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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闭狭窄的病房，就像薛定谔眼中的盒子，而我是盒子里的猫。如果薛定谔站在盒子外面观察盒子里的我，在没有打开盒子的情况下，我既是生的也是死的，我处在这种叠加态里，或生或死都在俞晓冬的一念之间。他在病房的透明玻璃前踱步，不停观察走廊的护士和医生，他在经历人生最大的一次赌博，他要杀死我，必须在视线盲区内，他赌别人看不见。

赌赢了，他就可以继承我所有的遗产，过几年挥金如土的好日子；赌输了，他的后半辈子就只能在牢里度过，或者被判死刑。多年的商场经验让我对人性有着清醒的认知，我告诉自己，我能做的就是在他去往赌场的路上，在他孤注一掷的途中，把他拉回来。

首先，我要争取他的信任。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所谓的信任是求饶。我向他求饶，跟他保证，再三保证：“我不会报警，而且我会原谅你，你想让我跟警察说什么，我就跟警察说什么，你想让我说我是自己掉下去的，我就说我是自己掉下去的。”

其次，在这个要命的时刻，我必须尝试换位思考，是的，该死的换位，我要站在凶手的角度上思考问题。一个凶手现在想要的应该是行凶后的心理慰藉，他需要一个可以下的台阶。于是，我跟他说：“我觉得你可能也是一时冲动，才对我这么做的，毕竟我们现在有孩子了，以后孩子还是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啊。如果我把你弄进去了，我也没办法跟孩子交代，我说什么，我说孩子啊，你爸是被我亲手送到牢里面的，因为他要杀你的妈妈。”

当然，我心里可不是这么想的。你都要杀我了，都要我的命了，我怎么可能继续跟你做一家人，而且还让你来跟我一起升级做爸爸妈妈呢？你不配！但是，现在我被封闭在薛定谔的盒子里，身不由己，我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保命，我希望他手下留情，不要对我进行二次谋杀，哪怕保持这种既生又死的状态也好。

俞晓冬见我服了软，只是微微一笑，就转过身走到透明玻璃前，继续观察走廊。他时不时抬腕看表，像特工一样记录着走廊里人流的走向和护士的状态，他应该是在寻找时间的缝隙吧。

时间的缝隙，就是下手的时机。

我一动都不能动，只能默默躺在床上。我在祈祷：老天爷呀，让我动起来吧。

我的眼球扫向右半边身体，微光中飘浮着灰尘，清晰得粒粒可见。我怔住了，因为我看见我的右手食指在床单上有节奏地敲打着，手指敲打床单，激起了灰尘。我使出吃奶的力气，想要多恢复几根手指，可任凭我怎么努力，还是只有食指能动。

一只眼睛，一根手指，这是此刻的我能拿上台面的所有筹码。

有那么一瞬，我恍惚看见俞晓冬窜过来，拿起枕头捂住我的脸。我浑身一动也不能动，只有一根手指在拼命抖动。灰尘，更多的灰尘在我的上空急速荡起，而后慢慢归于平静。

哦，是我走神了。真正向我走来的是护士，护士后面跟着一个手持POS机的男人，原来是院方要我缴纳住院费和手术费。俞晓冬在我的包里找到了我的银行卡，他们让我在POS机上输入银行卡密码。原以为右手食指的恢复是为了抵抗俞晓冬的攻击，可老天爷却跟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它不是用来抵抗攻击的，而是用来输入银行卡密码的。

当我用唯一能动的食指输入密码的那一刻，内心涌起一阵巨大的悲凉——即便刚刚经历了生死浩劫，醒来后依然要面对这个充满金钱交易的现实世界。万一我银行卡上余额不足呢？万一我连一根手指都无法动弹呢？万一我坠崖导致头部受伤，意识模糊不清呢？只要这三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发生，我都可能无法获得及时的救助，甚至会被医院拒之门外。泰国的医疗体系不同于我国的“先救治，后结算”模式，一想到如果那一刻我无法结账，可能会被赶出医院，喉咙突然发紧，一股无尽的悲凉在我心中蔓延开来。即便我经历了那么大的背叛与伤害，这个世界对我依旧是那么残酷无情。

收费的人一走，病房顿时空荡起来。麻药劲过去了，剧痛卷土重来，我疼得直叫唤，喊着要打止痛针。这时，我的主治医生进来了，只见他穿着白大褂，长相俊朗，有点像泰国电视剧里的男明星。他轻轻碰了下我的左腿，我立刻发出杀猪般的号叫；他又捏捏我的右腿，我再次嚎得撕心裂肺。他用一口标准英语告诉我：是他和团队给我做了11小时的手术，我的右腿已经打好石膏；我的左腿粉碎性骨折太严重，暂时用夹板固定，还得再做一次修复手术。

他站在我和俞晓冬之间，宽厚的肩膀让我稍微安心了些。当俞晓冬提出要转院回曼谷治疗时，他直接回绝：“我是患者的主治医生，她的病情我比你更清楚。”

说完，他直视着俞晓冬，目光毫不退让。俞晓冬冷笑一声，转身避开对峙。我的“白大褂”医生亲自给我注射了止痛药，疼痛立刻减轻了一半——我知道，一半是药效，另一半纯粹是因为他在场带来的安全感。

可白大褂刚走，俞晓冬就快步冲到床前。他坚持要让我转院，不想让我继续在乌汶府的医院治疗，他说这里离事发地太近，而且警方也在盯着坠崖事件，这里不安全。他提议先转到曼谷的医院，之后再回中国治疗。

他俯身逼到我面前，脸离我只有一个拳头的距离，低声问我：“转院，你同不同意？”

我看着他近在咫尺的眼睛，知道此刻没有选择的余地。尽管我心里充满抗拒，还是轻声回答：“好，听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