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帝国时代的语言遗产

语言是文化的精华，文化则是社会的黏合剂。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人们大多热爱自己的母语，特别是当他们确信自己的母语正面临着威胁时。随着早期人类社会的形成，语言也在不断经历着演变。有些人群与世隔绝，有些则向欧亚大陆、澳大利亚和美洲迁徙，语言就和它们的使用者一起经历着崛起、繁荣和消亡。语言学家们估计，可能已经有数以万计的语言诞生过又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某些主要的语言（包括苏美尔语和伊特鲁里亚语）仅仅留下了零星的书面记录。只有少数语言（如梵语和拉丁语）延续了下来。语言的历史地理就是语言多样性不断丧失的过程，而且这种趋势有增无减。语言学家指出，目前全世界约有7,000种语言，其中有一半都属于濒危语言。从你读到这些文字的那一天起，在之后的一年内，大约又将有25种以上的语言消失。到21世纪末，地球上可能只剩下几百种语言，数十亿地球居民将彻底和他们祖先的语言说再见（Diamond, 2001）。

如果这一预测是准确的，那么可能会消失的将不只是那些偏远地区的少数人群使用的语言。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的趋同是世界“扁平化”的维度之一，语言的同质化则是文化趋同的一个关键部分。我的一些同事认为，这种同质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他们的这种看法未必完全不可取，但恕我直言，在我的这些同事中，大多数人只使用一种语言：英语。迄今为止，我一共使用过6种语言（至今仍可以掌握其中4种），我能够认同语言学家对语言同质化的担忧。英语相对简单，适应性也比较高，这些是它的优势。但由于语言是历史上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的产物，因此英语无法与更有底蕴的法语相提并论，它的丰富性甚至不及荷兰语。欧洲的各种语言大多是近亲，如果英语和它的近亲语言之间都能出现差异，而且这些差异难以消除，那么它的未来可想而知。随着语言的不断融合，约鲁巴语、乌尔都语、泰语和其他一些主要语言的遗产也可能濒临消亡。

如今的语言学家们对地方语言的丧失感到非常担忧。在一些村镇，只有为数不多的老一辈居民还在使用已然濒危的本地语言。随着老人的去世，这些语言也会悄无声息地消亡。社群里的年轻一代更乐于使用流传更广的语言。当地人也没有满怀热情地号召人们拯救濒危的本地语言。如果 确实 出现了这样的拯救活动，那它很有可能是外界人士发起的。这些局外人意识到了本地语言在语义、语法或词汇方面的特殊意义或价值，认为这些都与语言的生态环境有关，也能反映出特定的语言与其使用者的“世界”观之间的联系。绝大多数正在消失的语言从未被书写或被记录下来，但其中一些语言可能包含有关环境变化、早期移民、生态学和信仰体系等的关键证据。在研究资金允许的情况下，一场运动正不断发展壮大，其目的在于尽可能多地保留这些濒危语言。但由于语言消失的速度正在加快，这项工作必然会有缺失。

由于语言地理有一个独特的因素，因此这项抢救工作也会变得更加困难。一般来说，物种丰富度梯度的生物学原理似乎也适用于离散的语言的分布情况。在生物学研究中，人们早已清楚地认识到，单位面积内的动植物物种数量会随着纬度的变化而变化：纬度越高，物种越少。因此，1平方千米的热带雨林可能拥有成千上万个动植物物种；但相同面积的苔原上可能只有几十个动植物物种。物种优势原则与这种梯度原则同理。在物种的数量和多样性都极其丰富的热带雨林中，很少有某一种动植物或某一个种群能够占据明显的优势。而在纬度较高的环境中，往往存在着占主导地位的少数物种，比如某种常绿树或某种大型食草动物。

有趣的是，语言的分布也符合这一规律。温暖、湿润、纬度低的环境往往能孕育出多种语言，每种语言的使用者往往并不多。比如，新几内亚岛上的居民至今仍在使用900多种语言，但没有哪一种语言能在这里占据主导地位。撒哈拉以南非洲拥有超过2,000种语言。但纬度较高的欧洲却只有约200种语言——其中少数几种语言明显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濒危语种都深藏在偏远的、林木茂密的热带地区，想要把它们记录下来尤为困难。2008年，这些语言中的约400种语言被认定为高度濒危。

