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选题背景
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党中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创新，不仅提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重大战略，还将其作为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根本保证，从而使新时代党的建设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在此基础上，先是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两年后的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继而，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不仅指出：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而且明确强调：经过不懈斗争，2012年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充分发挥”，不仅使“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还使“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从而使“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
。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一方面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另一方面也指出：“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因此“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共产党能否实现有效治理和建设自身，实际上已成为影响和决定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关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依规治党这一重大命题才被提出并有序推进。具体来说，可从以下几方面理解。
（一）从历史教训来看，苏共丧失执政地位的惨痛经历殷鉴不远
苏共丧失执政地位的原因错综复杂，但没能坚持以科学的法规制度管党治党是其失去执政地位的重要原因。自十月革命以来，列宁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建党原理的基础上，提出了民主集中制这一组织原则，并以其为核心制定了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内选举制度、集体领导制度、党内监督制度等诸多制度，逐渐搭建起管党治党的制度体系，并由此实现了党和国家的快速发展。然而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及之后的苏共领导人没能将以法规制度管党治党的优良传统继承下去，反而通过权力集中将主要领导人的意志凌驾于组织群众和法规制度之上，其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党内法规意识淡薄，个人崇拜、特权腐败、潜规则等现象泛滥成灾，并最终走向亡党亡国。苏共政权覆灭的教训启示我们，法规制度是法与权实现平衡的“缓冲地带”，一旦领导干部的权力超出制度的边界，就会扰乱党内政治生态。如不加以有效制约，长此以往就会形成“破窗效应”，在使相关法规失去效力的同时，也使党的政治生态遭到严重破坏，进而威胁党的执政地位。这就不难看出，依规治党是中国共产党永葆先进性与纯洁性的根本方法，新时代的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以依规治党为主要抓手。
（二）从现实层面来看，新时代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与挑战都证明进行依规治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依规治党作为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方式，既是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的根本举措，也是确保党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的客观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出发，提出并推行了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通过从严治理作风、高压反腐肃贪、重视建章立制、强化理论武装、严格选人管人等措施，营造出风清气正、海晏河清的全新局面。然而，成绩与问题总是同时存在的，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这一战略在向纵深推进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少挑战，主要表现为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更加复杂、党内深层政治问题依然存在、不能腐和不想腐的制度尚未健全、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体系有待完善等。
（三）从战略布局来看，全面从严治党从根本上影响和决定着“五位一体”与“四个全面”两大布局的成败得失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我们党站在历史和全局的战略高度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的总体部署，“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进行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两者都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都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为依据，在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一步把握的基础上通过将整体规划与重点推进协调统一，以实现既定目标的总体安排与战略部署。“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所以这“两大布局”的成败得失最终取决于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高低。而依规治党作为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的制胜法宝，自然从根本上影响和决定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成败得失。
（四）从未来发展来看，依规治党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
作为我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国家全部政治生活的中枢和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这就决定了其自身治理成效不仅决定着自己的前途命运，也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进程。因此，作为通过自我革命以实现自身肌体健康的依规治党，不仅对党的健康发展具有不言而喻的作用，也对国家和社会的健康发展起着引领和决定作用。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命题的基础上，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聚焦这一问题。由于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是领导一切的”；另一方面，依规治党是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的制胜法宝和确保党与国家长治久安的可靠保证，所以能否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其实是作为执政党和领导党的中国共产党能否通过依规治党率先实现自身治理的现代化。
