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草原早期历史：斯基泰人与匈奴人

一、上古时期的草原文明

北方的草原之路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欧亚之路。旧石器时代，奥瑞纳文化 沿草原之路经西伯利亚传入中国北方。在安加拉河上游、伊尔库茨克附近的马尔塔地区（Malta）曾经发现一尊奥瑞纳时期的维纳斯雕像。泰亚尔·德·夏尔丹 指出，在宁夏地区附近的水洞沟和陕西北部榆林西南的萨拉乌苏河 都曾发现奥瑞纳式文化遗址。同样，在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中国东北（多伦诺尔、满洲里和海拉尔）以及河北省也发现了马格德林文化遗迹。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山顶洞里发现了人体骨架及装饰品，还发现了骨针，有孔的动物犬齿，骨耳坠，有孔的贝壳，珠母碎片和赤矿石。

在新石器时代，准确地说，在新石器时代末期，一种篦纹陶器经西伯利亚草原之路传入亚洲。公元前三千纪的上半期，这种陶器在俄罗斯中部盛行，后传入西伯利亚部分地区，逐步影响到中国甘肃齐家坪 的原始陶器。在之后的公元前二千纪初期，精美的螺旋纹陶器由乌克兰经西伯利亚传入中国。这种风格的陶器源于基辅附近的特里波列（Tripolye）、布科维纳的斯奇彭尼兹（Schipenitz）、比萨拉比亚的彼特里尼（Petreny）和摩尔达维亚的库库泰尼（Cucuteni），大约于公元前1700年在中国河南仰韶村蓬勃发展起来，之后在甘肃半山地区发扬光大。 据塔尔格伦（Tallgren）的观点，西西伯利亚的青铜时代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与同一时期多瑙河地区伟大的青铜文化，即乌尼蒂茨（Aunjetitz）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伯利亚中部米努辛斯克的青铜时代始于300年后的公元前1200年左右。在中国发现了仿造的西西伯利亚手斧和矛头，据此，马克思·劳尔推测，中国在大约公元前1400年引入了西伯利亚地区的青铜技术。

上古时期草原文明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发展了一种以动物纹为装饰体裁的独特艺术，用以装饰马具和装备上的金银铜片，这是游牧民族的一种奢侈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库班的迈科普古墓群中出土的金银合金花瓶和金银动物肖像（公牛、狮子等），该作品明显受到亚述―巴比伦风格的影响。塔尔格伦认为，这些艺术品大约出现在公元前1600年至前1500年，与米诺斯中期文明处于同一时期。 这种亚述―巴比伦文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公元前6世纪，著名的凯勒麦斯（Kelermes）青铜手斧便是最好的证明。

塔尔格伦认为，从公元前1200年起，印欧人种―辛梅里安人 开始在黑海以北的俄罗斯草原上活动。他们源于色雷斯―佛里吉亚族系（ThracoPhrygian） ，或者“来自”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或者原来“就居住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 这位著名的芬兰考古学家认为，最近在第聂伯河流域和库班发掘出来的大量考古文物中，至少有一部分属于辛里梅安人。在这些文物中，最重要的有博罗季诺珍品（Borodino，公元前1300？―前1100年左右），包括青铜镰刀在内的斯特科夫珍品（Shtekovo，公元前1400？―前1100年）尼古拉耶夫（Nikolayev）的青铜铸器（公元前1100年？）和阿布拉梅尔夫卡（Abramovka）的青铜镰刀（公元前1200年？）。这些文物都出土于多瑙河下游和第聂伯河下游之间。在库班还出土了斯达罗米沙托夫斯卡雅（Staromishastovskaya）的金饰牌和纯银公牛像（公元前1300年？）等。在捷列克河畔，发掘了皮亚蒂戈尔斯克古墓（公元前1200年？）和科班（Koban）初期的古墓（纯青铜时代，公元前1200？―前1000年）。南俄地区的辛里梅安艺术与外高加索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外高加索文化始于公元前1400年至前1250年间，结束于公元前8世纪。在外高索地区的甘扎―卡拉巴赫（Gandzha-Karabakh）发现了饰有几何纹动物图案的青铜扣便是最好的证明。辛梅里安艺术还与塔里什（Talysh）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公元前1200年，塔里什青铜艺术达到鼎盛。

