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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吃力地睁开眼，耳朵贴在地上，隐约听见窸窸窣窣的声音，难道是一条蛇正扭动长长的身体向我逼近？
内心的恐惧让我的每根神经都绷得很紧，连风声在我听来都像是在呜咽。
渐渐地，我能感觉到地面传来一阵共振的频率，我不确定那是从哪里传来的。有一刹那，我甚至怀疑那种共振是不是幻觉，可是，如果是幻觉，它会在一个频率上，但它的频率是渐进的。是的，幻觉是不会有渐进的，可它越来越近，由远及近，我停止所有的思考，屏住呼吸，听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随着那共振的频率越来越近，我的心也越来越紧张。
不知过了多久，我眼前居然出现了人影！一群穿着迷彩服的人正朝我走来，我这才知道，原来刚才地面的共振是他们的脚步发出来的。他们穿着帆布鞋，帆布鞋走路很轻，我听不到那种“嗒嗒嗒”的声音，但我能感觉到脚步和地面接触发出的共振。
看见他们，我仿佛看见了救星，紧张的神经终于放松了一点。
最前面的“迷彩服”扑了过来，一下子扑倒在我的面前，用泰语问我：“怎么了，怎么了？”
血在我嘴里弥漫，蔓延进我的气管，我说不出话，叫不出声。
“迷彩服”看出我是中国人，他想了想，嘴角努了努，然后握住我的手，用英语跟我反复地说：“You are safe（你安全了）!You are safe（你安全了）……”
他一直说着“You are safe”，试图安慰我，我的恐惧感渐渐消失。另外几个“迷彩服”也围过来，查看我的情况。
我知道，我得救了。比得救更让我开心的是，我知道这不是幻觉。刚才我在用耳朵听，听那些微小的声响；此刻我在用眼睛看，看到他们弄出巨大的动静，他们从包里掏出各种救援装备，他们在组装担架，他们在打电话联系救护车。
从绝望地躺在崖底，再到被好几个人围着，那一瞬间，我能感觉到我的命运发生了180度的大反转，我看到了生的希望。
我的心里有了强烈的求生欲，我希望他们赶紧把我捞上去，把我送进医院。然而，疼痛的知觉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蚀骨的疼痛从身体的四面八方向我袭来，连睁眼睛都是痛的。他们想把我抬上担架，有人抬我的胳膊，有人抬我的腿，但无论是胳膊还是腿，他们根本抬不起来，因为我浑身上下的骨头都断了，就像一摊烂泥。
他们好不容易把我弄上担架，我左边站着三个人，右边站着三个人，六个人一起抬着我走在山路上。山路不是很好走，蜿蜒曲折，我的身体跟着担架颠上颠下，浑身仿佛散了架一样，那种疼，真是一分一秒都难以承受。
我以前听别人说过，人的神经麻痹是有时间限制的。我在崖底躺了四五十分钟，救援队找到我又花了四五十分钟，差不多两个小时，刚好过了那个临界点，我的痛觉神经彻底苏醒。
断掉的骨头就像一把把尖刀，把我的身体扎出了无数个窟窿，血液流出来，最后形成了无数个伤口。本来已经凝固的伤口，随着颠簸开始崩裂，像一座座活火山在我身上复活，岩浆般的血开始涌出，撕心裂肺地疼。
终于挨过了山路十八弯，我被抬上了救护车。六个救援者长吐了一口气，他们跟随车护士交代了几句我的大概情况，便转身消失在山林中。他们来过，也好像没来过。他们仿佛鸟鸣，藏在光里，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光。
救护车鸣着笛在山路上行驶。泰国边境的这条路，很像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土路，路面铺满了大小不一的石子，坑坑洼洼的。汽车轮胎在这样的路面上行驶，不断颠簸，我的身体也随着上下颠簸。轮胎每转动一圈，我浑身上下所有的伤口便仿佛同时被撕扯，疼痛交织在一起，变得异常剧烈。那种痛楚钻心刺骨，简直难以忍受，就像是全身每一根血管、每一条神经里都在集体发作结石般的痛。因为疼痛，我一直在掉眼泪，泪水混合着血水，导致我的世界变成了红色。
红色的护士，红色的“白”大褂，红色的救护车后门紧紧关闭，红色的针头，还有一双时隐时现的红眼珠。我不敢细看那双眼，生怕是俞晓冬躲在后面盯着我。
