涿鹿派学员赴山西省戏曲学校学习的往事
——访涿鹿晋剧非遗传承人席振德、席莉娟

涿鹿，这个曾经誉满晋蒙张垣的“戏窝子”，曾经以清末民初费家兄弟创办的“三顺和”戏班、蔡有山等在建国初期兴办的“兴民剧社”和由“兴民剧社”集体转制的原涿鹿县晋剧团闻名遐迩，雄霸一方。这几个班社都以阵容强大、行当齐全，名角荟萃而著称。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涿鹿县晋剧团，在张家口地区和山西、内蒙古都赫赫有名，在这些地区说起涿鹿县晋剧团，戏迷们都得伸出大拇指。

然而，1969年涿鹿县晋剧团被解散，好多老艺术家被下放农村，中年骨干被调离，刚刚培养出的一大批二十岁左右的年轻演员多数被安排到张家口地区青年晋剧团或张家口市其他单位。到1971年县革委再次决定恢复专业文艺团体时，只能从几所国办中学的学生中和农村业余剧团招收学员，这些人虽然有文化基础，却没有原来那批从小练就“童子功”的科班或专业人员的水平。这些人演出现代戏尚可，但从1977年传统戏恢复上演，这些半路出家的演员就有点捉襟见肘了。虽然县革委先后把席振德、王仲礼、周顺章等从地区青年晋剧团调回，虽然成功排演了《逼上梁山》《十五贯》《穆柯寨》等名噪一时的剧目，但演员水平参差不齐，后继无人的问题开始困扰当时剧团的发展。

1978年12月，被下放农村近十年的蔡有山恢复工作，并恢复涿鹿县晋剧团团长职务，在此前，剧团团长由席振德担任，党支部书记由梅正担任。从蔡有山1949年11月带人在涿鹿西关成立“兴民剧社”开始，涿鹿晋剧的发展时刻揪着他的心。这时，时任剧团副团长的席振德提出选拔一批年轻演员，给涿鹿晋剧团注入新人才和后备力量的建议，得到了党支部和蔡老师的肯定和同意，蔡老师说他可以利用他的人脉关系，为年轻人到山西省戏曲学校学戏做点工作。这时曾和蔡有山老师同台多年的牛桂英大师和郭凤英老师已经调到山西戏曲学校任教，其中牛桂英老师为戏校校长，而1949年与蔡老师共同组建兴民剧社的米西治、郭美英夫妇也在该学校任教。为此，1981年3月，剧团通过选拔考试，录取了十多名年龄在十五六岁左右的学员，学习三个月后，挑选其中八名学员到山西省戏曲学校学习。招收学员以前，剧团领导班子安排党支部书记梅正向县政府领导汇报并得到了同意，安排席振德、赵世宝到山西省戏校联系。于1981年7月和年底分两批选送10名青年演员和伴奏员到山西省戏曲学校学习，为涿鹿晋剧培养了一批新人，这些人至今依然活跃在涿鹿晋剧的舞台上。

为了进一步弄明白那一次涿鹿县晋剧团派学员到山西省戏曲学校学习的情况，并把它写进《山西梆子在涿鹿》一书中，我采访了时任涿鹿县晋剧团副团长的席振德和当年赴山西学习年龄最小的学员、席振德的女儿席莉娟。

“席老师，您给讲讲为什么要选送学员到山西学习？”因为和席老师比较熟悉，所以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派学员到山西学习的原因咱们以前交流过，我就拣重点说说吧！”席老师很认真地说：“为了做好学员招收工作，经剧团领导班子成员研究通过，并组织了招生班子。主考官蔡有山、郝金锐、袁西琴和陈凤英，通过考试和面试，招录的学生有高云、刘丽萍、王力英、李志慧、唐晓红、郭志华、牛爱英、杨晓晨，还有先前来团的赵广玲、刘建珍、乔润玲、刘翠平、王文君、卢晓凤、侯美香、席莉娟等。”

“你是怎样到剧团学戏，怎样就被选送到山西省戏校学戏的呢？”我转身问了席莉娟。“说起学戏，我爸爸当初根本就不让我去，因为他是剧团团长，让我去学戏怕被别人说闲话。”席莉娟说话时隐约对父亲有点怨言。“1981年初，县剧团要招收一批年轻学员，当时蔡有山爷爷已经恢复工作一年多，并恢复了团长职务，听说我爸不让我进入县剧团，直接到家里问我想学戏不想？我说想学，蔡爷爷对我妈说，啥也别管了。就这样我才进了剧团，我到山西省学校学习，也是蔡有山爷爷拍板决定的。”

