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结构和各章概述

本书共分为七章。

除了第一章导论之外，在第二章中我提出了与自由这一政治原则相关的问题。当人工智能提供制定、操纵和影响我们决策的新方式时，自由意味着什么？当我们为有实力的大型公司提供数字劳动时，我们的自由度如何？机器人取代工人是否会导致奴隶制思想的延续？本章根据不同的自由观念展开。通过与政治哲学中长期讨论的自由（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negative and positive liberty）和助推理论（nudging theory）进行连接，本章讨论了算法决策和影响所带来的可能性。本章指出，在人工智能建议的基础上消极自由是如何被剥夺的，质疑通过人工智能方式的自由主义助推到底有多自由，并根据黑格尔（Hegel）和马克思（Marx）的理论提出了批判性问题，说明了机器人的意义和使用如何有可能与奴役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历史和现状联系在一起。本章最后讨论了人工智能与政治参与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关系，这在第四章关于民主的主题中仍将继续讨论。

第三章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在平等和公正方面的政治影响（通常是非预期的）是什么？机器人技术带来的自动化和数字化是否会加剧社会中的不平等？人工智能的自动化决策是否会像本杰明（Benjamin 2019a）、诺布尔（Noble 2018）和克里亚多·佩雷斯（Criado Perez 2019）所认为的那样，导致歧视和种族主义？如果会，是为什么？机器人的性别化是否有问题，以及问题是如何产生的？这些讨论中所使用的公正和公平的含义是什么？本章将有关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自动化与歧视的讨论置于经典政治哲学讨论的背景下，即自由主义哲学传统中关于（不）平等和（不）公正的讨论，如罗尔斯（Rawls）、哈耶克（Hayek），同时也与马克思主义、批判女权主义以及反种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思想相联系。本章提出了关于普遍正义观念与基于群体身份和积极性差别待遇的正义观念之间的紧张关系的问题，并讨论了有关代际正义和全球正义的议题。本章最后提出的论点是，人工智能算法从来都不是政治中立的。

在第四章中，我将讨论人工智能对民主的影响。人工智能可以用来操纵选民和选举。人工智能的监控是否会破坏民主？它是否如祖博夫（Zuboff 2019）所主张的那样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我们是否正在走向一种“数据法西斯主义”（data fascism）和“数据殖民主义”（data colonialism）？我们所说的民主到底是什么意思？本章结合民主理论、关于专业知识在政治中的作用的讨论以及关于极权主义条件的著作，对民主和人工智能进行了讨论。首先，它表明，虽然我们很容易看到人工智能如何威胁民主，但要明确我们想要什么样的民主，以及技术在民主中的作用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那就困难得多了。本章概述了柏拉图式的技术官僚（Platonic-technocratic）政治观念与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participative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理想［杜威（Dewey）和哈贝马斯（Habermas）］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后者又有其批评者［墨菲（Mouffe）和朗西埃（Rancière）］。本章将这一讨论与“信息气泡”（information bubbles，亦可译为“信息茧房”）、“回音室”（echo chambers）和“人工智能驱动的民粹主义”（AI-powered populism）等问题联系起来。其次，本章认为，通过技术实现极权主义的问题指向了现代社会中更深层次的长期存在的问题，如孤独（阿伦特）和缺乏信任。伦理讨论往往只关注对个体的伤害，却忽视了这一更广泛的社会和历史维度。本章最后指出，当人工智能被用作企业操纵和官僚管理人民的工具时，就会产生阿伦特（2006）所说的“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的危险。

第五章讨论了人工智能与权力。人工智能如何用于规训和自我规训？它如何影响知识，如何转变和塑造现有的权力关系：人类与机器之间，人类与人类之间，甚至人类内部。谁能从中受益？为了提出这些问题，本章不仅回顾了关于民主、监控和监控资本主义的讨论，也引入了福柯（Foucault）复杂的权力观，其强调了权力在制度、人际关系和身体层面的微观机制。首先，本章建立了一个概念框架用以思考权力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然后，借鉴了三种权力理论来阐述其中的一些关系：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福柯和巴特勒（Butler），以及一种以表演为导向的方法。这使我能够揭示人工智能的诱惑和操纵，人工智能产生的剥削和自我剥削及其资本主义背景，以及数据科学在标记、分类和监视人们方面的历史。同时，本章也指出了人工智能赋予人们权力的方式，以及通过社交媒体在自我和主体性的建构中发挥作用的方式。此外，本章还认为，从技术表演的角度来看待人工智能和人类在其中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指出，技术在组织我们的行动、行为和感觉方式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超越工具性的角色。我认为，这些（技术）权力的行使总是具有主动的、社会的维度，这同时涉及人工智能和人类。

在第六章中，我将介绍有关非人类的问题。像大多数人工智能伦理一样，经典的政治讨论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但这至少在两个方面受到质疑。一方面，在政治上，人类是唯一重要的事物吗？人工智能给非人类带来什么影响？对于应对气候变化而言，人工智能的使用对人类而言是威胁还是机遇，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系统和机器人本身是否具有政治地位，例如公民身份？后人类主义者质疑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政治观。此外，超人类主义者认为，人类将被超智能的人工智能体所取代。如果被超人工智能接管，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影响？人类的自由、公正和民主是否就此终结？我们将从动物权利和环境理论（Singer，Cochrane，Garner，Rowlands，Donaldson and Kymlicka，Callicott，Rolston，Leopold等）、后人类主义（Haraway，Wolfe，Braidotti，Massumi，Latour等）、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伦理（Floridi，Bostrom，Gunkel，Coeckelbergh等）以及超人类主义（Bostrom，Kurzweil，Moravec，Hughes等）等方面出发，探讨超越人类的人工智能政治观念。本章认为，这样的政治需要将非人类纳入其中来重新思考自由、公正和民主等观念，也会对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提出新的问题。本章最后指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人工智能政治重塑了人类与人工智能关系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人类被人工智能剥夺或赋予了权力，另一方面人类也赋予了人工智能以权力。

最后一章对全书内容进行了总结，并得出以下结论：（1）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当前我们在政治和社会讨论中所关心的自由、种族主义、公正和民主等问题具有了新的紧迫性和相关性；（2）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政治加以概念化不是简单地应用现有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中的概念，而是要求我们对这些概念本身（自由、平等、公正、民主等）进行审视，并对政治的本质和未来以及我们人类自身提出问题。本章还认为，鉴于技术与社会、环境及存在主义心理的变化和转型有着密切的关联，21世纪的政治哲学再也无法回避海德格尔（Heidegger 1977）所说的“关于技术的问题”（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本章随后概述了在该领域需要进一步采取的步骤。我们需要更多的哲学家在这一领域开展工作，对政治哲学/技术哲学的联结进行更多的研究，希望能进一步促进对政治与技术的“共同思考”（thinking together）。我们还需要更多地思考如何使人工智能政治对全球环境和文化差异更具参与性、公共性、民主性、包容性和敏感性。本书最后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 政治技术 来塑造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