公元前1300年至前1200年的波克罗夫斯克（今恩格斯城）木椁墓表明，前辛梅里安文明，或者说辛梅里安青铜文明，经由伏尔加河传播到乌拉尔山区和突厥斯坦。在下诺夫哥罗德附近的塞伊马墓地（Seima），出土了一些包括带孔战斧在内的珍贵文物，说明该文化处于铜器和青铜器文化的初级阶段。哈萨克斯坦的安德罗诺沃文化与之类似，传到米努辛斯克，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发展成为卡拉苏克文化。这是最早的西伯利亚青铜时代，产生了带孔战斧（可能对商朝中国安阳地区的青铜斧产生影响 ）、扁平匕首、塞伊马式矛头和纯几何图案的装饰。这一地区没有受到高加索动物艺术的影响。再往北方，直到很晚才在叶尼塞河畔的克拉斯诺雅茨克（Krasnoyarsk）发现了铜石并用艺术，出土了一些著名的麋形和马形石刻。

公元前1150年至前950年，辛梅里安文化在黑海北岸继续发展，进入诺沃格里格鲁夫斯克（Novogrigorievsk）珍宝时代（有孔青铜手斧）和布格河畔（Bug）尼古拉耶夫的青铜铸器时代（约公元前1100年？）。捷列克草原的科班纯青铜时代与格鲁吉亚的勒尔瓦尔文化（Lelvar）存在有趣的联系。勒尔瓦尔文化中发现了铁，是草原上更为先进的文化；还发现了饰有人和动物图案的奇特青铜带，上面的几何形图案展示了狩猎和耕种的场景。该文化处于大约公元前1000年至前900年间。此外，赫瓦伦斯克墓群（Khvalinsk）的出土文物证明，在萨马拉和萨拉托夫之间的波克罗夫斯克存在一种地区性青铜文化。据塔尔格伦估计，这些墓的年代处于公元前1200年至前700年，这一文化属于斯基泰人 ，即首次出现在俄罗斯的北伊朗人。继辛梅里安人之后，斯基泰人开始统治黑海北岸草原。

公元前900年至前700年是辛梅里安文化末期，属于加利西亚地区（Galicia）的米海洛夫卡（Mikhailovka）文物时期。其中大名鼎鼎的金王冠表明这一时期的辛梅里安文化与高加索文化和奥地利的哈尔施塔特文化（公元前800―前700年？） 之间存在相似之处。基辅南部受高加索影响的波德戈里察（Podgortsa）文物、敖德萨东部科布勒沃（Koblevo）的带孔青铜斧、南俄罗斯大量存在的双刃矛头都属于这个时期（公元前900―前700年）。辛梅里安的青铜文化还流入罗马尼亚，在摩尔达维亚以波德―希拉斯特安（Bodei-Herastrau）和穆列什（Mures）文化的形式存在，在瓦拉几亚则表现为瓦尔托普（Vartopu）文化。之后，辛梅里安青铜文化传入匈牙利。如塔尔格伦一样，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东南部的高加索文化和奥地利的哈尔施塔特文化进入铁器时代时（哈尔施塔特Ⅰ期文化，公元前900―前700年），辛梅里安人和色雷斯人仍然停留在青铜时代。斯基泰文化的先驱―处于伏尔加河和乌拉尔山之间的赫瓦林斯克（Khavalynsk）文化群在公元前900年曾产生过索斯诺瓦雅·马扎（Sosnovaya Maza）青铜铸器，之后发展渐趋缓慢。此时，在西伯利亚的米努辛斯克，青铜时代的第二阶段发展起来。据塔尔格伦研究，这一时期处于公元前1000年至前500年间，以双刃的有孔手斧为代表，主要饰以几何纹，也有一些刀、剑的柄上饰有珍稀的动物纹。

