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中口述自传》节选

第一章 幼年记忆

出生日期的“秘密”

1930年4月21日，农历三月二十三日，我出生在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大若岩镇的白泉村。

白泉村位于著名的楠溪江畔，这里溪曲峰叠，景色迷人。清朝时永嘉当地诗人朱步墀有诗云：“楠川山水甲东嘉，十里澄潭五里沙。”“溪山第一溯珍川，渠水潆回出白泉。”白泉村地理环境得天独厚，山水环抱，依山而建，前临楠溪，视野开阔，环境优美。

白泉村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北宋神宗年间（1068—1085），大理寺评事陈灏退仕归隐，看到这里“东连陶公洞幽深，西接百丈瀑如帘；南面琴山钟秀气，北有白水起波纹”，正好耕读养身，遂携带家眷在此定居。据说陈灏建村之时，发现北面山脚下有一眼从白石穴里流出的泉水，水白如玉，清冽甘甜，遂稍加修葺成一“白泉井”，并将村子取名为“白泉”。

祖上的详细事迹已不可考。到我们那一辈，都是“光”字辈。家里给我取“光中”这个名字，寓“光大中华”之意。

这个出生日期需要解释下。我的农历生日是三月二十三日。1950年，我在中山大学读书时，响应组织号召，准备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要按照组织要求填写个人简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填简历。

这次填简历时，我并不知道阳历生日是哪一天，当时也没有万年历等途径可查询确认。于是，我就根据阳历比阴历快、大致差一个月的常识，填了1930年4月23日。因为填表要统一，所以我在后来的其他档案材料里，凡是涉及出生日期，我也都一直填的是1930年4月23日。

没过几年，我看到了万年历，核对了一下。我的出生日期，实际上是1930年4月21日。但那时候我没有改，因为要改的话，所有档案都要改，弄不好会有人说你不忠诚、不老实。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所有档案材料里记载的出生日期都是1930年4月23日。

2020年我迎来九十岁生日。我的学生们编了一本《陈光中教授九十华诞贺寿文集》，里面我的出生日期依然遵从惯例，写为4月23日。

两个第一之争

我的小学阶段，在白泉村里的白泉小学度过。

小学期间，我的学习成绩总是全班最好的。我并不是那种死读书或者特别刻苦用功的孩子，我也贪玩。农村里小孩能玩的游戏，我都会学、会玩。课外时间，我喜欢写写字，我还参加过写大字比赛。唱歌我也喜欢。尽管不是十分用功，但在小学阶段，我的成绩总是第一。

农村里没多少可以玩的东西。我上小学时，主要玩两个游戏：一个是象棋，一个是乒乓球。乒乓球也不是现在那种正规的乒乓球台，我们就是找块水泥板或者木板，用棍子、砖头支起来，凑合着打。学校里有个正规的乒乓球台，但是大家都抢。我们就在家里自己动手，支起简陋的乒乓球台。

小学毕业时，我们要公布成绩和排名，学校要往上报小学毕业成绩的第一名。这跟上初中有关系。当时另外有一个同学，成绩也很好，跟我是并列第一，我俩的分数和排名完全一样。我现在也搞不清楚，并列第一的分数是怎么打出来的。

所有老师有点发愁。两个并列第一，怎么往上报？后来听小道消息说因为我年龄比较小，所以老师把我作为并列第一里面的第二，这样到时我就会被刷下来。我听说后，急得不行，就跟家里说了。最后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学校还是给解决了上报问题，两个第一都往上报了。因为有两个第一之争，我印象非常深。

文言文的启蒙

上小学时，我白天在学校学习，晚上则由堂伯父教我们几个孩子读古诗文。

大伯家的孩子，天资一般，不怎么会念书。主要是我和我姐姐，还有陈光陆、陈光平，我们几个一起上小学。

到了晚上，祖父就会把我们集中在他住的偏房中间的小中厅里。小中厅里有一张桌子，我们就在那儿学习。祖父不自己教我们，而是请了堂伯父陈应如，到家里来教我们几个。那个时候，祖父就在旁边一边抽大烟，一边看我们学习。

堂伯父跟我们不算亲，属于同宗同族。这位堂伯父那时候大概五十多岁的样子，有个清朝的功名，大概是生员，还没考取举人。他应该是刚考完生员没多久，还没到考举人的时候，清政府就在1905年废除科举了。

我对堂伯父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对古诗词、古文名篇非常熟悉。他晚上来我们家，先教我们几个孩子读书，包括古诗词。我现在依然清楚记得《古文观止》里的名篇，比如《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还有《陈情表》《前出师表》《后出师表》等，《陋室铭》等就更不用说了。学完《古文观止》后，堂伯父又教了《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我印象中《孟子》没有读完，刚开始读，时间不长。

堂伯父教我们读古文，都要求我们背诵。他先教我们读，遇到我们不懂的，他也讲一讲。讲得不多，最重要的是你得认识字。他闭着眼睛讲一句，我们就跟着背一句。他不仅要求我们理解，还要求背诵。这一次讲完，下一次讲课就是背诵，考我们。每人背一段，看谁背得最准确。

我小时候还算聪明，记忆力也比较好。在背诵这些古文时，我一般都是表现最优秀的，经常受到表扬。

这样的学习持续时间不长，也就三年左右。我古诗文背了不少。背诵的时候，我不知道内容、意思，一知半解，但背来背去，就慢慢触类旁通，文言文的之乎者也规律也就慢慢掌握了。后来上初中时，我可以用文言文来写简单的作文。当然不是全用文言文，有时就是兴之所至，文言文也可以简单写一写。而且上初中后，语文课上要学的古文，有相当一部分以前都学过了，所以学得很轻松。主要精力都用在学习数理化和英语上。

我上初中时，这位堂伯父在中学教书，还教过我语文。有一次我接受《温州商报》采访时，我就讲：“对我一生最有帮助的事情，就是少年时代读了不少古书。那时候对古文不一定懂，但却让我在似懂非懂中，掌握了古汉语知识。后来我写了一些中国古代司法制度方面的文章，出版了专著，就是得益于那时候打下的基础。”

时隔七十多年后，当我走进曾经跟随堂伯父读古诗文的故居，仿佛听见儿时的琅琅书声。故居的容貌如旧，经历了漫漫岁月，苍老而质朴。当我再次走进白泉小学，虽然现代化的建筑取代了木材校舍，但当我追寻七十多年前的自己的脚步，走在操场外的溪边小路上，小路两侧昔日的小树苗，在经历了历史的风雨后，已长成参天大树；小路外溪水清清，仿佛看见自己儿时和小伙伴们游泳的身姿。

第二章 家族杂记

陈氏家族

要论我的出身，我家的情况应该算乡绅。

祖上的情况，我只了解到祖父那一辈。据我所知，祖父往上，家境比较好。尽管也没有在清朝有个一官半职，但多少有点土地，同时念书，耕读传家。在我祖父这一代后，土地不算多，开始衰败。

尽管家道中落，多少还是有点大家族的遗风，也还有书香门第的底子。我父亲这一代，几个兄弟都能上学，并在当地的师范学校毕业。单凭这一点就能够看出来，在我祖父这一代，家境还可以，也还有耕读传家的传统。

我们那边的耕读文化，很有传统。当地农村人普遍喜欢读书。不仅是我的家乡白泉村，其他地方也一样。南宋时，永嘉县有个进士村，一个村里有几个进士，确实了不起，这跟耕读文化也有关系。尽管南宋时考进士也好考些，但那也不是谁都能考取的。现在大家去永嘉，都会去进士村看看。

20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我们去广西，发现那些地方真穷，而且文化水平较低。我们家乡不一样，哪怕是贫下中农，也要千方百计把孩子送到学校上学，普遍文化水平比较高。我印象中同班同学里头，初中时很多同学家里条件不好。在我们当地，上个小学不算啥；但是在外地，有的地方小学毕业的在村里就是知识分子了。