这种文化多样性的丧失不仅可以被视作全球化的后果，或许也可以被视为它的一项好处。彼此不通的语言种类减少了，世界各国人民不就可以更好地相互理解吗？但这一说法缺乏有力的支撑。使用不同语言的民族当然会发生冲突，但使用相同（或相通）的语言也未必能够扭转对立的局面，甚至无法缓和敌对的情绪。几个世纪以来，北爱尔兰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一直都说着同一种语言，萨达姆倒台后伊拉克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也是如此。人类总有办法找到参与暴力冲突的理由，就算全世界只说同一种语言，人类这种好斗的天性大概也不会改变。语言是“平”的，并不意味着世界会变平或变得更公平。

另一方面，语言的趋同无疑有利于经济交流。在经济全球化的竞技场上，合同及法律方面的其他误解往往是由语言的含混造成的，这就对双语（和多语种）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些观察家认为，加强经济互动有助于缓解可能导致冲突的紧张局面，语言多样性的丧失也可能因此而带来积极影响。

对于全球核心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居民来说，语言既赋予了优势，也强加了责任。如果一个孩子出生在母语既是地区性主导语言又是全球性强势语言（英语、西班牙语、法语）的家庭，那么他从学龄前到退休后都将获得各种机会，这是帝国时代留给他的文化遗产。相比之下，如果一个孩子出生在以少数民族语言为母语的家庭或者一个语种繁多的社会，那么他就要面临大得多的挑战。数以亿计的幸运的国际化人口属于前者，数十亿本土化人口则属于后者。只要浏览一下全球化的商业文献，你就会发现，无论招聘广告招聘的是哪种级别的专业人员，掌握英语和至少一种别的世界语言都是明文规定。从瑞典到新加坡，商学院中的几乎全部课程或者大部分课程都用英文授课。如果说地方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语言决定的，那么要想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关键就在于掌握当前的 通用语 （lingua franca）。

早期的分化，后来的纷争

今天的世界是一座语言的巴别塔，各种语言错综复杂，似乎无法梳理清楚（图2.1）。语言的某些特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识别出并不相同但又存在近亲关系的语言并不难。通过语言之间的相似性，我们很容易做出判断：它们同宗同源，它们分化的历史并不太久远。如前所述，罗马时代的拉丁语演变成了今天的罗曼语族。罗马帝国的建筑师们使用的语言曾被强行推广到从大不列颠岛到伊斯坦布尔海峡的整个欧洲，但在短短几个世纪里，它就被其五大派生语言（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所取代，这五种派生语言都是外来植入和本土语言混合而成的产物。罗马人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国际化人口，但就连他们也无法阻止自身语言的地域分化及差异化。英语也会如此吗？

语言是如何演变和分化的？这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困扰着语言学家的一大难题，而地理因素是揭开谜底的关键。当人类迁入开阔地区，形成以狩猎和采集为生存模式的小型社群时，数量众多的离散语言很可能会迅速大量出现（和消亡）。但当人类开始驯养动植物，较大规模的人类社群开始出现并形成永久定居生活时，语言的种类开始减少，这也意味着幸存下来的语言的使用者开始增多。随着现代国家的崛起，“民族”语言成了国家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少数民族语言不仅会随之消亡，还会成为被压制的对象。近年来，在本土语言保护活动者和国外支持者的共同努力下，一些地方性濒危语言得以幸存下来。威尔士语正在复兴，毛利语和夏威夷语被彻底遗忘的命运也得到了扭转。但就未来的整体趋势而言，语言仍会越变越少。