应当记住，俄罗斯草原上的辛梅里安人青铜时代的最后阶段与两种铁器文化，即奥地利哈尔施塔特文化和高加索文化，存在着联系。哈尔施塔特铁刀既存在于辛梅里安文化晚期的遗物中，也存在于早期的斯基泰人遗迹中。

二、斯基泰人

从希腊史学家们提供的证据及亚述王国编年史的补充材料来看，公元前750年至前700年的50年里，来自突厥斯坦和西西伯利亚的斯基泰人（Scythians）把辛梅里安人驱逐出南俄罗斯草原。希腊人称之为“斯基泰”（Scyths，Skythai），亚述人称之为“阿息库兹人”（Ashkuz），波斯人和印度人称之为“萨卡人”（Saka） 。从名称上可以推断出，斯基泰人属于伊朗人种 。他们是北伊朗人，在俄属突厥斯坦草原的“伊朗人发源地”过着游牧生活，未受到亚述―巴比伦文明的影响。定居在伊朗高原的兄弟民族―米底人和波斯人却深受这种文明的影响。斯基泰人与同种的萨尔马特人一样，对历史上的马兹达克派（Mazdaism）及之后逐渐改变米底―波斯人信仰的琐罗亚斯德 （Zoroastrian）改革一无所知。

在库尔奥巴（Kul Oba）和沃罗涅什（Voronezh）出土的希腊―斯基泰花瓶上，可以看到斯基泰人的生动形象。他们蓄着胡须，像帕赛波里斯浅浮雕上的萨卡兄弟一样，戴着护耳尖顶帽以防御草原上的凛冽寒风；穿着束腰上衣和宽松裤子，类似于其堂兄弟米底人和波斯人的着装。在切尔托姆雷克陵（Chertomlyk）出土的双耳细颈银壶上，可以看到草原骏马的形象。对斯基泰人来说，骏马时刻相伴，弓箭随身携带。 这些骑射手“无城廓”，只有伴随他们进行季节性迁徙的篷车组成的“流动城市”。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1900年之后的13世纪，即普兰诺·卡尔平尼 和卢布鲁克时期 ，成吉思汗蒙古人穿越同一片俄罗斯草原时，使用的也是这种大篷车。他们在车上安顿妻子，堆积财富：金饰品、马具和装备上的牌饰及地毯。斯基泰人对装饰品的需求催生了斯基泰艺术，并决定了这种艺术的形式及走向。在公元前7世纪至前3世纪之间，斯基泰人如以往一样，仍然是俄罗斯草原的主人。

今天的语言学家把斯基泰人归于印欧家族的伊朗人，属印度―伊朗人种或雅利安人种。不过，他们的生活方式却与突厥―蒙古种的匈奴部落几乎一样，这些匈奴部落在同一时期活跃在草原另一端的中国边境上。无论在黑海和里海以北，还是在蒙古，草原上的游牧生活都类似，只不过蒙古草原的条件更为艰苦。因此，当读到希腊史学家笔下描述的或看到希腊―斯基泰式花瓶上的斯基泰人，我们眼前立即浮现起中国历史学家或艺术学家记载或描绘的匈奴人、突厥人和蒙古人。尽管体态和语言有所不同，但两者在文化和日常生活方式上十分相似。这两个种族之间有一些共同的风俗习惯，或者是因为类似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寻找到同样的解决方案。比如斯基泰人和匈奴人的骑射手都穿裤子和靴子，而同时代的地中海人及早期中国人却穿长袍；两者都使用马镫 。或者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处于同一文化阶段的斯基泰人和匈奴人形成了相同的习俗，比如斯基泰人和突厥―蒙古人的殉葬习俗一直沿袭到很晚，而根据乌尔城 和安阳的墓穴来看，这种风俗在西亚和中国早已不存在 。

