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国际化人口、本土化人口和流向全球化人口

在地理功能方面，地球上不同地方之间的距离正不断缩短，但是具体到生存条件方面，地区与地区间的差异仍然大得令人难以置信。从自然资源分配的不等到机会的不均，地方的力量正一如既往地起着决定性作用。在亚洲和非洲的江河流域，仍有数以亿计的农民沿袭着祖辈的生活方式，全球化并未惠及他们。他们（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在各方面都很难得到安全和充分的保障，尤其是要面对严重的物质匮乏。而在世界各地那些偏远的、与世隔绝的山区——从安第斯山脉到巴尔干半岛，从高加索山脉到克什米尔地区，有数千万人仍在困守故土，如同他们的祖先一样。在“地球号”邮轮上的70亿乘客中，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很难踏出他们脚下的那方土地——尽管有很多人误以为大规模移民已是普遍现象。

大多数人一生中的穿着打扮、语言习惯、宗教信仰、卫生医疗条件、教育背景、为人处世之道以及他们所传承的其他的一切，都取决于地方的力量：换句话说，囊括了各种因素的地理决定了我们这颗星球的样貌，即使在今天依然如此。无论全球化发展得多么风风火火，迄今仍有无数人被地方性贫困的阴影所笼罩，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可能会一直深陷于这种困境中，难以逃脱。至于横亘在那些幸运儿和非幸运儿之间的“财富鸿沟”，时至今日仍然主要由幸运之神或命运之手来掌控。随着特权和权力日益集中在所谓的全球“核心”国家及其全球领地，这条“财富鸿沟”眼看着正在变得越来越宽，难以逾越。放眼全球，形形色色的差异无所不在，尽管程度不一。随着愤怒情绪的不断滋长和武器破坏效率的不断提高，全球的危机必将不断升级。

与此同时，“在全球化的驱动下，世界即使不是‘平的’，也至少正在‘变平’”这一说法正在深入人心。正如本书序言所指出的，对于地理环境将持续影响人类的多元化进程的说法，国际化人口不屑一顾，他们认为世界正不断朝着同质化和无国界化迈进。近些年的很多书刊和文章的标题似乎都在暗示人们：“扁平化”正在成为一种假定，而不再仅仅是一种预期（Fung et al., 2008）。

的确，在全球范围内，某些领域的竞争正趋于公平化。但倘若我们因此就认为人人皆可从中受益，就不由得让人担忧了。我们所享受的福祉和我们所承担的负累皆由地方这件“大行李”所赐，这件行李里装着我们的出生地、母语、信仰体系、医疗卫生条件、环境标准以及政治环境。哪怕是在同一个地方，男性和女性所拥有的机遇和挑战也不尽相同。当我们急切地想要分得全球“扁平化”带来的红利时，我们也必须提醒自己：我们在未来能够拥有什么样的机会，仍然取决于我们将踏上一片怎样的土地。

因此，本书将着力从环境、文化、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等角度全方位展示世界各地的巨大差距。本书试图说明，地方的局限性仍将严重制约人类的思想和行动，导致（在某些情况下仍在加剧的）不平等现象，从个人和家庭到社区及地区，概莫能外。这些差距是如此显著，不是一句简单的假定——“世界是平的”或者“世界是个大熔炉”——就能抹平的。这些差距的存在恰恰证明了地方的影响力仍无所不在。在某些地区，这种差距可能正以某种方式缩小，比如在全球化的节点和途经之处（从美国的明尼阿波利斯到印度的孟买），到处都是千篇一律的摩天大楼、多车道高速公路、商务“园区”以及购物广场。但在有些地方，这种差距仍然存在，甚至还在扩大。在印度，受到新闻媒体大肆宣传的正迅速崛起的高科技产业所带来的就业机会，也许会吸引数十万合格的工人前往班加罗尔和紧邻新德里的古尔冈，甚至是加尔各答，但这一切与居住在恒河下游偏远地区的数千万无地农民关系不大。在非洲，每年都有成千上万陷入绝望境地的难民挤上毫无安全保障的小船，试图偷渡到欧洲大陆。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他们为此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尝尽了人间疾苦。对这些试图末路求生的非洲难民以及其他无数想要打破藩篱的人而言，“世界是平的”不过是一句空话。没错，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平——对于那些掌控现代化进程、走在现代化道路上、能够接触到现代化主流动向的少数人而言，情况的确如此。但他们只是少数。人口预测表明，在21世纪末全球人口数量趋于稳定之前，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将出现最大幅度的人口数量增长。这就意味着 本土化人口 （那些最贫困、流动性最小、最容易受地方的力量束缚的人）和那些幸运的 国际化人口 之间的数量差距将越来越大。对后者而言，世界施加的束缚要少得多。

按照某些经济模型的预测，中国和印度在未来将变得更加富裕，全球中产阶级的规模几乎都将激增。然而，前文的论断似乎并不符合这种预期，因此，我们有必要把人口增长预期也纳入考量。在当下这个“崎岖不平”的世界，发达国家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25%，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则为1.46%（Cohen, 2003）。众所周知，日本和德国这类最发达国家的人口数量正在逐年下降，这一现象已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与之相反，四十多个最贫困国家（它们的总人口达到了约7亿）的人口数量却在以2.4%的年平均增长率激增。不仅如此，在一些人口大国 内部 ，虽然总体的统计数据表明，人口自然增长率在持续下降，但各地区的人口增速并不同步：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人口增长保持稳定，另一些地区（通常是相对贫困的地区）的人口却仍在快速增长。以印度为例，200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喀拉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的人口增速在1.0%左右徘徊，最贫困且人口最多的北方邦的人口增速却高达2.55%（比哈尔邦和恰尔肯德邦这两个邦的人口增速甚至更快）。根据预测，全球人口的增长将持续放缓，全球总人口数有望在21世纪末稳定在100亿左右。但我们不要忘记，其中的大部分增长将发生在目前最贫穷的国家和省份。将在未来几十年陆续登上“地球号”邮轮的30亿乘客绝大多数都将是本土化人口，只有极少数是国际化人口。