“我知道剧团当时是派您和赵世宝两位老师打前站联系的。在此以前剧团和山西省戏曲学校或某个老师联系过没有？”我很好奇地问席振德老师。席老师说：“因为当时通信落后、消息闭塞，就连学校地址和某个老师的电话也没有。虽然剧团已经决定派学员学习，但我们谁也没有提前与山西省戏校联系过。”

“那您是怎样和校方取得联系的呢？”我接着问席振德老师。听了我的问话，席老师哈哈大笑，说：“我和老赵伯出发前也没有个目标。到太原先找谁？那年剧团在蔚县演出，我结识了一位山西晋剧院的艺名为‘虎头黑’的演员。想通过他再找人联络。于是我和老赵伯乘火车直奔太原。为了节省开支，我们乘坐硬座火车，从下花园到北京倒车，经石家庄到太原。坐得实在困倦疲乏，老赵伯说咱们到阳泉下车签字，好好休息一下，捎带看看过去曾在涿鹿剧团待过的李长禄和李芝凤二位先生。这二位先生同是京剧演员出身，李长禄先生是武生行的，其爱人李芝凤是唱小生的。如果山西戏校去不成，他们退休可请他们二人来团教学。”说着，席老师兴奋起来了，语调也提高了许多。“于是我们二人到阳泉下了火车，随便找个小旅店入住，由于坐车劳乏，一觉睡到天亮。我是第一次来阳泉市，对这个城市一切都很陌生，什么街呀巷呀全然不知。按老赵伯的提议，我们吃罢早餐后，先寻访到解放初曾在张家口剧团待过的一位老旦演员（什么名字忘记了）。老人家六十多岁，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亲自带领我们去了李先生家。十分有幸，李长禄、李芝凤二位先生都在家。由于去得仓促，没给先生买一点礼品。通过交谈，得知二位现在阳泉市戏曲学校任教。在二位先生的再三挽留下，我们在家吃了中午饭，是李芝凤先生亲手做的山西省特有的刀削面。饭后下午，我们跟随先生到阳泉戏校参观。练功场很大，一部分学生在练基本功，有一部分学生在排练剧目。我们观看了一阵，便向李先生道别，表示深深的谢意后离开了阳泉戏校，又步行回到小旅馆。通过与李先生接触闲聊，我如似抓到一根稻草，那就是如果山西省戏校不予代培，我们再找阳泉戏校。最低限度也让学生在山西熏陶一些山西的味道。”

“半夜，我和老赵伯乘改签火车，第二天一早来到太原市。太原市是山西省省会所在地，街道市面要比阳泉市阔气多了，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一样被煤尘烟雾笼罩着，无论走到哪里都难以见到像张家口坝上地区那样的绿地蓝天白云。”席老师喝了一口水继续说：“老赵伯不愧是我团的外交家，在他的带领下，我们顺利来到太原市开花大街24号，找到艺名‘虎头黑’的老先生。老先生引领我们来到晋剧大师郭凤英的家中。门闭着，常言道‘里扣在家外扣不在家’，我们断定家有人。我们敲了几下门，里边答话，谁呀？老赵伯答，我们是从张家口来的，找郭先生有事。门开了，原来是郭大师的爱子，他个子很高且魁梧，膀大腰圆，高鼻梁大眼睛。奈何是深度近视眼，他一开门老赵伯一探头两人差点相撞……讲明来意，大师之子打个电话，郭先生不一会儿便赶回家来接待我们这两个晋剧第二故乡的远来之客。郭凤英先生对我们格外热情，老赵伯和郭先生聊着往日的回忆，在他们面前我是晚辈，只是礼貌地静静听着。”

“听我们剧团要山西戏校代培学生，郭大师满口应承。说罢带着我们乘公共汽车到牛桂英大师家中进一步确认。走了一道街，过了省政府（解放前阎锡山的官邸）便到牛先生家中。郭大师抢先说明我们的来意，牛桂英先生说：张家口是我们的第二故乡，为故乡代培几个学生，是好事情，有什么不可以呀。于是写了个小纸条给郭先生拿上，郭凤英老师便带我们到省戏校教导处主任家。”说到此，席老师越发兴奋，接着又说：“主任名叫付荣贵，是张家口人，和蔡有山先生同是孤儿所晋剧班学生，和我师傅韩华亭也是师兄弟。我们说明情况，双方把具体细节一一敲定。一是学生不超十名；二是照顾我们县剧团免去学费，学生仅收伙食费；三是按学生所学行当校方给选择相应教师；四是学期五年。最后郭大师说：小席，我和你提个要求，让你们蔡有山老师来我们戏校教几天课可以吗？我不假思索地便一口应下，并答应送学生时蔡老师同时来校。”

