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生长

冰面冻得很实，踩上去一点声音都没有。河面在午后的阳光下发出青灰色，偶尔可以看到小小的白色冰堆，那是钓鱼人开凿气孔时钻出来的碎末堆积而成。涌出的水重新冻结后，颜色要略深一些，青黑的水色，踩上去依然是梆梆硬，整个潮白河似乎都已经凝结成了固体。

远处零零散散有一些放鞭炮的人，时不时有沉闷的爆炸声，旋即消散在空气中，显示出天地间的空荡。除夕刚过没几天，正是料峭的时候，没有风，赭褐的堤岸上疏朗的树木如同铁铸般纹丝不动。

西南方向是高耸的燕潮大桥，这是一条新架的索桥，一边是燕郊，一边是通州。它对我来说是全然的新事物。我上一次来野游时，这里还是莽莽苍苍充满野气的地方。那已经是至少十年前的事情了，在我搬离通州之前，与老郑、大头一道。

他们是我的室友。刚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合住在杨庄的一个小区，紧挨着通州西站。那是一个老旧的小站，常常可以看到运送矿石与煤块的列车慢慢驶过。我不知道那些货物会被运往何方，在初来乍到的岁月中，夹杂着对陌生地方的好奇和新鲜环境的不知所措，我也不知道自己未来会怎么样。他们可能也一样。

21世纪的最初几年，北京的地铁只有三条线，京通高速还很顺畅，早晨去建国门上班，坐班车只需要二十多分钟。我们都还年轻，有大把的时间，不知不觉在一起度过许多光阴。我们结伴去平谷的玻璃台，去密云水库边吃垮炖鱼，到怀柔爬箭扣野长城，清早起床花四个多小时换乘各种车辆去爨底下，跑到房山看一座古老的佛塔……这些地方是北京的周边，扩大了的北京。

最常去的还是北运河的岸边，有时候是在傍晚的夕阳中，有时候是深夜的寒风里。荒草疾风，河水舒缓无波。2006年，宋庄新开了一个美术馆，举办纪录片展，去那里，还要费尽周折地找车。夜间结束时候，走在小堡空旷的街头，运送渣土的工程车卷起烟尘，一副开榛辟莽的城乡接合部模样。

宋庄处于北运河与潮白河之间，老郑不知道从哪里买了一辆二手皮卡，带着我们沿着曲折窄小的乡间公路一路向东，去潮白河边兜风。那些路还是北京郊野早年的样貌，跟华北其他地方的乡村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经过支渠一座水泥桥，看到锈迹斑斑的生铁闸门立柱，仿佛还是“大跃进”时代的遗留物。潮白河畔的垂柳和白杨在晴空下，折射着跟一千年前同样的阳光。

夏日悠长，仿佛时日无尽，一切都在波澜不惊之中，但是世界已经慢慢起了变化。

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会对周围事物熟视无睹，它就变得既陌生又熟悉。时至今日，我在北京生活的时间已经远远超出了在故乡的时间，似乎对它了如指掌，实际上不明所以，可能我从来都没有真正进入到它的内心，只是在周边晃悠。

北京的内心很难一言以蔽之。我在建国门上班多年，单位对面就是始建于明朝正统年间的古观象台，明清两代都是皇家的天文台，但我从来没有登上去过。这大约就是灯下黑。有时候午间休息，我会与同事沿着贡院西街往总布胡同散步，交叉口的地方就是赵家楼饭店，现在是部队的地产。略微对现代历史了解的人都知道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典故，便是出于此地。东总布胡同是北京的第一条马路，1913年时任财政总长的周自齐捐资修建。那是一条19世纪风格的街道，行人与建筑之间没有隔阂，行走中的人同两边的平房亲密无间。明朝时候叫“总捕胡同”，是总捕衙署的所在地。尽管时光变迁，今日依稀可见灰墙红门四合院的老北京影迹，静谧而安详。

