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1.欧洲人为何难以理解东方

我在感受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西方人，因此必定会深深感受到这部中国著作的奇特。诚然，对东方宗教和哲学的一些了解确实有助于我的理智和直觉在一定程度上理解这些思想，比如我可以从“民族学”或“比较宗教史”的角度来理解原始宗教观点的矛盾性，但这是以西方的方式把自己的心灵隐藏在所谓科学理解的外衣之下，这一方面是因为“学者那可怜的虚荣心”害怕并拒绝显示出任何生动参与的迹象，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外来精神的情感投入可能会变成一种愈发深挚的体验。所谓的科学客观性必定会把这部经典留给汉学家去施展其语文学技巧，他们将心怀嫉妒地阻止对它做其他任何解释。但卫礼贤深深地洞悉了中国智慧那神秘莫测的活力，他不允许这样一颗极富洞见的宝珠消失在专业科学的抽屉中。他请我为之撰写一篇心理学评述，这让我倍感荣幸和愉悦。

虽然这样一来，这颗精美的宝珠会有落入另一门专业科学抽屉的危险，不过，任何想要贬低西方科学功绩的人都在侵蚀欧洲精神的根基。科学作为工具固然并非完美，但毕竟是一种宝贵的、优越的工具，只有当它要求把自己当作目的时才会显示出危害。科学必须做臣仆，一旦篡夺王位就会做错事，它必须服务于其他科学分支，因为每一个分支都因其不充分而需要其他科学分支的支持。科学是西方思想的工具，依靠科学可以比仅靠双手打开更多的门。科学属于我们的理解方式，只有当它把自己的理解方式看成唯一正确时才会阻挡我们的视线。然而，东方把另一种更加广泛、深刻和高明的理解方式教给了我们，那就是“通过生命去理解”。我们对它只有模糊不清的了解，认为它是由各种宗教术语产生的一种近乎虚幻的感受，因此我们乐于给这种东方“智慧”加上引号，将其归入信仰和迷信的模糊领域。但这样一来，我们就完全误解了东方的“实际性”（Sachlichkeit）。东方智慧并不是苦行的隐士和怪人所给出的一些多愁善感的、神秘夸张的、近乎病态的灵感直觉，而是中国思想精英的实修洞见，对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表示轻视。

这一断言也许过于大胆，从而会招致某种质疑。不过，考虑到我们对这份材料极为陌生，这种质疑是可以理解的。此外，它对我们来说显得异常陌生，我们不知道中国的思想世界如何以及在何处能与我们的思想世界联系起来，这种困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面对东方思想时，西方人常犯的错误是，他就像《浮士德》中的学者那样受魔鬼的蛊惑而轻蔑地抛弃科学，转向东方的迷狂，原样照搬一些瑜伽功法，成为可怜的模仿者。神智学（theosophische）便是这一错误的最佳例证。此时它已经背弃了西方精神的稳固基础，迷失在语词和概念的迷雾之中。这些语词和概念永远不会从欧洲人的大脑中产生，也永远不会有效地与之嫁接。

古德云：“邪人行正道，正道悉归邪。”不幸的是，这句异常正确的中国格言与我们的信念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相信“正确的”方法与使用方法的人无关。实际上，在这些情况下，一切都取决于人，而很少取决于或完全不取决于方法。方法只是一个人所遵循的途径和方向，以使其行动方式能够真实地表达其本性。如果方法与他的本性不相契，那么这种方法就仅仅是一种装模作样，是某种人为附加的、毫无根基和活力的东西，仅仅服务于自欺欺人的不正当目的，成为愚弄自己和逃避无情的自性法则的一种手段。这与中国思想的脚踏实地和真诚毫无关系。相反，它是对其自性的放弃，是在陌生神祇面前的自我背叛，是为了取得精神胜利而采取的怯懦诡计，所有这些都与中国“方法”的本意背道而驰。因为中国的这些洞见源于最大意义上完整而真诚的生命，源于最古老的中国文化生活，这种文化生活是从最深的本能中自然而然、连续不断地产生出来的，对我们来说可望而不可即。

西方人对东方的模仿是悲剧性的，因为这种模仿乃是源于一种非心理学的误解。这种误解就像在新墨西哥、美丽的南海诸岛以及中非发生的那些现代冒险行为一样，是不会开花结果的。在那些地方，西方文明人严肃地玩着“原始性”的把戏，暗地里逃避其困难重重的任务，正如那句名言所说，“这里是罗德岛，就在这里跳吧”（ Hic Rhodus, hic salta ）。 因此，问题不在于模仿外来的东西，更不在于成为外来思想的传教士，而在于立即开始重新塑造已经百病缠身的西方文化。这必须由真正的欧洲人来完成，他需要带着他的婚姻问题、神经官能症、对社会和政治的幻觉以及整个世界观上的方向迷失置身于西方的日常活动中。