公元前750年至前700年，一部分斯基泰人（实际是斯基泰―塞种人的一部分）从图尔盖河和乌拉尔河进入南俄罗斯草原，赶走了辛梅里安人。 那时，大部分斯基泰人仍然留在天山周围、费尔干纳一带及喀什噶尔。一些辛梅里安人不得不逃到当时与色雷斯人种有亲缘关系的一些民族居住的匈牙利，留下了西拉吉（Szilagyi）附近的米哈埃尼（Mihaeni）文物、赫维什附近的富库鲁（Fokuru）文物和加利西亚的米海洛夫卡文物。其余的辛梅里安人经色雷斯（据斯特拉波 ），或经科尔基斯（据希罗多德 ）逃入小亚细亚。公元前720年，他们先流亡到佛里吉亚；大约公元前650年，流亡至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和西里西亚；公元前630年，到达庞提斯（Pontis）。据希罗多德记载，公元前720年至前700年，一些斯基泰人跟随其后不停追赶，却因走错路线，从杰尔宾特关隘 穿过高加索，与强大的亚述帝国军队狭路相逢。公元前678年，斯基泰王伊斯卡帕（Ishkapai）进攻亚述帝国未果。之后，精明老练的斯基泰王帕尔塔图亚（Bartatua），与亚述帝国联手，打击共同的敌人―辛梅里安人。当时，辛梅里安人在西里西亚和卡帕多西亚地区游荡，威胁着亚述帝国的边境。公元前638年，一支斯基泰军队和亚述帝国军队协同作战，进入庞提斯，彻底击败最后一批辛梅里安人。大约10年后，亚述受到米底人的侵扰。应亚述国王的要求，帕尔塔图亚之子马戴斯（希罗多斯称为Madyes）亲自出兵，于公元前628年征服米底。在国王克亚克萨里（Cyaxares）的领导下，米底人奋起反击，杀死斯基泰人的首领们，斯基泰余部不得不穿过高加索退回南俄罗斯草原。斯基泰人称霸西亚的70年，只是其入侵事件的一小部分，却是最值得关注的一部分。70年间，这批印欧种的野蛮人马不停蹄地奔驰于卡帕多西亚到米底、高加索到叙利亚之间，烧杀抢掠，令旧世界闻风丧胆。这次民族大动荡产生深远的影响，甚至以色列的先知对此都有所感知。这一动荡标志着北方草原的游牧民开始入侵南方古文明地区。之后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这种入侵行为不断反复，再三上演。

波斯人取代亚述人、巴比伦人、米底人称霸西亚后，努力保卫伊朗定居民的安全，抵御来自伊朗外部的新入侵。据希罗多德记载，公元前529年，波斯皇帝居鲁士领导的最后一次战争就是对付希瓦以东的斯基泰人，即马萨格泰人（Massagetae）。公元前514年至前512年，大流士一世发动第一次远征，交战对象便是欧洲的斯基泰人。他从色雷斯和今天的比萨拉比亚进入草原。斯基泰人采取游牧民的惯用战术，不与大流士正面交战，不断撤退，将其引诱至荒郊野外孤立无援之地。大流士聪明地及时撤退，未造成重大损失。希罗多德把这次“远征俄罗斯”看作是专制君主的狂妄行为，其实这位阿契美尼德（Achaemenid）王朝的君主竭力执行一种自然的政策―实现外伊朗的波斯化，或建立泛伊朗同盟。斯基泰人丝毫未受到波斯的影响，在南俄罗斯草原又自由自在地生活了300年。大流士的征讨并未击败斯基泰人，但使西亚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免受北方游牧部落的入侵和骚扰。

斯基泰艺术证实了塔尔格伦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中推断出斯基泰人占领俄罗斯的进程。 大约公元前700年至前550年间，斯基泰文化中心仍处于东南方的库班地区和塔曼半岛。根据在马顿罗查（Martonocha）和梅尔古诺夫（Melgunov）两地发掘的零星分散的文物来看，斯基泰人当时无疑已经统治了第聂伯河下游和布拉格河下游间的乌克兰南部。塔尔格伦认为，直到公元前550年至前450年间，在今乌克兰地区的斯基泰文化才有了长足发展，在公元前350年至前250年间达到巅峰。第聂伯河下游的切尔托姆雷克（Chertomlyk）、亚历山德罗波尔（Alexandropol） 、索罗卡（Solokha）、德勒夫（Denev）等地的王室大坟墓可以证实这一观点。在西方，斯基泰人扩张到靠近森林草原北缘的基辅南部和沃罗涅什地区；在东北方向，他们溯伏尔加河而上，直达萨拉托夫，在此已有重要的考古发现。塔尔格伦将该地的斯基泰人，或者说具有斯基泰特征的人，无论是哪种伊朗人，均认定为萨尔马特人。