二、研究意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依规治党，其意义在于如下几方面。
（一）有利于增强依规治党研究的理论性
学界对依规治党问题的研究虽然已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依然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对依规治党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依规治党的功能作用方面，而对依规治党的历史由来、发展过程、特点规律等的研究则较为薄弱。本书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科学的研究，从相关内涵、理论基础、变迁历程、困境问题、有效路径、结论启示等方面入手，对新时代依规治党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增强这一问题研究的理论性。
（二）有利于增强依规治党研究的实践性
一方面，依规治党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与党的建设、党的制度建设、制度治党等概念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本书通过对四者进行梳理对比，阐明其各自不同的内涵与功能，从而强化依规治党研究的针对性和现实性。另一方面，依规治党是一个集法规建设、法规执行、内外监督、治理反馈等若干环节相互衔接、贯通运行的系统性过程。其中，法规建设是前提条件，法规执行是关键环节，同体监督与异体监督是必要保障，治理反馈是优化路径。显然，本书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将有利于找到科学合理的治党路径与实践方向。特别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建设大幕刚刚开启的形势下，通过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对准确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加快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并在此基础上早日实现执政党治理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不言而喻的重大意义。
（三）有利于增强管党治党的实效性
在管党治党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刀刃向内，勇于自我革命。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党的治理效能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对依规治党的理论、实践特别是困境问题、有效路径的研究，将有助于为新时代新阶段管党治党所需的法规意识、法规类型、法规权威、法规执行、法规监督等提出相关建议，从而有利于增强管党治党的实效性。
（四）有利于为马克思主义党建学科的发展作出贡献
马克思主义党建学科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开放体系，必然要不断吸收各种先进有效的科学思想和理论来充实完善自己。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思想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通过引入中国共产党每一时期主要领导人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律法管理的思想、国外代表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等而形成的新成果。因此，科学开展这一研究，自然有利于为马克思主义党建学科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五）有利于深化中国共产党以依规治党引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
自从现代治理理论被引入党和国家建设领域后，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已有成果多数是围绕依规治党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两个问题分别展开的，对这二者间的理论渊源、逻辑关系、互动规律等的系统梳理和专门分析，则一直较为薄弱。本书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以期从新的视角归纳提炼出国家治理、政党治理、依规治党之间的逻辑关系与互动规律，从而助力深化中国共产党在通过依规治党率先实现自身治理现代化的基础上，引领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特征。在“打铁还需自身硬”的逻辑要求下，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建设能力自然就成为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此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多次强调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和进行依规治党。这一重大命题一经提出即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各种成果不断涌现。
（一）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内涵、特征、作用、形成理路、问题困境、对策建议，以及与之相关的思想建党、依法治国等方面。具体来说，有以下几方面。
1.关于从总体上研究依规治党
不言而喻，依规治党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了分析阐释。总体来看，主要有以下3种代表性观点。一是从制度建设的功能、作用、意义出发，强调要不断改革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为依规治党的顺利推进保驾护航。二是以依规治党的历史沿革为研究重点，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探寻新时代依规治党顺利推进的有效路径。三是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入手，对依规治党纵深推进的问题和对策进行研究。具体情况如下所述。
（1）重视党的制度建设与创新，为依规治党提供基本前提。如高新民认为，党的制度建设作为依规治党的基础和前提，对其进行改革和创新能够进一步提高依规治党的有效性。
韩强的认识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处，他认为，应多视角、多层面地对指导思想、顶层设计、制度创新等工作进行创新，以此夯实依规治党的基础。
储新宇认为，中国共产党要根据自身所处的时代背景、历史阶段、任务使命等，来不断推进自身的制度建设。
宋功德认为，党内法规只有应需而立，才能符合时代对党内制度的各种需求；只有应运而生，才能满足党的发展的现实所需；只有应时而出，才能使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始终与时俱进，保持强劲生命力。
李军从党内法规制度的作用功能出发认为，党内法规制度对中国共产党的自律属性及对党员的他律属性，适应了“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需要和现实需求，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凝结，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法治型政党的有效尝试，是对中国社会法治化道路的积极探索。
刘长秋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其内部法规的制定既要立足于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现实需要，也要服务于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和法治国家建设目标，还要站位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观视野。
