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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

驾车来到伦敦西路高架以北，你很快便会进入一片广阔的城市荒地，那里到处是浓烟滚滚的工业用地和荒无人烟的混凝土前院，全都笼罩在霓虹灯的光辉之中，这光辉是如此刺目，让人难以看清黎明的天空中初露的晨光。高空中，脊背黝黑的海鸥大都在无声地滑翔，身处内陆，不时发出阵阵悲鸣。那是一种凄凉而哀愁的呼号。我想象它们也许痛失了至亲。

每天披星戴月地走在这条上班路上，我心里总有种躁动不安的感觉。日复一日卖力地工作，会促使你思考种种开放式的问题。有时，你甚至会抬头仰望，从天空中寻找答案，同时双肩紧绷，心头往往充斥着新的焦虑。

随后，在某一天，我们决定花上几周时间去苏格兰北部探路，亲眼看看那些我们也许会搬去的地方。我们在夜幕降临时出发，为的是避开车流高峰，在午饭前后到达，这样就不会把第一天浪费在路上。一旦选定目的地，你就不会满足于只在那片柔软绿地的边缘徘徊。你会凝神注视眼前的道路，脚踩油门，一路向北开去。大自然的美令人瞠目——如果你一直向前，冲出黑暗，驶向朝阳，像乌鸦飞翔那样笔直地前行，天空就会逐渐打开、升起，光线的穿透力也会越来越强。这里只有群山、石楠花和雨后清新的空气。在这几小时之中，地平线始终陡峭而险峻，穿插着雨刮器光滑的唰唰声和雨点不间断的噼啪声，你得仰起头才看得见山巅。漫长的车程令人疲惫，但我们依然心潮澎湃。

下车伸懒腰时，我不禁屏住呼吸。海湾上空，大雁笔直地飞行，如离弦之箭射向那团弱光的中心，像一小块不断啼鸣的石板涂料，沾染在海天相接之处。每次一听到大雁在鸣叫，用声音划破天空，我就又开始大口呼吸。苏格兰的空气不同于伦敦污浊的空气。我贪婪地在肺里灌满这里清新、甜美而湿润的微风。

“这真是太棒了。”我转身对拉布说。但他并没听见，因为风夺走了我嘴边的话语，吹散了我的声音。不必说话令人感到轻松。与大自然对抗毫无必要。我把脸转向风来的方向，尽情呼吸。

几天后，雨中的奥本空无一人。只有房产中介留下来告诉我们该怎么走。“你们没提前申请，车子肯定上不了渡船。做好步行的准备吧。”她告诉我们。

“所以我们要是下了渡船再走上三英里 ，那边应该会有人迎接我们吧？”

她耸耸肩：“就算没人接也无所谓。大门反正都会开着。别抱太高的期望。那地方都五年没人住了。”

我临走前，她紧盯着我，冷冷地扫了我一眼。“你不是这儿的岛民。你确定不多考虑考虑再大老远地跑这一趟吗？最好别抱太大期望。那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只有羊群、农夫和一家小店，此外除了大海什么也没有。”

“没关系。”我回答，“我们去定了。”

“岛上的生活呢，不大一样。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得了。”她在我们身后砰地摔上门，撂下这句话。

她说得也许没错，但那也可能就是属于我们的天堂一隅。一座小小的岩石岛屿，与外界完全隔绝。唯有绵长的地平线、明净的天空与美丽的蔚蓝色大海。我打心底里希望那种生活会适合我。

那是三月里一个阴沉的日子，铅灰色的天空重云密布，风势愈发强劲。渡船艰难地横渡，船长提醒我们，回程的船可能会被取消。天气预报说潮汐和暴雨还会叠加大风。我们最终还是决定冒险一试。我们斟酌过了，决定实在不行可以找个民宿住下。我们不知道岛上有且只有一家民宿，而且三月并不营业。