耕读文化是相对穷苦的，一边耕地、一边读书。但我家受耕读文化影响不大。我家基本没有耕，条件相对好一点。

祖父没有正当职业。据我所知，他也没有真正务农。在当地，祖父算比较有文化的。但他并没有考取清朝的秀才、举人等科举功名。

祖父自己也写诗。他写出来后，就贴在自己家里的墙上，贴得到处都是。可惜我没有留下它们，也没有记住任何一首。

另外，祖父还会一点外科技术。他能做简单的外科手术，在农村帮远亲近邻处理脓包或者跌打损伤。他有个外科用的小手术刀，很尖。每次做手术前，他有个简单办法消毒，就是拿火把小刀烧一下；消毒之后，就给人家开刀处理伤口。

祖父七十多岁过世时，我已在上初中。

父辈

祖父有三个儿子：大伯陈佰农、父亲陈躬农、叔父陈素农。

父亲他们三兄弟，都上了当地的师范学校。那时候的师范，相当于现在的中专，但实际上比现在的中专水平要高很多，应该说是很不错的。师范学校毕业后，我叔父喜欢体育，毕业后在小学当体育老师。父亲干了什么工作，我不是很清楚。

我家有姐姐、妹妹，还有两兄弟。我弟弟叫陈光白。

叔父有几个孩子：除了两个大姐姐，还有比我大两岁的陈光陆，跟我同岁的陈光平，小我两岁的陈光汉。

我们陈氏家族，在温州当地很有名。主要是因为抗日战争期间，陈氏家族出了四个抗日将士，这在当地并不多见。2015年，时逢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这年12月25日出版的《温州日报》，在“穿越70年的家国情怀”“和80、90后一起寻访——我家的抗战故事”系列报道中，还发表了一篇专题报道《满门忠烈，热血报国》，专门报道陈氏家族走出的四位抗日将士的光辉事迹。

我叔父在地方属于“抗日名将”。堂哥陈光启是“抗日烈士”，另一个堂哥陈光初是“抗日人士”。我父亲当时也算“抗日人士”。这里先讲讲我的叔父和我的两位堂哥，我父亲的故事下一章再讲。

叔父陈素农

叔父陈素农，1913年考入浙江省第十师范学校，后来于1924年12月进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

黄埔军校成立于国民革命时期。当时国内军阀割据、列强环伺，孙中山等革命先烈深感有必要打造一支革命之师。在那个时候，全国的时代青年也都以“到黄埔去”作为革命救国的主要途径。黄埔军校试图通过短期学习，在军事和政治上展开集训，为国民革命积蓄力量。从1924年6月黄埔军校创办，到1949年10月，黄埔军校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在大陆前后举办二十三期，培养学员23万余人；其中前五期都在黄埔，总共三年多时间；从第六期开始，学员们开始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受训，学制也逐渐从半年短期集训，变成三年长期专业训练。

翻看黄埔军校史料，可以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在黄埔军校前四期毕业离校的4900多位学员中，第一、二期几乎没有永嘉人，第二期只有后来的国民党将领邱清泉。但第三期却出现永嘉同乡扎堆的现象。同期和我叔父一起编入黄埔第三期步兵队的永嘉同乡有陈藻、陈觉、徐启兴、陈祥麟、徐立、张鹏、汤复天、叶荏、叶祥宾、谢玙、胡世培、胡宝书、金家藩、周佩三、余昌舜、吴兆瑛、吴兆铮、李鸿僖共十九人；另外，编入第三期骑兵队的永嘉同乡有金麟、夏雷、陈榘三人。第四期只有陈于滨一人。这里的具体原因待考。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我父亲后来也成为黄埔军校的一员。

受各种因素影响，第三期学员从入校到举办开学典礼，前后延宕近半年。他们在1925年7月1日举行开学典礼，1926年1月17日举行毕业典礼。

叔父他们第三期学员入学时，黄埔军校正在东征。第三期学员因刚刚入校，成立入伍生总队留校，分驻广州市区、黄埔和虎门等地，担任治安、勤务和警戒任务。在平息杨刘叛乱（1923年1月，在广东的滇系军阀杨希闵、桂系军阀刘震寰联合驱逐了广东军阀陈炯明，迎接孙中山回广州任大元帅。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杨希闵、刘震寰逐渐与革命政府离心离德。1925年5月中旬，杨希闵、刘震寰联合港英当局，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企图推翻革命政府，史称“杨刘叛乱”。1925年6月6日，正在东征的革命军回师，不到一周时间，迅速平息杨刘叛乱）时，第三期学员奉令回到黄埔，配合回师的东征军发动总攻击。1925年6月23日，第三期学员参加广州各界声援上海“五卅惨案”反帝游行，路过沙基时遭到沙面租界英国军警开枪残杀，军校官兵死伤近百人，第三期入伍生亦有16人遇难。廖仲恺遇刺后，第三期学员承担了参加监管廖案囚犯的重任。

1926年1月，叔父同第三期1224名学员一起毕业。这期毕业生，大多数被分派到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潮汕）、第四军（琼州）见习，在北伐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叔父后来一直在陆军系统。1928年，叔父考入中央陆军大学第九期深造。1931年毕业后，先后担任陆军第一师中校参谋、武汉干部训练班上校教务主任等职务，后转任陆军八十八师上校参谋主任及该师五二四团团长。

1933年5月，他在陆军大学第九期大军统帅课笔记的基础上，参考其他文献资料，编订完成专著《大军统帅学》。曾任陆军大学教育长和代校长的周斌、陆军大学教务主任邹燮斌为该书惠赐序言，时任常州陆军第一师中将师长胡宗南亲笔写下读后感，对该书评价甚高。叔父在《例言》中指出，“本书乃研究军、方面军及最高统帅机关之指挥也。此类书籍，关于国防作战方法甚巨，故各国皆极端机密，不肯宣泄。本书专引战史实例，说明统帅之原理，以贡献国内兵学界之参考，其目的在抛砖引玉，共相探讨，期成功我中华民族之战法，以巩固国防”。

1938年夏天，叔父调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一军少将参谋长。其中有一次率领部队，与日军在河南商城的富金山一带遭遇。在仔细分析研判后，他认为日军将会猛攻，建议主力集结富金山，利用地形优势固守。两军遭遇后，叔父带兵居高临下，利用地形优势勇猛歼敌六千多人，极大地阻滞了日军前进的步伐。随后，考虑到我军亦有伤亡，叔父率部退守商城附近小界岭，等待第八十七师增援。叔父向第八十七师师长沈发藻建议，正面增援或有伤亡，可以从左翼出击，断敌补给线，迫使其后撤。这一战后，沈发藻发电盛赞叔父是中国的“鲁登道夫”。

1941年5月，率部辗转中条山的叔父，已升任预八师师长。在躲避日军的围剿中，他不慎扭伤脚踝，与部队走散，不得不藏在山岩一侧大松树下，耳边日军的刺刀声、饭盒声络绎不绝，侥幸躲过。在大山里，日军不仅大力搜捕，还发出悬赏令：如能缴获师长尸体，奖金两万元。叔父后来穿上老百姓的衣服，乔装打扮，一路艰险，最终回到部队。

这之后，叔父一直率部队辗转晋东南，抗日三年有余。1944年7月，叔父升任第九十七军中将军长。在南丹战役中，他率领两个师不足五个团的兵力，以少胜多，抵挡日寇两万多兵力达七日之久，对于西南战局的好转立下赫赫战功。