（2）从历史维度进行考察，用总结出的经验教训来指导依规治党。如刘红凛等认为，以章治党、纪律治党、政策治党等相互结合，是革命战争时期治党方式的显著特征，这一治党方式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得以延续；聚焦坚持与改善党的领导、以章治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可谓改革开放时期治党方式的显著特点；坚持法纪分明、纪在法前，立足于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实行以章治党与依规治党相结合，可谓新时代治党模式的显著特点。
王立峰认为，依规治党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孕育发展于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制度治党实践之中。百年依规治党实践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吴滓源等认为，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理论与实践经历了初步探索、曲折推进、稳步发展、全面深化四个阶段，其背后隐含着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逻辑。
（3）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面临的机遇及挑战入手，对依规治党持续不断推进的方向路径进行研究。这方面，如宋功德认为，是否坚持依规治党，关系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前途命运。在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谋篇布局下，依规治党是解决党治国理政和自身建设、管党治党与制度建设、党内法规制度与国家法律等若干矛盾与问题的关键中枢。
王建芹等认为，依规治党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管党治党的重要方式，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推进从严治党战略的必然选择。
罗永宽等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依规治党，不仅有助于深化依法治国实践，还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2.关于从具体方面研究依规治党
依规治党虽然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但也不乏学者就其某一部分进行研究，这其中不仅包括研究角度的不同，也包括研究内容的不同。
（1）对依规治党基本概念的研究。基于依规治党之“规”的广义与狭义之分，以及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切入视角的不同，学界对依规治党概念的界定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第一，以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进行分析。如蔡文华从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之间的关系角度认为，依规治党是在依法治国基础上制定完善党内各项相关规章制度和法规要求，并要求各级组织和全体成员自觉执行相关制度要求，从而推进领导体制的科学化与规范化。
第二，以依规治党的动态性与过程性为着眼点进行界定。如宋功德从管党治党的动态运行角度认为，依规治党是党内法规制定、执行、遵守、适用等各项工作的集合体，是有规可依、有规必依、执规必严、违规必究的协调一致且相互贯通。
张亚茹等以党内法规体系的建构为着眼点，认为依规治党是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坚持以党章为根本依据来制定各项党内法规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其职责、权限、程序来进行党的建设、从事党的活动、管理党的事务。
第三，从依规治党的作用意义出发来对依规治党进行界定。如宋才发以党规党纪是规范党内行为的作用为视角，认为依规治党就是依据党纪党规，对所有党员严格实施以权利约束和制约权力，以法规制约权力的刚性约束。
何克祥认为，依规治党是指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按照党章及党内各项法规制度的规定，通过各种形式管理党内各项事务，以保证党内生活和各项工作都能依规有序进行，从而逐步实现党内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
汤景业从管党治党的基本构造出发，认为依规治党是党中央运用法治意识、法治方法推动实现管党治党的制度化、规范化、有序化。
（2）对推进依规治党意义价值的研究。依规治党作为新时代管党治党的新手段与新举措，是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依规治党的意义价值，学术界普遍认为它不仅是党的建设理论的进一步升华，而且是管党治党实践模式的创新性重塑。如李君如认为，依规治党的重要意义在于“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党始终铭记初心和使命，有利于提高党员干部的能力和素质，有利于保持党的肌体健康。
赵立永认为，依规治党是对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推行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成果与经验的系统性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管党治党理论。
王雪梅等认为，依规治党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党的建设理念的重大转变，集中表现为对党内治理的一种主体自觉。这种主体自觉通过发挥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在管党治党中的作用，确保依规治党在法治建设道路上始终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
张晓芳认为，依规治党的推进离不开党内法规制度的建设，而对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研究，不仅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且为法治国家建设、开拓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新境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宋才发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治国理政的“总舵手”，因此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依规治党。
（3）对依规治党理论溯源的研究。在多数学者看来，依规治党理论主要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建党理论及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建党与管党学说。如曹萍等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依规治党的伟大实践，就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的理论逻辑与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
范美香等认为，纪律建设涵盖了党的建设的基本内容，因此依规治党是对无产阶级政党纪律建设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
李羚认为，为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党的历代领导人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与实践。从探索历程及不同侧重来讲，毛泽东同志是探索党的廉政建设的奠基者，邓小平同志是制度反腐的先行者，而习近平总书记则是依规治党的开创者，三者一脉相承，都是在前者基础上进行的合目的与合规律的创新与突破。