如此一来，重绘语言谱系图的工作将变得难上加难。倘若人类真正的祖先正是斯蒂芬·奥本海默（Stephen Oppenheimer）所谓的“真正的夏娃”（Real Eve），即假想中的那位孕育了第一批人类的非洲女性（Oppenheimer, 2003），那么世界上的所有语言是否也有一位共同的祖先呢？随着语言的繁衍和多样化，它们中的哪些保留了亲缘关系，哪些没有？这样一项针对语言的侦探工作相当有趣，也很有挑战性，加上整个过程所涉及的各种棘手问题，语言探究史犹如一部引人入胜的科幻大片和斗争史。斯坦福大学的约瑟夫·格林伯格（Joseph Greenberg）是这一领域的顶尖学者，他毕生致力于研究语言的演变史，他提出的很多理论框架至今仍被视为该领域的基石。格林伯格赋予了各种语系（即关系密切的语言群）以空间表达。按照他的划分，全世界7,000多种语言中的大多数可以归入约17个语系，其中就包括所谓的印欧语系。规模庞大的印欧语系包含了近150种语言，从东部的印地语和乌尔都语到中部的伊朗语和库尔德语，再到西部的德语和英语，都是该语系的成员（图2.1）。格林伯格把大约2,000种非洲语言分成了4个语系，把美洲众多的本土语言分成了3个语系（Greenberg, 1963, 1987）。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格林伯格于2001年去世后，外界对他的语言理论提出了很多批评，人们也一直在修正他的语言地图。如今，一些语言学家认为，仅在美洲就有多达150个语系，至于格林伯格吹嘘的非洲语言体系，同样存在着严重的过度简化问题。但除此以外，他的结论仍未受到质疑，他的语言地图也能帮助人们对语言遗产的分布情况形成初步的了解。

世界语言和地方语言

提到“语言多样性的丧失”，人们想到的不仅有濒危语言的消亡，还有“世界语言”的胜利，即印欧语系的胜利。英语是印欧语系的主要语言，它的地位堪比之前的拉丁语。诚然，约有12亿人以汉语为母语（或第一语言），这个数字约为英语使用者数量的3倍，但英语是世界通用语，汉语则不是。这是由大英帝国推动、由美国的全球影响力维系的全球化浪潮的永久遗产。正如俗语所言，大英帝国一度是日不落的国家。今天，英语世界的太阳也永不会落下。

无论如何，把汉语视为一种世界主要语言（正如我们的地名词典和教科书经常做的那样）会让人产生误解。数以亿计的中国人认识汉字，却听不懂自己近邻的语言，因此，汉语书面语比汉语口语更有资格被称为通用语。尽管没有可靠的数据，但是说 普通话 （Putonghua）的中国人——也就是说现代标准汉语的中国人——不超过全体中国人的一半。能够说一口流利普通话的中国人主要集中在历史悠久的北方核心地区和经济蓬勃发展的东部地区。中国的主体民族为“汉民族”，但语言分布图却反映出了另一种情形。地图显示，中国有着超过1,400种方言，其中大多数方言彼此之间无法沟通。南方的方言数量远多于北方，将普通话分为“北方普通话”和“南方普通话”的做法并不能反映现实情况。中国的文化地理学者认为，中国多种方言组成的语言万花筒要比欧洲的更繁复，言下之意是，官方地图展示的基于一种民族语言的“多种方言”，更多是出于政治考虑，而非基于语言现实。少数民族的人们在迁徙到中国的环太平洋地区工作时，会发现自己在语言上处于劣势；说不好普通话的汉人在某些方面也处于弱势地位。

一种语言虽不是通用语，却能被几乎所有人读懂，这是如何实现的？你只要看一看中国各地的电视节目，就会发现中国的新闻报道都配有汉语字幕，这是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现代标准汉语的一种举措。印欧语系虽然也有通用字符，但仅限于数字。以数字5为例，所有欧洲人都能看懂5这个字符。但数字5在欧洲不同语言中的发音是不同的：five（英语），cinq（法语），fünf（德语），vijf（荷兰语），cinque（意大利语）。当多个字符连在一起时——比如571，情况就更复杂了。不过，如果是书面的571，彼此语言不通的欧洲人都能立刻明白是什么意思。由此可见，书面语具有口语所不具备的优势，听不懂对方语言的人也能看懂同一种文字。因此，那些把普通话视为中国“民族”语言的地图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即使只有一半的汉族人既会说普通话也能听懂普通话，就意味着普通话有6亿左右的使用者。作为汉藏语系的主要成员，汉语在使用者数量方面仍然领先于其他成员。可尽管如此，汉语依然很难成为英语那样的世界语言：汉语仍然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所需的通信技术转换很难实现。虽然印欧语系中没有任何一种语言的使用者数量能超过汉语，但印欧语系中的几种主要语言使用者数量加起来超过了汉语。英语（4亿）、西班牙语（3.1亿）、印地语（3.05亿）、葡萄牙语（1.65亿）、俄语（1.5亿）、孟加拉语（1.3亿）、德语（1亿）、法语（0.8亿）和意大利语（0.6亿）都是印欧语系中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语言，其中有几种民族语言还曾在殖民时期被广泛传播到本国之外。