我们最好是承认，从根本上讲，我们并不理解这样一部著作所说的超脱尘世是怎么回事，事实上也不愿意去理解。中国人已经完全达到了自己本性中的本能要求，以至于几乎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们洞悉世界的不可见本质。他们那种把视线转向内心从而超脱尘世的心态，我们是否觉察到了呢？或许，这种内视的前提条件是从将我们束缚于可见世界的欲望、野心和激情中解脱出来？这种解脱难道不是必定源于有意义地满足本能要求，而不是源于过早地、心怀恐惧地压抑它们吗？也许只有服从了世间法则，我们才能自由地认识精神世界？一个人只要关注中国文化史，并且认真研究过《易经》这部数千年来贯穿于所有中国思想的智慧之作，这些怀疑就是显而易见的。此外他还知道，这部经典所提出的观点在中国的意义上并不是一些闻所未闻的东西，而仅仅是些无可避免的心理学结论。

长期以来，在我们典型的基督教精神文化中，精神（Geist）和对精神的爱一直是纯粹正面和最值得追求的。只是在中世纪行将结束时，也就是在19世纪，精神开始退化为理智（Intellekt），那种难以忍受的理智主义（Intellektualismus）的统治才得到反抗。这种理智主义从一开始就犯了一个情有可原的错误，那就是把理智与精神混为一谈，并把理智的过失归咎于精神。当理智试图把精神的遗产据为己有时，它便有害于灵魂（Seele）了。理智绝对没有这个能力，因为精神高于理智，它不仅包含理智，还包含情感（Gemüt）。精神是生命的方向和本原，追求那超人的光明高峰。与之对立的则是阴性的、黑暗的、属土的本原（“阴”）及其来自时间深处、与身体根源相联系的情感性（Emotionalität）和本能性（Instinktivität）。这些概念无疑是纯直觉的洞察，但如果想把握人类心灵的本质，这些概念就是不可或缺的。中国不能没有这些概念，因为正如中国哲学史所表明的，中国从未远离过核心的灵魂事实（seelischen Gegebenheiten），因此从未迷失于对单一心理机能的片面夸大或过高评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对于生命的悖谬性和两极性一直都有清醒的认识。对立双方总能保持平衡——这是高等文化的标志；而片面性虽然总能提供动力，却是野蛮的标志。如今西方开始反抗理智，推崇爱欲（Eros）或直觉，我只能认为这是文化进步的标志，是意识突破了专横的理智所设定的过分狭窄的界限。

我绝不想低估西方理智的巨大分化（Differenzierung），以此衡量，东方理智可以说还很幼稚。（这当然与智力无关。）如果我们能把另一种或第三种灵魂功能成功地提升到与理智相当的尊贵地位，西方就可能超越东方很多。而现在欧洲人却背离自己，矫揉造作地模仿东方，这着实令人悲哀。如果欧洲人能够真实地面对自己，以自己的方式从自身本性中发展出东方历经数个世纪从其本性中产生的一切成果，那么前景将会广阔得多。

从理智的无可救药的外在角度来看，东方最为珍视的东西似乎并不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特别是，单凭理智根本无法理解那些东方思想对我们可能具有的实际重要性，因此理智仅仅把这些思想归于哲学或民族学的猎奇。这种不理解是如此普遍，以致连一些博学的汉学家也不能理解《易经》的实际运用，而只是把它看成一堆神秘难解的符咒。

2.现代心理学开启了一种理解的可能性

我在实际工作中的经验为我接近东方智慧开辟了一条意想不到的崭新道路，不过应当注意，起初我对中国哲学还没有任何了解，当我开始从事精神病学和心理治疗的毕生工作时，我对中国哲学其实一无所知。只是到了后来，我的医疗经验才向我表明，我使用的一些技巧已经无意中把我引上了一条神秘的道路，对于这条道路，东方的贤哲们已经潜心研究了数个世纪。这样的说法可能会被视为主观想象，这也是我此前从不发表它们的一个原因，但阐释中国灵魂的卓越专家卫礼贤直言不讳地向我证实了这种一致性，是他给了我评述这样一部中国著作的勇气。就其实质而言，该书笼罩着东方精神的神秘气息，但从内容上看（这极为重要），它却与我的病人的心理发展过程惊人地相似，而这些病人都不是中国人。