包心鉴认为，依规治党既是对邓小平制度改革、制度建党思想的继承与创新，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夏伟认为，依规治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邓小平制度治党思想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制度治党理论的重大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持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4）对依规治党过程中所存问题的研究。依规治党提出和推进的时间尚短，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问题，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党内法规体系建设仍存在短板。任何事物都是由多种要素构成并以系统的方式存在，只有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才能使该系统发挥作用，党内法规体系自然也不例外。如王长江认为，一个个具体的准则、条例、规则、规定、细则、办法并不是真正的制度，这些只能算作是构成制度的要素。只有这些要素之间有机联合，相互作用，才能构成制度网络系统。
通过反观当前党内法规，张亚茹认为，有些党内法规规范性水平不高，有些则系统性不强，还有一些与国家法律的衔接程度不够。
桑玉成认为，由于有些反腐制度缺乏配套措施和问责机制，因而导致制度存在缺陷和短板，还有一些制度因为设计主体不同，使得政策与法律、中央与地方层面不一致。
李忠认为当前党内政治生活主要方面基本实现了有规可依，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在他看来制定工作不平衡、一些领域缺乏基础主干法规、一些配套法规制度尚未出台、一些实践急需的法规还未制定、一些党内法规滞后于党的实践需要、法规制定权限模糊，制定技术水平不高、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不够紧密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党内法规体系的质量与执行，必须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
蔡文华认为，党内法规建设存在民主程度不够、内容不够科学严谨、制度制定主体分散、模仿和照搬严重等问题，导致党内法规体系仍然不能很好地约束党员干部的行为。
第二，党内法规执行力不够。如石磊认为，执行力是影响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因素，现阶段，党内法规的贯彻执行只是停留在选择性、象征性、机械性执行层面，严重影响依规治党的有效推进。
桑玉成认为，当前党内法规重制定而轻执行，不少法规制度沦为摆设。
马讯认为，当前党内法规在落实中仍然存在制度虚置、扭曲执行、象征执行等问题，严重影响党内法规的顺畅运行。
沈孝鹏认为，党内法规不执行，党内法规在执行中变形变味及部分党员干部对党内法规软抵抗等导致党内法规执行不力。
第三，权力监督机制仍有待完善。如沈蕾认为，党内监督意识缺乏、党内监督法规过于宏观和抽象、法规大多偏重事后追惩、党的领导机构的设置及党内工作程序的不协调、以同级领导为主的双重监督领导机制因平行监督和纪检部门独立性的缺乏、权力运行和信息公开透明程度不够、反馈机制不够顺畅等一系列因素交互作用，导致党内监督的功能难以发挥。
（5）对依规治党推进路径的研究。依规治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提出的全面从严管党治党的新理念与新途径。如何使依规治党真正落地生根，就需要从操作层面入手，为理论转化为实践提供具体的步骤安排。对如何有效推进依规治党，学界有着广泛的讨论与争鸣，总体来说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从过程论出发阐述依规治党的推进路径。学界对依规治党的推进路径有着大体相似的认识，即首先构建党内法规制度的基本架构，优化和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为依规治党的开展提供制度基础。当前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虽已基本形成，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如蔡文华指出，当前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系统连贯性不够强，规范性不够高，与国家法律的衔接程度不够紧密等问题依然存在，严重影响依规治党的顺利推进。
鉴于此，金成波认为，要进一步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立足宗旨、紧抓关键，以标本兼治及与时俱进为基本原则，科学立规、民主立规、在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同时，实现与国家法律的有效衔接。
袁超认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建构要坚持“筑牢基础”，即筑牢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坚持“完整齐备”、完善主干法规与制定配套法规、关注“质量效能”，保证每项党内法规制度都能“立得住、行得通、管得了”，坚持“先行先试”，同时与时俱进地建设并完善地方党内法规。
第二，从发生论角度阐释依规治党的推进路径。党内法规的建构是依规治党推进的起始环节，但其能否落地生根，关键在于党内法规能否被执行。如李锡炎指出，依规治党的实质是严格按照党内法规办事，所以党内法规的有效执行是关键之义。
任中平认为，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是依规治党的重要路径，如果执行不力，制度就会因失去其价值导向而失效。因此要高度重视制度执行，强化执纪问责。
第三，从党内监督作为外推力的角度出发阐释依规治党的推进路径。党内监督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保障，也是推进依规治党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如张建明指出，党内监督是在党内部开展的自我监督，是党的各级组织机构和全体党员干部，按照党章、党内监督条例、党的其他法规制度等规定和要求，对党的各级组织、党员干部的行为进行监察和督促。
有鉴于此，齐卫平认为，要重视党内监督问题，编织好监督网络，加大对制度执行的监督力度，做到全面监督、有效监督。
沈国明认为，除上述措施外，还需正向规范与反向惩戒共同发力，强化教育引导，不断健全党内法规的运行保障机制，切实保证党内法规落实落严。
总的来说，依规治党的顺利推进首先要将顶层制度设计放在首位，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要求，以系统性与前瞻性为基本要求，提高法规建设质量，为依规治党提供科学依据。其次，在党内法规实施过程中，要坚持规范性与协调性的统一，提高管党治党效能。最后，要完善党规监督体系，确保依规治党不走空、有实效。
（6）对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关系的研究。解决中国问题、办好中国事情的关键在党，因此党自身建设是保持执政地位和领导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如张洪松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以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革命性政党，党在执掌全国政权以后，坚持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建设国家政权，这种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的统一性，使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
沈国明认为，中国共产党既是法律规定的执政党又是政治需要的领导党，双重角色的同时承担需要中国共产党将依规治党作为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基础，此外，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有助于强化社会法治意识，为依规治党的开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二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