因此，这些民族语言就成了殖民者在被殖民的全球边缘地带实行文化统治的工具。法国的殖民政策可以（也确实曾经）用一个词来概括： 同化 （assimilation）。把法语的优越性和法国的价值观传播到殖民帝国的土地上，曾是法语世界的终极目标，这个世界的精英——以及后来的大众——都视法国文化为欧洲文化中最优越的部分。法国人一直都（如今依然）激烈地甚至激进地保护他们的语言。直到今天，法国政府仍然坚持每年召开国际会议，维护和推动法语语言的影响力。从马提尼克岛到越南，从塞内加尔到魁北克，曾经的和如今的法属殖民地与领地上的代表都会参加会议。法国前总统乔治·蓬皮杜（Georges Jean Pompidou）喜欢说这样一句话：“正是通过我们的语言，法国才彰显了其世界地位，才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而不仅仅是‘另一个国家’。”

英语语言的崛起

不过，成为全球化语言的是英语，而不是法语。从殖民时期、后殖民时期和新殖民时期到全球化时期，英语演变出了多种形式，成了从美国到新西兰等许多国家的官方语言，还成了尼日利亚和马来西亚等国家的精英阶层的语言。在帝国统治下的诸多国家，英语成了行政管理、公共服务、商业贸易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 通用语 。英语曾是全球近10%的人口的母语，直到二战爆发以及全球边缘地带的人口开始爆炸式增长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变。盟军获胜之后，英语看似将加速崛起，率先成为第一种名副其实的全球语言，但人口爆炸改变了这一前景。

在前殖民时期全球边缘地带的传统文化中，使用多种语言的现象屡见不鲜（现在仍是如此）。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新几内亚，当地人往往会说多种语言，因为市场会吸引来自不同村庄的商贩，而那些村庄的村民使用的往往是其他语言。在有些地区，人们在区域性商业活动中使用的语言（比如东非的斯瓦希里语和西非的豪萨语）已经积累了数千万使用者。豪萨语目前在西非内陆的几个国家被4,500多万人使用；斯瓦希里语在坦桑尼亚是官方语言，在肯尼亚则和英语同为官方语言。但是，殖民征服改变了数十亿本土化人口和流向全球化人口的境遇。在传统社会中，熟练地掌握多种本地语言意味着能拥有为数不多但颇有分量的优势。然而到了殖民时期，殖民者的语言才是权力的语言，当地人唯有学习和熟练掌握殖民语言，才能拥有更多的机会。语言多元化因此具有了全新的内涵。在说法语的非洲和亚洲国家，法语说得最好的本地人能够在国内拥有地位和影响力，他们时常还会获得资助前往法国学习，进一步接受“同化”。在大英帝国的那些殖民地，行政和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只要英语能力突出，就能得到升职的机会，这批人效忠于王室，替殖民统治者管理着领地。无论是税务员还是学校校长，无论是放贷人还是邮局职员，只要以英语为母语就能占据优势。于是，语言的等级制度里又增加了一个全新且关键的层面。