流向全球化人口及其动机

在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本土化人口融入全球化网络，而且是出于自觉自愿而非迫不得已。这是最理想的情况。当今，人们热议的一个话题是，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低工资国家的纺织业血汗工厂：它们是为妇女们提供了摆脱愚昧的社会环境的机会，还是应该被视为压榨劳动力的企业怪兽？但无论怎样，这些工厂都犹如一艘船上闭塞的内舱和视野开阔的甲板之间的走廊，为女工们提供了一丝欣赏风景的机会。诸如此类的艰苦工作岗位带来了社会和财富的流动性，最终本应给予人们更多的选择机会。但研究表明，这些流动性也加大了贫富差距，让员工们陷入了文化错位的困境。可尽管如此，全球化与流动性本是同义词，即使是条件最艰苦的工厂流水线岗位，也有望让本土化人口流动起来，转型为 流向全球化人口 。正是在这种希望的驱使下，孟加拉国的农民走进了纺织厂，中国的农民流向了东南沿海地区，巴西的农民则涌向了圣保罗。

流向全球化人口都是甘冒风险的人，他们愿意离开熟悉的一切，去崭新而不同的环境中冒险。他们迁徙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人是合法移民，也有人无证过境。他们迁徙的动机各不相同，有的人是为了就业，有的人是为了寻求庇护。他们当中既有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也有非技术工人；有医生，也有家政人员；有银行家，也有泥瓦匠。他们当中很多人是跨境移民，换言之，他们跨越了边境——他们是变革的推动者。与数以百万计的只在自己的家乡及周边迁移，从未远离自己熟悉的家园的流动人口不同，流向全球化人口希望拥有更多的机会（往往是命运的诱惑），有些人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

按照这个定义，那些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被迫跨越国境寻求庇护的难民不能被归为流向全球化人口。在苏联出兵阿富汗和随后的塔利班当权时期，数百万普什图人逃离了饱受战争摧残的阿富汗，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巴基斯坦和伊朗边境地区找到了避难所，等待着还乡的那一天。塔利班政权被推翻后，大多数人都抓住了这个机会。同样，在以美军为首的联军发动对伊拉克的军事入侵后，200万伊拉克难民逃往了邻国叙利亚和约旦，他们也盼望着有朝一日能重返家园。跨国难民因冲突而流离失所，流向全球化人口则受到了潜在的机会和现实的需求的吸引。

地球在与时间赛跑。流向全球化人口则在挑战地方的力量，带着故乡给予他们的“资产和债务”，在崭新而陌生的环境中为生计和安全闯荡。他们的世界正在迅速走向城市化；“本土就意味着乡村，全球就意味着城市”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未来的绝大多数新出生人口将生活在贫穷国家的大都市，其数量将达到5,000万甚至更多，规模庞大的都市圈标志着人类社会的根本转变。他们将是移民，是21世纪伟大的国际化者（internationalizer）。他们当中将有足够多的人得偿所愿，他们的本土价值观将得到接纳，他们的努力将得到回报。他们将致力于维持秩序和稳定，而秩序和稳定正是继续主宰世界的国际化人口的目标。在各种武器（手段）层出不穷的当今世界，强势掌控是唯一的出路。

四分五裂的国家

因此，国际化人口与本土化人口之间的角力将决定我们这颗星球的未来。在从达沃斯到多哈的环球航行中，国际化人口（无论是来自政界、工业界、商界还是来自其他决策机构）都在为彼此谋求平等的竞争环境。对于那些可能有损本土化人口利益的行为，八国集团一类的组织会通过立法使其合法化，或为其提供其他支持，本土化人口微弱的声音则会被忽略。建立安保和设置移民壁垒的是国际化人口，而非本土化人口。出兵干涉他国事务的也是国际化人口，而非本土化人口。正是国际化人口把工厂从工资低的地区搬到了工资更低的地区，让工人们难逃血汗工厂的梦魇。正是国际化人口主宰了本土化人口和流向全球化人口的命运，他们往往心狠手辣。

当然，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只是如今规模发生了变化。在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还不像今天这样紧密时，针对殖民国家和作为少数群体的统治者的国际监督也比今天少得多，“国际化人口—流向全球化人口—本土化人口”模式的运行还有着很大的自主性。20世纪50年代，我在南非生活时就见证过令这个国家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实施。 种族隔离 （apartheid）是在南非盛行已久的一系列做法的正式称谓，但它直至此前不久（1948年）才被该国列为正式的国策。1948年年底，我们一家人从刚恢复独立不久的荷兰来到了这个国家，我很快就发现，某些地区施行的实际的种族隔离（racial segregation） 措施比其他地区的措施更为严格。尽管各地都存在歧视，但在当时的开普省（尤其是开普敦）和夸祖鲁—纳塔尔省（尤其是其主要城市德班），还是有些灰色地带。尽管歧视性规定理所当然地占了上风，但种族隔离的程度仍然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内陆省份的情况比沿海省份更糟糕；农村和小城镇的情况比大城市更糟糕，相关规定未得到严格落实的情况在大城市也更多——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就在约翰内斯堡的一家律师事务所里拥有一间不起眼的办公室，该事务所除了他全是白人。在阿非利卡人（Afrikaner，旧称“布尔人”）占多数的郊区和城镇，种族隔离早在成为国策之前就已经全面施行了。这类乡村和小镇的名字往往就象征着其文化遗产，比如克鲁格斯多普（Krugersdorp）和路易—特里哈特（Louis Trichardt）。出于不同原因，各地执行种族隔离政策的程度不一，这种地区性的调节机制在一个缓慢走向融合的社会中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Mandela, 1994）。

在20世纪40年代的殖民时代，南非在某种程度上是世界的缩影：一小群白人建立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框架；黑人工人在金矿、钻石矿、农场和公共项目中辛苦劳作；白人侵占了生产资料和大部分良田。种族隔离制度的缔造者以及共谋者不仅包括阿非利卡人，也包括许多讲英语的南非人，他们都是这个国家的“国际化人口”。他们在豪华会议室里主导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在联结了所有白人城市中心和高档郊区的高速公路上驾车飞驰，并根据劳动力需求操控境内非洲人口的流动。

南非的“本土化人口”则是那些发现自己被欧洲白人划定的政治边界困住的非洲民族。其中有几个是名副其实的大部族，他们在人数上远超他们的白人统治者，包括夸祖鲁—纳塔尔省的祖鲁人、东开普省的科萨人（曼德拉的族人）、居住在南非高地的索托人以及内陆的茨瓦纳人。这些非洲民族都拥有历史悠久的故乡以及独特的文化和传统。在矿山、农场和城市的吸引下，成千上万的非洲人离开故乡，涌向新经济地带，但大多数人仍然选择留下。这些居住在偏远乡村的留守者算得上是地地道道的本土化人口。对于与世隔绝的他们而言，现代化的南非是远在天边的另一个世界。