如我们所料，停车的甲板已经被汽车占满，最后仅剩的四个车位被一辆堆满干草的大型农用货车占去了三个。跳板升起时，两辆排队等候的汽车留在了岸上。

这座岛全长只有十五英里 ，狭窄的腰部更是仅有半英里 宽，岛上居住着将近一百二十位岛民，外加十来个临时租户。船长信誓旦旦地向我们保证，我们要是从渡口出发，沿着一条空空荡荡、坑坑洼洼的一车道公路步行三英里，就一定能在数小时之内往返。他提醒我们千万别错过最后一班渡船。踏上那条路时，我望着那艘色彩鲜亮的渡船在波涛中颠簸着开远，穿过湍急的海峡返回陆地，心中激动万分。

“这大概就是这里的主干道了。”拉布喃喃地说着，扭头回望，“说是主干道，其实倒更像荒僻小路。”

“真不知他们要怎么应付上下班高峰。”我微微一笑，想到了伦敦，那里到处都堵得水泄不通，没法前进，也没法转弯，“不管怎么说，走路还是比开车要好得多。”

路上不时有破旧的汽车或锈迹斑斑的老式拖拉机隆隆驶过，每当这时，我们就会迅速跳上溅满泥浆的路肩。道路很窄，你很容易瞥见车上的乘客。车子会放慢速度，车上的人会透过雾蒙蒙的车窗紧盯着我们，再缓缓开走。有时，我们会遇见过路的汽车突然停在路上。车上的人会摇下车窗，点燃香烟，在发动机的嗒嗒声中抽着烟分享一天的见闻。有一次，两辆车之间还互相传递酒瓶。人们抑扬顿挫地娓娓讲述一天的经历。我们走过时，所有的目光都好奇地打量着我们。有一次，有人说了一句：“新来的。”我听着那个声音，感觉它仿佛是扔在路上的一包垃圾。没错，我们是新来的，我想，不过但愿不会太久。我拾起这个词，体味它的音调与回响。但愿有一天，随着我们为这里所熟悉和了解，这个词听上去会有所不同。

凛冽的寒风吹透了我们的外套，连我们的手套和羊毛帽子也吹透了。海鸥挤在注满的绵羊喂水器旁，地上到处是芦苇和早前被风吹来的干草。巍峨的群山 和山丘上依然覆盖着厚厚的积雪，陡峭的冰斗熠熠发光，在高高的山顶，瀑布从初雪消融的地方轰然坠下。

我们沿一条崎岖的小路折返，走了几分钟便找到了那座小小的农舍，那条小路铺展在一道倾斜的山坡上，蜿蜒着绕到一座古老的石砌的畜棚背后，畜棚上依然能看见最初的茅草柱子。畜棚的墙上没有门。我们脚踩用光滑的卵石和石板铺成的小路，路上只有数十年来堆积的麝香、稻草和燕子留下的空巢。这座无人居住的石屋破旧不堪，墙壁灰暗，看上去潮湿而荒凉。大门没有上锁，一推就开。我们迟疑地敲了敲门，随即走了进去。屋里空无一人。室内似乎比屋外还要局促：只有四个光秃秃的房间，石墙有三英尺 厚，用从地下采掘的岩石砌成。这里听不到车声，也没有邻居。我们东张西望，四下打量。

是那份寂静打动了我。它有种充盈的质感，仿佛整片天空都被注入其中，直到几乎不再有别的空间。没有高声叫嚷，没有破窗而入的砖块。没有棍棒叮叮当当地敲击金属格栅，也没有公共汽车隆隆地驶过。室内静得像凉爽而清澈的水。我知道，这正是我长久以来一直在寻觅的那种宁静。小屋里没有水电，屋外没有排水沟，墙壁也没有粉刷过，但这些都不要紧。没有暖气和隔热材料也无所谓。室内像室外一样寒冷，取暖只能靠对面墙上的一只石炉。小屋已被遗弃冷落，有五年没人住过，屋顶上有田鼠、鸟窝和耗子留下的痕迹，但这些都不要紧。