当语言学家们努力重新绘制一幅本土语言谱系图时，真实世界中的残酷现实却与理论构想并不一致。在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等殖民语言的排挤下，北美的本土语言不断退缩，只在零星的保留地上有所残存；只有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区和亚马孙河流域以及中美洲的一些面积较小的地区，大量的美洲原住民语言区保留了下来（图2.2）。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英语使用者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原住民语言和毛利语使用者的人数。南非已经成为一个“双语”国家，但这里的“双语”并不是指在该国拥有最多使用者的两种语言，而是两种代表权力的语言：南非语和英语。当去殖民化浪潮席卷全球时，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国家先后摆脱了殖民统治，并宣布将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作为他们的“官方”语言，有些国家则把英语和某种当地语言同时当作官方语言。例如，印度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和印地语，文莱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和马来语，吉布提同时使用法语和阿拉伯语，中非共和国的官方语言是法语和桑戈语。但也有一些国家至今只承认一种官方语言，比如安哥拉的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塞内加尔的官方语言是法语，尼日利亚的官方语言是英语，赤道几内亚的官方语言是西班牙语。

对那些出生在只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地方，既没有接触过覆盖面更广的区域性语言，又与官方语言隔着十万八千里的本土化人口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在那些仍以过去的殖民语言为官方语言的国家，掌握该语言是参与管理、行政或成为商界精英的 必要条件 （sine qua non）。生长在偏远的农村地区，在本土语言环境下接受教育，不能从小就接触到专属于政界和社会精英的语言，都会直接让本土化人口处于不利的境地，而且这种不利地位往往很难逆转。现代化为一些国家创造了需要熟练掌握英语的工作岗位，比如在印度的高科技和外包型产业，获得就业机会的都是那些拥有“语言优势”的流向全球化人口，他们也因此率先登上了全球化的第一级阶梯。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在城市里接受的教育，在城市里，双语教育并不罕见，而是已经普及开来。然而，即使在多语种的印度，这部分人也仍然只占少数。他们的世界可能比本土化人口的世界更加平坦，但从2008年的数据来看，在印度的4亿劳动人口中，这部分人刚刚超过100万。和全球边缘地带的大多数国家一样，对印度的本土化人口而言，“世界是平的”无异于天方夜谭。

变动中的语言版图

如果数以亿计的本土化人口发现，自己之所以处于弱势地位，是因为没有掌握通行全球的印欧语系语言，他们是否会打造自己的世界语，以替代“标准”语言？就算旧的本土语言在持续消亡，这种替代性创造是否会开创一个语言形成的新时代？当然，这种创新以前就有过，比如人们曾将西非海岸地区的西部海岸语和加勒比群岛上的各种克里奥尔语用作非正式的商业语言。不过，如今的前景已经不同了。正如本书第一章所提到的，全球人口预计还会增长约30亿，其中的绝大部分都将居住在全球边缘地带。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意味着这部分人口将聚集在未来的那些超大城市中。在那里，他们会继续使用父辈的语言——同时，为了方便与同龄人交流，他们也会创造出自己的语言。具体来说，他们会把电视、娱乐、广告、购物、求职以及其他领域常用的词汇混合在一起，发明出一种能在他们的城市栖息地里通用的混杂型语言。

这种全球性的发展趋势在世界各国的各种城市环境中催生了数百种新的英语形式，在旧语言不断消失的时候，新的语言则在不断涌现。这种发展趋势是全球化的副产品，我们还不清楚它将带来怎样的后果（Crystal, 2003）。但这一趋势显然与民族国家长期以来致力于保护和编纂民族语言或“标准”语言并以此来区分社会精英和社会地位更低的人群的做法背道而驰。标准语言不仅仅是个人身份的问题：它是上流社会维护自身特权的一种方式。“标准英语”（King's English）是伦敦及其周边地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所说的英语，它曾是英国广播公司新闻主播的标配。但我们如果再看看如今的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就会发现情况已经变了。