总布胡同离老北京大学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很近，住过很多名人，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他们的好友逻辑学家金岳霖，“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费正清，人口学家马寅初，文学家张光年、刘白羽、萧乾、赵树理、严文井，画家董希文……这是一个缩影，北京内城的每一寸土地上都累加了无量记的历史，以至于当我们想在这里发思古之幽情的时候，需要剥开沉积岩一样的时间叠层。

人们印象中的老北京大多数都是对于旧北平的影像与文字记忆，它们由一系列典型的意象组成：鼓楼上响起的鸽哨，皇城根下四平八稳的京腔京韵，卤煮火烧驴打滚、豆汁焦圈门钉肉饼的护国寺小吃，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的四合院……平民的踏实自在与悠闲趣味，同神秘威严的皇城禁地形成对比，成为被刻意雕琢与渲染的京味儿。

然而，我知道它们都是一种逝去了的念想，一种怀旧情绪里的恋地情结，承载了关于家园和文化的想象。但即便在旧时，北京也并不是单维度的，四合院间穿插的紫禁城、大宅门、寺庙道观与祭祀坛台，代表了它另外的一面，那由八百年前建城伊始便集聚的权力、贵胄、武功和信仰的层面。在1949年后，来自五湖四海的革命者与社会主义建设者建立的各种大院与单位，则又是一面。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座混杂之城。

更何况还有我们这些新世纪到来的异乡子弟。

我所见到的北京已经是截然不同的北京。上小学的时候，初中毕业的小姑跑到北京玩，留下了爬长城的照片，上大学的舅舅到北京游学，在天安门前留影，他们给我的印象同书籍与电视中看到的差不多，那是高度精练了的象征性文化符号。80年代末到90年代是继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又一个巨变的时期，人口、信息与金钱的流动，让这个城市迎来了波澜壮阔的生长期。

及至我开始定居北京工作，北京还在90年代的延长线上。在从通州无数次的通勤路上，我目睹了八里桥周边兴起的地铁站，不知不觉中八通线开通了，四惠道边光秃秃的河岸不知道何时竖起了一座仿古的牌坊，高碑店的乡村建成了焕然一新的民俗街区。

在准备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各种基建项目和文化设施开始蓬勃兴起，于我却是后知后觉。我那时候考上了博士研究生，业余时候去亚运村那里的一家媒体兼职，从外网上扒拉英文资讯，翻译整合成中文文章，发表在香港注册的杂志上，根本没有心思去关注外界的变化。老郑去美国探亲，在得克萨斯的农场上挥舞着镰刀砍草。大头报考了英国大使馆的文员。我在电脑上安装了Rosetta Stone软件，自修法语，并没有明确的意图，也不知道学了又有什么用，就是精力旺盛的副产品。

我在网上认识了很多朋友，赶去三里屯参加天涯网友的年终聚会，带上海过来的同学去北海游玩，去蓟门桥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位老师家中拜访，接待来自福建的一个会计，他对于宋词的鉴赏让我敬佩莫名……很多时候，去这些地方是外来游客的保留节目，万人如海，我们都像微不足道的旅人。我们的北京，在王城的四野。

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分房子的福利，二环旁边龙潭湖边的房子虽然也才三四千块钱一平米，我们也买不起，甚至没有那个意识。老郑后来在昌平一个村庄买了一个房子，我和大头换乘几次地铁到西三旗，再找公交车，从上午走到下午，才赶到那个叫作踩河新村的地方。那个地方在北沙河北，都快到北六环了，但那也是北京。我去过的更远的地方是长哨营和喇叭沟门，已经快到河北丰宁了，白桦树林中的满族乡，据说当年是专为向京城皇家供应造扎枪用的杨木杆的军事后勤基地。大头的房子靠近台湖，那个地方产一种莲藕，秋冬季节会有外乡人到开冻的淤泥中来挖。我的房子在常营，据说因明朝开国将领常遇春的兵营得名，是穆斯林比较多的地方，小区的前方还有一座清真寺。我们四散开来，异乡的种子落在北京的田野生根。

