要文件带回延安。出发前，他叮嘱随行干部战士：“我们随身带着党和新四军的绝密文件，一定要安全押运到延安。每个人要随身带一盒火柴，万一被敌人包围遇险时，首先必须立即烧掉文件、电报，做到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保护好党的秘密。”通过敌人封锁线时，为了防止马匹受惊摔坏文件箱，他把文件分给每位随行人员，自己也背上两大包。经过9个月的长途跋涉，通过一道又一道敌人的封锁线，经历大大小小几十次战斗，终于在当年12月底将12箱重要秘密文件、资料安全交给了中央。在清涧县掩埋档案的村子被胡宗南军队占领后，刘少奇、朱德向中央进行了报告，提出抢救档案的请示，并对档案的整理提出建议。

战争的这种特殊环境，对档案工作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其主要内容就是要保证档案的安全。为了档案的安全，前辈档案工作者克服了重重困难，战胜了一个又一个挑战，经历了敌人的酷刑，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终于完成了将这些档案“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的光荣使命。无论是中央文库档案的传续还是延安、西柏坡档案的保存，安全都是档案工作中的最重要考量。可以说，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是中国档案事业建立和发展的固有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