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在挫折中成长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每个自然村都有小学，一般村小学每个班级学生数从几个到十几个不等。到了五六年级，学生大点儿了，临近村子的学生就集中到一个村子上学，这样就解决了教室紧张和老师缺乏的问题。我们临近几个村子的学生到了五六年级就集中到我们村上学。我们村小学设在村北第一条街后山坡处的上堂庙，庙里除大殿外还有好多间房子可做教室和老师办公用房，院内有好几棵四五百年的柏树和老槐树。

我上小学五年级时，邻村同年级的学生们都来了，我的同学多了起来，班里有20多名学生。班主任是查庄的张老师，我们班任课老师还有图画老师、音乐老师、体育老师。我们校长姓祖，是从外地调来的，住在我们村里，他女儿和我是同班同学。五年级的学生已经不是小孩子了，都很懂事。所以，同学之间很快就熟络起来了。

我们的课程除了语文、算数、图画、音乐、体育，还有课外活动和星期五的劳动日。课外活动安排都很有教育意义，比如清明节给烈士扫墓，去外村学校参观学习等；劳动日老师带领我们到山里拾柴供班级取暖，到生产队参加农忙劳动等。我们每天的学校生活过得都非常充实且有意义。放学后，我会帮家里干一些零活儿，晚上先写完作业，然后按父母安排和妈妈学手工制作，和爸爸学习书法、珠算等。每天的生活都是那么丰富多彩。

那时，每到冬季农闲时就会搞政治运动。1965年的冬天，“斗批改”运动来了。我们全家人的心情都沉重起来，几乎每次政治运动都涉及父母，这次也不会有悬念！同时，母亲也为哥哥发愁，因为他大了，快到结婚年龄，担心我家成分高，他不好成家呀。

在“斗批改”运动中，学校也参与进来了，尽管我们是小学生，同样不能置身事外。

一天，张老师走进教室说：“今天这堂课，我们就让我们班成分高家庭的同学给自己的父母提意见，你的父母对社会有哪些反动言论，有哪些错误行为，你们都给他们提出来，希望你们能和家庭划清界限。”张老师说完这些话，他用眼神来回扫视我们，他在等待我们发言。我们班里只有两三名同学家庭成分高，我算其中之一，别的同学有的是父亲成分高，有的是母亲成分高，而我家父母出身成分都高。我能感觉到，后来老师和同学们的目光都盯到我身上，教室里一片寂静，我躲不开老师和同学们的目光，可我又能说什么呢？

从我记事起，父亲和母亲一直接受着社会主义劳动改造，而且我就在父母身边长大，即使在家里也从来没听见过他们有哪些对社会不满的言论，更不要说在外边了。至于说他们做过什么坏事那更是无稽之谈。这么多年，我的父母总是做好事儿，谁家有事儿求到他们，他俩二话不说就去帮忙。

我太了解我的父母了，我心里想“既然你们要听我说，那我可就要实话实说了”，于是，我毅然举起手：“老师，我来说一下我的父母吧。”

“好。”张老师边说边拿起笔准备记录。

我站起来，没有紧张，特别平静，这可能和父母没做过对不起社会的事儿，更没做过对不起乡亲们的事有关吧。家长没说过不该说的话，没做过不该做的事儿，所以，我心里坦然，有底气！我的父母有文化，有修养，有技能特长，为人正直热情，我为父母感到自豪，我也长大了又有什么不敢说的。

我平静地说道：“尊敬的老师，同学们，今天利用这堂课的机会，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家庭情况。我家是地主成分，我也不愿意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都说我家是地主，可我没见过地主家是什么样子的。从记事起，我和村里小伙伴们吃的穿的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就是每天担心有人喊我大地主，我不是地主，我和你们一样，为什么叫我大地主？提起我的父母，从我记事起，他们每天都是去地里干活儿，从来没听他们说过坏话，更没做过坏事。相反，村里谁家有个大事小事都找我父母帮忙，他们所做的都是好事。而且，我的父母平时总教育我，长大了要多做有利于社会的好事，做一个社会上有用的人。这样的父母，我给他们提什么意见哪？没有什么可提的，要让我和家庭划清界限，放学后，我不回家我又能去哪儿啊？”