救护车在那坑洼不平的路上颠簸了四十分钟，感觉漫长得像过了四年。好不容易熬到最近的救护站，结果救护站的大夫却摆摆手说：“治不了，伤情太重了，必须转到大医院。”
他们把我抬进去，没有做任何救助和治疗，连片止痛药都没给，又把我原样抬出来塞回救护车。我心里在喊，救命啊！我不想转院，因为不知道从救护站到最近的医院，还要再开多久。我受不了在路上颠簸时伤口撕裂般的疼痛。那种疼痛就像在凌迟一般，堪比古代十大酷刑，对我而言实在太残忍了！
救护车上的护士一路照顾我，她长得干瘦干瘦的，手指细如竹节，她简单地将我有伤口的地方贴一块纱布，却没有包扎，我明白这是常规流程，主要是怕伤口暴露引发感染。
我右眼的上眼皮没了，是被树枝和地面刮掉的，眼睛下面的肉也被刮掉了，要是再刮掉一些，眼球也就没了。女护士用一块很大的纱布才能把我的右眼盖住，我的面前随即黑了一大半。我全身上下，能用夹板固定的地方都用夹板简单固定住了。我只有左眼能动，更确切地说，是眼皮能闭合，眼珠能转动，但几乎无法表达任何情绪和想法。
救护车顶的架子上挂着四爪钩，其中一个钩子上吊着只老式的盐水瓶，应该是给需要输液的人准备的。盐水瓶随着救护车的颠簸而晃动，挂盐水瓶的钩子显然有些老旧了，该是钩子的地方磨秃了，几乎是平整的，我感觉那盐水瓶好像随时都会掉下来。好巧不巧，那盐水瓶正对着我的肚子，它晃得我心惊肉跳，我生怕它掉下来砸到我的肚子，砸到我的宝宝……
坠崖时，我的身体数次接触崖壁，撞到树枝，又从崖壁上滚过。坠落过程中，经过磕碰，我的嘴巴经过数次无意识的咬合，嘴唇、舌头和两腮都已经烂掉了，整个嘴巴都肿了起来。刚掉下崖底时，出于本能，我喊了几句“help me”。可后来，我的嗓子里卡着血，血又无法处理，我感到口腔、嗓子、气管和食道里都灌满了血。痛感神经恢复后，我再也无法发出声音，完全无法讲话。我只能听，不能动，我只能用眼神疯狂暗示护士把盐水瓶挪开。
女护士以为我尚未度过恐惧期，她不停地用泰语重复讲着：“你不要害怕，你已经得救了，我们在去医院的路上。”
我真实的情绪是恐惧，但此时的恐惧不是她理解的那样，我怕盐水瓶掉下来砸到我和我肚子里的孩子。我们好不容易活下来，我们可不想死在一只瓶子手上。
无论是做生意，还是过日子，在我的字典里，根本就没有“难题”二字，因为我相信，一切问题都将在我的运筹帷幄之下得到完美解决。哪怕俞晓冬把我推下悬崖之前，我最后的想法仍是可以谈，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谈判完美解决，上到几亿泰铢的进出口贸易大单，下到买菜时跟卖菜阿姨因为块八角进行的拉锯战。可我现在说不出话，浑身上下能动的只有左眼珠。
我用唯一可以动的左眼珠，不停地瞪着护士，以此寻求跟护士的眼神交集。只要护士看我，我们的眼神对上了，我立马将眼神瞟向上面的盐水瓶，希望借此把她的注意力也带上去。我一遍又一遍重复着这个动作，看护士看盐水瓶，再看护士再看盐水瓶，几近疯狂，可女护士始终没能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救护车在颠簸，瓶子在晃动，我只好直勾勾地盯着瓶子，使出最后的力气不停地用目光表达：嗯，嗯嗯，嗯嗯嗯。最终，护士顺着我的目光，抬头看了一下，就在瓶子沿着平整的钩子滑下时，她用竹节般的手摘下了它。
我总算松了口气，在颠簸晃动的视线里，我看见她给了我一个充满歉意的微笑。
大约一小时后，我被送进乌汶府最大的医院。躺在人流穿梭的门诊大厅里，我的气息微弱至极，一直在叠加的疼痛击溃了我，疼到绝望，疼到无法忍受。我努力向抢救人员表达着想要安乐死的诉求，可无论我怎么说，也说不清楚。
僵持了几分钟，抢救人员才大概明白了我的意思。如果他们答应，我会毫不犹豫地签字。我真的熬不过去了，那种百爪挠心、蚀骨钻心般的疼痛，我是多一秒都不能忍受了，给我注射一针安乐死药剂，好让我停止这种疼痛和折磨。
但他们不同意，所有抢救人员都不同意，其中一个护士表现得相当决绝，从她的身体语言来看，她是能理解我的疼痛的。她怜悯地看着我的肚子，刹那间有一些走神，想来她也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