郊野的生活节奏不快，远远赶不上北京的生长。它的生长速度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更为显著，在我出国一年半于2011年再回来时，明显感觉到地铁拥挤不堪，有时候甚至都挤不上，到了冬季，偶尔还会看到乘务员用膝盖顶着帮乘客推进去，就像在东京地铁上的情形差不多。越来越多的人从燕郊赶到CBD甚至金融街去上班，有的时候通勤需要两个小时。这个时候，北京地铁的线路已经十倍增长不止，它们作为城市的血管和肠道，吞吐着血肉，更新着肌体，依然免不了会时不时发生一些梗阻。

被人像货物一样推进充满各种体味的车厢，肢体镶嵌在肢体之中，簇拥着难以动弹，无疑不是很好的体验。自己驾驶汽车，上下班高峰拥堵在如同停车场般的高速公路上，同样让人难以忍受。房价在2008年之后飙升，是异乡人最为沉重的负担。租房子则很可能面临房东不定时加价或者以各种理由要取消合同、流离失所的苦楚，抢夺共用盥洗室的焦灼。我没有租房子的经历，但是在百子湾、石佛营见过衣着光鲜的白领那凌乱简单的住所，在皮村见过农民工简陋的工棚。交通、住所、医疗、子女教育……大城市的烦恼不止一端，缘何人们还要趋之若鹜呢？

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大城市具有虹吸效应，人们麇集而来，是为了寻找更好的机会，追逐自己的梦想。这当然并没有错，但不过是从经济理性上进行的抽象概括。在具体的个人那里，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同我一样，不过是在命运的无奈中抓住有限的机会，就像大风吹过山岗，树木的种子能落到什么地方并不由自己说了算。落在哪里，就拼命扎根、发芽。在那种远离原生文化的奋斗中，一个人会体会到自己英雄般前行的担当与精进，会有脆弱与孤独的时分，也会有欣喜与奋发的时刻，他（她）从精神到肉体，慢慢都会跟这个城市发生一种亲密性的关联。

刚来的时候，我对北京的冬天一无所知，甚至都没有羽绒服。宿舍的暖气烤得我鼻子干燥出血，我觉得空气浑浊，总是把窗户打开，东北人大头就会觉得头被冷风吹得疼，为了窗户的开关我们还吵过好几次架。有一个隆冬清晨，当我走过车公庄的过街天桥，赶去一个打工的地方时，寒风吹彻积雪，穿过单薄的衣服，眼泪不由自主地冻出来，那时候我才深刻感受到北京的风有多硬。早先我在江南会冲冷水澡到元月窗外飘雪，到北京第二年适应暖气后就再也无法接受刺骨的冷水，回到南方老家已经吃不消门户大开的寒气了。我确乎被北京改变了，于我而言，它不再是屏幕或者明信片上的风光与地标，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

21世纪初年的北京目睹了无数人向自己走来，而它也正是在新鲜血液的关注中飞速成长。我曾经对北京在20世纪的城市意象流变做过一番考察，它在辛亥革命前后可以说是一个混乱不堪的地方，在北洋军阀与南方革命党人的斗争中它显示出颟顸迟滞的面孔，城市里住满了老官僚与新学生。在本土文人和外来的旅行观察者眼中，它一度呈现出死气沉沉的面貌。抗日战争时更是沦陷在日寇手中，它那多年首善之区所形成的隐忍与顺从，更是让它饱受耻辱与摧残，灿烂的文化只留存在知识分子的记忆与想象之中。只有到了新中国成立，龙须沟那样的乱葬岗臭水沟才会被改造成一个宜居的处所。皇宫成为普通人都可以观览的景点，广场则成为群众聚集的空间，从复兴门到木樨地的“新北京”也完全是一派人民城市的风貌。作为首都与政治文化中心，它打破了“南贫北贱，东富西贵”的格局，扩张了“大圈圈里套着个小圈圈，小圈圈里套着个黄圈圈”的结构，代表着全新的国家形象，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中心。