不过，“保留和维持标准语言是有好处（和优势）的”这一理念并未被抛弃。几个世纪以来，英语一直受到“国家语言项目”的保护，“标准英文发音”（BRP）仍是英语使用者所追求的标准发音。英国人会很自然地把首都伦敦的英语视为“标准”英语；巴黎及其周边地区的法语也是最标准的法语，在16世纪时还曾被法国确定为标准语言和官方语言。4个世纪后，法国人不得不发起一场大规模的语言保护运动（包括使用民事处罚手段），以打击在商业、广告和其他公共场合使用“外国”语言（主要是英语）的现象。如图2.1所示，中国境内从东北到西南全都使用汉语，但前面已经提到，中国方言众多，其中的很多方言彼此并不相通。在过去的30年里，环太平洋经济带的蓬勃发展给中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随着数以百万计的人口从西部向东迁移，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融合。而在此之前，大部分中国人很容易通过方言来辨识各自的地域身份，因为方言是他们随身携带的“地方标识牌”。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决定采纳一种“标准的”汉语口语时，他们选择了首都北京使用的版本。当时，只有少数中国人会讲这种最纯正的“北方普通话”（Northern Mandarin），也就是汉语中所称的“官话”，一个人会说官话，就表明他来自中国的核心地区。但是，最终将从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大潮中脱颖而出的是 普通话 ，它很可能与之前政府大力推广的“北方普通话”相去甚远。

直到20世纪末，除了东南亚华人社区等少数例外，汉语的通行范围基本仅限于中国境内。尽管当时已经有10亿人说汉语，但它仍不足以成为一种世界语言。但如今，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中国国内的经济转型带动了其在海外的商品采购、基建投资、文化外交和教育交流等方面的需求。中国的领导人鼓励其重要贸易伙伴在当地学习中国文化或加强在中国文化方面的交流。（近年来最热衷于学习中国文化的是津巴布韦，中文已经成为该国的学校课程之一。哈拉雷大学在北京市的支持下设立了中国问题研究中心。）毫无疑问，中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崛起，必将推动中文融入全球语言体系。

尽管如此，“北方普通话”在中国本土之外还是不太可能挑战欧洲语言。汉语将成为语言变革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在那些长期既说汉语也说英语的城市里已经有所体现。比如，中国香港地区曾经长期由英国管辖，初次来到这里的游客会惊讶地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出租车司机或商店老板都能使用标准英语。不过这也很正常，香港的700多万市民所使用的语言不只是英语和汉语，还有很多其他语言。香港人正在设计他们自己的混合语言，有人称之为“中式英语”（Chinglish）。中式英语很容易入门，本地人可以很方便地用它来交流。在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英语、汉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都是官方语言，在这个多语种的环境中，你会听到一种类似于城市世界语的“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无独有偶，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到新西兰的奥克兰，很多城市都在经历同样的语言混合过程（其具体组成部分会因为区域地理环境而异）。

在语言的金字塔中，作为基石的地方语言会整个消失；位于塔尖的标准语言也会受到语言混杂的侵蚀。更有甚者，语言文化的历史属性也在丧失。其中，最岌岌可危的可能是众多亚洲语言和大多数非洲语言所共有的一个属性：声调。举例来说，汉语不仅有发音，还有声调。同一个汉字可能因为“唱法”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含义。约鲁巴语和本巴语都有声调，英语和德语则没有。在汉语中，普通话有4个声调：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这些声调可以用来区分汉语中的一些具有相同的元音和辅音但含义不同的汉字（在非洲的“阶地声调”语言中，情况更为复杂）。例如，在普通话中，名词“米”（大米）和动词“眯”（“眯眼”）、“迷”（“迷惑”）的发音都是“mi”，区别只在于声调的不同。显然，那些在没有声调变换的语言环境中长大的人很难学会标准汉语，但是当有声调的语言和没有声调的语言相遇并融合时，人们很快就会选择舍弃声调。

这种情况带来的损失超乎我们的想象。研究表明，在学习汉语及其他有声调的语言方面，受过音乐训练的西方人（他们因此比较熟悉声调的变化）比那些没有受过音乐训练的人更有优势。神经科学家黄俊文（Patrick C. M. Wong）在美国西北大学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声调的影响可能是双向的：以有声调的语言为母语的人在学习乐器时更具优势（Nagourney, 2007）。甚至在我们还不清楚即将失去哪些进化的遗产时，语言的同质化可能就已经终结了我们的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