后来，日本从西南进攻重庆。我叔父当时是第九十七军军长，原来部署在重庆附近，紧急调到重庆和贵州之间的前线抗敌。与来犯的日军遭遇后，我叔父带兵同日军打了一仗，这一仗打败了。打了败仗后，上司不满意，他被撤职，于是就赋闲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箭在弦上。上面也不想让叔父带兵，叔父就以足患为由推托，“一生以黄埔开始军旅生涯，那就以黄埔作为栖身之地”。国民党方面后来也没有让叔父带兵，而是给了他一个闲职。1948年，叔父出任汉口陆军军官训练班教育处处长，一面授课，一面静观战局演变。

在这期间，依据其授课笔记，叔父又完成其第二本著作，即《二次世界大战简史：地中海战争之部》。

现在看来，叔父也是因祸得福。如果他在抗战末期不打败仗，可能就会带兵参加内战，他的命运可能同邱清泉一样。因为没有参加内战，现在我们家乡的县志里面，他是“抗日名将”。

尽管如此，他还是属于国民党系统。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不行了，他就在广州解放前夕隐居香港。但是在香港待了一段时间后，生活比较困难，而且国民党在台湾也站稳了脚跟，所以他就跑到台湾去，挂一个闲职、吃闲饭。1983年，叔父八十四岁，病逝。

20世纪90年代我有机会去台湾地区访问。第二次去台北时，还专程去叔父的墓前祭扫。叔父的墓地在台北陆军公墓，坟墓的方位、面积和军衔挂钩。

我叔父的孩子中，大儿子后来去了美国，老二陈光平、老三陈光汉解放后都留在内地（大陆），没有跟着叔父去香港、台湾。

为抗战捐躯的远房堂哥陈光启

我远房堂哥陈光启的事迹也值得说说。

陈光启出生于1917年。据报道，他幼年受叔父陈素农、陈躬农及堂兄陈光初三位抗日将士的影响，从小立下“挥戈卫国保民安”的志向。十八岁时，陈光启在温州中学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十九岁提前毕业，编入国民革命军预备八师，任少尉排长，直赴抗日战场。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陈光启率全排五十余名战士，死守防线三个月，成功完成防守任务。奉命撤退时，全排仅九人生还，他亦受重伤。陈光启耳朵失聪，不能正常生活、工作，上级遂让他复员休养。

1938年，陈光启身体康复后，在当地被任命为永嘉抗日自卫队分队长，镇守龙湾炮台。

1940年，随着抗日战争的持久进行，前线人手吃紧。于是，他辞别新婚不久的妻子，奉令返回部队，以上尉参谋身份回到太行山抗日前线。

1941年5月，日寇十万兵力围攻太行山，战争甚烈。陈光启率特务连浴血奋战，在生死存亡关头，他端起冲锋枪向日寇猛烈扫射，奋勇杀敌，不幸头部中弹牺牲。国民政府追晋其上校褒奖，并赐“抗日牺牲烈士”匾额。

远房堂哥陈光初

陈光初出生于1910年。1937年，随着日寇全面侵华，时年二十七岁的陈光初毅然参军，投奔我叔父。

淞沪会战爆发后，陈光初右腿三处中弹。幸亏当时上海医疗条件比较好，保住了腿。如果是在远离大城市的战场上受同样的伤，可能就得截肢保命了。

陈光初腿伤痊愈后，跟随叔父去了太行山，担任预八师少校军需股长，主要负责部队后勤保障工作。

1944年夏，日军将进攻的重点瞄准西南，湖南、广西战局危急，当地驻军几近崩溃。陈光初奉令前往南丹支援。战况惨烈，国军几乎全军覆没，最后只有几百人冲出重围。

那个时候，叔父不仅自己心生去意，也给堂哥陈光初发了遣返证：“你和光启随我南征北伐，为保家国，你负伤于淞沪战役，光启战死太行，为国捐躯，尸首也不能运回故里。若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不成，难免要发生内战，死于内战不值啊！我给你发个遣返证，回家糊口吧！”

陈光初返回温州后，经营拉铁丝、制钉子的个体工作坊。后来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后，他成为制钉厂的工人，“文革”期间也受过冲击。

改革开放后，陈光初加入民革，一直活到九十岁才驾鹤归西。当时民革给他送来挽联：“八年抗战出生入死，一世勤劳奉公守法。”

第三章 我的父亲母亲

父亲侧影

我父亲、叔父都是黄埔军校的学员。但叔父入学比较早，学的是军事科；父亲入学晚，进的是政治科。

父亲比叔父究竟晚几期，我说不清楚。黄埔军校史料中，有前四期学员及籍贯清单，我叔父是第三期，1924年冬入学，1926年1月毕业。但是，第四期学员中并没有父亲的名字。所以照此推断．父亲可能是黄埔军校第五期或者以后的学员。

在北伐结束后，有很长一段时间，父亲都在国民党的南京党部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前，我家一直就在南京。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父亲才把我们送回老家。我弟弟陈光白就是在南京白下出生的。

1938年抗战开始后，叔父已经担任预八师师长。那时候国民党军队的师长，有独立的用人权。尤其是后方办事处主任，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位，还是得用自己人。所以叔父就让我父亲过去，担任预八师后方办事处主任，最高军衔是上校。因为我父亲有北伐资历，给他上校军衔也名正言顺。

父亲的工作，主要是驻扎在西安、成都等地，负责整个预八师的枪支弹药和军需补给等后勤工作。叔父在前线带兵打仗，父亲在后方做后勤。他们兄弟俩有一张照片，是叔父从前线回到西安时所拍，现在还保留着。父亲很少给我们讲他的经历，很多细节无从得知。但因为这段经历，父亲也被视为抗日人士。

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在即，叔父萌生退意。父亲身体不好，也就回家了。

父亲还是有一些文采的。他喜欢写诗，但作品几乎都没能留下来。父亲唯一留下来的一首诗，就是得悉我远房堂哥陈光启壮烈牺牲的噩耗后，在西安写了一首悼诗：

城郭人民半已非，

江山为重一身微。

西移仓卒遇顽敌，

东返张皇误战机。

碧血已随剑气尽，

忠魂应化鹤来归。

关河烽火连天黑，

玉树凋伤泪满衣。

父亲回永嘉时，我已经快读完初中。我上高中后，有两三年时间，我一直是走读，平时都是住在家里，所以一直到我高中毕业，父亲都和我在一起，几乎朝夕相处。

解放前，我们父子之间有点父尊的传统。父亲和我之间的交流不太多。我感觉父亲也很喜欢我，对我也很好，看我学习很优秀，也不操心。父亲偶尔也跟我谈点古诗词。印象中就是我念我的书、他忙他的事，我似乎没有什么事情必须和他交流，他也很少找我。

那时候堂伯父陈应如的儿子、我的堂哥陈光复，比我大几岁。他上高中，在县城没地方住，我家在城里有房子，就给他一间屋子，借住在我家。我住楼上靠窗户的房间，比他的房间亮堂一点。陈光复古文很好，数理化不行，后来没有上大学。解放后，他因为古文很好，当了中学师资培训班的老师，专门给中学老师们讲古诗文。后来他作了不少古诗和对联，还出版了著作。

高中阶段，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努力学习。学习之余，自我娱乐。陈光复的象棋下得挺好。我俩一有空，尤其是周末，就一起下象棋。

