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珍妮特
THE TWO JANETS （1990）
我不像很多人那样，认为你必须阅读一本书才能从中得到什么。其实拿起一本书，翻转，摸摸封面，翻看几页，再合上，你就能了解它。尤其是，如果它之前被读的次数够多，它就能对你说话。
这就是我喜欢在午餐时间逛二手书店的原因。母亲打来电话时，我正在联合广场西侧的露天书摊上，就是那种把书放在巨大的板条箱里卖的书摊。我很想声称自己当时在看一本旧平装书，比如说《兔子，跑吧》，但其实我看的是亨利·格雷戈尔·费尔森的《改装车》，看一眼封面上的人物发型，你就等于把整个故事都读完了。
靠近16街的角落里的公用电话一直响个不停。最后，我拿起电话，说：“喂？妈妈？”
“珍妮特，是你吗？”我母亲有种不可思议的能力，真的，她能打公用电话找到我，这种事她大约每个月做一次。
哎呀，当然是我。否则，我还会拿起听筒就喊“妈妈”吗？“我很难找吗？”我问道。
“太难了。我打了三个电话，你肯定想不到我之前还打了两个。”她的能力也不是百发百中。
“好吧，一切都好吗？”我问道。一张嘴就是家乡口音。每当跟老家的人说话，我刻意隐藏的口音就会重新出现。
“好着呢。”她跟我说了我的前未婚夫艾伦和我最好的朋友珍妮特的事。人们曾经管我们叫“两个珍妮特”。母亲一直与我的高中朋友有联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当然还住在欧文斯伯勒。然后她说：“你猜怎么着，约翰·厄普代克刚刚搬到了欧文斯伯勒。”
“约翰·厄普代克？”
“那个作家。写《兔子，跑吧》的？大约一个星期前。他在枫树大道上买了一栋房子，正对着那边的医院。”
“这是报纸上说的？”
“不，当然不是。我敢说他还是想要些私人空间的。我是听伊丽莎白·多尔西说的，就是你以前的音乐老师。她的大女儿玛丽·贝丝嫁给了小斯威尼·科斯特，科斯特在利奇菲尔德路上的那个新公司做房地产销售。她打电话告诉我的，她觉得你可能会感兴趣。”
大家都知道，我对文学感兴趣。我来纽约是为了找一份出版业的工作。我的室友已经进了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我回去工作之前给她打了电话。她的午饭都是要到两点才吃。她没听说约翰·厄普代克搬到欧文斯伯勒的事，但她从《出版人周刊》上查到一条消息，说约翰·厄普代克卖掉了马萨诸塞州的房子，搬到了中西部的一座小城市。
这我就搞不懂了。欧文斯伯勒与印第安纳州隔河相望，但它仍然属于南部，而不是中西部。最北端的邦联英雄雕像就矗立在法院的草坪上。我对这些东西不敏感，但有些人却很敏感。然后我想，如果你只看地图，就像《出版人周刊》编辑部里负责事实核查的那些人一样，或者像正在寻找一个新的安家之所的厄普代克本人可能做过的一样，你大概也会认为欧文斯伯勒位于中西部，因为它离圣路易斯比亚特兰大近得多。然后我又想，说不定厄普代克只是谎称“中西部”，好引开人们的注意力。也许他像塞林格一样，试图远离这个世界。然后我又想，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搬到欧文斯伯勒，整件事只是一个错误，一次巧合，一场疯狂的幻想。这条理论我越想越喜欢。“中西部的小城市”可能是指艾奥瓦城，那里有一家著名的作家工作室；或者是一百个大学城中的任何一个，比如印第安纳州的克劳福德兹维尔市（沃巴什学院）、俄亥俄州的甘比尔市（凯尼恩学院），或者俄亥俄州的耶洛斯普林斯市（安蒂奥克大学）。甚至是印第安纳波利斯或辛辛那提。对于纽约人，以及所有的作家——哪怕他们住在马萨诸塞州，他们也是纽约人（在某种程度上）——印第安纳波利斯和辛辛那提都是小城市。或者，如果你想离家近一点儿，还有印第安纳州的埃文斯维尔，那里人口有130 500，绝对是一座“小城市”（欧文斯伯勒有52 000人，只能勉强算座城市），一座甚至可能吸引像约翰·厄普代克这种作家的城市。
