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梆子伴随我一辈子
——访93岁的老戏迷渠熬

听说渠熬这个名字是在溪源村劳动的时候。那时，渠熬在孙家沟人民公社卫生院当医生，是吃商品粮的“农村市民”，因为医道不错，又是一个公社的人，村里人经常说起，所以我就记住了渠熬这个名字，但一直没有见过他的面。

第一次与渠熬先生见面是2013年仲夏的一个晚上。那天我们昌鸣晋剧社在东环公园遮阳棚下演出，我发现文场乐队后边多了一个弹三弦的老头，侯占国告诉我那人叫渠熬，是南黄头人。“渠熬”，这么熟悉的名字，难道真的是他？离演出开始还有半小时，我好奇地拉把椅子坐在渠熬先生的一边凑上前搭讪，并告诉他我姓甚名谁。他听说我的名字后，问我认不认识霍汉书，我说那是我二哥。渠熬先生给我说，你二哥在孙家沟公社待过，我们交情不错。后来又说起了家父，渠熬说那是个好人，跟我关系很好。就这样，我和渠熬算是认识了。后来我又知道他是北黄头村韩鹿玉和溪源村支世江的岳父，我还知道他的儿子非常优秀，可惜英年早逝。再往后来我经常在街头地摊戏上和社区剧社里见到他弹三弦，见了我，非让我弹一会儿，他说，这是礼数。

渠熬爱戏，这几年在县城我每次见到他都是在戏摊、剧社或者戏台下边，不论炎炎夏日，还是数九寒冬，只要有戏的地方就会有他的身影。论艺术，他虽然一生爱戏，还经常上台伴奏，但算不得票友，然而他实实在在是个戏迷，或者“戏痴”。

在《山西梆子在涿鹿（二）》中我提到了渠熬的名字，并配发了图片，但没有展开介绍。第三部我要认真写写戏迷，其中没有渠熬岂不遗憾，因此，我要对他做个专访。

三年疫情，戏迷们聚会很少，其间，只见了渠熬两面，还是戴着口罩匆匆而别。最近一年也没有联系，不知道已经93岁的他究竟是什么状况。于是，我拨通了支世江的电话，把我的意思说了说。考虑到渠熬先生已经93岁，如果不方便，就让支世江给写个简历，我再把知道的事写写。谁知老头知道后，立即动笔写下了2180字的《我经历过的时代》，从出生到现在的主要生活工作经历都写进去了，当然也写了山西梆子戏。几天前，渠熬先生打来电话，要来家里找我，我推说没时间，意思是您别来，我到家找您去，实际上是担心他路上的安全。今天一早，也就是2024年1月5日上午9点，渠熬先生打来电话，说他已经到了华盛楼，问我接下来怎么走。我说您等我，我去接您，他说不用，我告诉地址，不到两分钟，老头骑着电动车就到了楼下边。我赶紧把老先生迎进楼宇门，我要扶他上楼，老头偏偏不让，自己径直上了三楼。进家坐下，老先生拿出已经打印好的文稿。我看了看，正好《涿鹿民俗文化》会刊第八期缺几篇稿子，我准备把稿子加进去。俩人坐了一会儿，就进入了正题。老规矩，我问他答。

渠熬，1931年3月出生，涿鹿县武家沟镇南黄头村人。南黄头村位于原孙家沟人民公社西北6里处，清朝年间村里就有唱山西梆子的戏班，还有整副的戏箱子。渠熬听老人们讲，村戏班唱过《跪门》（早年的《赤桑镇》）、《牧羊圈》、《五雷阵》、《破洪州》等戏。在1921年前后把戏箱子卖给了溪源村，从此村里就没有戏班了。虽然村里没了戏班，但到了正月和每年农历七月十一龙王庙庙会还是要请戏班唱戏，家家户户轮流管演员吃饭。附近村里唱戏，渠熬和小伙伴也是场场不误。他说自己从小就熟悉了山西梆子的曲调，知道好多戏文，也就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山西梆子戏。

渠熬6岁开始念了两年小学，日寇入侵，学校关闭，以后又断断续续念了几年私塾。不过，那年代这点文化在村里就算“文化人”了。1950年在村里成立成人识字班，渠熬被请去当教员。那时八区政府（驻孙家沟）要求村里的识字班除了教识字，还要教人们学唱山西梆子戏，宣传革命思想。他们自编自演了《报名参军》《送公粮》两出戏。那时村里人们唱山西梆子除了二性板，其他板式都唱不好。他们用麻纸糊上牛头，一个人戴着牛头代表牛拉的马车，一个人拿着马鞭赶着马车。渠熬扮演车倌，“走啊！”一声叫板，就唱起了二性板，几个人高高兴兴交公粮。这出戏在区里演出还获了奖。有个区干部方志文是长疃人，编了一出反映一家兄弟俩争着报名参军的山西梆子小戏《双报名》，是由下葫芦村（当时归属八区）演出，后代表八区参加全县的会演。