母爱如山

就父母亲而言，我印象最深也最多的，是我母亲。

母亲名讳汤银茶。我出生后，从小到大，都是母亲照料着我长大。母亲幼时没有读过书。她同父亲结婚后，因为要跟父亲通信通过自学能够勉强认识几个字，也能够写有错别字的信。

母亲没有文化，但脑子很聪明，记忆力很强，对数字很敏感。我一直觉得，自己天赋比较聪明，可能遗传自父母，但是更多来自母亲。

母亲也很勤劳，家里生活上的事都是由母亲操劳。父亲胃不太好，也不怎么做家务，在家里从来都是母亲做饭。

母亲很疼爱我，可以说疼爱到极致。因为在我出生前，一连生了几个女儿。在农村，生了几个女儿，没有儿子，她心里头还是觉得十分遗憾。所以我出生后，她特别疼爱，特别珍惜。有些细节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比如每年我的生日到了，母亲一定要在家里宰一只鸡，中间加一些栗子。为什么会这么做呢？我猜是有“鸡”有“栗”，谐音“大吉大利”。

当然这种待遇，还有另外一种解释。我的生日是农历三月二十三，而这一天也正是妈祖诞辰。南方农村都会在这一天祭拜妈祖，祈求平安，比如南京一带就有“三月二十三，乌龟爬下关”的说法。那么宰鸡，既祭奠了妈祖，也给我过了生日。大家都说我出生的日子好！不管怎么说，我每次过生日，都能吃到鸡肉。

母亲还多次跟我讲过一段经历：我大概四五岁的时候得了一场重病。那时候农村孩子夭折的几率很高，可把我母亲吓坏了。母亲说她一直在身边守着我。她跟我讲的时候，一边讲，一边哭，我现在还记忆犹新。

我上中学和小学的时候，需要自己带一点干菜。比如梅干菜之类，高级一点的还有腌制带鱼、炸鳗鱼等。母亲每次都精心准备好，给我带上。我小的时候，母亲在生活上对我特别照顾。上高中后，晚上我一般十点钟睡觉，母亲怕我吃不饱就睡觉，晚上九点多了，还煮个鸡蛋亲自送过来。

关于母亲的记忆，细节比较多。这些事父亲不会做，都是母亲做。所以我跟母亲感情很深。母亲晚年一直留在永嘉，我在外面工作，每个月都给她寄钱。那时候，我每月寄十元给母亲，有时寄十二元，逢年过节再加几元。刚开始我每月工资只有七十几元钱，后来涨到八十九元。那时候我也要养家糊口，还有孩子。对母亲来说，那时候十几元钱，在温州凑合过日子也够了。母亲去世时，我在广西大学教书。当时我没有赶回去，后来一直很内疚。没有回去，是因为当时还在“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期间，母亲的家庭成分是地主，我感觉不便于太亲热。那时候我自己也背着历史包袱，有个需要划清界限的问题。母亲过世后，家里给我发了电报。但我经过考虑，没有赶回去。路途远是一个原因，阶级成分也是一个原因。我这个人从小受儒家的影响，主张孝道，但当时却没能赶回去送母亲最后一程，到现在还是很内疚。

父亲是温州和平解放的有功人士

抗战胜利后，父亲就回家了。有一段时间，他无所事事，后来在温州建华中学教国文，加上前面在南京工作期间也多少有些积蓄，就买了一些土地出租，在温州也算是地方乡绅。后来因为历史机缘，父亲全程参与了温州的和平解放。

温州之所以能够和平解放，与时任温州主政者叶芳和我父亲的交往有一定关系。

叶芳也是永嘉人，黄埔军校第七期学生。叶芳曾跟随我叔父多年，是我叔父的部下。1947年，叶芳担任整编第五军挺进纵队少将司令、邱清泉第二兵团骑兵团团长。1949年1月，叶芳又被委任为第八区专员。随后，叶芳又被陈仪任命为第五区（温州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就这样，叶芳在当时军政合一的体制下，成为国民党在温州地区的最高领导。

但是，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颓势已现。尤其是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主力基本被歼灭。进入1949年之后，国民党方面更是溃不成军。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赢得渡江战役，解放了南京。随着解放军继续挺进，江浙一带迎来解放的曙光。

当时温州归中共浙南地委管辖。到1949年3月，浙南游击纵队已形成三个支队、两个大队的战斗规模，主力部队约两千人，区县队一千人，还有民兵四五万人，形成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系。渡江战役后，为配合解放军解放全中国，中共浙南地委也率领浙南游击纵队，向瓯江两岸的国民党军队发起进攻，并取得节节胜利。

温州一带的形势极为明朗：共产党方面，军事斗争的胜利再加上群众运动的配合，全面胜利指日可待；国民党方面，除驻守温州城内的第二师两个团及其他零散部队近两千人尚有一定战斗力外，其他驻守各县的国民党军队残部千余人，整体士气低迷，战斗力薄弱，屡战屡败。

对于温州究竟是和平解放还是武力夺取，浙南革命力量已做好两手准备。和平解放当然是最好的选项，可以避免生灵涂炭，关键取决于叶芳能否起义投诚。

1949年3月，叶芳的靠山一个个倒台。尤其是1949年1月邱清泉在淮海战役前线被解放军击毙的消息，对他的刺激很大。他看到国民党内部有识之士为寻求个人出路，纷纷向人民靠拢，他自身思想转变也很大。叶芳是个明白人，他知道大势已去，需要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有所改变。

叶芳开始有点犹豫。有一次经过上海时，他同两个方面都有接触。共产党方面，他求助于永嘉同乡胡公冕。胡公冕在土地革命时期曾担任红十三军军长，土地革命失败后，胡公冕主要在上海从事统战和兵运工作。胡公冕答应转请中共上海地下党，尽快派人到温州跟他联系。国民党方面，叶芳找到国民党第五军军长熊笑三，为自己在温州征募的新兵要番号。熊笑三也答应报请叶芳为第五军第二师师长，下辖三个团。

叶芳回到温州，未等国民政府国防部下令，即成立第二师师部，自任师长，同时向新任浙江省主席周嵒请辞温州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职务。他本来预期周嵒不会马上批准，没想到周嵒立即批准并任命新人，1949年4月上旬就要交接工作。叶芳知道，一旦交接，不仅不能继续指挥和控制保安独立团和自卫团，手下新兵团的补给也会受到影响。叶芳一面拖延交接，一面派亲信到上海，催促中共上海地下党尽快派人来温州。

叶芳同我父亲既是黄埔校友，加上他早年一直跟随我叔父，自然亲切。他主政温州后，跟我父亲来往甚多，经常来我家里做客、聊天。因为两人私交甚好，所以叶芳一方面派亲信前往上海与中共地下党联系，另一方面也同我父亲秘密筹划和商量。对于叶芳弃暗投明，我父亲是积极支持的，同他一起谋划。

1949年5月1日，叶芳的代表与中共浙南地委和浙南游击纵队代表，在郭溪岭头的历史古刹景德寺相聚，围绕温州和平解放事宜展开谈判，并在当天达成原则性协议，商定5月6日夜里叶芳宣布起义，浙南游击纵队进入温州城。但因为一些关键细节需要叶芳审定，双方约定5月4日再次会谈，并就双方关切的所有问题达成一致。

在和谈达成一致之后，起义的具体事项和其他各界的动员也在齐头并进。5月6日下午，叶芳在他的住宅召开当地开明乡绅座谈会。这个会表面上是征求大家对温州前途的意见，实际上是给大家放风，要大家支持他和平解放。这个会他要我父亲参加，我父亲也发言表态。因为事先有沟通，我父亲在会上的发言鲜明表态，支持温州和平解放。1984年7月，叶芳曾写过一篇《国民党陆军二师起义经过》，关于这次会议他是这样回忆的：