许丽英等认为，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的关键都是“治权”，规范客体的一致性使得二者能够实现统一。
马树颜则以依法治国为切入点，认为依规治党既是党领导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需要，也是党加强自身建设、贯彻落实“治党务必从严”原则的必然选择。
鲁昕从党和国家法治建设的全局出发，认为社会主义法治框架的“4+1”模式所明确的党内法规是依法治国中“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对全党厉行法治提出的更高要求。换言之，作为“六位一体”的全面依法治国，必须首先要求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带头依法而治，即依规治党。
曹萍从法治角度出发指出，虽然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分属于不同的法治系统，并且在政治功能、组织形式、作用范围等方面也均有所不同，但它们的本质属性和相关要求却是一致的，并且两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中。
（7）对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关系的研究。从当前对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关系的研究来看，学界对二者的价值与作用具有类似的认识，即依规治党作为“硬约束”，强调的是党内法规对各级党组织与全体党员的普遍约束与强制规范；相反“以德治党”作为“软渗透”，强调的是营造良好的党内法规制度环境，增强党员的党性修养与制度意识，并转化为行为自觉，切实增强依规治党推进的向心力和内聚力。然而，在此基础上对实现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辩证统一的探讨与研究却各有特色。如李锡炎认为，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时代背景下，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有效结合，有这样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有助于中国共产党提高治国理政的水平和管党治党的能力；第二，有利于体现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推进党内法规的建设与改革，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田旭明认为，良好政治生态的建构既需要严守政治规矩与政治纪律，也需要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即法治逻辑与伦理道德的互动互促，“规矩他律”与“道德自律”的协同并进。
与之相似，刘先春认为没有党纪党规保障的德治容易沦为虚假的说教，而没有德治指引的法规则很难落地生效。德治作为一种引人向善的“软约束”，可以为依规治党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不竭的道德滋养、良好的政治生态。当然依规治党并不是受动的一方，作为一种使人向善的“强规范”，它是以德治党的现实载体与强力保障，在长期推进中有助于“反哺”以德治党。
刘长秋从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的必要性出发，探析了实现二者有效结合的方法与路径。在他看来，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既是道德与党内关系的必然要求，也是在党的建设方面践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客观需要；既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应然之义，也是形成保障机制的客观选择。正因如此，他认为要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首先要以党内法规建设为载体，将道德伦理要求制度化，保证以德治党的有效推进；其次应以道德伦理为反向支撑，借助道德建设来厚植党内法规建设的土壤，优化依规治党推进的氛围和环境；再次是加强对党内树立优良品德的舆论引导，增强党员对道德伦理的认同与敬畏，并最终使道德成为党员心中的法规而自觉遵守。
（二）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中国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反腐败等一直都有着广泛的关注。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等管党治党方式的实施，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不断提升，国外学者遂将研究重点转移到依规治党上来，对依规治党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等都进行了相应的研究。
1.对治理的衡量标准与中国治理模式的研究
国际上关于衡量治理效果的指标体系多种多样，其中由世界银行学院的丹尼尔和阿拉特等提出的指标体系，被认为是最严谨、最权威的治理指标。另外，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国外学者开始日益关注和研究中国治理模式。其中代表性观点有英国学者马丁·雅克等提出的精英治国模式、美国学者熊玠等提出的直接治国模式、美国学者李侃如等提出的从革命到改革的治国模式、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的郑永年等提出的从革命到行政再转用政治方法的治国模式。
2.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相关内容的研究
国外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建设、反腐败、文化软实力等相关方面。
（1）对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研究。依规治党的基础在“规”，因此研究这一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要对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进行研究。总体来讲，国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度建设构建起了管党、管事、管人的“制度之笼”。如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毛学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法规对党员的思想和行为提出了明确的规范要求，为依规治党的顺利推进提供了现实基础。 [1]
（2）将依规治党与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背景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只要有权力存在的地方，都可能产生腐败，所以腐败不是某一国家或民族的问题。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党长期执政的国家来说，因缺乏监督制约更容易滋生腐败问题，其结果不仅会影响执政党自身的健康和形象，还会威胁其执政地位甚至关系其生死存亡。因此，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力运行和腐败问题，一直受到国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如美国学者JonS.T.Quah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肃贪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虽然日本、新加坡、菲律宾等国因三权分立、相互制约而腐败概率较小，但并不能因此而断定中国惩治贪污腐败的效果会不尽如人意。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推行依规治党，为破解腐败问题给出了中国方案，而这也将为其持续向前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美国学者熊玠则通过理论分析认为，反腐和立规就如人的左手和右手，需要齐抓共进。这其中，反腐解决的是腐败的库存问题，是已经存在的存量问题；而立规解决的是可能发生的腐败问题，是还未产生的增量问题。