张老师急忙说：“姜艳华，不是晚上不让你回家，划清界限的意思是让你揭发你父母的错误言论和做的坏事儿。”

我抢白道：“我的父母没有什么坏言论，更没做过坏事！”

张老师无奈地说：“姜艳华，你坐下吧。看看别的同学还有给父母提意见的吗？”

此时，班里又静了下来，没有任何声音。就这样一堂课结束了。

下课后，有的同学同情我说：“艳华，咱们张老师家也是地主成分。”

我说：“我不知道，我对这方面不懂，真是不懂的。”

放学回家后，我把在学校里的事儿跟妈妈说了。

妈妈说：“艳华，你做得对，不懂的事儿就不能乱说，小孩子懂得什么划清界限哪。”

父亲说：“算了，别说那么多了。”

从那时起，自己觉得这成分高真憋气！太压抑了，总觉得低人一头。有一天我对爸爸说：“爸，我不想上学了，学校里就我出身成分高。”

父亲和母亲着急地说：“孩子，你这么小不上学干啥去呀？还是好好学习吧。”

哥哥在一旁也着急了，他插嘴道：“艳华，你不能不上学，我和咱大哥都没上好学，只上了小学五年级，你要好好上学，多学点文化。”

父亲说：“听话，以后不能再有这样的想法，将来会好的，不能总这样。”

我知道全家人都希望我多读书，把学上好，我说：“好吧。”

其实，在学校里同学们对我都挺好，没有人因为成分高歧视我，只是我大了自尊心强，总觉得成分高思想有压力。我在学校里努力学习思想进步，赢得了老师及同学们的认可和尊重。学校选优秀学生排练节目，有我；去邻村演出，也有我。我在班里还担任劳动大队长和学习委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场政治运动给家庭出身成分高的人和知识分子以沉重打击！随时随地都可能召开批斗会，有时利用劳动间隙在田间地头批斗，有时中午饭后批斗，有时晚上批斗，有时公社内各村轮换批斗……

村里的红卫兵也耐不住寂寞，他们来我家翻东西，只要能够翻动的全部翻遍，家里一片狼藉。那天父母已经下地干活，哥哥去生产队做木匠活，就我一个人在家。等他们走了，我才把翻乱的东西收拾好。

妈妈干活回家第一句话就问：“艳华，今天红卫兵来咱家翻东西时，你害怕了没有？”

我回答说：“妈，我没害怕，我站在咱家门旁看着他们翻，他们什么也没翻到，就都走了。”

妈妈说：“艳华长大了，我担心你会害怕，其实咱家什么也没有了，‘土改’那会儿全分光了。”

父亲说：“什么都没有才是最好的。”

我清楚地记得，父亲有一张二寸黑白照片，那是他在沈阳时照的，可英俊了，小分头，脖子上围着一条围巾，围巾的两头一前一后，像一位博士。我担心红卫兵们发现这张照片拿它说事，所以，我把这张照片埋在我家院子地下了。父亲年轻时的样子我至今还记得。

我爱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言谈话语和为人处事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由衷地尊敬！

父母出生在富裕家庭里，上过私塾，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他们有丰富的社会阅历，见多识广，有文化，有教养，他俩都是有才华的人。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他们能坦然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父母常说的一句话：“‘运动’是国家政策，是一个新社会推翻一个旧社会的必要措施。”我亲眼看到他们以自身深厚的修养和高超的智慧生活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母亲曾谈过她在“文革”中的感想，她说：“虽然给我带上了地主婆的牌子，还给我的头上剪了一道沟，表面上我不光彩，在村里人面前我没面子，可我心里是坦然的，在批斗会上我心里是平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也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罢，我夫妻二人没做过对不起社会和村里乡亲们的事儿，也没说过坏话。古话说得好：白天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我们做农民又能怎样？只要在这小山村里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就该满足。”