在改革开放的初年，“京味”被发掘出来，成为某种地方性文化的特点。我曾经参加过北京语言大学合作的一个课题，研究京味文化的演变和“新京味”的流变。但北京既是地方的，却也从未局限于地方。那些怀旧式的文艺作品中的大宅门往事或者小市民生活，那些典雅雍容的腔调或者平易顺畅的美学，只是一种文化景观，并不能引起我更多的兴趣。在地方文史资料中，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掌故，比如魏公村是维吾尔（Uighur）的音转，中关村原先是专埋太监的“中官村”，望京本是北方进入辽国的最后一个驿站，可以遥遥望见京城了……诸如此类各个地方都有的风物地名传说。这些知识增广见闻，饶有兴味，却不能引发人的共情。

我相信，北京在被称作燕都、渔阳、广阳、幽州、燕京、中都、汗八里、京师、顺天的时候，并不是今天所说的那种“京味”——它只是晚近不到四百年间的一种阶段性的现象，接续了早年的遗产，经过了五方杂处后的创变。这种创变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北京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这种兼容并包和融合创新。如今徜徉在大望路附近，谁也不会想到它在建国时不过是一条沙石铺就的小路。华贸中心的前身是国华电厂，金地中心原址是一个酒厂，二十年间，天翻地覆，长出了流光溢彩的国际化写字楼与装修豪华的购物中心。石景山的首钢搬走之后，开辟了冰雪汇和科幻产业创新中心，酒仙桥的老工厂成了798艺术区，定福庄那些建于50年代的房屋被改造成了1919创意产业园，那些早期工业化时代的遗迹烙上了崇高美学的色彩，直观地呈现了新世纪北京的迭代升级。

北京有那么多的不好，至少在我看来，本地菜很难吃，春天风沙遍地，夏日燥热难耐，秋天萧瑟而短暂，冬季漫长又寒冷。但有这一样好就行了，所有人来自所有地方，谁也不会特别在意谁，谁也不是中心。这带来了难得遵循自己心意生活的自由，人们从四面八方而来，在各种角落驻足，构成了与新时代北京同生而共进的主体。他们多样性的生活让这座古老的都市充满活力。大头原来是学计算机情报的，但后来攻读了儒学。老郑本科时候是学中医的，研究生考到北大学比较文学，后来做印度研究。这些都不是符合世俗期待的选择，北京的博大提供了容纳的空间。这里有富人惊人的财富，也有穷人无望的挣扎，有平庸无趣的小市民，也有特立独行的艺术家，有坚固的科层制，也有无限开阔的自由。万人入海，才能融有一身之藏。

身在其中的人往往很难窥破所处环境的真相，对于一个地方只有离开后的回望才会重新加以认识。当我在2021年离开北京，一年异地的生活中，时常会想到它。也许，对于北京爱恨交织的情感，一直潜伏在伴随它生长的过程之中。这一年的末尾，我得知了老郑骤然离世的消息。自从大家从通州分开，我们很少联系，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但是这个消息依然让我长久无法释怀。那种复杂的情绪并不容易厘析清楚，就像我以为我对这个城市毫无感情，回望之中赫然发现自己已经成为它的一个分子。

离开通州的最后一个夜晚，收拾停当已是深夜。我在小区的路上游荡了一会儿，坐在一架秋千之上轻轻地摇荡，想着，我们都已经是北京的血肉，是我们赋予了它骨血与精气。

当我再次回到曾经与老郑游荡过的河边，不免想起以前的种种。他是那么强壮、豪放、生机勃勃的一个山东大汉，没想到会突然消失了。我们在这里欢笑，哭泣，在这里活着也在这死去。如果他要是同游，面对脚下的坚冰，一定会想法子找个乐子。

我搬来一块石头，对着一处冰面使劲砸下去，一下，两下，只是留下了白色的印迹。远方一处河流洄弯处，阳光在冰面上晒出了一层薄薄的浮水，也许那里会最先融解吧。河边的柳树也会再次发荣滋长，北京则还在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