所以，他认为必须建立坚定的信念、信心和坚决的反腐态度，并厘清反腐败与立规矩之间的关系，才能在保障制度权威的基础上确保制度执行，从而使依规治党得到贯彻落实。持类似观点的还有不少，如俄罗斯学者尤里·塔夫罗夫斯基认为，反腐败斗争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而全面依法治国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现在和将来的反腐斗争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法律制度保障，还将会进一步助力中国共产党向前发展。
（3）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和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研究。思想建党与依规治党息息相关，所以作为思想建党根本依托的意识形态建设和文化软实力建设，在依规治党中具有重大作用。正因如此，国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软实力建设也较为关注。如加拿大学者贝淡宁从贤人政治的角度出发，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制度优势源于选贤举能所实现的优秀儒家文化与现代国家治理的融合。他认为这一具有鲜明中国色彩的政治制度能够保证中国共产党的人才队伍构成，进而确保了管党治党的效果。 [2]
（4）较为极端的研究。另有一些国外学者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出发，观点较为偏激，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局限于权力斗争和利益争夺。对此无须列举和赘述。
（5）对依规治党前景的研究。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会影响人们看待问题的方法和结果。由于国外学者所处环境和个人情况不同，对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相关情况的看法自然会有所不同。有的学者在指出指导思想、社会制度等方面问题的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能否实现制度治党抱有乐观态度。这方面如美国学者Banyuan，根据中国社会现实并结合不断变化的时代背景认为，2012年以来中国共产党进行制度治党和反腐倡廉，是其自1989年以来最坚决果断的一次关于自身治理的行为。他认为，政党治理和制度治党等政策的实施，为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健康发展创造了机会，但是否能有效抓住这一机遇则需要该党拥有真正的勇气和魄力，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抓住难得的机遇，不要错失良机。有乐观的就会有悲观的。有些学者根据国际上的一般情况对实现依规治党所需条件进行分析后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可能从根本上实现依规治党并在此基础上有效解决腐败问题。这方面如法国学者Valli认为，中国共产党虽然在近年来的制度建设和反腐斗争中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因其内部监督没办法从根本上像西方多党制、选举制、三权分立等那样真正解决监督制约问题，所以其制度建设和依规治党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3.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方法的研究
通过梳理不难发现，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主要采用实证分析法和对比分析法两种。就实证分析来讲，美国学者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度信任原因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严格的制度约束是其赢得人民信赖的重要原因。 [3] 就比较分析法来讲，国外众多学者通过对解体的苏共和现存的5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越南、老挝、古巴、朝鲜）的执政党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共产党执政党，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公共政策等方面有极强的制度适应性。 [4]
（三）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评价
总体来说，国内外学术界对依规治党的研究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拓宽了理解依规治党的视角。然而，一方面，由于依规治党是管党治党的新方式，因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另一方面，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新变化与新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因此已有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具体可归纳为如下两个方面。
1.国内研究的不足与局限
从上述情况不难看出，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依规治党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阐释和建构，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从整体来看，还存在以下不足：（1）虽然强调了党内法规作为依规治党基本依据的重要性，但没有对这些法规的具体范畴进行明确区分，缺乏对成文规定、非成文规定、国家法律之间区别与联系的说明。（2）尚未将党内法规与相关制度的内涵外延及其从属包含关系，进行全面系统的剖析研究。如依规治党与党的建设、依规治党与党的制度建设、依规治党与制度治党等的区别与联系，都需进一步进行梳理厘清和分析阐释。
2.国外研究的不足与局限
（1）国外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与制度治党相等同，将其定义为一种制度之治、规则之治，未能在有效区分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研究，因此无法准确理解依规治党的内涵、作用和意义。（2）国外的研究成果总体上是以西方政治哲学中的理念制度为标准，来看待衡量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活动，而较少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沿革与阶级立场来分析其政治建设，所以始终无法客观评价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相关问题和其全面从严治党与依规治党。
四、研究思路
五、主要内容
绪论共分为7个组成部分，分别介绍了本书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述评、研究思路、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创新之处。
第一章为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概念特征与相关关系。这一章共分为三节，分别介绍了如何正确理解“治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概念特征，以及依规治党与党的建设、党的制度建设、制度治党之间的区别联系。其中第一节如何正确理解“治理”：两种治理观点之争，包括现代西方治理理论中的治理，国内学者关于治理“外生”“内生”之辨，本书语境中的治理三方面内容。第二节依规治党的概念特征，包括依规治党的基本概念和主要特征两方面内容。第三节依规治党与党的建设、党的制度建设、制度治党之间的区别联系，包括依规治党与党的建设的区别与联系、依规治党与党的制度建设的区别与联系、依规治党与制度治党的区别与联系三方面内容。
