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这些名字广为人知。西方、中国和波斯的历史学家的研究使他们声名远扬。这些声名显赫的野蛮人闯入文明之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短短几年就给罗马、波斯或中国
以重创，甚至将其夷为废墟。这些野蛮人如何来、为何来，又如何消失，几乎没有人能解释。古代学者称其为“上帝之鞭”，认为他们是上帝派来惩罚古代文明的，现代历史学家也倾向于沿用旧时的说法。
同这些野蛮人一样，文明之人也不是天选的大地之子，而是所处环境的产物。不过，我们逐渐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后，我们也就能够清楚地解释其行为方式和动机了。他们矮小壮硕的身躯是草原的产物-因为能在恶劣的环境中存活下来，他们几乎无人能敌。高原凛冽的寒风和酷暑严寒塑造了他们的容貌-细眼睛、高颧骨、卷头发，也造就了他们强壮的体格。随牲畜逐水草而居的独特游牧生活及游牧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决定了他们与定居民族间的关系：要么小心翼翼地仿效，要么大张旗鼓地掳掠，周而复始，不断轮替。
仅仅因为我们自己的无知，一旦有这么三四位伟大的亚洲游牧民突破历史之网逼近文明之地，便给我们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对于成为世界征服者的这三个人来说，有多少个阿提拉、成吉思汗失败了呢？称之为失败，是因为他们无法超越建立有限帝国的功绩，一个从西伯利亚到黄河、从阿尔泰山到波斯的占亚洲四分之一疆域的帝国-虽然这个功绩无论如何都已经足够伟大。我愿向你们介绍由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三位强者统率的伟大的野蛮人，因为他们在历史上纵横十个世纪，足迹从中国边境延伸到欧洲边境。
我们应该对野蛮人的概念进行严格的定义。古典世界中存在着被邻国命名的各种各样的野蛮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罗马人来说，凯尔特人是野蛮人-就像日耳曼人对高卢人，斯拉夫世界对日耳曼地区一样。同样，对于黄河流域来说，中国南部曾长期被视为南蛮之地。上述所有地区的地理环境使得居民采取了农耕定居的生活方式，逐渐摆脱了贫困落后，到中世纪后期，几乎整个欧洲、西亚、伊朗、印度和中国的物质文明都处于相同的发展阶段。
然而，有一个重要的地带没有经历过这一变化，即从满洲
边缘到布达佩斯的欧亚大陆中部向北延伸的辽阔地带。这个横贯欧亚大陆的草原地带，西伯利亚森林从它北缘穿过。由于地理条件恶劣，只有少量耕地存在，这里的居民不得不像几千年前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人类一样，采取游牧的生活方式。其中森林地带的那些部落确实还处于马格德林狩猎者文明阶段
。因此我们说草原和森林地带的民族仍处于野蛮状态，不是说这里的人比其他地区的人类低级，而是由于自然条件所限，这里仍然长期保留着早已被其他文明抛弃的生活方式。
当亚洲其他地区进入发达的农业文明时，这些畜牧部落艰难存活，并成为历史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相邻的各族之间可能出现时代移位，处于公元前2000年的人和公元12世纪的人可以共存。从外蒙古南下的那支游牧民族会直入北京，从吉尔吉斯草原来的那支游牧民族会进入伊斯法罕。突变来临，危险来袭。对于已经定居在中国、伊朗和欧洲的人来说，匈奴人、土库曼人和蒙古人是野蛮未开化的民族。他们震慑于威力巨大的武器，沉迷于流光溢彩的玻璃球，被高官厚禄吸引，毕恭毕敬地与农耕地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们能够想象游牧民族的这种态度。这些可怜的突厥-蒙古牧民成年累月地生活在干旱地带，为了生存穿过干涸的水沟、荒芜的草原，来到耕地边缘，伫立在河北或河中地区的大门口，震惊地凝视着定居文明的奇迹：村庄里五谷丰登、粮食满仓，城镇里锦衣玉食、灯红酒绿。人类的辛勤劳动才是造就这一奇迹的秘密，但匈奴人无法理解。因此一旦受到蛊惑，他们就会像他们的图腾“狼”一样，觊觎篱笆里的猎物，在冰天雪地潜入农庄。他们带着古老的冲动，闯入篱笆，烧杀掳掠，满载而归。