在阿非利卡人主导的政府将种族隔离制度强加给南非后不久，这种本土文化地理就成了该制度延伸的基础。根据一项名为 分别发展 （separate development）的宏大计划，南非黑人的家园在地图上被重新定义，在政治上被指定为国家实体，在实际中被称为“共和国”。它们还有一个名字—— 班图斯坦 （Bantustan），这些班图斯坦拥有功能完善的首府、议会大厦、学校和地方工业。但当一切尘埃落定后，（人们发现）它们只占南非领土的不足15%。所谓的班图斯坦实为国内殖民地，从未实现自给自足。当然，南非所需的大部分劳动力都由它们提供。不过，它们是如何促成南非的国际化人口对本土化人口的统治的呢？每一名南非黑人都不得不登记注册，成为自己的祖辈所在的“共和国”的“公民”。这就意味着，每个外出生活和工作的南非黑人倘若恰好待在划定给白人的那80%的土地上，就会成为自己国土上的外国人，成为注定迟早要“回家”的临时移民工人——即使他出生在约翰内斯堡等地，他最终也不得不回到那个遥远的“共和国”。依此类推，任何非洲黑人都不能指望在“白色”南非投票；祖鲁人只能是祖鲁“共和国”的选民，仅此而已。

但这一切都是后来的事。在我来到约翰内斯堡之后不久，我仍有机会见证种族隔离尚未体制化的南非。当时，我父亲作为一名小提琴演奏者，随着德班交响乐团一同演出。他从海拔约1英里的约翰内斯堡那荒凉的高原环境一路南下，来到了有着高耸的棕榈树和优雅的滨海大道的港口城市德班，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德班是一座文化多元的城市，亚洲人（主要是印度人）、非洲人（大多是祖鲁人）以及白人各占约1∕3。而在这1∕3的白人中，英裔白人的数量远超阿非利卡人。演出开始前，我站在德班市政厅的楼座后面，想等一个空座位，这时我看到了绝无仅有的一幕：几十名亚裔和非洲裔听众坐在大厅后排，有些人手里还拿着票。这说明（白人）售票员、引座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并未遵守“仅限白人”的规定，而这项规定就明明白白地贴在楼下。在随后的日子里，我注意到当地公交车上的隔离措施并不像在约翰内斯堡那么严格，其他的种族隔离“小”把戏也经常被人们习惯性地忽视。

父亲演出的下一站是开普敦。在那里，他的一位朋友带我参观了伟大的开普敦大学。这进一步证明了，当时南非的种族隔离还没有发展到最严重的地步。和德班一样，开普敦是一座文化多元的城市。与德班不同的是，这里的主流人群是混血的“有色人种”。那时，用来确认种族的身份证明尚未通行（这也是后来才有的事），许多有色人种仍然能在市内自由出入，在多数时候也可以不受阻碍地使用各种公用设施。我在开普敦大学的走廊上和教室里都看到了有色人种学生、非洲学生以及少数亚洲学生。我在参观政府大楼时还了解到，开普省的有色人种公民在南非议会中甚至拥有特殊代表席位。

但在政府的各部门里，种族隔离制度的国家机器正在组装。300年来，南非一直见证着不同种族和不同文化的交流、冲突与融合。这里丰富的自然资源吸引了来自不同种族和文化的人群；经济的增长又从国内吸引了大批流动工人。多种族混杂在一起必然会引发问题，好在多样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在布尔战争结束后的半个世纪里，由英裔白人主导的政党一度统治南非，但该政党既无效率，也无远见。在1948年的大选中（当时南非的大选还只允许白人参加），阿非利卡人的南非国民党围绕着“南非正面临着不可逆转地走向种族融合的威胁”一说大做文章。为了消除这一威胁，该党的种族隔离制度设计师在尚未取得大选的胜利时就已经开始筹谋布局了。不久后，他们开始严格执行已有的种族隔离政策。他们不再允许白人地区的大学招收拥有“欧洲”以外血统的学生；对于内陆城市长期以来的种族杂居现象，他们也不再视而不见。从微观层面（诸如洗手间和公园长椅这类个人设施）到中观层面（城市住宅），再到宏观层面（地方和国家），种族隔离无处不在（Domingo, 2004）。 重新 分割南非的图谋不断发展，最后的逻辑顶点就是 分别发展计划 ，该计划在地理上达成了种族隔离的最终目的。南非由此变成了一个“万邦之国”。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共和国”“发展”和“政府”的定义都被意识形态颠覆了。作为这个世界的缩影，南非的国际化人口将证明，在后殖民时代，种族隔离与文化隔离能够确保殖民霸权的稳定与持久。在这样的体制下，本土化人口无法自由流动，流向全球化人口的迁徙也会受到严格的控制。

20世纪50年代的南非给我们留下了一条重要的教训（现在仍然重要）：某些政权一旦缺乏国际监管和多边制裁，也无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其他形式的直接代价，就会为了自身的经济、文化和战略目的而奴役全体人民。在那个年代，殖民霸权几乎不会互相监督；欧洲的独裁者在其非洲属地实行严苛的统治；南非国民党政权推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做法并未危及南非在联合国的会员国资格。从国际经济组织到体育赛事，南非的代表团和团队在全世界畅行无阻。南非的国际化人口成了那个时代最大的受益者。到了后殖民时代，当种族隔离制度的邪恶招致全世界的抵制和谴责时，很多分析人士却声称，只有由占少数的白人群体主导的政权才会如此背信弃义。但是，造成种族隔离的是人的需要，而不是种族的需要。时至今日，这些需要虽已改头换面，但在许多地方仍阴魂不散。在世界整体走向全球化和扁平化的当下，人们还能否辨认出它们的嘴脸？