南俄罗斯的斯基泰人可能只是统治过一支辛梅里安人（色雷斯―佛里吉亚人）下层的贵族。邦弗尼斯特指出，根据希罗多德书中的资料，斯基泰一名为纯伊朗命名法，而另有资料却认定斯基泰一名源于希腊，采用了色雷斯―佛里吉亚的命名法 ，文物考古证实了其中的语言残存。塔尔格伦说：“当斯基泰主义和希腊主义正在形成时，辛梅里安青铜时代作为一种农耕文化的哈尔施塔特文化仍然存在于乌克兰。”

最后，在斯基泰人区域的北部与辛梅里安下层生活在一起的是可能属于芬―乌语系的非斯基泰野蛮人，希罗多德称之为昂多罗帕哥伊人 、美兰克拉伊诺伊人 、伊塞顿人（Issedones）。塔尔格伦认为，昂多罗帕哥伊人住在切尔尼戈夫以北，米兰克尼勒斯人在沃罗涅什以北。这两个民族曾加入斯基泰人反抗大流士入侵的战争中。邦弗尼斯特认为，伊塞顿人住在乌拉尔山区和叶卡捷琳堡（Ekaterinburg）附近地区。塔尔格伦把所谓的摩尔达维亚文化（Mordvian）归属于斯基泰人的邻居，即芬―乌语系的昂多罗帕哥伊人和米兰克尼勒斯人。目前，在德斯纳河和奥卡河流域的考古发掘中，已经找到摩尔达维亚文化的遗迹，其中仅有一些低级的几何纹图案，丝毫没有斯基泰文化的动物形象风格。

三、斯基泰艺术

公元前7世纪，斯基泰人大举入侵高加索、小亚细亚、亚美尼亚、米底，所产生的后果远远超出政治史的范畴。斯基泰人和亚述人的盟友关系持续了近一个世纪，双方密切接触，相互交流，对草原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这是研究草原艺术的一个重要事实。首先，公元前7世纪，斯基泰人在驰骋西亚期间，完成了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过渡。

初期的斯基泰艺术可能受到克尔特―多瑙河流域的哈尔施塔特铁器技术的影响。哈尔施塔特文化处于公元前1000年或前900年至公元前500年或前400年间，斯基泰文化处于公元前7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 但在公元前7世纪的民族变迁中，首先是高加索和米底国家（此处指卢里斯坦）与斯基泰人产生密切的联系。费朗兹·汉卡（Franz Hančar）赞同维也纳库利格（F.W.König）的观点，认为古代米底西南部卢里斯坦出土的一些青铜器与高加索科班的大部分青铜器在年代上都属于公元前7世纪。根据汉卡的观点，科班的大部分青铜器，甚至卢里斯坦的部分青铜器应属于辛梅里安人的。 两种青铜文化与这一时期的斯基泰早期艺术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这也进一步说明，斯基泰和辛梅里安入侵者的铁骑曾经到过同一地区。

斯基泰早期艺术作品受到亚述―巴比伦的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直接影响，库班凯勒麦斯出土的公元前6世纪的金铁合铸手斧便是确凿的证据。这把手斧上展现了古代亚述―巴比伦（即卢里斯坦）的题材：两只弯角野山羊和优雅的鹿群伫立于生命之树旁。对动物的描绘采用了现实主义手法，其艺术表现形式明显受到亚述动物艺术的影响，不过它采用了斯基泰人典型的装饰手法。

以此为起点，斯基泰动物艺术兴起。这一艺术可以看作是斯基泰人把亚述（或希腊）的自然主义艺术转向了以装饰为目的的实用主义艺术。在科斯托姆斯卡亚古墓（Kostromskaya）出土的金鹿，鹿角呈螺旋状重复排列。可以肯定的是，公元前6世纪的库班也出现过这种艺术。