起义前夕我在信河街西河头住宅召开社会各界名流会议。参加者有张千里、刘景晨、梅冷生、金嵘轩、谷寅侯、陈纪方、杨雨农、吴百亨、陈躬农、戴萱庭、王纯侯以及王思本、金天然等三十余人。我首先发言说：“目前形势已临紧急关头，请各位父老贤达来共商应付大计，如果打怎样打法？撤退又怎样撤法？和平解决怎样和法？请诸公多多指教。”张千里说：“我是在乡将领，国民党不败不亡、天理难容，堂堂首都都不击自溃，我们浙南一隅还能打个屁，撤逃不是办法，只有听凭叶兄决定一切。”陈纪方说：“八年抗战，温州三次沦陷，部队闻风而逃。百姓遭殃，人心厌战，就是大势所趋，如今也只有老兄承担这个历史任务，勿使故乡受糟蹋就好了。”其余陈躬农、金嵘轩等发言大致吻合张、陈的意见，言外之意是支持我的起义行动。

另一位叶芳方面参与温州和平解放的王思本，也在《我参加温州和平解放》一文中，提及这次会议：

五月六日下午在叶芳住宅召集地方开明士绅、有关法团领袖、学校校长等十余人会议，出席的有金嵘轩（温中校长）、谷寅侯（瓯中校长）、梅冷生（图书馆馆长）、吴伯亨（实业家）、王纯侯（商会）、张一鸣（商会）、杨雨农（救济院）……会议由叶芳主持，我作了形势报告，并公开向他们宣布准备反蒋起义，但不说起义日期，叶芳提出要求请他们支持，并声明如有泄密从严惩处。全场鸦雀无声，唯面面相觑未敢发言。经再三启发，刘景晨首先发言表示拥护，对国民党政府腐化无能，痛骂一顿，继之金嵘轩、梅冷生均表示赞同，会议不到两小时就结束了。

王思本在另一篇《叶芳将军与温州和平解放》的文章中，再度提及这次会议，部分细节略有差别，也提及我父亲的名字：

五月六日下午，在西湖头叶芳临时指挥部召开地方开明人士、有关法团领袖、中学校长等十余人座谈会，到会者有金嵘轩（温中校长）、谷寅侯（瓯中校长）、陈纪方（建华中学校长）、开明士绅刘景晨、梅冷生（图书馆馆长）、陈躬农、杨雨农（救济院院长）、王纯侯（商会会长）、吴百亨（实业家）等。会议由叶芳讲话，说明了开会宗旨，并宣告为了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和地方安全起见，决定在温率部反蒋起义。我在会上也讲了话。叶芳即席要求大家支持我们的正义行动，并宣布如有泄密从严惩处。此时全场鸦雀无声，大家面面相觑，未敢发言，经再三启发，刘景晨首先发言表示拥护，并对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痛骂一顿，继之金嵘轩、梅冷生、陈纪方等均表示赞同，会议不到两个小时就结束。

民革温州市委相关综述也表明，“5月6日起义前夕，叶芳召集社会各界名流会议，陈述当前紧迫的形势，听取社会贤达们的意见。有识之士都认为战或逃均不是上策，老百姓只希望勿使家乡再受战乱。言外之意都是支持起义行动的”。

就这样，1949年5月7日凌晨，温州城迎来和平解放，避免了生灵涂炭的局面。

我父亲在幕后参与温州和平解放的事情，开始我们都不知道。在解放初期，温州地方政府也没有把他当作和平解放温州的有功人士，毕竟很多事情只有他和叶芳清楚来龙去脉。解放初期，叶芳还被当作和平解放的统战对象，但1957年被打成右派，加上我父亲早早谢世，这些经历就无人知晓了。目前出版的有关温州和平解放的材料里，会提及部分开明士绅的作用，但几乎没有提到我父亲的作用和贡献。这段往事重见天日，要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

父亲自杀

前面提到，抗战胜利复员后，父亲回到永嘉，一边教书育人，一边买田置产。他名下土地数量倒是不多，但是解放后划成分时，按照那时候的观念，属于不劳而食阶层，所以被划为地主。

在土改期间，我父亲受到了批斗。他之所以受到批斗，除地主成分外，还有其他两个因素：一个是他在抗日战争结束回到永嘉后作为地方乡绅，曾被推选为永嘉县参议会的参议员；在解放初期，这个身份被视为旧官僚。另一个前面提到过，我叔父在解放后经香港去了台湾，尽管那时候音讯全无，但依然被视为有海外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我父亲既是地主，又是国民党的县参议员，另外加上我叔父的因素，在土改的时候，他就被视为官僚地主。

村民把他拉回村里去批斗，在批斗开始的前一天晚上他就自杀了。

父亲是1951年4月自杀的。当时我正好转到北大，在北大学习。家里姐妹写信告诉了我具体情况。

当我知道父亲自杀的时候，应该是5月份左右。那时候，我思想上还是很震惊，既没有思想准备，也不懂党的政策。作为共青团员，我认为这种情况属于家庭的重大事件，具有政治性质，应该向组织交代。所以父亲自杀后过了一段时间，我就主动把家里的情况向组织作了交代，但是细节没讲，因为我也不知道。

我在广西参加土改时，组织上已经掌握了这些情况。土改结束后，有思想总结环节。我根据自己的家庭情况，作了比较深刻的思想总结。回来以后分配工作，我也向组织交代了相关情况。

家庭出身有问题

父亲在土改中自杀，随后变成我们兄弟姐妹一个很大的历史和思想包袱。包括我20世纪50年代在北大提出入党申请，党组织不批准我入党的理由就是家庭出身问题。

我家庭社会关系有什么问题呢？前面详细介绍过我的家庭背景，问题主要出在父亲和叔父身上。

一方面，父亲早年上过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和抗日战争，属于抗战有功人士。抗战胜利后，他复员回家，一边在温州的一所中学教书，一边用手头闲钱购置了一些土地用于出租。解放后划成分，父亲被划为地主。后来在土改中，他被拉到农村批斗，就自杀了。另外，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还担任过永嘉县参议会的议员，这也是政治上的不良记录之一。

像我父亲这种情况，确实给我很大打击。我在土地改革时处理别人，会不会同情呢？应该说，我还是很注意立场问题的。我深有感触，但是组织上还是很信任我。我在土改后期分工负责一个乡，组织和领导斗地主等活动。那时候我才知道，土改斗地主是怎么一回事，也才知道我父亲被批斗、要自杀是怎么回事。因为广西那些所谓的大地主，实际上还不如我父亲；有些被斗的地主，地位比我父亲低很多。像我父亲这种情况，按照我在广西的经验，不是乡里就能处理的，如何对待像他这个级别的，应该属于县里要掌握的情况。

另一方面，我叔父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在抗战期间曾担任第九十七军军长，军衔至中将。抗战后期，他遭遇日军，不幸被日军打败。国民党方面遂撤去他的军职。开始还要惩罚，后来因为他资格比较老，没有处分。内战期间，他没有实际参战，主要在军校系统培养学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香港过渡了一段，就跑到台湾去了挂个虚职。当时叔父同我们已经中断联络了。但不管是不是虚职、是不是有联络，只要人在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都被视为有重大海外关系。

对我当时来说，这属于重大、复杂的社会关系。组织认为我家庭出身有问题，没有批准我的入党申请，我也很有压力。

整风反右前，我的家庭社会关系复杂；整风反右中，我犯了严重右倾错误。我始终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前，我觉得有个大学教书的工作就不错了，也不敢有更多的想法。

当然，在改革开放初期，在我父亲平反前，我也入党了。改革开放后，组织上认为家庭出身问题，搞清楚怎么回事就行，不再追究。入党问题解决后，我心理上也解脱了。所以现在我的简历上写我父亲身份，就写开明士绅。改革开放以后，大家都看开了。

父亲平反记

改革开放后，叶芳获得平反，担任民革浙江省委副主委。

1983年前后，他主动找到我妹妹。他说：“你父亲参加和平解放的事情，有些秘密活动，只有我能说清楚，别人说不清。我有责任把这事情说清楚，为你父亲恢复名誉。”随后，关于我父亲的情况，他写了一份很长的材料，提交给当地统战部门，也给了我妹妹一份。

