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的奋斗目标：创立生物自然分类法

1918年，柳比歇夫从部队复员回来，开始从事纯学术工作。那会儿，他已经提出他一生的奋斗目标——创立生物自然分类法。

“要创立这样一种分类法，必须先找出某种类似的原子量；我想对没有直接功能作用的机体结构中的曲线进行数学研究，通过这个办法来找……”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在1918年这样写道，“这项工作在数学上看来困难极大……我起码要过5年，等数学基础打得好一些，到那时候才能着手完成这项主要任务……我立意要写一部数学生物学；一切企图把数学运用于生物学的尝试，都将包容于这部书中。”

在那几年，人们对他的想法，反应颇为冷淡。应该说，柳比歇夫于1918年到那里去工作的辛菲罗波尔市的塔夫利达大学，当时委实是人才济济：数学家克雷洛夫和斯米尔诺夫，天文学家司徒卢威，化学家白柯夫，地质学家奥布鲁契夫，矿物学家维尔南茨基，物理学家弗伦凯尔和塔姆，森林学家莫罗卓夫，自然科学家弗拉基米尔·帕拉金和亚历山大·帕拉金两兄弟，苏希金，维索茨基；最后还有柳比歇夫终生崇敬的老师亚历山大·加夫里洛维奇·古尔维奇。

这位青年教师并没有因为泰斗们的怀疑而彷徨。岁月递嬗，具体的方法有所修正，某些东西不得不重新审议，但是总的任务不变——一旦干了起来，他一辈子也不背离既定的目标。

传说施利曼 起誓要找到特洛伊遗墟的时候才8岁。施利曼的例子之所以广为人知，原因之一是这种向目标直线进军、终生锲而不舍的情况在科学史上极为罕见。柳比歇夫二十多岁刚开始从事学术工作的时候，也明确地知道他要达到什么目标。真是幸福而不平凡的命运啊！他自己提出了他的工作纲领，并从而预决了他的活动的整个性质，事实上是至死不渝。

这样到底好不好？——给自己的生活定了框框，定得那么死。捆住了自己的手脚，戴上了笼头，错过了其他的机会，人变得干巴巴的……

然而事实上（这个事实很值得注意），柳比歇夫的命运并非如此。他的一生是生气勃勃、和谐协调的。他孜孜不倦地追求自己的既定目标，在他的生活中是起了重大作用的。他一生始终忠于他青年时代的选择，忠于自己的爱好和理想。他自己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而且在旁人的眼里，他的生活由于目标明确，也是令人羡慕的。

23岁的维尔南茨基 写道，他立志“要在智能、知识和才华上尽量取得实力，这样我的智慧便会无比地丰富多彩……”他在另一处写道：“我充分意识到，我可能是致力于错误的、靠不住的东西，误入歧途，但我不能不走这条路。我憎恨对我的思想有任何束缚，我不能也不愿我的思想顺着这样一条道路发展下去，它虽然在实际上是重要的，但它不能使我对那些折磨着我的问题有起码的了解……这样一种探索、这样一种企求，正是任何一种学术活动的基础。这只会使我们不致成为在故纸堆中讨生活的书蠹，只会使我们真正地生活，在学术工作中找到喜怒哀乐……追求真理。我完全知道，我可能在追求真理中死去，可能因此而丧生，但我重视的是找到真理，即使不是找到，那也是力求找到，不管这个真理是多么令人苦恼，是多么虚无缥缈，多么卑鄙龌龊。”

这些青年时代的誓言总是激动着人心：赫尔岑、奥加廖夫、克鲁泡特金、梅契尼科夫、贝赫捷列夫 ——几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立志献身于追求真理的斗争。每个人都选择了自己的道路，但某种共同的东西把他们这些如此不同的人联系在一起。这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对科学的忠诚，而且他们之中谁也不是光研究一门科学。他们都是又搞历史，又搞美学，又搞哲学。俄罗斯作家的精神探索史是众所周知的。俄罗斯科学家追求道德的历史也并不逊色，其精彩与深刻不亚于作家。

但，立志忠于科学（哪怕是心爱的科学）是一码事，给自己规定具体的目标又是一码事。

万一特洛伊根本没有存在过呢？万一它是荷马虚构的呢？这样一来，施利曼岂不是白白蹉跎了一生？

万一柳比歇夫确定的目标是不能达到的，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呢？万一过了二十来年，证明创立这样一种生物自然分类法是不可能的呢？或者说，万一现代数学机器不适合于这方面的用途呢？这样一来，虚度了年华，当初的目标原来是虚幻的东西，目标明确变成了漫无目的。

这是冒险吗？不，比冒险更可怕：这是押宝——未来、才华和希望——这些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统统拿来孤注一掷。谁知道有多少这样的幻想家在无声无息中死去，没有达到可望而不可即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