第二章为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构成要素与主要内容。这一章共分为两节，分别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构成要素与主要内容。其中第一节依规治党的构成要素，包括依规治党的主体、依规治党的客体、依规治党的介体、依规治党的环体四方面内容。第二节依规治党的主要内容，包括制度意识是依规治党的重要基础、制度设计是依规治党的前提条件、制度实施是依规治党的关键环节、制度监督是依规治党的必要保障、制度反馈是依规治党的优化路径五方面内容。
第三章为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理论基础与演进历程。这一章共分为两节，分别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理论基础与演进历程。其中第一节依规治党的理论基础，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的相关理论、列宁关于党的建设的相关理论、中国共产党每一时期主要领导人关于党的建设的相关理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律法管理思想、国外代表性政党建设中的经验教训五方面内容。第二节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演进历程，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依规治党（1921-1949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依规治党（1949-1978年）、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的依规治党（1978-201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的依规治党（2012年至今）四个阶段。
第四章为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基本原则与重大意义。这一章共分为两节，分别介绍了依规治党的基本原则与重大意义。其中第一节依规治党的基本原则，包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党章为基本遵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坚持科学立规四方面内容。第二节依规治党的重大意义，包括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时代意义三方面内容。
第五章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面临的问题。这一章共分为六节，分别介绍了党规意识仍有待进一步加强、党内法规的制定主体有待进一步规范、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联动性尚待继续提高、党规与国法的衔接程度有待进一步优化、党内法规制度的执行力有待进一步加强、依规治党的监督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其中第一节党规意识仍有待进一步加强，包括官本位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依然存在、法治思维仍需加强、党内法治文化仍需大力培养三方面内容。第二节党内法规的制定主体有待进一步规范，包括各级党内法规制定主体的制定权限亟须厘清，地方党内法规制定队伍的内在问题有待解决，制定主体与执行主体、解释主体之间的衔接工作有待加强三方面内容。第三节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联动性尚待继续提高，包括党内法规制度的“碎片化”现象依然存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尚不平衡、与实体性党内法规相配套的程序性党内法规有待继续完善三方面内容。第四节党规与国法之间的衔接程度有待进一步优化，包括党规与国法之间的边界仍需明晰、党规与国法之间的衔接有待进一步优化、重党纪而轻国法的现象依然存在三方面内容。第五节党内法规制度的执行力有待进一步加强，包括法规制度意识缺乏对执行力的影响、问责不到位对执行力的影响、党内法规执行在基层出现“部分失效”三方面内容。第六节依规治党的监督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包括党内监督保障制度仍不完善、党内监督协调机制仍不健全、党外监督的重大作用尚未得到充分重视三方面内容。
第六章为科学把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三重维度。这一章共分为三节，分别介绍了在政治维度上廓清依规治党必要性与功能性有机统一的价值要义、在思想维度上明确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有机统一的精神要义、在法治维度上领会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实践要义。其中第一节政治维度：廓清依规治党必要性与功能性有机统一的价值要义，包括经验汲取与应势谋划并举，明晰依规治党的背景意义；通过依规治党，着力推进执政党治理的现代化；强化规范引导，以政党治理现代化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三方面内容。第二节思想维度：明确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有机统一的精神要义，包括坚持“规”“德”并举，双向发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践行宗旨不动摇；坚持用良好的政治文化营造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态这三方面内容。第三节法治维度：领会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实践要义，包括加快建设和完善党内法规体系、注重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有效衔接、致力于实现政党法治与国家法治的内在融合这三方面内容。
第七章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有效路径。这一章共分为八节，分别介绍了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统筹推进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构建系统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统筹推进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党内法规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健全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体系、厚植党内法治文化、将保障党员权利作为推动整体工作的内生动力与有力抓手。其中第一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包括以政治建设来统领党的各项建设、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三方面内容。第二节统筹推进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包括以思想建党筑牢依规治党的思想根基、以制度化的组织建设增强依规治党的整体合力、深入推进作风建设的制度化、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五方面内容。第三节构建系统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包括以党章为根本遵循、规范党内法规的制定工作、优化党内法规的制定队伍三方面内容。第四节统筹推进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包括厘清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之间的边界、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之间具有高度的“耦合性”、坚持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三方面内容。第五节党内法规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包括党内法规的适用、党内法规的遵守、多措并举加大党内法规的实施力度三方面内容。第六节健全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体系，包括强化党内监督、加强党外监督、实现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之间的良性互动三方面内容。第七节厚植党内法治文化，包括加大党内法规的宣传力度，创新学习方式；发展健康向上的党内政治文化；加快党内法规人才的培养工作三方面内容。第八节将保障党员权利作为推动整体工作的内生动力与有力抓手，包括新时代保障党员权利的重大意义、新时代推进依规治党过程中保障党员权利的现实挑战、实践路向三方面内容。