那时候，我已经在中国政法大学担任研究生院副院长。我妹妹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我就从北京跑到杭州，拜谒叶芳，然后以我们兄妹三人名义，给浙江省委统战部和温州市委统战部写了一份报告，要求给我父亲落实政策。我们不仅写报告，也找了统战部负责人。他们也很重视，展开很负责任的调查。

在这个过程中，叶芳再次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不仅提交书面材料，同统战部的人讲得也很恳切。因为除了我父亲在温州和平解放座谈会上的谈话，几乎没有相关情况的旁证。绝大多数情况，都只有叶芳和我父亲两人知道。按照叶芳的说法，和平解放的决定，是他和我父亲两个人商定的。

1986年3月，叶芳在杭州逝世，享年七十六岁。我们很感谢他仗义执言，说出这段与我父亲有关且鲜为人知的历史。

最后，统战部门给我父亲平反，把我父亲视为温州和平解放的有功人士。温州市委统战部专门发了个平反的文件。后来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在父亲坟前立了个碑，碑文就是按照这个文件记载的情况客观记述。我只要回家，肯定都会去扫墓。原来我们为父亲的事情都背着思想包袱，父亲平反后，我们全家也都放下了包袱。

第四章 中学时代

考入济时中学

1942年2月，济时中学春季学期开学，招收春一新生三个班。我是新生之一。

济时中学是现在永嘉二中的前身。当时，日寇铁蹄蹂躏中华大地，温州被占领后，许多农村孩子没法上中学。为解决这个问题，1938年7月，永嘉当地名士徐石麟、陈修仁等会同楠溪贤达王骏声、陈铎民、陈云扉、徐端甫、叶蕴辉、孙孟晋、郑商贤、李仲芳等组成校董会，在枫林小学的基础上，创立私立济时中学，并延聘金嵘轩担任校长、王亦文担任教导主任。

金嵘轩是瑞安人，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系，受章太炎、陶成章等革命党人影响，立志教育救国。回国后，曾任浙江教育厅第三科科长、浙江第十中学（省立温州中学前身）校长、浙江地方自治专修学校教务长等，是当地名重一时的教育家。

在抗日战争特殊背景下，济时中学校址几经变迁。先在枫林，后在渠口，1950年后又迁徙到岩头镇。我在济时中学求学的那三年，就是在渠口校址。对这三年，陈光复在《永嘉济时中学简史》有如下记述：

1942年2月招收春一新生三个班，学生日益增多。当时学校爱国的教职员工，为了焕发学生精神，实施晚操制度。卫生组成立医务室，实行学生体格检查。在学生中成立军事训练团对高年级学生开始实行军事训练。在师生员工中成立济中剧团，积极排演宣传抗日节目。于5月2日晚上，在岩头公演抗日歌剧。11月下旬，举行全校学生作文初赛、复赛，题目分别是《青年应有的生产技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2月25日，全校师生举行寒衣献金。1943年5月9日，学校宣传队在珠岸宣传日寇暴行及世界大战战况，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精神，奋起抗日。这样，将教育与抗战结合起来，使学校在群众中扎了根。

上述记述基本准确。“济时”二字，有“共济时艰”之意。按照金嵘轩校长的解释，济时中学办学要“适应时代需要，补充时代短缺，促进乡村文化，培育战时人才”。也是基于这个办学目标，金嵘轩校长为济时中学制定并手写“整齐勤朴”四字校训：“整——一起振作精神；齐——全体团结一致；勤——大家为公努力；朴——随处实事求是。”

那时候济时中学的校歌，由金嵘轩作词、陈乐书作曲，旋律至今犹在耳边：

大时代，大时代，我校创于民族抗战开始后一年。枫林起基，渠口建新舍地。跨两溪，汇通大小源。命名济时，适应时代需要，补充时代短缺，通过时代动荡，赶上时代趋势。大家努力，努力共同建设新济中。

大时代，大时代，我校创于民族抗战开始后一年。枫林起基，渠口建新舍地。跨两溪，汇通大小源。命名济时，推行地方自治，促进乡村文化，提倡生产教育，发挥劳作精神。大家努力，努力共同爱护新济中。

大时代，大时代，我校创于民族抗战开始后一年。枫林起基，渠口建新舍地。跨两溪，汇通大小源。命名济时，推行自治在整，促进文化在齐，提倡生产在勤，发挥劳作在朴。大家努力，努力共同发展新济中。

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济时中学的教育呈现出明显的特色。当时的校领导，大都是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高才生，熟悉现代教育，办校治学都十分严谨勤奋，对于教育救国、通过教育力量改造社会，有极深的认同。他们认识到农民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也意识到农民文化素质低下对于农业生产力的阻滞。另外，由于日寇侵华，蚕食鲸吞，也意识到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性。

基于上述认识，学校进一步改良制度，在新生礼貌训练、入学训练以及农业生产和教育相结合方面，做了不少探索。济时中学把劳作课改为劳动课，甚至还征集农田十五亩，开辟学校农场，试图在教育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如下品格：第一，刻苦耐劳，坚忍不拔；第二，专心改造，学以致用；第三，精诚团结，统一意志，服从集体纪律；第四，树立“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人生观，强调“立志为公”。

正是在这种校训、校歌和校风的教导、激励下，我们开始立志，努力学习，团结一致，做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之才！在济时中学的三年里，我不仅打下了扎实的知识基础，也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

校不在大，有师则兴。济时中学虽然地处乡下，交通不便，校舍简陋，但师资力量雄厚，对学生的管理也很严格。济时中学早期的部分师资，比如徐承轩、陈应如、徐济川等，都是清末时期毕业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温州籍毕业生。

教我们数学课的陈修仁先生，学问渊博，讲课条理清晰，课堂妙趣横生。下课前，他会饶有风趣地教我们唱郑板桥的《道情》：“老渔翁，一钓竿。靠山崖，傍水湾。扁舟来往无牵绊，沙鸥点点轻波远，荻港潇潇白昼寒。高歌一曲斜阳晚，一霎时波摇金影，蓦抬头月上东山。”此歌此景，至今记忆犹新！

教国文课的是陈应如先生，他是我的堂伯父，前面已提过他。他是清朝生员，对古文古诗倒背如流，深受学生爱戴。我当时岁数小，个子也不高，坐在第一排，听课自然不敢不认真。

我们还有晚自习课。当时既没有电灯，也没有煤油灯，靠点着菜油灯学习。记得有一次，我提前回宿舍睡觉，被老师发现，批评了我一通。可见当时济时中学学习纪律之严格。

由于温州城区沦陷，我们处于日寇侵略的高压之下，因而全校师生更加同仇敌忾，洋溢着抗战爱国的气氛。为激发学生的精神，学校时常举行抗战时局报告会、出征军人家属招待会等，并在学生中成立军事训练团，对高年级学生实行军训。

初中三年，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抗战氛围。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在温州来了又撤走，反复好几次。温州几次沦陷，人心惶惶。济时中学在农村，日军兵力不够，不敢到农村去，但有时候飞机也来，在头顶转来转去。当时，大多数中学都处于停办状态，但济时中学坚持办学，为抗战期间培养人才、共济时艰作出了贡献。

为了躲避日军空袭，我们有时还疏散到溪边树荫下上课。夏天天气炎热，同学们便到清澈的溪水中游泳。我记得有一次，学校突然通知我们说，城里的日本鬼子要到乡下扫荡，让我们立即回家躲避。日本鬼子虽然不敢深入偏远山村，但激起了我们少年学生对日本更深的仇恨。

还有一次，一位年纪大的同学参军抗日，全校师生列队欢送，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音乐课上，老师还教我们唱抗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等，激发同学们的抗日热情。