席老师松了一口气继续说：“大事谈妥，我和老赵伯径直走向太原火车站。我一路思想着，真是熟人好办事，这么大的事情几句话就谈妥了。来时连个介绍信也没开，定事情也没个书面约定。事情办得如行云流水之畅快。细想，关键是牛桂英、陈凤英等诸位先生高风亮节，诚实守信，不为名利，他们虽然在晋剧界身居高位，声名显赫，但他们没有忘记晋剧第二故乡的张家口人和他们的老同事，真是令人可亲可敬。”

席老师接着说：“回到涿鹿后，我们向领导班子作了详细汇报，并及时选定培训学员：她们是：王力英、李志慧（正旦），杨晓晨、唐晓红、高云（小旦），牛爱英（小生），郭志华（须生），席莉娟（小旦带刀马旦）。一切安排就绪，学员们于1981年7月由县政府张文录副县长，文化局陈葆局长和蔡有山团长等送到山西省戏曲学校接受培训。”

“你爸爸已经把你们赴山西学习前的情况讲了，那你就把你们在校学习情况说说吧！”我转身对席莉娟说。

“那好吧！”席莉娟现在新云晋剧团担任演员和报幕员，很会讲话。她说：“到了学校熟悉情况后，老师给我们按照剧团事先安排好的行当分了班。王力英、李志慧学的是青衣，主要老师是牛桂英、郭美英、田桂英和张桂梅老师。杨晓晨、高云、唐晓红和我学的是小旦，主要老师是著名的晋剧表演艺术家刘仙玲老师和任玉珍（艺名十三旦），因为我兼学刀马旦，所以还有个伊老师。郭志华学的是须生行当，主要老师是曹士亮。牛爱英学的是小生行当，主要老师是晋剧大家郭凤英和李素英、王桂兰。”

“你们属于代培生，和学校正式学生基础不一样，你们在学习上跟得上吗？”我接着问席莉娟。“是这样的，咱们涿鹿人发音与山西人不一样，缺乏晋剧道白和唱腔特有的‘醋味儿’。老师们说，要想学好戏，就得从发音开始。因此，学校为我们开设了‘正音’课程，一切从头开始。按照老师的要求，我们严格遵循老师所教授的方法，从一个字的发声，如何运气，如何发音、如何收音，从一个字的字头、字腹、字尾反复练习，克服了我们浓郁的涿鹿口音。”席莉娟认真地说着。“由于我们几个人学习的行当不同，所以在日后的学习中各有侧重。”

“在戏校，除了你们各自的老师，还看到过其他晋剧名家吗？”我继续问席莉娟。“当然有了，戏校经常请著名的晋剧前辈指导授课，王爱爱、武忠、闫慧贞、王万梅、刘汉银、李月仙等晋剧名家经常到学校来。有一次，王爱爱老师到戏校观看我们《打金枝》彩排。演出完毕，王爱爱老师走上台与我们亲切握手，对我们的表演给予了很好的评价，王爱爱老师说：‘你们这几个河北娃娃很不错，素质很好，是晋剧的好苗子。’在校期间，我们除了上好各自的课程，还有机会观看、观摩其他行当学员的排练和演出，近距离聆听大师们的授课，真是眼界大开，受益匪浅啊！”这时，席莉娟已沉浸在戏校学习时的美好回忆中。“除了那些大师级的老师，在校的学生中不乏当今晋剧界知名的演员。如孙昌、张智等，李志慧、王立英还和山西省晋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陈红一个班。”

