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近代以来中国的三次开放

从近代以来，我们已经经历了两次开放。

一、第一次开放是鸦片战争失败后的被迫开放

鸦片战争中，英国人用中国人发明的火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本身就足以令我们反思了。如前所述，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但中国一直停留在应用层面。火药传到西方之后，发展为一门火药学，或者成为化学的重要部分。指南针传到西方之后，被广泛应用于航海。英国思想家培根曾说，是火药帮助欧洲国家“炸掉了城堡”，促成欧洲从封建体制转型到资本主义社会。很显然，火药不仅帮助欧洲国家炸掉了城堡，更在培根之后帮助英国确立了大英帝国的地位。可以说，火药和指南针造就了英国海军的强大。

鸦片战争的失败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屈辱，也使中国被迫打开了国门。而从那时起，中国开启了一段漫长的“站起来”的历程。这段历程充满了苦难与奋争，是一部从屈辱到觉醒、从衰落到复兴的近代史。

鸦片战争的失败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失利，更是当时中国的制度、思想和文明体系全面落后于世界的体现。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丧失了大量主权，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关税到领土，从司法到经济，中国的主权被列强肆意蚕食，国家命运被外人掌控。长期以来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第一次深刻感受到现代世界秩序的冲击，传统的朝贡体系被彻底打破，闭关锁国的政策难以为继。在外有列强入侵、内有农民起义的双重夹击下，这个曾经辉煌的文明古国不得不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处境。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逐渐走上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道路。这段“站起来”的历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曲折和反复。在思想层面，面对列强带来的侵略和屈辱，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技术落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制度的腐朽和思想的僵化。从洋务运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制度尝试，再到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中国人在不断尝试中寻找一条摆脱落后、改变命运的道路。

然而，早期的探索更多是被动的和碎片化的。在洋务运动中，中国试图通过引进西方技术和军事装备实现“中体西用”，但最终发现技术的引进无法弥补制度上的缺陷。戊戌变法虽然提出了全面的改革方案，却因触及封建统治集团的利益而迅速失败。而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却未能解决国家分裂、内忧外患的问题。屡次的失败让中国人逐渐认识到，真正的“站起来”不仅需要技术和制度的变革，更需要思想的解放和民族的团结。

这一漫长的历程，也是一场精神上的觉醒。从维新派到革命派，从启蒙思想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不断有新的思想涌入，为中国近代化的道路提供了不同的选择。而正是在这种不断的碰撞和试探中，中国逐渐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崛起之路。尤其是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实现真正的独立和民族复兴奠定了基础。从那时起，中国人民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开始以更加主动的姿态融入世界，追赶现代化的潮流。

二、第二次开放是邓小平领导下的主动开放

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是第二次主动开放的结果。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第二次主动开放，我们是否还能见到今天所能见到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开放所带来的变化说明了前述后发国家比较优势理论的正确性。

这几年我一直在提倡单边开放，但有很多人批评，我对他们说，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就是单边开放的产物。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开放政策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请进来”“接轨”和“走出去”。每一个阶段，都包含着单边开放的政策成分。

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开始实行“请进来”的政策，主动为外资打开了国门。当时，国家处于贫穷状态，急需依靠资本推动经济发展。由于内资缺失，吸引外资成为最有效的选择。因此，国家开始实行“请进来”的政策，主动为外资打开了国门，为外资进入营造了政策环境。外资进入中国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早期，西方资本对中国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因此，首先进入中国的是海外华侨资本，它们对中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在华侨资本进入中国并取得成效之后，西方资本才开始进入中国。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国家实行了更大规模的开放政策，外资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其中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接轨”政策。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家实行“接轨”政策，从中央到地方，主动修改了上万条法律法规和政策。也就是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把中国的开放政策提高到了制度层面。这为外商提供了最佳的营商条件和法制保障。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开放政策开始进入“走出去”阶段。经过“请进来”和“接轨”两个阶段，中国很快从一个资本短缺经济体发展成为资本过剩经济体。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一旦进入资本过剩的阶段，资本的国际化便不可避免。但是，资本过剩和“走出去”并不意味着中国不欢迎外国资本了。恰恰相反，进入这个阶段以来，中国的单边开放政策越来越有利于外国资本和商品进驻。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简称进博会）便是典型，它为外商提供了一个进入中国市场的有效平台。