屋外停着一辆漏雨的破旧篷车，能让我们凑合睡几个月，一直睡到我们把这地方拾掇得可以住人。小农场低处有个淡水湖，我们可以从那儿提水上来洗漱。屋外北侧支着一座没装暖气的简易铁皮棚，那曾是羔羊产房的所在地。裸土地板与精心贴满一张张20世纪50年代《奥本时报》的墙壁相得益彰。我被前任居民的这份用心打动。我从木架上拾起一本小巧的管家账本，看见空白处记录着一笔笔花销，金额不过是几个先令、几个便士。窄小的湿床垫旁放着一本字迹细小的钦定版《圣经》，还有一盏灯芯发毛的小煤油灯。站在门外，我放眼望去，映入眼帘的只有丘陵与群山。

“你觉得怎么样？”在走回渡口的路上，拉布问我。

我没有任何迟疑。只是望着他微笑。

一等手机搜到两格信号，我就出了价。六周后，这座岛上小农场成了我们的家。

对我而言，我们搬到岛上那天最可怕的挑战是我发现自己一个人站在甲板上，眼看渡船驶离码头。我们碰到一个问题。我们那辆卡车后挡板太低，上不了这艘老旧的渡船。在码头边，拉布举起手，无奈地屈服于过去这一小时发生的突发状况。

“别担心，我会去找你的。”他高喊，“我会找条船，想别的办法过去。”

“怎么找？”我扯着嗓子回答，“没有别的船了。这是今天最后一班船。”

“我不知道。”他耸耸肩，“但总会有办法的。”

天空逐渐放晴，我坐在甲板上，眼看拉布和陆地消失在远方，过去的生活也与我渐行渐远。车上没有吃的。我唯一的行李只是身上这套衣服。此外还有我那年迈的猫咪，它就坐在提篮里，瞪大眼睛看渡船晃晃悠悠地驶入海峡，波纹逐渐汇成更澎湃的浪涌。

驱车驶下跳板、开上小岛时，我心头生出一种诡异的不安。我们一起精心策划了今天的一切，而现在，我却只身来到这里。我又一次找到小农场，找到那栋坐拥一片美丽荒野的小屋。院子里荆棘丛生，通往房子的小径被千姿百态的野花覆盖——明艳的乌头花、狐狸草、沼泽金盏花、短旗鸢尾和野兰花，全都恣意地盛开。

推开房门，我松了口气。这里依然是我记得的模样。房子没通水电，没装任何管道，地板和墙壁都污浊不堪，落满灰尘，到处是看上去像鸟窝或老鼠窝的东西。但这些并不要紧。这就是家。在着手清扫一代代在此居住的野生动物遗留的残骸之前，我把双手平放在厚重而空无一物的石墙上，低声说：“我来了。我还不了解你，也知道你还不了解我。但我相信我们会在一起很久。我会留在这里。你就是我的家。”

接着，我点燃几根树枝，把清扫的垃圾和废物倒入屋后的一座小炉里焚烧。我听着噼啪作响的火焰舔舐着这些小小祭品上的尘灰和污垢，将它们点燃。我转过脸，迎着风，望着此刻愈发深邃的蓝天，眼看傍晚的星辰逐渐亮起，天空从黄昏转入岛上的薄暮，再化作朦胧而明亮的夜空。我聆听着寂静的声音，感觉周身萦绕着孤寂的气息。在几小时的时间里，寂静化为野外特有的种种陌生的响动——猫头鹰、蝙蝠、秃鹫和大雁的鸣叫，回荡在一点点暗下去的夜空之中。这样的瞬间弥足珍贵。充满无限可能。

我永远忘不了自己踏上旅程，开始在岛上生活的那天。作为局外人只身来到这里，是我人生中一次令人不安的转折，而在往后的岁月中，这不安引起的回响只会愈发深刻。我愿意把这视作自己第一次直面恐惧、向未知托付信任的尝试。

回首往事，我并不知道那最初的几年不过是个开始，开启了一段更激烈、狂野而紧张的艰辛岁月，这段生活将极大地考验我的勇气、韧性和耐力，甚至挑战它们的极限。成长并非总是一帆风顺，有时，新的种子要在鼓励甚至逼迫之下才能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