早在种族隔离已经被普遍实施但尚未成为国策的时候，南非的一些本土化人口已经设法突破了无所不在的社会、教育和经济壁垒，进入新的栖身之地，哪怕一时还站不稳脚跟。我在德班市政厅的那个音乐会之夜所看到的那一幕，正如我当时在日记里所写的那样，是一种“南非悖论”。为什么这些处处碰壁的南非人要穿上一身西装，去聆听欧洲作曲家的音乐会，去忍受为国际化人口服务的音乐厅里的那些条条框框？他们为什么要去基督教教堂做礼拜（阿非利卡人经常引用圣经中的阐释为种族隔离辩护）？他们为什么要去那些培养压迫他们的精英的大学里学习？然而，当阿非利卡人政权将种族隔离定为国策时，已经有数以万计的非洲人、亚洲人等有色人种在南非构成了一个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这些有着非凡韧性的流向全球化人口用自己的生活方式表明了追求现代秩序的决心。

种族隔离制度的规划者将其视为一种威胁，而非文化上的进步。阿非利卡人当局全方位遏制那些已经成功跨越事实上的种族隔离障碍的人。令人痛苦的现状让这些被压迫者再度投身抵抗运动。对于种族隔离制度在将来的彻底终结，抵抗运动可谓功不可没。在南非以基本和平的方式过渡到多数派政府的过程中，被长期囚禁的纳尔逊·曼德拉是关键人物。那些本想继续以革命改变国家、以暴力展开报复的人再次被说服，转而致力于维护那套由白人统治者打造的社会秩序——这一秩序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仍将带着种族隔离的印记。一群来自不同种族的国际化人口成了南非的新一代统治者。但与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一样，这里的历史顽疾依然存在。此外，南非政府还面临着新的挑战，包括人们对就业、土地改革、住房和教育的不断提高的期望所带来的变革。在经受了几十年的遏制后，数以百万计的流向全球化人口如今正在改变南非的城市和乡镇，催生了规模庞大的非正规经济，却很难成长为正规经济。南非仍是世界的一面镜子。时至今日，它仍未跨过卢比孔河（cross the Rubicon），开启新的篇章。

四分五裂的世界

南非的国家形象也许不会因为正式的种族隔离制度而再遭破坏。但在全世界，从城郊富人社区森严的门禁到富国与穷国之间的边境墙，催生种族隔离制度的那些激励措施正日益成为文化景观的标志。在南非，全国的财富集中在少数几座城市，这些城市掌握着内陆和沿海地区的命运；贫困则主要集中在那些环绕着城市核心的马蹄形的“班图斯坦”，它们为全球化经济提供了原材料和劳动力。在当今世界，财富主要集中在那些城市化和全球化程度都很高的国家及地区，主要是欧洲、北美、东亚和澳大利亚，它们构成了经济地理学家眼中的全球核心地带（global core）。贫困问题最严重、最持久的地区则处于全球边缘（periphery），它们主要包括非洲和亚洲。如图1.1所示，生活质量指数最高的城市几乎都分布在人口增长缓慢的全球核心地带；新兴的、混乱不堪的超级大城市则位于人口增长更快的全球边缘地带。毫无疑问，世界上最“平”的是富裕的核心地带，最崎岖不平的是边缘地带。

当然，图1.1并不足以说明全部问题。全球边缘地带包括了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和社会，但它也有自己的地理差异。虽然南美洲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同属全球边缘地带，但前者在经济上远超后者。在东亚，关于中国经济的宏观统计数据并不能反映中国沿海地区和内陆农村地区的巨大差异……在国家政策及市场经济的合力下，中国的沿海地区打造出了一种“扁平化”的环境，至少在物质财富方面，这一地区正在朝全球核心地带的标准靠拢。东南亚也许还徘徊在全球核心地带之外，但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一，拥有非常高的生活质量指数，因此它也常被视作全球化的样板。

地图可以反映地球环境在数千年的冰后期中发生的变化带来的结果，几个世纪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带来的结果，农业、工业、技术和政治的变革以及它们在全球的扩散带来的结果，以及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长期保持领先带来的结果。大英帝国也许曾有过日不落的辉煌，但它最终还是日落西山了——可尽管如此，英国在当今的世界事务中仍颇具影响力，伦敦也仍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荷兰和法国这样的帝国则通过在中美洲和东南亚的殖民扩张攫取了财富，获得了持久的影响力。上述国家都位于全球核心地带，恰好也是在被这些国家殖民的地方，本土原住民惨遭欧洲入侵者的镇压，几乎被赶尽杀绝。

要想说明全球核心地带与边缘地带的差距，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人口指标和经济数据了。如图1.1所示，全球核心地带的人口只占全球总人口的约15%，年收入却占全球总收入的近75%（基于世界银行提供的国民总收入数据）。全球边缘地带的人口约占全球总人口的85%，其收入却只占全球的25%左右。

因此，全球核心地带吸引了数百万流向全球化人口，包括合法移民、寻求庇护的难民、非法劳工和革命者。全球核心地带的国家不仅拥有巨额财富，其影响力更是长期渗透到全球边缘地带，激起了愤怒的情绪，也点燃了希望的火种。绝大多数流向全球化人口都是冲着工作和赚钱的机会来到全球核心地带的，他们甚至不惜为此冒险。一旦那些来自墨西哥、印度、菲律宾等国的移民站稳了脚跟挣到了钱，他们汇给老家的钱款就足以供养一大家子人。但也有小部分流向全球化人口不属于此类，他们来到全球核心地带是为了参与有组织犯罪或恐怖活动，等等。因此，移民管理是全球核心地带国家的共同目标。

的确，移民管理必须从源头和目的两方面双管齐下——原籍国和接收国都要参与其中。但事实证明，这种协调很难实现。2001年，时任美国总统乔治·W. 布什（George W. Bush）刚一上任就宣布要与时任墨西哥总统比森特·福克斯（Vicente Fox）达成一项协议，联手治理美墨边境，共同解决美国境内数百万墨西哥非法移民的问题。这一提议因为9·11事件的发生及其后续影响而搁浅。等到日后美国政府再度将此事提上议程时，舆论已经变得很强硬，美国民众对总统及其政府的信心也变得不如从前，兼顾各方的解决方案因此胎死腹中。实际上，美墨边境的移民问题凸显了国际事务运转过程中的一种常态：在全球核心地带，对局部的零碎掌控要优先于全面的协调。