因为忙着这些分析，我晚了11分钟才回到工作岗位。但是他们能怎么办呢？解雇一个临时工吗？
以上事情发生在5月18日，星期四。我过了一个平常的周末，周一晚上，就在费率变化之后，我的前未婚夫艾伦照例打来了每周一次的电话。他问：“找到工作了吗？”（他知道如果我找到了，他就会从我母亲那里听说。）然后他又说：“你听说索尔·贝娄搬到欧文斯伯勒了吗？”
“你是说约翰·厄普代克？”我说。
“不，那是上周的事了。索尔·贝娄昨天才搬过来。”艾伦的父亲有四家酒类专卖店，他经营着其中的两家。他仍然和我一样对书籍和文学有着共同的兴趣。
“这怎么可能？”我说。我可以当他是在胡扯，然而艾伦值得称道的一点（算是吧）是，他从来不胡扯。
我想过打给珍妮特，但我俩通话太频繁了，所以第二天早上我在工作时间打给了母亲。我当时正在给一位保险理赔员做临时工，用他的线路打长途有优惠。“妈，索尔·贝娄是不是搬到了欧文斯伯勒？”我开门见山地问道。
“嗯，对，亲爱的，他搬来了。他住在舍姆路的公寓。华莱士·卡特·考克斯离婚后就和罗蕾娜·戴森住在那里。”
“你怎么没告诉我？”
“这个嘛，我跟你讲约翰·厄普代克搬到这里的时候，你好像不是很兴奋，亲爱的，所以我以为你不怎么关心。毕竟你已经在纽约开启了新生活。”
我没理会这话。“你真是大好人，每个人的住处都在你的掌握中。”我开玩笑说。
“当一个名人搬到这样的小镇，”她说，“谁都会注意到。”
我对此表示怀疑。我以为在欧文斯伯勒，除了艾伦之外，不会再有人知道索尔·贝娄是何方神圣。我敢打赌，那里读过他的书的人到不了二十个。我只读过一本，最新出版的一本。另一位珍妮特只读非虚构类作品。
第二周，菲利普·罗斯搬到了欧文斯伯勒。我是听珍妮特说的，她给我打了电话，这对她来说是件新鲜事，因为通常为了保持联系而费心——更别提花钱——的都是我。
“你猜我们今天在商场看到谁了？”她说，“菲利普·罗斯。”
“你确定吗？你是怎么知道的？”我问道。我无法想象她会认出菲利普·罗斯。
“你妈妈认出来的。她在《人物》杂志的一篇报道中见过他的脸。他要不是大作家，很难说他那张脸算得上英俊。”
“等一下，”我说，“他只是来访，还是也搬到了欧文斯伯勒？还有，你说的是什么商场？”
“什么商场？”珍妮特说，“就那家商场啊，在利弗莫尔路那边。它离镇子太远了，几乎没人去。在那儿看到菲利普·罗斯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
“你和我妈在商场里做什么？”我问道，“她又打扰你了吗？”
“她现在有点儿孤独。我会去看她，偶尔一起去购物什么的。这还能犯法？”
“当然不犯法啦。”我说。我很高兴我母亲有朋友。我只是希望这个朋友不是我最好的朋友，还和我同名。
第二天，母亲在工作时间给我打电话。我已经让她别在我做临时工期间这么做，但有时候她那套公用电话找人的功夫不管用。大多数公司都不喜欢临时工接电话，哪怕是家人打来的。E.L.多克托罗搬到了欧文斯伯勒，住在克里平医生位于野木道的房子里，就在两个街区之外。
“他留着小胡子。”母亲说，“养了条小狗，每天定时遛狗。克里平医生和他的妻子这会儿在密歇根，所以他租了他们的房子。”
“这么说他还算不上搬到了欧文斯伯勒。”我说着，不知为何松了一口气。
“反正，他每天早上都在这里。”她说，“遛狗。随便你觉得算不算得上。”
我对那栋房子非常熟悉。克里平夫妇并不像某些（实际上是大多数）医生那样浮夸俗气。当初就是克里平夫妇鼓励我，如果想去纽约，就放手去做，而当时我们班的其他人都在忙着结婚。那种老房子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要是你不得不住郊区风格的房子，他们那栋还算可以。