与此同时，新技术（主要是互联网技术）带来的语言全球化、语言质量把控的缺失（比如维基百科现象）、城市化（主要发生在中国和巴西等国家的大型城市）以及公众对语言规范性的态度的转变（比如媒体和字典会快速接纳俚语和新造的词），都反映了语言的历史和地理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可能会给流向全球化人口带来新机遇，也对多语言能力的新形式提出了要求：语言的规范正在快速改变，仅仅熟练掌握一种“标准”语言已经不够用了。对国际化人口来说，随着“世界”语言不断与地方语言混杂并失去其国际性，语言的文化地理会发生改变，从而带来意想不到的挑战。戴维·格拉多尔（David Graddol）举例说，瑞典语“现在的定位更像是一种有利于民族团结的本土语言，而不是一种用于科学研究和大学教育或供欧洲人交流的语言”（Graddol, 2004）。从这个角度来看，就连标准英语也未必能在更广阔的世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尽管如此，英语目前仍处于上升阶段，尤其是在全球核心地带（图2.3）。由于近期的政治历史方面的部分原因，欧盟的扩张加快了英语的发展。德语仍然容易让人习惯性地想到战争，这一劣势在短时间内无法消除；俄语则会让人们联想到苏联时代。虽然欧盟承认20种官方语言，进而产生了高昂的多语种互译费用，但欧盟委员会和它的工作人员只使用英语、德语和法语。在这3种语言中，英语的主导地位正日益稳固。在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的一系列讨论中，英语也是通用语，虽然各国的代表在使用英语的熟练度上差别很大（图2.4）。同样，随着2004年欧盟开始大规模扩张，东欧的教育体系也开始推广英语。“在东欧……英语能力开始被视为现代生活的一项基本技能，就和会开车或者会使用电脑一样。”（ Economist , 2004）

纵观全球边缘地带，在通往全球化的道路上，英语正在由点及面，一路开花。但就像之前的拉丁语一样，英语也在不断分化，产生各种形式，未来的语言地图可能会因此而发生改变。虽然在全球边缘地带，有数以亿计的学生在学校接受英语教育，但即使他们学的是标准英语，他们也会把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和在媒体上接触到的内容混杂在一起，改造成独具地方特色的“他们的”英语。中式英语、新加坡式英语、意第绪式英语（Yinglish）以及其他类似版本的地方英语仍将继续演变，不过在全球化时代，因为这些地方英语具有足够的相似性，因此使用它们的人沟通起来不会遇到障碍。

未来的竞技场

标准英语（或与之接近的版本）可能正在成为欧洲的 通用语 ，但即使是全球核心地带也有一些角落，这些角落里的全球化进程是在没有全球语言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你从成田国际机场乘火车前往东京市中心，你就会发现自己一路上看到的似乎都是熟悉的、在美国常见的场景，除了这里的车辆靠左行驶，人们的穿着更加正式，整体上更有秩序。从银座宽阔的人行道上的路人面孔来判断，东京的民族同质化程度可能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大城市都要高。即使在旅游旺季，这里的日本人数量也要远远超过游客的数量。在东京的主干道两侧，玻璃和铬合金结构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国际连锁酒店占据着黄金地段，索尼和香奈儿等国际商业巨头的店铺聚集在市中心。你只要在这里众多的顶层餐厅里挑一家享用午餐，就可以俯瞰这座已经成为全球化的标志性景观之一的城市。

但是，东京的语言景观反映的只是英语最表层的特征。对国际化人口来说，东京的天际线也许会让人觉得，全球化的语言在这里已经很普遍了，但流向全球化人口和本土化人口对此更有发言权。日本就像法国那样精心维护着本国的语言，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日语书面语并不像法语那样容易被英语同化；尽管日本的人口正在不断减少，日本社会也正在进入老龄化，但它仍然坚决抵制跨文化移民。在这一点上，日本与法国不同。此外，日语也没能像法语那样成为一种世界性语言。日本进入帝国时代的时间比较晚，它的帝国在地理上仍然受限，持续的时间也不够久。到了适应和发明的现代时期，日本从英美两国借鉴和采用了不少知识和技能（靠左行驶就是从英国学来的），但日本人使用英语的场景非常有限。尽管日本经历了美国的军事占领以及之后的复兴，但日语仍是日本的技术和现代化领域的通用语。日本的例子证明了，不用英语化（Anglicization），也可以实现全球化。尽管日本的管理者和技术精英都能掌握两门语言，英语也是学校的科目之一，但日本的大学、研究机构和跨国公司都主要用日语交流。根据2007年《民族语》（ Ethnologue ）的估计，目前只有不到1%的日本人认为自己能够熟练使用英语，这一比例远低于任何一个欧盟国家（图2.3）。按照这一比例，在日本的1.27亿人口中，只有不到100万人能够同时掌握日语和英语。可尽管如此，日本仍是全球化进程中最强大的力量之一，它的经济规模也位居世界前列。