正如图1.1所示，这种掌控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其整体效果已经显现了出来，那就是将全球核心地带与全球边缘地带分隔开来。毫无疑问，在这些措施中，最煞有介事的当数美墨边境的边境墙（①）。根据“安全围墙法案”（Secure Fence Act）中的相关条款，美国在其边境扩建和加固了长达1,100千米的边境墙。墙的另一边是与美国同为“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成员的墨西哥。该协议旨在提高墨西哥人民的生活水平，降低移民活动的诱惑力，阻止墨西哥人冒着生命危险非法入境美国。另一个（从比例上看）规模更大的在建隔离墙项目位于以色列（②）。一道将近700千米长的隔离墙几乎把整个以色列都圈了起来，这道隔离墙由混凝土浇筑而成，墙外设有禁区。以色列宣称，这道隔离墙是为了防止恐怖袭击而建造的，并非针对劳动力移民，但有人质疑该项目是种族隔离的死灰复燃（Carter, 2007）。另一道臭名昭著的屏障则是塞浦路斯的所谓“绿线”（Green Line），它把土耳其化的北塞浦路斯与希腊化的南塞浦路斯完全分隔开来了（③）。即使塞浦路斯在2004年加入了欧盟，也未能消弭这道屏障分隔南北的功能。还有一道有形的屏障将西班牙在北非（地中海）海岸的两块飞地——休达和梅利利亚——围了起来（④），那里的隔离墙上设有带刺的铁丝网，意在阻挡非法移民入境，因为移民一旦踏上了这两块由西班牙管辖的领土，就能同时得到西班牙和欧盟法律体系的庇护。如此一来，西班牙和欧盟都会不堪重负。毋庸置疑，在那些用来分隔核心地带与边缘地带的壁垒中，存在时间最久且知名度最高的当数朝鲜半岛上的那片“非军事区”（DMZ）。它位于朝韩两国之间，长约250千米，宽4千米，两边均有重兵把守，几乎无人能够越界（⑤）。1953年，朝鲜战争告一段落，朝韩休战并在两国交界处设立了这一隔离区。直到韩国走上经济转型和政治民主化的道路后，这一隔离区才成为分隔核心地带和边缘地带的标志之一。除了上述几道隔离墙，欧盟东部还有一道陆上屏障（⑥）。由于欧盟一直在扩张，欧盟和俄罗斯的边界划分经常发生变化，欧盟的申根协定（Schengen Agreement）仍在审批，因此这道屏障的分隔功能并不是那么严格和明确。一旦申根协定生效，欧洲各国就能加强在边境管理、边境安全及信息系统等方面的协调与合作，从而阻止非法移民经由芬兰和希腊等国进入欧盟。

如图所示，除了陆路，流向全球化人口要想进入全球核心地带，还可以走海路。澳大利亚在应对来自海上的非法移民问题上积累了长期经验（⑦）。澳大利亚没有陆地邻国，其北部与印度尼西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隔海相望，长期都有非法移民从这些地方跨海进入澳大利亚。这些移民并不完全来自澳大利亚的海上邻国，其中也有很多人来自遥远的阿富汗和伊拉克。针对这种情况，澳大利亚国防军在帝汶海和阿拉弗拉海的3,000千米海域内开展了长期的海上监控和拦截行动，包括海上巡逻和空中侦察。此外，为了解决澳大利亚入境拘留中心出现的问题，澳大利亚政府正在考虑通过立法将被拦截的寻求庇护者转移到一些岛屿上的安置中心，并在那里对其庇护申请的合法性进行裁决。在西非外海，欧盟的船只常年在加那利群岛和欧洲大陆之间的水域巡逻，拦截和遣返那些企图冒险从海上经由西班牙进入欧洲的非洲移民（⑧）。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也在地中海水域开展海上和空中巡逻（⑨），以阻止非法移民从北非海岸走水路进入欧洲，防止古巴—佛罗里达模式（Cuba–Florida model）在这里重演。

已经有数百万合法移民进入了全球核心地带，这种现象还将持续下去。尽管全球核心地带国家的经济正在蓬勃发展，但人口的不断减少和劳动力需求的转型使它们不得不接纳移民，以填补劳动力缺口。全球核心地带的“西墙”反映了墙内的人拒绝接纳外来移民的倾向，但核心地带和边缘地带之间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很可能让事情走向反面。不过那都是未来的事了。目前，我们如果从最宽泛的角度去对比核心地带与边缘地带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地理条件，就会发现差异性远多于相似性。总的来说，出生在核心地带的人能够享有出生在边缘地带的人所不具有的确定性与机遇。随着差异的不断扩大，边缘地带的人们拥有这种福祉的希望也变得非常渺茫。地理和人的命运紧密相连。

地方和命运

我们不难看出，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的地理环境与图1.1所显示的分裂的世界颇有相似之处。南非的自然和文化地理为掌权的少数白人统治者提供了剥削的便利，其中包括各种天然屏障、历史上的黑人家园、被分割成小块的城市混居区（德班的亚裔—英国人混居区和开普敦的有色人种—阿非利卡人混居区）以及集中的资源。种族隔离主义者为具有职业特长的流向全球化人口提供了有限的条件，在南非打造出了繁荣的经济。之后，他们就关上了大门，筑起了种族隔离的高墙。

当然，阿非利卡人试图保护自身的特权、优势地位、生活方式以及文化的做法并不新鲜。纵观人类几千年的历史，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无论是多数派掌权还是少数派掌权，人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主要根据基本的地理框架划定了规模庞大的隔离版图。在一种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操纵下，他们依据种族和空间对这样一个拥有数千万人口的国家进行了重组。即使在受到干预之前的伊拉克，也曾有什叶派穆斯林（以及基督徒）支持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或与他合作。而在南非，阿非利卡人政权将黑人、亚洲人等有色人种统统拒之门外。自从有了群体的概念，人类就有了排他性，这一点在地图上留下了痕迹。如果不加以遏制，这种排他性必然导致各种畸变，甚至造成国家的畸形发展。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今世界的核心—边缘格局肯定是不同的。如图1.1所示，全球核心地带已经汇聚了诸多族裔，其混杂程度甚至超过了种族隔离前的南非。澳大利亚正在迅速成为一个多元化国家（日本目前还不是）；美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种族大熔炉；欧洲则正在经历民族和文化的艰难转型。但在整个全球核心地带，各国政府仍在不断推出各种重大政策，包括那些能够被地图反映出来的排外法令，它们和两三代人之前的执政者们做出的决定没什么两样。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在批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政策时引用了“种族隔离”一词，他本可以扩大他的指责范围（Carter, 2007）。在当今世界的区域地理中，种族隔离并不只是影影绰绰。禁止本土化人口的流动并在最大限度上控制流向全球化人口的流动，将持续加剧全球的二元对立，地图对此反映得一清二楚。