我一整天都在想象E.L.多克托罗给植物浇水，翻阅两位克里平医生（他们两口子都是医生）的书。在欧文斯伯勒，他们藏书最多。第二天午餐时，我去了巴诺书店，翻了翻多克托罗的小说。那些书整整齐齐码了一小堆，有鞋盒大小。
对于多克托罗搬到欧文斯伯勒，我是高兴的。
在纽约很难交到朋友。我想知道，大作家们在欧文斯伯勒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他们见过面吗？他们彼此认识吗？他们有没有相互拜访，聊聊工作，一起喝酒？周一晚上艾伦打电话过来时（就在费率变化之后），我问了他，但这个问题好像让他有点儿尴尬。
“显而易见，他们是各自搬来的。”他说，“没人见过他们在一块儿。我不想瞎猜。”
5月的最后一天，威廉·斯泰伦搬到欧文斯伯勒时，我并不是很意外。至少他来自南方，尽管没有哪两个地区的差异之大，赶得上俄亥俄河谷下游和弗吉尼亚州的沿海地区。五六月的欧文斯伯勒还是不错的，但7月和8月就要来了，一想到斯泰伦在潮湿闷热中喘不过气来直眨眼的样子，我就觉得他似乎比罗斯、多克托罗和贝娄这些城市犹太作家更格格不入。还有厄普代克，一个新英格兰人！我为他们所有人感到难过。不过我也是在犯傻。现在哪儿都有空调。
我打给珍妮特时，她提醒我，母亲的生日快到了。我知道他们希望我飞回去。珍妮特告诉我，她和艾伦打算带母亲出去吃饭。这是要让我内疚。我不打算像去年那样，在最后一刻服软。
在纽约交朋友是非常困难的。我的室友和她的前室友在汉普顿（嗯，算是汉普顿）合租，他们邀请我去过周末。“你不能每年都回家给母亲过生日。”我告诉自己。
几天后，母亲给我打电话——又是公用电话，这次是在39街的一家熟食店附近，她以前在那里找到过我一次——宣布J.D.塞林格搬到了欧文斯伯勒。
“等一下。”我说。这事已经变得不可收拾了。“为什么没有女作家搬到欧文斯伯勒？安·泰勒呢？或者艾丽斯·沃克？或者博比·安·梅森，她本人就是梅菲尔德人（离这儿并不远）？为什么搬来的都是男人，而且都是些老家伙？”
“你不会是想让我去问他们这个问题吧！”母亲说，“我只是发现《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作者搬来了，因为罗斯先生告诉了柯蒂斯牧师。”
“罗斯先生？”这么说现在要喊罗斯“先生”了。
“菲利普·罗斯，写《再见吧，哥伦布》的那个？他租了柯蒂斯牧师的儿子华莱士在利弗莫尔路上的房子，你知道，柯蒂斯牧师不接受支票的，所以他们在提款机那里看到了一个怪模怪样的人，罗斯先生低声说：‘那是J.D.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作者。’艾伦说他看起来像镇上某些俄亥俄州的乡下人。”
“怎么还有艾伦的事？”
“他当时就站在他们身后排队，等着用提款机。”母亲说，“碰巧听到的。”
周一晚上，艾伦告诉我，对于在欧文斯伯勒看到J.D.塞林格这件事，菲利普·罗斯似乎和其他人一样惊讶。
“搞不好他们搬到欧文斯伯勒就是为了躲他。”我试着开了个玩笑。
“我对此表示怀疑。”艾伦说，“不管怎样，这种问题旁人不大好问。”
应该嫁给艾伦的是母亲，而不是我。他们的想法完全一致。
随着母亲生日的临近，我越发专注于即将到来的汉普顿周末行。“最后一刻飞回家”是个不可不防的诱惑。
这周晚些时候，我从一位律师的办公室——律师们从来不看电话账单——给珍妮特打电话时，她说：“你知道《灯红酒绿》那部电影吗？”
“迈克尔·J.福克斯搬到了欧文斯伯勒。”我说，讶异之心油然而生。
“不是他，另一个，那个原著作者。我忘了他的名字。”
“麦金纳尼。”我说，“杰伊·麦金纳尼。你确定吗？”我不想这么说，因为这听起来太势利了，但杰伊·麦金纳尼好像够不上欧文斯伯勒的档次。