经历了几个世纪，南俄罗斯的草原美学以固定形式保存下来，并逐渐向东发展，最终流传到蒙古和中国。从一开始，这种艺术就呈现出两种趋势：一种是自然主义倾向，它从亚述―阿契美尼德文化和希腊文化中汲取养分；一种是装饰艺术倾向，它转移并改变了自然主义风格，发展出以纯装饰为目的的艺术方向。 最终，草原游牧民和猎手们从未忽略的动物风格的现实主义成为程式化装饰艺术的借口和托辞。

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可以很好地诠释这种艺术倾向，无论是西方的斯基泰―萨尔马特人，还是东方的匈奴人。他们居无定所，四处迁徙，因而对现实主义的雕塑、浅浮雕和绘画等都不怎么了解，只把奢侈品装饰在个人服饰及装备和马具等物品上。这些装饰品，如带扣、马具牌饰、剑带钩、篷车壁板、各种把手和剑柄以及地毯，与在诺颜乌拉墓地（Noin Ula）出土的文物一样，都经过纹样风格处理，甚至经过纹章学处理。

如前所述，不论是以斯基泰人为代表的伊朗族，还是以匈奴人为代表的突厥―蒙古族，这些北方游牧民族活跃在广阔的大草原上，他们骑马狩猎，每天追逐鹿群和野驴，观看狼群捕猎羚羊。受亚述―巴比伦文化的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财产特点使其只保留下纹样风格和动物搏噬图案，这是自然而然演化的一种结果。正如安德森所指出，这些动物画像，如同马格德林时期的壁画和骨雕一样，似乎具有一种特别的魔幻效果。

希腊艺术家为克里米亚的希腊殖民者或者直接为草原诸王制作的希腊―斯基泰艺术品，只有主题属于斯基泰人。除了这些作品，几乎所有的斯基泰艺术中的动物形象都是以装饰为目的，用规则的几何纹制作而成。根据施弗尔德（Schefold）的研究，许多文物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在科斯托姆斯卡亚发现的公元前5世纪的文物，在伊里扎威托夫斯卡亚（Elizavetovskaya）出土的同一时期的文物，在克里米亚的库尔奥巴发现的公元前450年至前350年间的文物，以及源于西伯利亚的萨尔马特时期的彼得大帝藏品、外贝加尔省的上乌金斯克（Verkhneudinsk）出土的公元初年的匈奴艺术品等。这些文物中都发现了呈弯曲状和螺旋形展开的鹿角、马鬃、猫爪，制作时采用了夸张的表现手法，动物的身长有时会拉长一倍。马的上唇总是蜷曲，与蜗牛的外壳类似。在西伯利亚的斯基泰―萨尔马特艺术以及鄂尔多斯的匈奴人艺术中，动物纹样风格非常接近，它们复杂地相互缠绕交错，笔触表现丰富。尽管在表现鹿、马、熊、虎的头部时仍保留着现实主义风格，但很难把这些动物从装饰图中区分出来。动物的角和尾呈叶状，有的呈鸟状。于是，动物艺术的现实主义风格最终消失在源于自己的装饰艺术之中。

因此，草原民族艺术与邻近定居民族的艺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斯基泰人艺术和亚述―阿契美尼德艺术的对比，匈奴艺术与中国艺术的对比。在描绘狩猎和动物搏斗的场景上，他们存在相同之处。与草原艺术中的扭曲、卷绕和朦胧的画风完全不同，亚述―阿契美尼德和中国汉朝的动物形象艺术呈现出古典主义风格，即迅速敏捷、刻画简朴，在简单虚构的背景中，描绘潜行觅食的动物相互追逐或搏斗的场景。而斯基泰人和匈奴人的草原艺术家，描绘了动物之间殊死搏斗的场面，动物们像盘根错节的藤蔓般缠绕在一起。还包括一些颇有戏剧性的场景如缺肢少翅的鸟类，被豹子、黑熊、狮鹫（格里芬） 捕捉到的鹿和马等，牺牲者的身体通常蜷成圆形。图中没有疾驰，没有逃避，只有胜利者耐心细致地撕扯猎物的脖子，而牺牲者则表现出拖住凶手、同归于尽的决心。尽管表现得“慢条斯理”，但其内在生命力却使人感受到了悲怆的气氛。动物的形态交织在这种华丽的风格中，精心制作的屠杀场景里抹去了所有的现实主义。

