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人的副刊

对副刊最早的记忆，是从父亲的肩膀上开始的。街角那排阅报栏前，父亲为了能长时间站着阅读完上边的文章，总是让我骑在他瘦弱的肩膀上。他用两只手抓住我两条小腿，这样我就不会在犯困的时候失重栽下来。父亲是个文学青年，大学虽然读的是历史系，但经常到中文系蹭课，没有位置就坐在走道上听。现在想来，父亲年轻时那痴迷文学的样子，一定跟他在阅报栏前读报一样，是很滑稽的。

一点不夸张地说，副刊改变了我父亲的命运。

父亲工作之余写了很多文章，在《人民日报》“大地”、《羊城晚报》“花地”、《广西日报》“花山”、《梧州日报》“鸳鸯江”等副刊发表了不少作品。20世纪七八十年代，能在这些副刊发文章，其轰动效应不亚于在一个小城里出了个高考状元。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梧州日报》就把父亲调到了副刊当编辑。父亲终于如愿以偿。他再也不需要将我高高放在肩膀上读阅报栏里的副刊了，事实上，那时我已上中学，父亲也扛不动我了。我们家开始有了自己订阅的报纸，遇到让父亲拍手叫好的文章，父亲就会剪下来，贴在笔记本上，父亲在上边圈圈点点，写下自己的读报心得。这些剪贴簿，至今还保留在我们家的书房里，快有一人高了。每次回家看到这些摞在墙边的剪贴簿，就像看到一棵树，一本本发黄的书脊，就是一圈圈的年轮。

当副刊编辑的父亲，成为家乡文学爱好者群体中的一个活跃分子。我们家隔三岔五就高朋满座，都是父亲的文友。那个时候，我们家虽然还说不上富裕，但也算得上脱贫了。文友们时常来我们家，话题往往是从副刊上一篇好文章开始的，他们畅谈文学的兴致很高，一坐就是一天，母亲还要给他们管饭。有时候恰逢母亲没有准备，就着萝卜干喝光一大锅白粥，他们也欢畅无比。我们家有一套年代久远的工夫茶具，是父亲的潮州老乡送的，它在文友聚会的时候是“主角”。广西人对饮工夫茶并不熟悉，所以，父亲每次都给文友示范茶道，“关公巡城”“韩信点兵”……而一切关于文学、写作的话题便由那一只只盛着铁观音的小瓷杯传递着开始了。文学的芳香和温暖，在我的记忆中，总是离不开父亲那套虽古旧却精致的工夫茶具。

副刊继而又改变了我的命运，或许应该说，造就了我的命运。

因为从小耳濡目染，加上父亲强大的文学意志力，我从十岁就开始写作。作品在报纸副刊发表之后，父亲美滋滋地将它们剪贴下来，并跟那些一贯的剪贴簿区别对待——它们被珍藏在书柜里，定期更换驱虫防潮的一只只小香包。我受到副刊的眷顾比父亲要早得多。因为写作特长，我得以保送上大学，继而保送读研究生。毕业分配时，同样因为那些厚厚的作品剪贴簿，我得以进入《羊城晚报》“花地”副刊当编辑。那年我刚满二十四岁。父亲二十四岁的时候，刚刚大学本科毕业，因为“华侨”出身成分不好，分配到广西地质队，在十万大山之间风餐露宿，心情比那些挖矿工人身上的灰还要重。父亲说起当年那段苦日子，总是要强调，好在那时候心里有文学。下班之后在笔记本上写文章，并且等待文章在副刊发表的日子，成了他灰霾生活里唯一的光，他循着这道光才敢走进未来。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到羊城晚报社报到那天，在广州东风东路733号那座高楼前，父亲仰着头认真地看了很久，那样子，就像我小时候骑在他肩膀上，他仰头认真地读着阅报栏里的一篇篇文章。

在“花地”副刊当编辑，是我韬光养晦的十三年。除了阅读到更多好的文字之外，还接触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文学中人，很多大家、名家既是我的作者、采访对象，也是我精神上的老师。报业内有一种说法，“北有孙犁，南有秦牧”。北方有《天津日报》副刊的孙犁先生，南方有《羊城晚报》副刊的秦牧先生，他们既是著名的编辑家，同时又是著名的作家，可以说，报纸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他们的名望而扬名，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办报理念和做人风骨，支撑起了报纸在读者心中的地位。两位前辈既是我办报学习的榜样，也是我心目中的作家楷模。2011年，我获得首届中国报纸副刊最高奖——“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是全国十位获奖者中年龄最小的一位。我在获奖感言中说道：“无论任何时候，都有着无数心藏文学梦的人，生于此喧嚣年代，实在太需要有副刊这个园地，抒胸臆，言心声，怡情愫，拨迷津……”这是一个副刊编辑的心里话，更是一位作家对副刊的肺腑之言。

副刊就这样滋养了我们家两代人。如今，面对新媒体时代，都说报纸业进入寒冬，但无论如何，副刊在我和父亲心里，都是温暖的。八十岁的父亲每天从报箱里拿出报纸，坐在客厅沙发上，上午的阳光从窗外照进来，父亲就着那些阳光，读副刊上的一篇篇文章，通常是，读完了，阳光就从窗口移走了。时间刚刚好，如同我们与副刊相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