“我当然确定。他长得和迈克尔·J.福克斯差不多。我看到他在河边的小公园里散步。你知道，就是诺曼·梅勒常去的那个地方。
“诺曼·梅勒？我都不知道他也住在欧文斯伯勒。”我说。
“怎么会不知道呢？”珍妮特说，“很多大作家都在欧文斯伯勒安家。”
在欧文斯伯勒安家，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这仿佛让整件事情正式起来了。
珍妮特的电话引起了我的思考，于是我打给了艾伦，这是我和他分手后第一次主动给他打电话。至少他知道杰伊·麦金纳尼是谁，尽管他没读过他的书。“另一个珍妮特说她在公园看到了麦金纳尼和梅勒。”我说，“这是不是意味着大作家们开始相约出游了呢？”
“你总是急于下结论。”艾伦说，“他们说不定是在一天中完全不同的时间出现在同一个公园。就算真的见面了，也不交谈。有一天在商场，乔·比利·苏尔文特看到E.L.多克托罗和约翰·欧文都在家庭用品区，他们点了点头，但仅此而已。”
约翰·欧文？但我没细问。“家庭用品区。”我改口说，“听起来那帮家伙真的要在欧文斯伯勒安顿下来了。”
“星期五晚上，我们要带你母亲在行政酒店吃饭，庆祝她的51岁生日。”艾伦说。
“有人邀请我去汉普顿过周末。”我说，“嗯，算是汉普顿。”
“哦，我理解。”他说，艾伦就爱幻想他能理解我，“但如果你改变主意，我会在埃文斯维尔的机场接你。”
印第安纳州的埃文斯维尔离欧文斯伯勒有30英里。我曾经觉得它是一座大城市，但在纽约待了18个月后，它显得可怜兮兮，微不足道：从空中看下去全是树，几乎没有车辆。只有一层的航站楼看起来像个购物中心里的银行分行。你要下飞机得爬梯子。
艾伦开来了他那辆朴实而耐用的奥兹莫比尔卡特拉斯至尊版轿车。看到他，我心中一如既往地涌出一股温暖中混杂着沮丧的感觉。你可以称之为“温暖的沮丧”。
“那是谁？”我指着全美航空售票处一个壮硕如熊的身影问道。
艾伦低声说：“那是托马斯·M.迪施。写科幻小说的。不过作品质量不错。”
“科幻小说？”但这个名字很熟悉，至少是有点儿印象。虽然迪施还算不上出名，但他似乎比麦金纳尼更像欧文斯伯勒人。我问：“他也要搬到欧文斯伯勒来？”
“我怎么知道？他可能只是来埃文斯维尔参加快艇比赛。反正他这是要走呢。说说你吧。”
我们沿着肯塔基这一侧河岸开车回家，经过亨德森。
在欧文斯伯勒的整个周末，我只看到了三位大作家，这还不算迪施，他其实并不出名，而且他是在埃文斯维尔，而不是欧文斯伯勒。托马斯·品钦在月光餐厅的外卖柜台前买烤羊肉。他买了三升健怡可乐，看来像是要开派对，但在从行政酒店回家的路上，我们开车经过他在利特尔伍德路上的房子，里面没有灯光。
晚餐我们吃了牛排和沙拉。母亲很开心。艾伦像往常一样坚持付账。我们22点就到家了，22点30分，母亲在电视前睡着了。我从冰箱里拿了两罐啤酒，偷偷把她的别克从车库里开出来。和以前一样，我去划拉另一个珍妮特的纱窗，把她接了出来。“两个珍妮特。”她悠悠地低语。她说最近警察对酒驾查得很紧，但我并不担心。这里仍是南方，我们仍是女孩。我们沿着格里菲斯，开出弗雷德里卡，沿着第四大道，在河边慢悠悠地开。路上几乎见不着别的车。
“艾伦又向你求婚了吗？”我问道。
“还没。”
“好吧，如果他开口了，我想你应该答应。”
“你是说你希望我答应？”
街道寂静而黑暗，空无一人。
“终归不是纽约啊。”我叹了口气。
“好吧，你总算给过欧文斯伯勒一个机会。”另一个珍妮特说。
午夜时分，我们去18街和特里普利特街的通宵便利店又买了两罐啤酒。约翰·厄普代克正在翻看杂志（尽管小牌子上写着“禁止翻阅”）。0点12分，乔伊斯·卡罗尔·欧茨进来买了一包烟，让我俩吃了一惊。他们一起离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