为使读者更容易理解这个奇特的事实，必须提到，正如人的身体拥有一种超越了所有种族差异的共同解剖结构，人的心灵也拥有一种超越了所有文化和意识差异的共同基底（Substrat），我称之为“集体无意识”（kollektive Unbewusste）。这种为全人类所共有的无意识心灵不仅包含那些能够变成意识的内容，还包含能够让人做出相同反应的潜在倾向。因此，集体无意识就是对超越了所有种族差异的相同大脑结构的心灵表达，这样便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相似甚至完全相同的神话主题和象征，也解释了为什么人类能够相互理解。各种不同的心灵发展线索都出自一个共同的基础，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所有过往。甚至人与动物在心灵上的类似也源于此。

从纯粹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与人类共同的 想象本能和行动本能 有关。一切有意识的想象和行动都是在这些无意识原型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并一直与之相联系，在意识的清醒度还不够高时尤其如此，也就是说，此时心灵的各种功能更多依赖于本能而不是依赖于有意识的意志，更受情感而不是理性判断的控制。这种状态保证了一种原始的心灵健康。然而，一旦环境变化要求更高的道德努力，心灵就立刻变得不适应了。仅仅对一个总体上一直保持不变的自然来说，本能才是足够的。因此，更多地依赖于无意识而不是依赖于有意识选择的个体，会倾向于明显的心理保守主义。原始人数千年都不发生变化，而且害怕一切陌生和异乎寻常的事物，便是由于这个原因。倘若他不够保守，这可能会使他不够适应，并且导致巨大的心灵危机，也就是导致某种神经官能症。只有通过吸收同化陌生的事物，才能使意识变得更高更广。这种意识倾向于自治，倾向于反抗旧的神祇，而这些神祇不过是迄今一直压制意识的那些强大的无意识原型罢了。

意识和有意识的意志越是强大和明显，无意识就被压抑得越深，意识结构就越有可能从无意识原型中解放出来。如此获得自由之后，意识结构便可挣脱单纯本能的锁链，最终达到一种丧失本能或与本能相对立的状态。这种拔除了根的意识再也不能求助于原型意象的权威，它固然获得了普罗米修斯式的自由，但也具有了一种无神的傲慢。它虽然翱翔于尘世之上，甚至翱翔于人类之上，但倾覆的危险也在于此。当然，面临这种危险的并非每一个个体，而是这样一种集体的弱者，他们会像普罗米修斯一样被无意识绑在高加索山上。智慧的中国人也许会借用《易经》的观点说：阳极阴生，阴生于午，由阳转阴。

医生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变化被原封不动地转移到生活中，比如一个成功的商人通过打拼获得了他所想要的一切，在成功的巅峰不再从事工作，没过多久便突然患上了神经官能症，变得像一个长期卧病在床的怨妇，最终彻底被摧毁。从阳到阴的转变都反映在其中。《但以理书》中关于尼布甲尼撒（Nebukadnezar）的传说以及独裁者的普遍疯狂与此极为相似。有意识见解的偏执以及与之相应的无意识的阴性反应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病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时代过分看重有意识的意志，相信“有志者事竟成”。我绝不是想贬低有意识的意志的崇高道德价值，意识和意志仍然是人类最高的文化成就。但一种摧毁人类的道德又有什么用呢？在我看来，使意志与能力协调一致要比道德更重要。不惜一切代价的（à tout prix）道德是野蛮的标志，在我看来，智慧往往要比它更好一些。但我也许是带着医生的职业眼光去看这一点的，我不得不去治疗因文化的过度发展所导致的伤害。

无论如何，事实就是，意识受必然的偏执所激励而远离了原型，最终导致了崩溃。在灾难发生之前很久，错误的迹象就已经显现出来，比如丧失本能、神经质、失去方向、纠缠于一些不可能的情况和问题等。医生诊疗时会发现，无意识一直在反抗意识的价值观，因此不可能被意识所吸收，当然反过来也是不可能的。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似乎不可调和的冲突，人的理性无法解决它，除非通过佯装解决或可疑的妥协。如果这两种回避方式都不可行，那么我们要问：迫切需要的人格的统一性何在？追求这种统一性是否必要？正是在这里，我们开始走上了东方人早已走过的道路。中国人之所以能够发现这条道路，显然是因为他们从未把人性的对立面拉得太开，以致失去了一切有意识的联系。而中国人的意识之所以能够包容一切，是因为“是”与“否”一直保持着原初的临近性，就像在原始思维状态中那样。尽管如此，他们必定会感觉到对立面的冲突，于是要寻找一条道路从对立面中解脱出来，就像印度人所说的“无争”（nirdvandva）。

