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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关键的录音证据飞鸽传书出去了，但是并没有人来找我。

在战场上，第一发子弹射出去，对面却没有任何反应，那么大概率是因为子弹没有打到敌人身上。我等啊等，住院后的第五天上午，终于把警察等来了。

两个警察来到我的病房，一个坐在床头，另一个站在床尾。坐在床头的警察体态发福，留着八字胡，他的语气十分官方，非常人道，提的问题也异常简洁，大部分时候我只需要回答“是”或“不是”，也可以点头或摇头。

俞晓冬起初站在床尾，随后慢慢踱到床头，目光紧锁在我唯一能活动的左眼上。在他的监视下，我连眼球都不敢轻易转动。

虽然身体不能动，但直觉告诉我，他们很可能已经拿到了录音证据。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从我心底升起，就连平日里不喜欢男人留的八字胡，此刻都显得英勇神武。似乎他随时都能站起来，像美国电影里的西部牛仔一样，从腰间拔出手枪瞬间制伏俞晓冬。

不同的心境塑造不同的情绪，在与八字胡警察的一问一答中，我尽可能表现得春风细雨，甚至比八字胡警察还要官方。

按照泰国警方的办案流程，他们既然已经拿到录音证据，那么下一步的行动应该是想办法引开俞晓冬，好单独给我做笔录。我努力配合着八字胡警察，同时也用那只不敢乱转的眼睛观察着对方的一举一动，我想从他的每一个动作里读出暗示——比如暗示我支开俞晓冬或暗示我昏迷过去。可直到我把眼睛都看酸了，看得流泪了，也没有收到任何暗示。

我想，泰国警方可能还有别的招数吧。毕竟我不是警察，也不通晓他们所有的办案流程。

这时俞晓冬突然凑过来，俯身帮我擦掉眼泪，这哪里是好心，这分明是一种警告！

奇怪的是，这次即便被他威胁，而且还是当着警察的面威胁，我却一点也不害怕。因为我注意到那个瘦高警察正抱着胳膊站在床尾，饶有兴趣地盯着俞晓冬，像研究犯人似的。

我想，泰国警察的办案方式可能是这样的：八字胡警察负责给我做笔录，吸引俞晓冬的注意力，而高个子警察在一旁观察，用他数码相机般的眼睛记录俞晓冬的一举一动。想到这里，我的情绪随之高涨起来，就像脚下的冲浪板随着巨浪迅速攀升至浪尖。

“这么说，你是自己掉下悬崖的？”八字胡警察问。

我的眼珠转了转，看了一眼八字胡警察，目光又在高个子警察身上流连了好久。但高个子警察似乎忘记了自己的使命，他居然走到窗口，看着窗外摇曳的椰子树走了神。我的眼珠不得不转向俞晓冬，他满脸堆笑，我看见了这副假面背后的无垠黑洞。

他的眼神仿佛一把狙击枪死死锁定了我，看架势要是我说错一句话，他分分钟就能扣动扳机爆了我的头。

我不得不按照俞晓冬的话跟警察说，我是头晕不小心掉下悬崖的。俞晓冬握着我的右手，右手食指在印泥盒子里滚了一圈，红指印又按在笔录本上。这一刻，我依旧认为我成功地完成了我的计划，是的，警察完成了初步的试探。

两个警察走后，俞晓冬长舒了一口气。不知为何，我的心里生出了一种不祥的预感，空空荡荡的，就像小时候开完运动会人群散去的那种空荡，仿佛有个巨大的耳环在耳边晃动。窗外又起了风，走廊传来脚步声——有护士的，有病人的，就是没有警察的。看来，没人留下来监视我们。

我开始怀疑伟大的朋友武元先生了。我并不是怀疑他的能力，只是担心他没能把录音证据送到关键的人手里。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可能，他不是在泰国递交的录音，而是安全地飞到国内才向乌汶警方提交证据。泰国不是中国，司法程序的迥异暂且不论，关键的是录音里我们说的都是汉语，甚至还有方言，他们需要翻译，翻译过程中难免产生误读，到最后只能用时间来纠正语言的差异和错误。

而我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我在和时间赛跑。

看来第一计划已经失败了，我告诉自己，必须寻求第二计划。我的脑子开始飞转，第二计划怎样实施较好呢？首先，我必须找到一个会说泰语的人，然后让他帮我把消息传递出去，但是这个人是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