地方的影响力远不止于此。它也和身份密切相关。一些学者认为，自主的选择以及理性的判断基本可以抵消地方对人的影响，持这种观点的人当中，最近的一位就是哲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尽管“毫无疑问，一个人所属的社区或文化会对他看问题的方式和下决断的方式造成重要影响……人们在进行任何诠释性的工作时，都必须注意到当地文化、 区域法则 以及特定社区所独有的观念和价值体系的影响力”（Sen, 2006；这段引文中的黑体字部分由本书作者标注，以示强调）。虽然所有人都承认，“在运用选择权和理性建构身份”时，天赋和教育缺一不可。但正如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很少有人承认，这种选择和理性对许多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即使对那些受过一些正规教育的人来说也是如此。的确，地方的力量就是如此强大，唯有当“区域法则”被视而不见时，个人选择和理性判断力才有可能得到充分发挥。

20世纪末，随着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观察家们纷纷预言，国家将不再是国际事务中的主要参与者，一系列新的实体将取而代之，一种是欧盟那样的超国家集团，另一种是加泰罗尼亚那样的次国家单位。然而十多年过去了 ，国家依然是国际结构和国际体系的基石，投射权力，保护文化，也压制流动。从很多方面来看，国家仍然是地方的力量最无可争辩的体现，是为了实现“国家的”诸多目标而建构的社会组织。如今，成败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其权威著作《崩溃》（ 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 ）中引用了一大批例证来分析此书副标题提出的问题——“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Diamond, 2005）。几个世纪以来，帝国、国家和社会的兴衰一直是地理学、历史学和其他学科关注的话题，人们也一直对兴衰背后的原因争论不休。显然，相比于那些漫长的崛起，突然的衰落是更直接的问题：没有人会无视与自己切身相关的国家和社会的衰落。近年来，“失败国家”这一概念的出现以及它带给恐怖组织的可乘之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让世人的目光聚集到了阿富汗和索马里等国家。在《美国精神的封闭》（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一书中，艾伦·布卢姆（Allan Bloom）指出，美国文化结构的瓦解是美国在全球的权力和影响力遭到削弱的主因（Bloom, 1987）。美国的衰退是显而易见的，但那些比美国小得多、影响力也比美国弱得多的国家遭遇的崩溃也要严重得多。美国的巅峰期也许已经过去了，但它仍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它并未崩溃。相比之下，另一些国家和社会的确发生了“内爆”，其中的一些崩溃速度惊人，甚至令人恐惧。戴蒙德列举了通常以某种组合的方式导致崩溃的五大因素：一、人口对环境的破坏；二、气候变化的自然力量；三、敌对邻国的行为；四、久远的（最近一段时期的）和近来的（历史上的）贸易伙伴关系和盟友关系的削弱；五、不同社会应对类似问题的不同方式。从根本上来说，所有这些因素都是地理造成的，而最后一个因素尤为关键，因为这些变化与长期以来影响这些社会的自然和社会综合环境直接相关。持久的综合环境是否会导致“失败的文化”？从胡佛研究所的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 1994）到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 1998），许多学者都曾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个议题招致了不少批评，但它明确无误地把失败与物质方面和社会方面的障碍联系了起来，正是这些障碍至今仍在将数百万人挡在世界进步的大潮之外。

经久不衰的人文地理

现代人类从诞生到遍布全球的过程犹如一出戏剧，其场景仍在不断被重建，其背景也仍在不断被描摹。现代人类崛起于非洲，距今并不遥远，这一点已经无可置疑；他们从非洲迁移到欧亚大陆以及其他地区的路线也很快为我们所知。大约4万年前，现代人类来到欧洲，向居住在那里的尼安德特人发起了挑战。大概在同一时期，或者稍晚一些，现代人类也抵达了澳大利亚。当动植物被驯化，越来越多的人被吸引到水土丰饶的河流流域聚居，这种逐水而居的新型定居模式大约在1万年前就形成了，这种模式在今天的地图上依然清晰可见。全球人口分布图（图1.2）能够反映出这种比较稳定的人口分布，其中大部分是在早期形成的，人口分布的其他变化则主要来自地方性扩张，而非区域性迁移。中国在1,000年前是世界头号人口大国，现在依然如此。生活在喜马拉雅山脉和斯里兰卡之间的人口数量与生活在印度河与雅鲁藏布江之间的人口数量大致相等，这种人口分布格局早在英国殖民者用“现代化的边界”将他们禁锢起来之前就已形成。在过去的1,000年里，全球人口分布的最大变化并未发生在由欧亚大陆和非洲组成的“世界岛”（World Island）上——这个恰如其分的名字来自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 1904）——而是发生在美洲和澳大利亚这两个人类前哨。欧洲人统治并屠戮了先于他们抵达这两个地方的人类族群（即使在今天，世界岛的人口总数也比其他地区的人口总数要多，两者的人口分别为54亿和13亿）。欧亚大陆和非洲的居民以及美洲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原住民都已经在现有的环境条件下生活了几千年——无论是在河流流域还是在热带大草原，无论是在高原地区（altiplanos）还是在热带沙漠。当然，那些因栖息地的自然环境遭受毁灭性破坏或气候剧变而不得不迁徙的人们除外。从全球范围来看，气候变化对地方的影响可谓非同小可。

除了日本、冰岛、新西兰以及数量众多的太平洋岛屿等因为被海水包围而自然形成边界线的地方，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不规则的“国家”边界网其实是最近才出现在人类居住的世界上的。虽然边界划分的概念古已有之，但事实上，如今这幅由“国家”的边界勾勒出来的不规则网格图是过去5个世纪的产物。罗马人和中国人曾以长城来划定和巩固疆界，抵御外来入侵，但直到殖民时代，世界才因为各国的竞争而被分割（有趣的是，在成千上万的岛屿中，有数百个大岛及其附属小岛，但只有十几个岛屿是以“国家”的边界与其他地方分隔开来的）。然而，一旦边界框架被确立下来，并仍在进行调整，被分割的人类社会在面对环境和经济方面的挑战时就有了新的局限性。那些对自然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的人再也不能丢下烂摊子迁徙到其他地方。那些遭受压迫的人再也找不到向他们敞开怀抱的新疆域。在这个新近被割裂的世界上，数百万人葬身于城墙下、围栏外、护城河里以及河岸边。