我同级同学金可棉，对于我们的校园生活回忆如下：

1942年春，我考入济时中学读书，一进校门就看见一副金光耀目的对联：“发展溪山文化，振作劳动精神。”……我深深记得在母校学习时，老师管教热心，纪律严明。我们的学习生活是军事式的，每天作息信号不是打钟摇铃，而是吹号。一天有三操，即早操、课间操和晚操。一日三餐总是先在操场上排队唱歌，然后再行用膳。天晴日，必在早、晚餐前举行升、降国旗仪式。一听号声便快速集合，时间不得超过三分钟，并要求做到“快、齐、静”。每次集会，教导主任或值日导师往往给我们一番训话。然后排队入饭厅按席就餐，时间只限10分钟。早晚自修雷打不动，学科成绩要求很严格。学校纪律在当时是闻名全省的，我们的学习生活紧张而活泼。

初中期间，我还是比较调皮好动，也不是最守纪律的学生。我从来没当过班干部，但我是班上学习成绩最优秀的几个学生之一。有一次我父亲曾经去学校拜访陈修仁、郑虔等老师，他曾问郑虔：“陈光中在学校怎么样？”郑虔老师回答说：“学习不用功，但是成绩很好，将来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1944年，我们这一级学生作为第七届毕业生，人数恰好七十二人。当时堂伯父陈应如担任我们这一级毕业班的班主任，他常以孔门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来自慰，曾赋诗云：“七十二贤六艺通，者番毕业数相同。”

1945年春，我完成济时中学的学业，毕业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永嘉县立中学（今温州市第二中学）。

济时中学桃李遍天下，一直视我为优秀校友的代表之一。饮水思源，我现在之所以能取得的一点点成就，要感谢曾教过我的老师，更感恩母校济时中学。2002年10月12日，我再次回到永嘉，应邀重访母校。这次访问期间，学校翻出1942年的学生花名册，我很高兴地找到了自己的名字，也看到昔日同学的名册，往事历历在心头，十分激动。我以第七届校友身份，欣然为母校题词“济时育才，功在千秋”。2005年11月2日，我曾写下《回忆母校济时中学》一文。2018年12月30日，永嘉二中迎来建校八十周年，当时我已八十八岁，未能回去，但还是应邀为母校题写了校名，写了一篇文章《在新征程中勇往直前，再创辉煌》，并录制了一段视频庆祝母校八十华诞。

从永嘉县立中学到浙江省立温州中学

我的高中阶段也是三年，但分为两个阶段。

1945年春，我先是从济时中学考入永嘉县立中学（今温州市第二中学）。当时因为永嘉县城沦陷，永嘉县立中学被迫搬迁到岩头镇。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永嘉县立中学也搬回永嘉县城了。我也随永嘉县立中学从乡下来到县城。

在永嘉县立中学读完高一后，1946年春，我又转学到浙江省立温州中学（今温州市第一中学），继续读高二和高三。当时浙江有几所省立高中，省立杭州中学、省立宁波中学、省立温州中学等，这些中学教学质量还是相当高的。

我求学时代，更换了多所学校，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上学时追求卓越。哪个地方最好，我就往哪儿走。尤其是到永嘉县立中学后，听说温州中学更好，我就有心想去温州中学。正好有机会转学，我就坚决去考。最后，我是在浙江省立温州中学念了两年毕业。

浙江省立温州中学创办于1902年，当时叫温州府学堂，国学大师孙诒让出力甚多。这所高中，现在叫浙江省温州中学，简称“温中”，至今仍然是浙江中等教育的重镇。

温州中学以“英奇匡国、作圣启蒙”作为校训。校歌由著名作家朱自清作词、阮湘咸作曲：

雁山云影，瓯海潮淙。

看钟灵毓秀，桃李葱茏。

怀籀亭边勤讲诵，中山精舍坐春风。

英奇匡国，作圣启蒙。

上下古今一冶，东西学艺攸同。

我在温州中学上学时，校长是曾任济时中学校长的金嵘轩先生。他曾三度担任温州中学校长：1924年8月，金嵘轩首度担任温州中学校长，其间呕心沥血，毁家纾难，为温州中学作出很大贡献；1946年10月，他二度执掌温州中学；1949年5月温州解放后，金嵘轩受人民政府委托继续担任温州中学校长，其中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是以温州市副市长身份兼任温州中学校长。我进入温州中学时，正逢金嵘轩校长第二次执掌校务。

和温州中学有关的教职员工和知名校友就很多了，比如朱自清、郑振铎、苏步青、夏承焘、夏鼐等，都是各个领域的翘楚。据温州中学20世纪90年代编辑的校史资料，1949年以前温州中学毕业生2373人，其中大学教授以上职称的校友就有两百多人，副教授更是数不胜数。温州中学的优秀校友遍及各个领域，而在数学领域尤其多。

法学界的温州中学校友，比如已经过世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李由义教授，还有大家很熟悉的中国人民大学高铭暄教授。其中，高铭暄是温州中学1947届秋季班校友，我是1948届春季班毕业的校友，他是比我高半级的高中学长。

2017年时，温州中学迎来建校一百一十五周年。学校曾组织编写了一本《钟灵毓秀英奇学思：浙江省温州中学五十位校友的成长故事》，汇集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年轻一代温中校友的精彩人生和故事。

高中立志当教授

追求进步、追求最优，这是我从小养成的一种习惯。小时候因为老考第一，就形成自己学习上的一种优越感，或者说上进心。每次考试，不管考什么，我都想要考最好，培养了这么一种心态。我的应考能力还是可以的，凡是考试，几乎没有不成功的。

这种自信的心态，后来就转化成要“立言”，要做一个著名的教授。高中毕业前后，我就有了这样的人生志向，并往这个方向去努力。我一直认为，一个人不应当庸庸碌碌虚度一生，应当有所建树。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志向呢？我上高中时，也看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书。我的家庭背景，可能比较容易倾向于让后代当官从政。但我恰恰相反。我不羡慕大官，就羡慕那些名教授。我高中时代就立下一个志愿，未来绝不当官、绝不从政。

这个想法，解放前就很明确。本来学法律，从政很容易。但我学法律，是想着出国、做学问、做学者，不打算从政。如果想去从政，也不是没有机会，比如大学毕业填报志愿，可以选择去实务部门。

后来成为小有名气的学者时，也有实务部门希望我去。比如群众出版社，就要我全脱产，调到他们那去担任副总编辑，给我副司局级待遇。但我不假思索地拒绝了。我说，我要在学校里专心教书、搞科研，不到实务部门去工作。在群众出版社做副总编辑，尽管也是搞业务，但也属于公务员编制。当时不是没有机会，也有人去了。我坚决不去，就留在学校。

正因为有志向“立言”，我在中学时代学习一直很好。从初中到高中，有六年时间，我从来没担任过班干部，唯一亮点就是学习好。

中学阶段，我对什么政治活动都不积极参加。后来我才知道，在我们上中学时，国民党在学校里就有发展，三青团有很大的势力。但这些，当时我完全不知道，三青团也从来没找过我。从后来的校史资料来看，中共地下党及其外围组织在中学里也开展过活动，当然也从来没找过我。国民党发动反共产党的游行，共产党也发动反国民党的游行，活动不少，但我都没参加过，整个中学阶段我没有参加过一次有政治色彩的活动。解放后，组织让我交代历史，我的历史不光清楚，而且清白，什么样的党团组织和政治活动，我都没有参加过，也不需要交代。

解放前的大学教授，大部分都是从美国回来的。那时候，从美国留学回来评教授比较快。如果没有美国留学经历，只在国内读书，进入大学后想提升为教授很难。我当时就想，念好书，考上名牌大学，到美国留学，然后成为有名的大教授，基本是这个路子。但时代变幻，我出国留学的梦想，后来只能放下。