在中国之前，很多经济体因为开放而实现了增长，而另一些经济体因为开放不足甚至封闭而陷入停滞。拉美经济体的“进口替代”战略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出口导向”战略形成了鲜明对比。拉美实行“进口替代”战略总体上是失败的，而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经济体实行“出口导向”战略是成功的。确切地说，拉美国家不是不开放，而是较之东亚经济体不够开放。开放程度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结果。拉美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日本和“四小龙”则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经济体。中国主动打开国门引进国际先进资本、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革体制机制，使之与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通行规则接轨，并通过加入WTO、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等实施“走出去”战略，紧紧抓住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所带来的宝贵发展机遇，创造了诸多世界经济奇迹。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我们基于自己的需要实行单边开放的结果。

三、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开放

经历了鸦片战争之后的被动开放和1978年之后的主动开放，我们现在要进行第三次开放。为什么要提出第三次开放？从开放的角度来说，我们面临的不仅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且可以说是两百年未有之大变革。鸦片战争的时候，西方强迫我们开放，我们不得不开放；后来我们主动开放，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接受我们开放。但是，现在开放的条件很不一样了。如今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想要封杀中国，“卡脖子”，搞脱钩。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应对？我认为，中国需要高水平开放。我们所说的“第三次开放”就是高水平开放。高水平开放包括两个主题，一是扩大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二是单边开放。

制度型开放就是继续和国际高水准的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对接。当然，这不是简单的对接，而是在对接的过程中积极参与新规则、规制和标准的制定。单边开放就是自主地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的开放，而不管对象国是否向我开放。正如前面所讨论过的，实际上，美国在其所需要的领域也始终是单边开放的，尤其是在人才、企业和金融领域。在这些领域，如果美国没有单边开放，那么很难成为世界的高地，或者我们所说的“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世界上的优质资本、优质技术和高端人才都拼命往美国跑，主要聚集在几个湾区，包括波士顿湾区、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很多人会认为，这是因为美国变成了发达国家，条件优越，这些要素才会往美国跑。这当然是事实，但问题是美国如何发展起来的呢？又如何超越其他西方国家的呢？原因很复杂，但开放是前提，没有开放，就很难吸引到其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在开放的条件下，再配置有效的政策，那么就更能吸引优质生产要素。

中国现在进行的开放是“第三次开放”。“第三次开放”与第二次开放是不同的，中国需要新的改革、新的开放、新的创新。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规则制定权已成为中美竞争的核心，中国最有效的应对方法就是实施“第三次开放”，不仅聚焦投资贸易的数量和质量、技术升级与创新等传统问题，更要注重话语权和规则问题，强化“规则就是生产力”的意识。只有在市场型开放的基础上实现制度型开放，才能走出一条以开放、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同时，也要认识到制度型开放和单边开放是相向而行的。如何实现制度型开放？那就要实行单边开放，即“即使你不向我开放，我也向你开放”，继续主动对接国际规则、规制和标准。今天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封杀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根据自身的需要坚持向他们实行精准开放，向他们的要素开放，向他们的技术开放，向他们的市场开放。美国今天封杀中国、与中国脱钩是其国内冷战派、行政当局的逻辑。这样做不符合资本逻辑，因为资本是要走出去的；不符合科技逻辑，因为科学技术需要向外延伸；更不符合市场逻辑，因为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如果中国践行单边开放，那么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行政当局就很难封杀其作为市场主体的资本和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