现代人类的地理扩散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人类祖先走出非洲，占领了资源丰富的旧世界（Old-World），随后又登陆美洲；第二阶段，欧洲移民开始向新世界（New World）渗透，凭借技术优势和致命的疾病消灭了当地的原住民，或将他们限制在边远地区，使其与世隔绝；第三阶段，在最近的一百多年里，人口呈爆炸式增长，从10亿增加到了近70亿。此外，地图上没有显示出来的是可比性后果：一半以上的人口正在走向城市化，而且这一重大进程仍在加速。城市化进程正在改变“地球号”邮轮的地理环境及其乘客的命运。

人口模型、流向全球化人口和移民

我在美国西北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和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地质系任职（那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期间，都听到了一些世界顶尖学者就地球的未来所发表的观点。地质学家阿瑟·豪兰（Arthur Howland）将大陆漂移说视作一种“神秘主义”，并预言关于陆地板块漂移的想法会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成为历史。政治学家戴维·阿普特（David Apter）预测，非洲将拥有“令人惊叹的”未来，拥有政治自由和经济发展机会的非洲将成为欧洲的竞争对手。据英国科学家奈杰尔·考尔德（Nigel Calder）的预测，随着高纬度地区被冰雪吞噬，地球的温度会快速下降，人们将被迫向热带地区迁徙。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则警告说，人口爆炸将使数十亿人面临饥荒，并在20世纪末引发全球性的混乱和灾难。

所有这些都能说明对未来的预测（哪怕只是短期的预测）有多可怕，但它们的好处在于，人们往往会围绕这些预测展开激烈的、往往富有成效的讨论。图1.3反映的所谓的人口发展周期模型在过去50年里的嬗变就是一个例子。这一模型旨在反映和预测国家及地区的人口已经经历和将要经历的自然增长阶段。这个模型把半个世纪前的人口发展周期分成了三个阶段，并假设所有人口都会经历一个高速增长期（“人口爆炸”），然后是持续的人口膨胀期。几十年前，某些人群（其中包括城市化程度最高的那部分）经历了第四阶段，即增长放缓。目前，由于各种原因，越来越多的社会（即国家）显然正在经历第五阶段的“负增长”，用人口学术语来说就是人口正在萎缩。综合上述因素，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21世纪，全球人口实际上将完全停止增长，甚至可能开始下降。根据预测，这种情况可能在全球人口数量达到90亿—100亿时出现，但我们也知道，这种长期预测包含了许多不确定性。

毋庸置疑，人口不断减少的国家需要输入移民来填补缺口。日本是人口正在加速减少的国家之一，然而它的政策制定者似乎相信，无须通过输入外来人口也可以解决人口问题。另外，在如今的人口大国当中，日本仍然是民族和文化同质性最高的。但移民正在改变其他国家和地区。尽管澳大利亚对寻求庇护者设置了种种障碍，但来到澳大利亚的合法移民正在使它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社会。50年前，澳大利亚的人口尚不及现在的一半，当时全国95%的人拥有欧洲血统，其中3∕4来自不列颠群岛。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即澳大利亚建国200周年时，其移民政策仍在奉行优生（特定种族）原则。在那之后，它的移民政策开始转向，成为合法移民的条件从血统变成了资金和技术。到20世纪90年代初，澳大利亚每年接收约15万移民，主要来自中国、越南、菲律宾、印度和斯里兰卡。按每年接收的移民数量相对于澳大利亚人口数量的比例计算，这就相当于美国 每年 接收超过200万移民。大量移民的涌入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因此澳大利亚有必要减少合法移民的数量，但每年仍有大约8万人入境，其中既有富有的国际化人口，也包括很多寻求机会和更好生活的流向全球化人口，还有一些是前来寻求合法庇护的人。作为接收亚洲移民的主要地点，悉尼已经变成了一个多民族混杂的大城市，其人口数量接近澳大利亚全国总人口的1∕4。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犯罪行为、帮派暴力、毒品问题、骚乱以及其他与“幸运国家”通常不沾边的现象。在每次移民潮中，都有成千上万的流向全球化人口踏上这块土地。他们一无所有，按照规则行事，在这个自由、开放和愿意接受他们的国度茁壮成长。

移民问题在美洲和欧洲都备受关注，移民也已经给北美和西欧社会带来了意义深远的改变。如前所述，在小布什总统执政期间，约1,200万非法移民的存在成了美国的一个政治问题，他们是流向全球化人口中流动性最强的那一部分。当时，美国政府一方面提出议案，准备赋予这些移民以部分合法权利，另一方面，美国又制定了计划，准备加强美墨边境的壁垒，阻挡来自墨西哥的跨境移民。美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富裕国家，与之相邻的墨西哥则是全球边缘地带的代表，是整个中美洲流向全球化人口的移民通道。但是，2006年的联合国移民报告（Report on Migration）强调，和全球总人口相比，全球流动人口的数量仍然比较有限。1990—2005年，全球移民人数从1.55亿增长到了1.91亿，但占比仍然远远不足全球人口的3%。即使在那些鼓励而非阻止移民进入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在成员不断增多的欧盟，跨境工人的比例仍然相当低。与此同时，我们这颗星球上的绝大多数居民还是会在出生地终老一生。这些本土化人口的数量远远超过了流向全球化人口——尽管全球核心地带的发达国家对后者的需求正在增加。

移民及其动机

联合国和其他一些机构在需要识别移民的身份时都面临着一个问题，即如何给移民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上文提到的移民数据指涉的是跨境（国际）移民（跨越一国或多国边境抵达预定目的地，并在原籍国以外的地方生活了一年或一年以上的流向全球化人口）的数量。这部分移民的数量很少，而 跨文化 移民的数量就更微不足道了，这反映了长距离移民所受到的极为严格的限制。移居美国的墨西哥人既是国际移民，也是跨文化移民。移居西欧的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以及移居英国的尼日利亚人也都是如此。与他们不同，在苏联干预阿富汗事务期间，数百万普什图人从饱受战争摧残的阿富汗逃往了巴基斯坦，并在阿富汗国内冲突肆虐时滞留巴基斯坦数年。他们是国际移民，但不是跨文化移民。如今，伊拉克战争正在进行，大批伊拉克人涌入了邻国叙利亚和约旦，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是跨文化移民，这些人到达了欧洲、美国或非伊斯兰世界。这些难民中的绝大多数在未来可能会重返伊拉克。