干旱时期，处于畜牧阶段的牧猎公社在骇人听闻的饥荒中苟延残喘，而邻近的农业公社蓬勃发展，两者之间不但存在着悬殊的经济差别，还存在着残酷的社会差别。此时，人类地理学上的问题变成了社会问题。定居民族和游牧民族对彼此的态度，与现代城市的资本主义上流社会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感情类似。在中国肥沃的黄土地、伊朗的种植田园和基辅沃腴的黑土地上耕耘的农业公社周围，有一片贫瘠的牧地，那里气候条件恶劣，每十年即有一次干旱，水源枯竭，牧草枯萎，牲畜死亡，伴随而来的是游牧民的死亡。
这种自然条件使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定期性入侵成为一种自然规律。另外，这些游牧民族，无论是突厥人还是蒙古人，都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得到训练，成为思维缜密、头脑冷静、执行力强的人，随时待命，准备战斗。他们通常利用武力，入侵定居社会-尤其是处于衰落中的定居社会，进入城市，烧杀劫掠，使其臣服，不费吹灰之力便取代被打败的统治者，毫无赧色地登上历史悠久、至高无上的王位，确立自己的封号，比如中国的大汗、波斯的国王、印度的皇帝和鲁迷（君士坦丁堡）
的苏丹。在北京，他成为半个中国人；在伊斯法罕和剌夷（雷伊）
，他成为半个波斯人。
草原和城市之间不可能出现长久的和平吗？不可能。人类地理学的规律不可抗拒，继续发挥作用。即便中国化或伊朗化的可汗没有被本地区或缓慢或突发的反抗推翻，那些来自草原深处的饥肠辘辘的新游牧部落，也会出现在边境上，把这位暴发户堂兄弟当作另一位塔吉克人或拓跋族人，即波斯人或中国人，重复这种冒险，将其置于危险境地。
这种冒险为什么几乎都会成功？从匈奴进入洛阳，到满人进入北京，整整13个世纪，同一旋律为何反复奏响？答案在于：尽管游牧民族物质文化发展缓慢，但他们具有惊人的军事优势。他们是弓骑兵，这一兵种拥有精湛的弓箭技术和异常灵活的骑行能力，比起定居民族有着巨大的军事优势。就像近代欧洲，坚船火炮让欧洲在整个世界拥有无可超越的优势，异军突起，横扫世界。实际上，不论是中国人还是伊朗人都从未忽视过这支骑兵。公元前3世纪，中国人就效仿他们的骑服；从帕提亚时代，波斯人就领略了弓骑兵撤退时铺天盖地的箭雨的威力。不过，中国人、伊朗人、罗斯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在这方面从未与蒙古人匹敌。蒙古人从小接受训练，在广袤无垠的草原上追逐野鹿，习惯于潜步追踪，擅长捕猎的各种手段。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技能，在这方面他们所向无敌。但他们并不经常与敌人对峙，相反，他们总在出人意料之时对敌人发动突袭，随后迅速撤退，再次突然出现时，紧追敌人，但绝不落入敌手。就像追逐猎物一样，折磨敌人，拖垮敌人，直到对方精疲力竭。这种骑兵因易于伪装的灵活性而造成无处不在的假象，成吉思汗的两员大将哲别和速不台将其大加利用，形成更加巧妙的战术。曾经亲眼见过这支骑兵战斗场景的普兰诺·卡尔平尼和卢布鲁克被其压倒性的技术优势所震惊。马其顿方阵和罗马军团在历史上消亡，因为它们是马其顿和罗马有组织的政治体制的产物，如同所有国家那样，它们经历了兴起、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草原弓骑兵之所以能统治欧亚大陆长达13个世纪，是因为他们是大地的自然产物，是饥饿和欲望的子孙，是饥荒岁月中幸存的游牧民。成吉思汗之所以能够征服世界，是因为当他还是一个被遗弃在克鲁伦草原的孤儿时，就已经能够和弟弟拙赤在草原上每天猎获野味，使自己生存下来。
对于古代和中世纪来说，突然出现、射击、撤退的弓骑兵射出的箭是一种不直接交锋的远射武器，在当时能够有效地削弱敌人的斗志，就像今天枪手的子弹一样。
这种优势为什么不存在了？为什么16世纪以后游牧民族不能再任意控制定居民了？因为定居民开始用大炮来对付他们了。于是，定居民在一夜之间便获得了压倒性优势，两者之间的关系颠倒过来了。伊凡雷帝用大炮驱散了金帐汗国的最后一批继承者，中国的康熙皇帝用炮声吓退了卡尔梅克人。隆隆的炮声标志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军事技术第一次-同时也将永远-改变对阵局面，文明变得比野蛮更加强大。几个小时内，游牧民族的传统优势成了不真实的过去。1807年，不切实际的沙皇亚历山大召集卡尔梅克骑射兵来对付拿破仑，以失败而告终。弓骑兵就像马格德林狩猎者一样，已经过时了。
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些弓骑兵退出世界征服者的舞台也只有300年的历史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