我们所讨论的这部经典便涉及这条道路，我的病人们也涉及同一条道路。对西方人来说，最大的错误莫过于直接照搬中国的瑜伽功法，因为问题仍然是其意志和意识，这只会加剧意识与无意识的对立，导致本来想要避免的结果，神经官能症也会随之加重。我们不是东方人，因此在这些事情上有着完全不同的出发点，这一点似乎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如果认为这是所有神经官能症患者都必须走的道路，或是每一阶段的神经官能症问题的解决之道，那就大错特错了。只有当意识发展到反常的程度，从而过分偏离无意识时，它才可能有用。这种高度的意识是必要条件。最大的错误莫过于让那些因无意识过分占据统治地位而致病的神经官能症患者采用这种方法。出于同样的理由，这条发展道路对于中年（通常在35岁到40岁之间）以前的人几乎没有什么意义，甚至可能有害。

如上所述，我之所以要走一条新路，是因为在我看来，如果不对人性的某一面采取强制措施，病人的根本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我在工作中一直坚信，从根本上说并不存在无法解决的问题。经验也向我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我经常看到有些人轻易便超越了别人无法超越的问题。更进一步的经验表明，我以前所谓的这种“超越”乃是意识层次的一种提升。某种更高更广的兴趣在视域中出现了，随着视域变得开阔，尚未解决的问题变得不再紧迫。这个问题本身并非以逻辑的方式得到解决，而是靠着一种新的、更强的生命指向而逐渐消解了。它并没有遭到压制而成为无意识，而仅仅是呈现在另一种光亮中，因此也变得有所不同。在较低层次导致最激烈冲突和充满恐慌的情感爆发的那些东西，现在从人格的更高层次来看，宛如从高山山顶上俯瞰山谷中的一场雷雨。这并不是说这场雷雨已经不复存在，而是说人已不在其中，反倒位于它之上。但从心灵的角度来看，我们既是山谷又是山峰，因此感觉自己超越于人似乎是一种徒劳的幻觉。我们当然会感受到情感，并为之所动、受其折磨。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能觉知到一种更高的意识，它阻止我们把自己等同于情感，使我们能够客观待之，并可以宣称：“我知道我在受苦。”我们这部经典在谈到昏沉时说：“昏沉而不知，与昏沉而知，相去奚啻千里。”这也完全适用于情感。

在我的工作实践中，时常会遇到病人凭借一种难以理解的能力而超越自己，对我来说，这乃是最宝贵的经验。在此期间我终于认识到，从根本上说，最大、最重要的人生问题都是解决不了的，因为它们表达了内在于一切自我调节系统的那种必然的两极性。它们不可能解决，而只能超越。因此我问自己，这种超越的可能性，也就是心灵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是不是不正常的？仍然陷在冲突之中是不是病态的？每个人都必定至少潜在地具有这种更高的层次，在合适的环境中就能使这种可能性发展起来。当我认真考察那些悄无声息、仿佛无意识地超越了自我的人的发展道路时，我发现他们的命运有某种共同之处：无论产生于外部还是内部，新事物从那个晦暗不明的潜在可能性领域进入了他们，他们接受了新事物，并由此进一步成长。典型的情况是，有的人从外部接受新事物，有的人从内部接受新事物，或者毋宁说，新事物有时从外部落到人身上，有时从内部落到人身上，但绝不是全然来自外部或全然来自内部。如果来自外部，它将成为最内在的体验；如果来自内部，它将成为最外在的事件。但无论如何，它绝不会是凭借目的和有意识的意愿而产生的，而更像是溢出了时间之流。

我们总是急于尝试把一切都变成目的和方法，所以我故意表达得非常抽象，以免造成偏见。不能给新事物贴上这样那样的标签，否则它就成了可以“机械”复制的方法，于是又成了“邪人”行“正道”。命运安排的新事物很少甚至从未符合过有意识的期待，这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更神奇的是，虽然新事物往往与我们所知道的根深蒂固的本能相抵触，但它是对整体人格极为恰当的表达，我们无法设想还有什么表达比它更完整。

