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与政治相关的自由观念和其他价值

还有更多的自由观念受到人工智能的影响。例如，博斯特罗姆（Bostrom）、索格纳（Sorgner）和桑德伯格（Sandberg）等超人类主义者（见第六章）提出在传统的个人自由权利之外增加“形态自由”（morphological freedom）。这种观点是，通过先进的技术——人工智能，但也包括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等——我们将能够超越目前的生物限制，重新形塑人类形态，并控制我们自身的形态（Roden 2015）。这既可以理解为人类整体层面的自由，也可以理解为个人的自由。例如，桑德伯格（2013）认为，改造自己身体的权利对于任何未来的民主社会都至关重要，因此应将其视为一项基本权利。我们也可以用类似的论点来论证改变个人思想的权利，例如借助人工智能。在这里，需要根据新技术的发展重新审视和讨论的与其说是传统的自由观念，不如说是新技术赋予了我们一种新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是我们以前所没有的。不过，请注意，这种自由仍然非常接近于古典的自由主义观念，即自主意义上的自由（积极自由），特别是不干涉（消极自由）：其理念是由我而不是他人来决定我的生活、身体和思想。

总之，马克思和当代批判理论以及受亚里士多德哲学启发的哲学共和主义，都对古典自由主义和当代自由主义的观点——自由主要是指不受他人干涉、与他人分离，以及（仅仅）以心理方式定义的个人自主——提出了挑战。相反，他们捍卫的是更具关系性和政治性的自由观念，根据这种观念，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是政治存在，成为实现自我统治的平等政治共同体的一部分，并为这种平等、包容和参与创造条件时，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人工智能（及其人类用户）在阻碍或促进实现这种自由和政治观念及其条件方面的作用是什么？此外，这些思考方向都以自己的方式质疑整个社会的引导和组织，而不是关注对个人本身的伤害。尽管免于干涉和行使个人内在自主权被滥用，但它们仍然是当今自由民主国家的重要原则和价值观，而上述哲学则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替代框架，用以讨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会带来或威胁什么样的政治自由，以及我们想要什么样的政治自由和社会。

然而，自由并不是人工智能政治中唯一重要的东西。正如我已经提出的，自由还与其他重要的政治价值、原则和概念相关，如民主、权力、公正和平等。例如，托克维尔（Tocqueville 2000）在19世纪30年代写道，自由与平等之间存在权衡（trade-off）和根本性的紧张关系；他警告说，过于平等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相比之下，卢梭则认为两者是相容的：他的政治自由理想建立在公民道德和政治平等的基础上，同时也要求一定程度的社会经济平等。在当代政治哲学和经济思想中，诺齐克（Nozick）、哈耶克、伯林和弗里德曼（Friedman）等自由主义者遵循权衡的观点，并且认为自由需要得到保护；而哈贝马斯、皮凯蒂（Piketty）和森（Sen）等思想家则认为，过多的不平等会危及民主，而民主 既 需要自由， 也 需要平等（Giebler and Merkel 2016）。第三章将重点讨论平等与公正原则，并讨论它们与人工智能政治的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