我敬佩母亲，她没有读过书，出生在这个家庭受尽了委屈，可她从来也没抱怨过，还叮嘱我不要记仇，这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过程。这是怎样的胸襟和远见卓识，那又岂是读几年书就能做到的呀！

一天晚上，刘大妈来我家，这是没有想到的事儿！“文革”运动中谁还敢来我家串门啊！她压低了声音对我母亲说：“瑞莲，我来看看你，是我家你大哥让我来的。今天在会上，我家你侄儿做得太过分了！谁对你们做过分的事都行，唯独我家你侄儿不应该对你做过分的事儿，还用小木棍顶着你们的头，出这个坏点子。他爹说对不住你们！”

提起刘大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是我家的管家。他为人忠厚，长了一脸麻子，他成家时是我爷爷给他一套住宅，并从本村给刘大爷提的亲，也就是现在的刘大妈。他们结婚后生了四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也是儿女双全了，日子过得还不错。他的女儿是我同班同学，我俩亲如姐妹。他夫妻两人有感恩之心，不管什么“运动”来，他们从来没说过我家一句过分的话，可是他们的孩子就不一样了。

我母亲见刘大妈来我家道歉，她感动地说：“嫂子，快回去吧，和大哥说谢谢你们了！孩子们都年轻，是谁给我剃的头，又是谁用小木棍支我的头，我都不记得了，过去的事就都过去了，我们能理解。”

刘大妈说：“瑞莲，我担心你想不开呀！”

妈妈说：“嫂子，我不会的，你放心吧，我还有两个孩子，他们都没成家呢，这是‘运动’，我又没做什么坏事，没事的，回去吧！”

我敬佩我的父亲和母亲。“文革”中，他们表现得很坚强，从来没有怨言，没有发表过一句对社会不满的言论。在“运动”中，每天晚上成分高的这几个人都在我家学习和开会，是父亲给大家读报纸，他从报纸中能了解到国家政策。他担心母亲想不开，所以，他也常把从报纸里了解到的党的政策讲给母亲听，并嘱咐母亲往宽处想，不要想得太多。还嘱咐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晚上抽时间该学啥还要学啥，大家都要少说话，多干活儿没坏处，“运动”是一时的，挺过去就好了。虽然平时父亲不多说，但在这关键的时期，他掌起了舵。母亲也是很明事理的人，她跟我说：“你爸平时不管家务事，可在关键时我们一家人都要听他的，你爸说的话很重要，他从来不多说一句废话，他对社会动态的分析判断和别人就是不一样。”平时我们家的杂事都是妈妈操心，爸爸不太管家务。在“文革”中，我发现父亲像变了一个人，他对我和哥哥也格外关心了，他看妈妈的眼神那是真爱！他担心妈妈扛不住这场政治运动，他担心我和哥哥太年轻心里承受不了，他觉得家庭出身的压力苦了两个孩子。爸爸在“文革”中真正担起了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其实，我和哥哥早就习惯了，我们知道我们的出身与父母没关系，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的出身又何尝不是如此！我常在心里说：“爸爸、妈妈，放心吧，不要为我们担心。我们不会因家庭出身而埋怨你们，更不会给家里惹事，而且我们还能照顾你们。我会把你们说的话牢牢记在心里，相信这一切都会过去，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和小伙伴们清晨四点就起床了，我们五个人集合在村北的街头，要去北部大山的顶峰城楼那儿捡干柴火。我们带了点饭，走了很长时间才爬到顶峰上。