“那您啥时候学会弹琴拉弦的？”我问渠熬老先生。“小孩没娘，说来话长。”老爷子还卖起关子来了！

1951年，渠熬被区里安排为南黄头村文教负责人，后来又当了村副主任。这年，村小学来了一位名叫卓鸿飞的老师，上葫芦村人，来时带了一把二胡，渠熬就跟着学会了拉二胡。过去人们穷，唱戏的乐器好多都是自己做的。渠熬的二兄弟渠钊是掌箩匠（制作罗面箩子的艺人，木匠行的一个分支），他在庙里的香炉里找了一些埋在香灰下边未燃烧的香茬子并将其研碎，掺上旧麻纸用水胶水和起来，用土坷垃做了个大弦（晋胡）壳模具，把香灰泥糊在上边，晾干后抠出中间的土坷垃，做成呼胡壳，面板是用他母亲陪嫁梳头匣的沙木盖做的，琴杆、琴轴都是自己做的，弓子用竹子板和牲口圈捡来的马尾制作。大弦做好了，兄弟们就拿着它学着拉。那时候人们基本上不识谱，跟着“楞登腔”用手指去琴弦上找字，稀里糊涂地学会了拉大弦。渠熬还拿着这把自制的大弦带领学生到孙家沟参加比赛。

渠熬父亲叫渠湧萍，是村里的医生，家里有百十种中药，有捣药罐、药碾子、戥秤等，因此他早早就背会了“汤头歌”、“药性赋”和针灸穴位。1952年县里要搞医联社，渠熬父亲是涿鹿县第一批卫生工作者协会会员，家里的药都归了医联社。医联社先在溪源村，后来又搬到上葫芦。1955年县里闹炭疽病，渠熬和他父亲都成了防疫员。渠熬在防疫时学会了打针、用洋药（西药）片，成了一名医生。1958年春季在县城西关开了一次卫生工作整风会，全县各种会看病的、会扎针的、唱大仙儿的都参加，会后把渠熬安排在孙家沟卫生所。

孙家沟卫生所在张家河村设了一个分所，渠熬被安排在那里当所长。张家河村早年有戏班，那几年请大堡得来寺村戏班的白云教戏，白云的戏是溪源村“玻璃翠”霍兴基教出来的，青衣唱得好。白云走后，戏班就停办了。戏班散了，文武场家具、戏箱戏装都放在卫生所，戏班那几个人想玩就到卫生所找渠熬，渠熬在这里学会了弹三弦。

“大跃进”开始了，在董家房成立了“麦田公社”，董家房医院成了大医院，下面有10个卫生所，渠熬被调到辉耀卫生所当所长。1959年整风期间，渠熬因给董家房医院副院长提意见，被调回孙家沟卫生所。

孙家沟村也有戏班，这个戏班不仅年根（时间）长，而且水平也很高。弹三弦的马文旺是从马家沟村搬下来的，马家沟也有戏班。爱戏的人走到哪里都会嗅着戏的味道凑过去的。渠熬回到孙家沟，只要没事就要到戏班里看戏、听戏。只要他去，马文旺就把三弦交给他弹，无论是在排戏的“秧歌房”，还是在公演的戏台子上。

就这样，渠熬在孙家沟卫生所（后改为卫生院）一待就是34年，直到1992年退休。

说到这里，渠熬老先生吸了一口气又接着说。

渠熬退休后住进了县城。先住在曹家园的两间平房里，邻居东小庄信用社主任牛录会拉大弦，几个人经常在一起玩。后来牛主任联系到了县剧团的“毛毛”，于是几个人又到“毛毛”家玩。

2010年，渠熬搬进了县城怡馨家园的楼房，自行车也换成了电动车。这时，县城的民间剧社、地摊戏越来越多，渠熬可玩的地方也越来越多。每天下午，渠熬就背着那把三弦，骑着电动车奔波于几个剧社之间，整整一个下午，玩够了，太阳也落山了。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的几年，县城的山西梆子正红火。夏秋时节，东环公园每天下午都有地摊戏，隔三岔五还有着戏装的大戏。在观众席上，渠熬是穆桂英——“阵阵有”。

前几年春节，县文化局在怡馨家园小区前搭台唱戏，这几年新云晋剧团逢年过节又在县城人民广场唱大戏。您尽管放心，只要有戏的地方，一定少不了渠熬的身影。无论天寒地冻、烈日酷暑，他都是早早去，戏散了不吹喇叭都不走。

说着说着就中午了。留他吃午饭，老头坚决不留下来。看到我工作室有大弦、三弦，他说咱俩来一段。看老爷子有兴趣，我拉他弹，一曲《小开门》下来，渠熬老先生脸上泛起了灿烂的笑容。

临走前，渠熬老先生拉住我的手连说谢谢，我说我应该感谢您才是。他说，我一生看戏无数，大脑里灌的全是山西梆子，看来山西梆子要陪伴我一辈子了……

2024年1月5日
（2024年4月5日，渠熬先生同朋友乘车到保岱村吃饭时不慎摔倒，造成腿部骨折，8月6日在涿鹿县中医院逝世，此次采访成为绝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