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生贝基

2008年，一位名叫阿比盖尔·费舍尔的年轻白人女性状告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声称自己因反种族主义招生政策被这所著名学府拒之门外。她认为，该政策偏向学习成绩较差的少数族裔申请人。她认为，作为一名白人申请者，她实际上遭受了“逆向种族主义”。美国大学的“平权法案”（a ffirmative action）招生政策会综合考虑申请者的种族、民族、性别和社会阶层等背景，旨在解决造成代表性不足群体在接受高等教育时所面临的历史遗留问题和持续性障碍。事实上，白人女性（如费舍尔）是这些政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平权法案在改善女性教育和职业机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白人女性申请者往往比有色人种女性拥有更广泛的社会关系和物质资源，因此获益最大。 ⁴

费舍尔输掉了官司，还被人冠以“差生贝基”的绰号。这个绰号源自收录在碧昂斯的专辑《柠檬水》中的歌曲《对不起》，其中有一句歌词提到“秀发贝基”。正如作家迈克尔·哈里奥特所言，“贝基”是一个俚语，指的是“将自己的特权作为武器、阶梯或借口” ⁵ 的白人女性。费舍尔之所以未能进入心仪的大学，并不是因为她是白人，而是因为与当年的其他申请人相比，她的成绩并不出众。

到了2020年，另一个针对年长女性的蔑称“卡伦”的风头盖过了“贝基”这个带着奚落色彩的称呼。“卡伦”指的是动辄就要找经理的中年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她们墨守成规，因为规则为她们带来了诸多好处。她们肆无忌惮地行使自己的特权，一旦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尤其当她们认为过错方是有色人种时，就会毫不犹豫地向相关部门求助。卡伦们深知纪律处分会给对方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这也让她们更加胆大妄为：她们喜欢看到训诫他人的结果。

白人女性艾米·库珀是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员。2020年，黑人观鸟者克里斯蒂安·库珀（二人居然姓氏相同，这纯属巧合）请在中央公园遛狗的艾米按照规定为狗拴上狗绳。然而，艾米拒绝了他的请求。克里斯蒂安录制的视频记录了艾米当时所说的话，“我要报警……我要告诉他们，有个非裔美国男子正在威胁我的生命”。她是在赤裸裸地利用警方的种族主义威胁克里斯蒂安。

“卡伦”和“贝基”这两个称呼一直饱受“逆向种族主义”的指责。鉴于这些蔑称仅针对特定社会群体，有人认为它们构成了针对该群体成员（即白人女性）的种族歧视。无可否认，这些蔑称对于许多真名即为“卡伦”或“贝基”且行为无可指摘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然而，将这些称呼视作逆向种族主义的例证是一种误解。更确切地说，它们专指那些以只能被定性为种族主义的方式滥用白人特权（white privilege）的人。称某人为“卡伦”，实际上是在指出其种族主义行径。（还有人批评使用“卡伦”是性别歧视，我将在本章后续内容中对此进行驳斥。）

逆向种族主义或逆向性别歧视的概念没有任何意义，要认清这一点，就必须了解构成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的要素。不论是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还是同性恋恐惧症、跨性别恐惧症、健全中心主义 和阶级歧视等，都属于压迫的一种形式。压迫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会造成严重、长期、普遍且可预见的痛苦，而关键在于，这种痛苦原本是可以预防的。当然，其他类型的偶发痛苦，如失去亲人、罹患疾病或未能实现目标等，也可能会对我们的个人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但从政治角度来看不那么引人关注。 而且，这些痛苦也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偶发”；压迫往往会加剧这些伤害的程度。癌症和交通事故对任何人而言都是潜在的威胁，但那些因居住在污染严重的工业区和繁忙道路附近而面临更高风险的人，更有可能是贫困的有色人种。 ⁶

本文出现的“压迫”和“特权”都是专业术语，指的是一群人因其共同的身份特征而遭受的特定形式的集体伤害或享有的优势。压迫并非仅仅因世界的混乱与复杂而生，它实则是我们社会构造的一部分。正因如此，对于受压迫者而言，它几乎是无法逃避的，这是其显著特征。此外，压迫还表现为“双重束缚”（double binds），即一个试图逃避某种伤害的人，往往会以另一种方式受到伤害。左右为难，动辄得咎。例如，一个家庭在帝国主义战争的摧残下背井离乡，可能在逃亡途中面临葬身大海的危险；女性如果为自己发声，就会被贴上“霸道”和“难缠”的标签，然而，如果不这么做，她的需求和意愿就容易被无视；穆斯林少年，为了不被视为滋事者，只能默默忍受同伴的伊斯兰恐惧症 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