这时，天已泛亮了。我们各自把带去的饭挂在树枝上，避免山上的动物把我们的饭给吃掉。我们五个小伙伴站在海拔一千多米的峰顶城楼往南面望去，峡谷里还黑着呢，闪着村庄百姓家里的微微灯光，往南面远方望去，那大片的灯光就是秦皇岛市区了，而且我们还能清楚地看到大海呢，渤海海面上的小黑点一定就是船，我们站在那陡峭的山峰城楼顶上，用手指着那些小黑点同时喊着“一条，两条，三条……”数起了海面上的船只。我们站在那么高的顶峰上，几乎没感觉到寒风刺骨的冷，也没注意到脚下踩着那厚厚的积雪，每个人都是红红的小脸蛋，头上还冒着汗呢。

一会儿，前面出现了一片一片的白云，飘忽不定，时而能看到远处的海，时而能看到近处的山谷，时而只能看到脚下无际的白云。我们仿佛置身仙境，忘记了上山时的累和冷，只感觉到梦幻般的快乐！

这就是长城脚下山里的孩子们，我们从来不懂得什么叫苦和累，生活如此简单，简单中享受着快乐。每天该上学就上学去，放学后能帮家干点啥就干点啥，有空儿了，小伙伴们就集合在一起开心地玩耍，什么也不想，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真实面貌。

天大亮了，我们各自把拾来的干柴火放在一个平地上，升起火，把砍下来的树条用火烤一下煨好后当绳子用，把拾来的柴火捆起来。然后，我们把带来的高粱米饭团子和地瓜放在火堆上热一下就吃，渴了最好办，就地取材，地面到处都是白雪，吃到嘴里就一个字：“爽”。这样的生活我们已经习惯了，觉得很正常。吃完饭，把火堆用土埋了，我们背起柴火下山。

往山下走了一段路，我又觉得心里不踏实：“山上的火堆埋好了吗？如果没埋好起火可怎么办？今天我也来了，如果出了事儿，别的伙伴都没事儿，可我会给父母带来麻烦。”想到这，我对伙伴们说：“你们先下山，在山下等我，我回去再看看咱们把火堆埋好了吗，我有点不放心！”

小伙伴们说：“艳华，别回去了，都走下来这么远了，再返回去多累呀，没事的，别回去了。”

我坚持说：“还是回去看一看为好，我不累。”于是，我放下柴火返回原地，把火堆埋了又埋，自己觉得这回一定没事了，这才下了山。都是一起长大的伙伴，她们懂我的心思理解我，都在山下等着我呢。见到我回来了就说：“艳华，你先休息一会儿，我们都等着你。”

我感激地说：“谢谢你们！我不累，咱们背起柴火回家吧。”

出生在一个成分高家庭里的我早早就懂得了做什么事都要心细。生活也教会了我遇事要想解决的办法，待人要谦虚谨慎，和睦相处。当天晚上，我把上山拾柴火的事儿告诉了爸爸。爸爸说：“艳华，你今天做得对，下次上山时，你们千万不要在山上生火，太危险了！不是谁家成分高不高的事儿，如果大山起了火可不得了，谁点的火也不行，一定要记住在山上不能点火！”

“爸爸，我记下了。”我有点后怕地答应。

在“运动”中出生，在“文革”中成长，我学会了坚强和勇敢，学会了勤奋和努力，学会了与内心孤独的和解，我要做一个善良正直的人。父母的坚强与刚毅、胸怀与智慧，让我知道一家人相亲相爱才能快乐，互相理解互相鼓励才能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与人为善乐于助人才能赢得尊重，脚踏实地的努力才能换来新的生活。慢慢地，我意识到每经历过一次心惊胆战的“运动”后，我就学会了很多东西。当时不是很清晰，但我觉得只要记住父母的话就没错，遇事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分析一下事态再做决定；待人要真诚，多为别人着想，多做有利于大家的事儿，明知道是错误的事一定不要去做；做人要正直，光明磊落，不能自私，要与人为善，和周围的人和谐相处。在那样的境况中，我的心智超越了我的身体发育，我在失衡的孤独中默默地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