课余爱好拉二胡

中学阶段，我的课余爱好有两个：一个是下象棋，另一个是拉二胡。

那时候我还学会了拉胡琴、吹笛子。在农村，天天吹吹打打，现在想来也很有意思。我看到人家拉胡琴，觉得好玩，就跟别人学。开始时，借别人的玩。后来觉得不行，就想有一把自己的胡琴。正好有亲戚帮忙，帮我搞到一条大蛇，用蛇皮做了一把胡琴。我就一直拉这把胡琴，吱扭吱扭地拉到高中毕业。这个爱好，坚持了很多年。高中毕业后，我才买到一把正规的二胡。

拉二胡的时候，曲谱都是自己手抄。我抄得非常工整。像《步步高》《良宵》，基本都会拉。当然有的曲子太难了，我拉得就不是特别好。但在业余乐手里，应该说还有一定水平。

正是因为有拉二胡的特长，1950年我转学进入北大后，还参加了乐队并参加演出。

为什么报考法律系

高中毕业时，我选择报考法律专业。为什么选择报考法律专业呢？当时是经过一番考虑的。

高中时我是在理科班。我文理科成绩比较平衡，但是我爱好写作，高中时就喜欢写点东西。所以高中毕业考大学时，需要在文理科之间作出选择。

在高考报名时，我犹豫了好久。究竟该报考理科还是文科？我总觉得，一个人不应当庸庸碌碌、虚度一生，应该做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贡献的人。我当时很喜欢社会科学，更想在社会科学方面有所建树，最后毅然决定报考文科，走学者、教授的道路。前面说了，我对当官没兴趣，发自内心地比较钦佩知名学者，当时的志向也想走知名学者的道路。那时候学习不错，有这个可能和条件。

但是学术道路也要分专业。那时候文科中比较受青睐的是经济和法律。因为经济、法律应用性比较强，哲学比较虚，中文要靠写作……比较来比较去，还是经济、法律比较实用。

我家里没有学法律、从事法律职业的背景。我就是感觉，学法律比较能够兼顾两个方面：一方面，我自己想当学者，学法律有助于实现这个梦想；另一方面，法律行业有退路，当不成学者，还能当律师。我这个人，还是有点自由倾向，不是特别向往当法官。我当时就想，人生在世，无非立功、立德、立言，我想走立言的道路；立言如果不成，我就去当律师，饭碗比较可靠。

这个想法，跟当时身边的环境有关系。温州经济比较发达，解放前也有不少律师。早在1916年，温州就成立了永嘉律师公会。据统计，1942年在永嘉地方法院登记的律师就有九十人；1947年时仅永嘉律师公会就有会员四十人。我父亲的朋友圈里，也有几个律师。其中有一个律师，已经忘了他的名字，我还去过他的办公室。他在当时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都不错。那时候小汽车比较少，出门坐黄包车，甚至常年包车，就是比较奢侈的生活。他出门有黄包车，经济条件很好，而且很自在，没有人管，吃得也很好，应该说是个成功的律师。我当时觉得，如果退而求其次，当个这样的律师也不错。在我设计的人生退路里，有这么一个活生生的样板。

回过头来看，一个人的小学、初中和高中都很重要。但是如果硬要找一个突出点的话，我认为是高中。小学和初中是打基础，到了高中，差不多就是人生的转折点了。十五岁到十八岁，正是走向成年人的阶段，高中最重要的是要确立人生观和价值观。一些人高中期间就懂得自己要去用功学习、明确了人生方向，这样的人，高中毕业了就会很懂事。高中做好了选择，很可能就决定了这一生的路该如何走。如果高中没有学会读书做人，胸无志向，以后的人生道路就没有奋斗目标、缺乏前进动力。

这就是我选择报考法律专业的主要想法。既有比较现实的考虑，但最大的动力还是我喜欢文科，愿意走学者、教授的道路。

到了解放前夕，国共内战的形势已经很明朗了。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废除了国民党的法律体系。各大学里法律系也有不少学生退学。大家普遍觉得，《六法全书》都没有了，学法律没有啥希望，就退学或重新参加高考。解放初期有一段时间，法律系学生人数明显减少。但我还是坚持学习法律。我当时觉得，一个国家可以一时没有法律，但不可能永远没有法律，法律还是有用的。

情系桑梓

如果从1948年考上大学开始算，我离开温州有七十多年了。

这么多年，我依旧情系永嘉，每隔几年总会回去看看桑梓故里，也会尽自己的力量帮温州做点事。来自温州的邀请和请求，我都尽量满足。我接受过《永嘉报》的采访，也应邀担任北京永嘉商会的法律顾问。同乡求我题字题词之类的，几乎有求必应。前几年同乡在北京的聚会，我只要在京，总会想办法参加。我的儿子、女儿都出生在北京，但我也会提醒他们，我们的根在温州。

这么多年，和温州相关的行程和活动中，印象比较深的，诸如：

1997年年底，《永嘉报》新闻大楼落成暨创刊三周年庆典在永嘉举行，我专程回去了一次。

2002年10月11日，温州中学迎来百年庆典，我专程回去参加庆典，顺道重回大若岩镇的白泉村探访，祭扫祖父和父亲坟墓，并且专程去济时中学参观访问。

2011年10月9日，我在八十一岁之际再次回到家乡永嘉县，访问少年时就读的母校白泉小学（现大若岩镇中心小学）。这次回乡，我捐资十万元，并动员乡亲们一起捐资设立“永嘉县陈光中教育基金会”，用于对大若岩镇中心小学的优秀学生和贫困学生的资助。2012年农历正月初五，“永嘉县陈光中教育基金会”宣告成立，我担任理事长，胡献旁担任基金会秘书长。这之后，每年基金会年会都在正月初五召开。这个基金除我的捐赠外，更多是当地同乡的捐赠。不仅平时承诺的捐赠款会在此时到位，还有不少大若岩镇的企业家慕名到场捐款。2015年10月21日，永嘉县民政局正式批准“永嘉县陈光中教育基金会”为该机构登记管理的慈善组织。目前，“永嘉县陈光中教育基金会”已募集资金一千万元，对永嘉当地的教育事业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2017年8月，“永嘉县陈光中教育基金会”获得第三届“温州慈善奖”机构捐赠奖。

2014年10月，我再度回乡祭祖。11日，我致函温州同乡，再叙乡谊。

2015年11月11日，我受聘为温州大学法政学院名誉院长、兼职教授。

2022年12月24日，“陈光中教授执教理念与实践研讨会暨陈光中教授执教七十周年座谈会”在线上线下同步举行。在这个会上，我郑重宣布，再向“永嘉县陈光中教育基金会”捐款三百万元。

……

故乡的山水培育了我，故乡的人民更给了我很多荣誉。

2011年10月，永嘉县人民政府颁发给我首届“瓯江之子”永嘉籍十大杰出人物特别荣誉奖。我专程回去参加了这次颁奖典礼。从级别来说，县一级的奖项应该是很普通的奖项；但是，对我来说它不关乎级别，而是家乡给我的荣誉，因此弥足珍贵。对一个从十八岁出来并在外面待了七十来年的游子来说，这是家乡对我一生事业上的成就的肯定。对此，我很高兴，也很感激家乡父老对我的厚爱。

2012年5月，温州市人民政府颁发给我“2011世界温州人年度人物特别荣誉奖”。

古人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我虽非居庙堂之高，但我喝着楠溪江的水长大，家乡的一草一木、发展变化，都牵动着我的心。我毕生从事高校教学和法学研究工作，温州的高校教育和法治建设我尤其关注。

鬓发早白，乡情未改。我一直为温州的发展而欣喜，更期望有生之年能为温州的教育事业和法治建设尽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