第八章为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引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初探。这一章共分为三节，分别介绍了执政党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依规治党是实现执政党治理现代化的制胜法宝、对中国共产党以依规治党引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初步建议。其中第一节执政党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包括执政党治理现代化能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正确的方向道路保障、坚强的组织领导保障、高效的治理体系保障、强大的治理能力保障四方面内容。第二节依规治党是实现执政党治理现代化的制胜法宝，包括依规治党是实现执政党治理现代化众多路径方法中最重要的一种、依规治党能通过提高执政党权威和效率来有效应对现代化的挑战和考验、依规治党能够为推进执政党治理现代化创造“大法治”环境三方面内容。第三节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引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初步建议，包括切实通过依规治党来引领和深化“以党领政”的各项改革、通过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二元互洽引领推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协调融合、将“关键少数”的头雁效应与“绝大多数”的雁群活力相结合、通过依规治党切实将国家之“治”转化为国家之“能”四方面内容。
结束语共分为八部分，分别介绍了要坚持按照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规律来管党治党；要坚持通过自我革命来不断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既要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也要避免因理解偏差致使政治建设无序泛化而影响党的中心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的正常进行；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实现广泛多层的制度化协商民主相统一；要坚持党内法规的科学建设与严格执行相结合；务必将各级“一把手”的权力真正关进制度的“笼子”；既要继承发扬中国共产党传统治国理政的经验，也要学习借鉴国外治党治国的成功做法；既要积极探索现代治理一般规律的具体实现形式，也要切实用党的治理能力大小和执政水平高低来检验依规治党的实际效果。
六、研究方法
（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依规治党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对不同历史时期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深刻洞悉中，经过总结诸多成功经验、吸取各种历史教训和借鉴国外有效做法后，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正确结论与战略部署。
（二）比较、综合的方法
通过横向的国别对比和纵向的历史对比，对依规治党的困难问题与有效路径进行全方位的分析研究和总结提炼。
（三）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
在从个别中概括出一般的基础上，再用演绎法使理论、经验更精确、更丰富。
（四）文献研究法
在大量收集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理论、重要思想，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各种讲话材料的基础上，通过对相关知识的归类、整理、分析、比较，对已有研究成果的优点、不足进行分析研究，从而努力实现本书研究的开拓创新。
（五）系统分析方法
这一方法是指把研究对象作为一个整体或系统，通过将其分解为各个部分进行分析而获得正确认识后，再将其进行综合优化的研究方法。不言而喻，依规治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影响其推进和实施的因素既多且杂。本书在对其困难问题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再汇总为整体进行分析，力求深化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认识。
七、创新之处
（一）辨析了“治理”一词的内涵和厘清了一些极易混淆的名词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因对“治理”一词的不同认识和对相似名词的理解存在混淆和误读，所以近年来学术界经常发生一些不必要的争论。本书试图从“治理”与相关名词的源起出发，对“治理”内涵及这些名词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做具体的分析阐释，以提高相关研究的规范性与科学性。
（二）系统梳理依规治党的理论基础与变迁历程
本书将科学回答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理论基础与所经历的几个变迁发展阶段，并在此基础上总结提炼每一阶段的特点和规律。
（三）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所面临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依规治党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面临着诸多困难与问题。本书通过对依规治党的主体、客体、介体、环体等进行分析，深入剖析其中存在的问题。
（四）详尽提出破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难题的有效路径
在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详尽地提出破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问题的有效路径。
（五）对依规治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研究
本书通过对执政党治理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依规治党与执政党治理现代化、依规治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分别阐释，论述了依规治党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引领和推进作用。
（六）提出一些有深度、有价值的结论启示
[1] Andrew Mertha, “Stressing Out”: “Cadre Calibration and Afective Proximity to the CCP in Reform era China”, The China Quqrterly , 2017.
[2] Daniel A. Bell, The China Model: “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 Princenton University Press , 2015.
[3] Wangfeng Tang, 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and Regime Sustainabi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6.
[4] Lily Tsai, Accountability without Democracy:“Solidary Groups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