为了取得进步，解放自己，这些人做了什么呢？据我所知，他们什么都没做（无为），只是让事情如其本然地发生，正如吕祖所教导的，如果一个人不放弃他的日课，神光就会按照自己的法则运转。让一切顺其自然地发生，无为而为，“放开自己”，埃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khart）所传授的这些技艺成为我成功打开通向道的大门的钥匙： 在心灵上必须听 任事情发生。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鲜为人理解的真正技艺。一般人的意识总是在干预、帮助、纠正和否定，从来不让心灵过程宁静地简单发展。这项任务本来是足够简单的。（如果简单不是一切事情中最难的话！）它所要做的仅仅在于，首先客观地觉察心灵发展中的某个幻念（Phantasiefragment）。再没有什么比这更简单了，但困难也正是从这里开始。人似乎没有什么幻念——或者有——但这太愚蠢了——我们可以举出上千条好理由去反驳：“我无法全神贯注于它”“它太无聊了”“又会有什么结果呢？”“它不过是……而已”，等等。事实上，意识提出大量异议，往往就是要清除这些自发的幻想活动，即使我们决意要让心灵过程不受干扰地进行。在许多情况下都存在一种生硬的意识痉挛（förmlich Bewusstseinskrampf）。

即使成功地克服了最初的困难，意识随后仍然会进行评判，试图对幻念进行解释、分类、美化或贬低。这样做的诱惑简直无法抗拒。全面而忠实地觉察一段时间之后，意识的急躁就可以得到遏制，这是必须的，否则就会产生阻碍性的力量。但在每次觉察幻念时，都必须把意识活动重新搁置一旁。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努力的结果起初并不那么鼓舞人心。这些幻念原本就交织在一起，说不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此外，获得幻念的途径也因人而异。对有些人来说写出来最容易，对另一些人来说想象出来最容易，还有人则愿意将它们有形或无形地描绘出来。在意识高度痉挛的情况下，往往只有手可以表达幻念，他们会画出一些对意识来说往往完全陌生的图案。

这样的修炼必须坚持到意识痉挛完全释放，或者说直到能让事情顺其自然，这是修炼的下一个目标。由此创造了一种新的态度，这种态度能接受非理性和不可思议的东西，因为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已经被正在发生的事情彻底吸引住了，那么这种态度不啻一种毒药；但对那些通过完全自觉的判断力，只从正在发生的事情中选择那些适合他们意识的事情，从而逐渐步出生命之流而陷入一潭死水的人来说，这种态度则具有极高的价值。

在这里，我们前面提到的两类人所走的道路似乎分开了。两者都学会了接受他们所面临的事物。（正如吕祖所教导的：“事来要应过，物来要识过。”）但一种人主要接受来自外部的东西，另一种人则主要接受来自内部的东西。根据生命法则，一种人将从外部接受他以前从未从外部接受的东西，另一种人则将从内部接受以前一直被他排除的东西。当以前的价值（只要不是纯粹的幻觉）随着变化而得到坚持时，这种本性的逆转就意味着对人格的扩展、提升和丰富。如果这些价值没有得到坚持，人就会走到另一面，从健康变成不健康，从适应变成不适应，从神志清醒变成神志不清，甚至从理性变成精神错乱。这条道路并非没有危险。一切好东西都是昂贵的，人格的发展则属于最昂贵的东西。它涉及对自我的肯定——把自我当成最严肃的任务，对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保持警觉，时刻关注一切可疑的方面——这其实是一项触及我们核心的任务。

中国人可以把整个中国文化的权威当作后盾。如果他走上了这条漫长的道路，那么他所做的会被视为他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而西方人若想真正走上这条道路，则会遇到理智、道德、宗教等各方面权威的反对。因此，人们要么极为省事地模仿中国，不去理会处于困境的其他欧洲人，要么试图重返基督教会主导的欧洲中世纪，重新筑起欧洲的高墙，把可怜的异教徒和人种学上的好奇心隔绝在真正的基督徒群体之外。对生活与命运在审美或思想上的挑逗在这里戛然而止。对更高意识的追求使我们离开了一切掩体和保护设施。人必须全身心地投入这条道路，因为他只有出于真诚才能继续前进，只有他的真诚才能保证其道路不至于变得荒谬。

无论一个人的命运得自外部还是内部，关于道的体验和事件都是一样的。因此对于各种外在和内在的事件，我不必多说，其千变万化我永远也无法穷尽，而且这对于我们所要评述的著作也无甚意义。但对于进一步发展所伴随的心灵状态，则有许多东西可说。在这部经典中，这些心灵状态都是以 象征 方式表达的，而我在多年的工作实践中早已熟知这些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