当然，国际移民的人数要远少于国内移民。全球有数亿流动人口只在本国境内迁徙。在上一代的那些大规模迁移中，有一个案例发生在中国境内，且至今仍在继续：环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崛起将中国西部的数百万农村人口吸引到了东部的城市化地区。从农村向城市迁徙是一种全球现象，其覆盖面要远大于国际移民。因此，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如纽约和伦敦）的数量远不及那些因为聚集了国内的流动人口而实现迅猛发展的新兴大城市（东京、圣保罗、墨西哥城、拉各斯）。

尽管关于未来移民潮的模型做出了预测，国际移民将不断增多，但所有模型都表明，这种增长将无法满足移民输出国和输入国的需求。从地域上看，很显然，来自世界上最贫困国家的移民在国际移民中的占比最低。一个名副其实的人口贩运和走私行业已经兴起，它所剥削的对象正是那些希望进入全球核心地带的人，而其中只有相对较少的人能够筹集足够的资金，并冒险成为非法移民。另一项关键指标表明，当移民输出国和输入国的生活水平相近时，移民潮的规模就会缩小。这似乎是个令人乐观的发展方向，因此也常被视为解决美—墨移民困境的一个目标：提高墨西哥的生活水平有助于减少美墨之间的跨境移民。

尽管全球核心地带的其他国家已经走到了人口快速老龄化和萎缩的阶段，但美国（目前）并未走到那一步，它也因此陷入了另一个困境。在墨西哥和中美洲的其他地方，收入和财富的差距悬殊，极度贫困现象仍然非常普遍，因此这些地方有一大批潜在的流向全球化人口。美国的收入不平等也在日益加剧，工人的工资原地踏步，就业机会不断流失，这些问题对美国这样一个已经接纳了数百万移民的多元社会来说是无数麻烦的根源。在小布什总统的“大赦”提案被国会否决后，非法移民问题在2007—2008年的大选期间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议题。

谁能从中受益？虽然美国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吸纳数百万跨境工人，但墨西哥及其公民才是最大的受益者（流向全球化人口每年给墨西哥带来约250亿美元的收入，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4%）。欧盟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这里的人口老龄化直接导致了年轻劳动人口数量的下降。在全球核心地带，按年平均数量来看，每100个人退休，就会有约140个人谋求空出的那些岗位，求职者和岗位的比例为14∶10。但到2020年，这一比例会降至9∶10。因此，无论移民输入国对外来移民怀有怎样的成见或抵触情绪，这些国家对他们的需求仍将成倍增长。例如，经常有人认为，移民的到来会拉低本地低技能工人的薪资，但研究表明，从长远来看，低薪移民会促使当地人转而寻求更高薪的工作。那么，移民输出国的情况又如何呢？根据联合国的报告，在那些较为贫困的国家，按年平均数量来看，每100个工作岗位约有超过340个人竞争。失业和贫穷滋长了政治、经济和其他形式的极端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全球范围内协调一致的跨国人口流动就如同给地球装上了安全阀，可惜它的管道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被堵塞的。不仅如此，流向全球化人口和本土化人口之间的文化冲突偶尔还会演变成恐怖主义，这种情况会让决策者进一步限制人口流动的决心变得更加坚定。

被阻隔的世界

2008年，全球人口已经接近70亿，国际移民的数量则在2亿左右徘徊，如此看来，地球并不像其所谓的“平坦性”所暗示的那样适合流动。尽管那些涉及千万人的重大历史性迁徙改变了史前人类的分布格局，但后者的轮廓已然留在了现代地图上。随着人口的增长、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以及文化意识形态的多样化，政治权力以城墙、围栏、得到加固的堤坝以及遍布在山脊上的防御工事的形式变得具象化。在国家形成的初始阶段，欧洲帝国主义走完了把一套边界划分框架强加给世界的进程。从塞尔维亚到索马里，这一框架仍在不断演变。这一框架的设计者并不了解世界上大部分自然资源基础的分布情况，还往往会故意忽视文化地理因素，当今的世界和国家所面临的许多不平等和障碍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一套好的地图集——最好是地球仪——能够揭示部分差异，包括绝对面积、相对位置（世界上超过10%的国家是内陆国家）以及与国际交往主流圈子之间的距离。更加专业的地图则能够反映出，在原材料、自然环境和机会方面，哪些国家天生占有优势，哪些国家处于劣势。

今天的世界不仅被各种边界线分割，还存在着区域性的割裂。上文提到的核心—边缘二分法只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中介绍了另一种表现形式（Huntington, 1996）。亨廷顿的框架更具地理学意义，它以文化和种族的空间分布为主要依据，把权力和冲突因素放在了次要位置。亨廷顿用这种方法将世界上的约200个国家划分成了十几个“区域”（图1.4）。不过，无论你怎么看，我们的世界依然是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它的障碍和壁垒限制了无数想要成为流向全球化人口的人。这些既贫穷又无权的本土化人口无力摆脱困境，更无法影响那些掌控他们命运的人。另一些人似乎更自由，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能力也更强。也许是考虑到移民活动存在着风险和不确定性，现有的环境让人更有安全感，这些人选择安于现状。又或许只是出于认命，他们甘愿留在本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地球上的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他们所熟悉的自然和文化环境中。很多人渴望加入规模并不那么庞大的跨文化流动大军，但终因种种限制而无法进入全球化的通道。

这些全球性的、区域性的、国家性的和地方性的分割减缓了地球这个社会平台的公平化进程，即全球化所隐含的“扁平化”进程。从母语到医疗服务，从无处不在的宗教到政治意识形态，从地方冲突到环境危险，从生存方式到生活理念，地理条件从来都和人类的命运紧密相连。地方与地方各不相同，有的能带来机遇，有的会制造枷锁，迈向全球的国际化人口和绝少流动的本土化人口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境遇千差万别、机会极不均等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