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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陷入了最美的幻境中不能自拔，我幻想有一个人踏着七彩祥云从天而降，把我带出医院。
最终，我的目光锁定在白大褂身上。他是我的主治医生，长得像泰剧里面的男主角，他每天下午两点左右都会迈着优雅的步子走进ICU看我一眼。他会问我：“哪里疼？哪里不舒服？或者有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我知道这是例行检查，像我这种几年不遇的危险病人，是他时刻关注的对象。
他每次进来时，我都在俞晓冬的看护和监视中，我们讲的都是非常官方的话。我告诉他，我疼，疼得受不了，能不能给我再来一点那个镇痛，或者类似的什么。我一天要打四五支粗的止痛药，都是他特批的，他看上去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并不是说我申请止痛药，他便批给我，他需要观察我的情况，推断我的疼痛，以此确定是否特批。
在他面前，撒娇耍赖都是没有用的，他有自己的标准。
我之所以想要接触白大褂，是因为俞晓冬身上出现了一些变化。首先，武元离开泰国，俞晓冬放松了一层警惕；其次，陆慧芳留了下来，一个他信任的人在身边，他又放松了一层警惕；再次，昨天我们互相交换了誓言，他再次放松了警惕；最后，今天上午，八字胡警察找我录笔录，我也没有揭发他。几重安心的加持之下，俞晓冬不再把所有精力放在我身上，他开始翻弄我的手机。我猜他应该是在查找我的财产。有时，他还会给他的狱友和马仔发一些语音，大概意思是让他们火速赶到乌汶。
下午一点多，陆慧芳着急忙慌地闯进ICU。她说她住的酒店隔音不好，想重新换一个酒店。一般的酒店都是下午两点钟退房，为了省点钱，她想在两点前把酒店退掉。俞晓冬害怕陆慧芳因为钱着急上火，毕竟老年人的消费观念跟我们不同。于是他跟我说：“我要去帮我妈退酒店，得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俞晓冬前脚刚走，白大褂后脚就进来了。他见ICU只剩我一人，例行公事地问我：“感觉怎么样？伤口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或者有没有什么异样，都可以跟我反馈。”
我内心正进行天人交战。从白大褂进来那刻起，我脑子里就炸开了锅——说还是不说？万一那对母子突然折返拿东西，听见我在告密，我和白大褂都得完蛋。这次说？下次说？还是永远憋着？不同的声音在脑袋里吵得不可开交。
白大褂例行检查结束，起身要走。就在他转身的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现在不讲，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了。
于是，我一把拉住他的白色长褂。
他转过身，问我：“你怎么了？”
我说：“我有话要跟你讲。”
他疑惑地看着我。
我抓紧时间说：“其实我不是自己掉下悬崖的，这个事情背后是有……有人做的……”
白大褂坐下来，悄声用英语问我：“Tell me,who is it?（告诉我，是谁？）”
“我不敢说是谁，但是我现在只能告诉你一个事实，这个事情不是你们知道的那个样子，不是我自己掉下去的，是有人做的。”我不敢直接说答案，但我可以透露关键信息。
白大褂追问：“到底是谁？你说出来，我可以帮你。”
我摇摇头说：“我不敢说。”
白大褂问：“既然说了，为什么把话说一半呢？”
我没有回答，因为我不知道白大褂是什么性格的人。他是率真的人，还是机智的人？如果他是一个率真的人，当他知道凶手是俞晓冬，他可能直接去质问或者去对质，到时我连被救的机会都没有。
一瞬间，我思绪纷飞，却沉默不语。
白大褂继续问我，问了大概十来次，到底是谁？我还是没有说。白大褂点点头，没有再问。
他说：“我知道这件事情了，你好好休息。”然后他就走了。
白大褂走后，我有些后悔，我有些拿不准他的性子。作为我的主治医生，我是该相信他的，因为他把我全身碎掉的骨头重新拼到了一起。而且，入院第二天，俞晓冬要把我强行带出医院时，他带着医生死死把着病床。
他说：“你是一条鲜活的生命，我们不允许你去送死。”
面对生命，他是有人道精神的；可面对一个杀人犯，他还能保持外科医生的冷静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