“我知道梅树根、曹继聪也在戏校培训过，那是啥时候的事？”我太想了解后来涿鹿县晋剧团那些精英的故事了。席莉娟说：“我们去的半年后，剧团根据当时晋剧唱腔改革的需要，又派去梅树根和曹继聪两名乐队人员到戏校学习伴奏。梅树根学的是司鼓，师从著名晋剧鼓师宋仲春。宋仲春，男，1939年3月出生，山西省交城县人，山西省戏曲学校高级讲师，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山西省音乐家协会会员，山西省戏曲音乐协会会员，一直从事晋剧打击乐的演奏和教学研究工作。而曹继聪学的是晋胡，师从著名琴师陈汝春。陈汝春是山西省有名的琴师，1955年拍摄的晋剧电影艺术片《打金枝》就是陈汝春操琴伴奏的。”

“本来你们的学期是五年，为什么读到两年半就回来了啊！”我有点不解地问席莉娟。席莉娟瞅了瞅席老师说：“这个问题还得问我爸爸。”我转身又问席老师这是为什么？

“说来话长啊！”席老师叹了口气说：“本来是要让他们学到毕业，原因是剧团资金短缺，县财政收入吃紧，每年给剧团定额资金补贴三万元。剧团收入低，开支紧张，眼看着人头经费都难以保障。对培训学生一事，剧团部分演职人员激烈反对，每会必提。同时还有人担心，学员学业有成后留不住人。由于经济压力赿来赿大，剧团不得不决定让他们提前终止学业。于是由县政府领导及剧团梁立志等到山西将十位学员一并接回，山西省戏曲学校给学员们颁发了结业证书。安排郭美英、米西治两位老师送同学们回涿。”

“学员回来后，在大仓礼堂给县领导和全县人民作了汇报演出。演出剧目有《打金枝》《芦花》《断桥》《扈家庄》中扈三娘起霸、枪花下场片段。曾在涿鹿兴民剧社五年之久的郭美英老师，为回报涿鹿县的乡亲们对她的眷顾和留恋，义演了《游龟山》《蝴蝶杯》及郭老师的看家戏《坐楼杀惜》，郭老师饰演阎惜娇，我饰演宋江。涿鹿县的晋剧爱好者给郭美英老师以极高的评价和赞美。郭美英、米西治夫妇也写下了《回涿鹿》，发表在《桑干河》第33期，以表达对其第二故乡人民的感谢。”席老师继续说着：“几天来的演出，轰动了整个涿鹿县城，郭美英先生的到来无疑给涿鹿晋剧增添了光彩，给涿鹿晋剧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效应。先生们走时正赶上县财政经费紧张，剧团资金不足，刚好维持正常开支。所以仅将这几天演出的全部收入给先生们带走，再没有其他回报。”

“那些学员回来以后都去哪里了，这些人现在都在干什么？”我继续追问道。“这些学员回来后都在剧团参加了演出，给剧团带来了勃勃生机和活力，全县人民又一次看到了山西梆子在涿鹿的希望。可是好景不长，没等几年，剧团因财政经费问题就被县政府再次宣布解散了，全县人民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学员没有来得及展示风采便改做它行了，这不得不说这是涿鹿晋剧最大的损失。”说到此，席老师感到无比伤感。席老师接着又说：“高云回来不久就调走了，唐晓红几年后调到了工商局工作。1984年书记张进成调走，刘子贵又调回剧团任党支部书记。这时，张家口戏校给了四个培训名额，由于剧团资金紧张，剧团只派去王力英和杨晓晨两人继续深造，可惜的是当她们归团不久，剧团便趴窝了。1990年6月，县委、县政府再次宣布涿鹿县晋剧团解散，剧团所有人员能调走的提前都调走了，该办退休的也办了退休或提前退休。其余人员安排县直各单位。其中王立英调到文化局，郭志华、李志慧、牛爱英、梅树根被安排到化肥厂，曹继聪、杨晓晨、席莉娟被安排到高压气瓶厂。再后来，化肥厂、高压气瓶厂也进行了改制，这几名曾经非常有希望的晋剧之星再次被推向市场。曹继聪于2015年因病去世。2019年7月，涿鹿新云晋剧团成立，郭志华、杨晓晨、李志慧、牛爱英、梅树根受聘于新云晋剧团，到2023年10月前陆续退出。席莉娟是2019年底进入新云晋剧团的，是当年赴山西学习，唯一至今仍然坚持在晋剧舞台的学员。”

采访完席老师父女，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这时我想起许多人曾经对我说过，如果当时涿鹿县晋剧团不解散，这10名学员一定是涿鹿晋剧的中流砥柱，涿鹿晋剧可能还会再度辉煌。如果这几名学员留在山西，也许能够成就几位国家一级演员或知名演员。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2024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