如果日本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英语在未来的全球化世界中的主导地位？我们在第一章中探讨过，地球人口未来的发展将迎来这样的前景：到了21世纪，以标准英语为第一语言的人口占比将有所下降，因为未来的人口增长将主要发生在英语不那么重要的国家。在3代人以前，全球有将近10%的人会在自己家里说英语，但各种估算表明，这个数字如今已经降到了6%，到21世纪中叶将下降到5%（Graddol, 1997）。虽然“标准英语在目前的全球化浪潮中将成为通用语言”的观点仍有市场，但种种证据表明，世界将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从日本和法国在对待本国语言方面表现出的保护主义到阿拉伯国家的民族主义，再到将西班牙语带到更广阔的新世界的扩张主义，一系列因素都将影响标准英语的发展前景。和2,000年前的拉丁语一样，英语自身也在经历种种变革，这表明它会成为未来的诸多变体的基础（McArthur, 1998）。于是，英语扮演的角色似乎会变得更加多样化，它将从一种受到严格保护的标准语言变成一种灵活变通的交流媒介，既可以保留那种必不可少的精准版本（比如在科学文本中），也可以衍生出一些不那么标准的版本。那种精准版本可能仍将在国际交流中充当主要媒介，也许在未来几代人的时间里都是如此，但即便如此，它也绝不是唯一的媒介。因此，各种“英语”不仅会横向出现，也会纵向产生。正如香港的“中式英语”和拉各斯的“约式英语”（Yorlish，也称约鲁巴英语，Yoruba-English）相似度有限一样，科技英语和商务英语的差异也很大。在欧盟和环太平洋地区，商务英语为正处于上升之势的英语提供了强大的助力（ Economist , 2007a）。尽管仍有一些国家将抵制英语的渗透当作一项政策来执行，但在那些把英语列为主要语言之一的国家，英语能力会因此变得更有价值。

对本土化人口和潜在的流向全球化人口而言，这种情况意味着掌握双语和多种语言是通往美好未来的关键。众所周知，无论是在英国、美国还是在澳大利亚，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都是多语种学习能力最差的人群之一。作为帝国遗产的英语也保留了其冷漠和无能的一面。最近，一项关于伊拉克战争的研究数据显示，在位于巴格达的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的约1,000名工作人员中，只有6人能熟练使用阿拉伯语。尽管有很多美国人极力宣称，美国的西班牙裔移民必须遵守“只讲英语”的规定，但相对而言，很少有讲英语的美国人愿意多学习一种语言，以便和新来的移民交流。但是，在如今这样一个语言种类越来越多的世界，只会讲英语的人可能会发现自己正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拥有双语能力的本土化人口一旦成为流向全球化人口，就更有可能获得成功。在印度尼西亚和中国，越来越多的儿童正在将英语当作第二语言来学习；在智利和蒙古等国家，政府的教育部门已经将所有学生都掌握双语能力当作教育政策的目标。人们会引述戴维·格拉多尔的话来做出预言：“10年内，世界上约1∕3的人口都将努力学习英语。”（ Economist , 2006）因此，讲两种语言或多种语言（以及各种版本的英语的混杂）很有可能成为未来英语发展的常态，而唯英语论（以及只讲英语的人）将被历史抛弃。

对于最近十年来出生于全球边缘地带的数百万农村居民来说，本土语言仍是他们难以抹去的身份标识，语言能力限制了他们的进一步发展。但是语言模式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人口地图也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生长在城市的本土化人口的数量将不断超过生长于农村的本土化人口。在未来的多元文化大城市的民族社区里，语言和社会身份之间的联系不会再像今天这样紧密。人们会学习新的语言，也会打造自己的专属语言。对他们来说，掌握多种语言是战胜地方之力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