草原艺术中的各种元素和倾向不均衡地分散在从敖德萨到满洲及黄河的广袤草原上。在向伏尔加河上游的森林地带传播时，斯基泰草原艺术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喀山附近的芬―乌语系的安纳尼诺文化（Ananino，大约公元前600年至前200年）。在喀山附近的一个古冢中发掘出丰富的文物，其中除了常见的尖头青铜斧和青铜匕首外，还有一些动物像。尽管表现手法简单，制作工艺粗陋，但在这些动物像中动物身体呈蜷曲状，与斯基泰式艺术风格接近。不过，据塔尔格伦观察，安纳尼诺文化只是局部采用了斯基泰的动物艺术风格，装饰仍以几何纹为主。

在西伯利亚的米努辛斯克，情况有所不同。在青铜文化最繁荣的时期（公元前4―前3世纪），阿尔泰地区作为重要的金属加工中心，仍在生产饰有纯几何纹的有孔手斧，比如克拉斯诺雅茨克的尖角式装饰品。不过，与其他地区复杂精巧的青铜器截然不同，该地区此时出现了风格质朴简单的青铜动物像。因此，这里正是波罗夫卡（Borovka）想要寻找的草原艺术在地形及年代学上的发源地。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位于黑海和渤海湾中点的米努辛斯克就是草原艺术的地理中心吗？在那里，阿尔泰地区的古代工匠们锤打出最早的动物像。这种初级的、缺乏艺术感染力的动物像是否因为受到亚述―阿契美尼德艺术（受西南方斯基泰文化的影响）和中国艺术（受东南方匈奴文化的影响）的影响而变得丰富多彩？或者如罗斯托夫采夫（Rostovtzeff）认为的那样，斯基泰艺术向西伯利亚森林地带传播时衰落了，就像它向彼尔姆（Perm）森林地带传播时，在安纳尼诺出现的情况？真是这样的话，米努辛斯克和安纳尼诺所代表的艺术不过是俄罗斯草原艺术的微弱回音罢了。

应该指出，在公元前7世纪至前6世纪，南俄罗斯草原上的动物像风格质朴无华，如在七兄弟墓和库班的凯勒麦斯、乌尔斯基（Ulski）和科斯托姆斯卡亚，基辅附近的奇吉林（Chigirin）和克里米亚的刻赤（Kerch）与库尔奥巴（均为早至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的作品）等地出土的青铜器。到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时，装饰风格明显变得复杂，就像亚速海岸边梅利托波尔（Melitopol）附近的索罗卡的动物图案。在一件希腊工匠制作的刻绘着斯基泰题材的精美艺术品上，发现了一些身体扭曲、拥有别具一格分枝的动物纹。在亚速海附近的伊里扎威托夫斯卡亚，情况类似。这些地区的青铜器上所刻的花纹和枝纹，仅为图案花纹本身制作，并无其他表达目的。

四、萨尔马特人与西西伯利亚

在乌拉尔山附近、奥伦堡地区的普罗霍罗夫卡（Prokhorovka），发现了公元前4世纪以长矛为代表的一种地区文化。由于这种长矛是萨尔马特人（Sarmatians）独有的武器，据罗斯托夫采夫研究，普罗霍罗夫卡墓群的发掘表明，这是萨尔马特人首次出现在欧洲的俄罗斯。 萨尔马特人与斯基泰人同源，都属伊朗种的北方游牧民族，当时已经在咸海北岸立足。公元前3世纪下半叶，萨尔马特人渡过伏尔加河，入主俄罗斯草原，将斯基泰人逐回克里米亚。 古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 在《通史》（XXV，Ⅰ）一书中首次提及萨尔马特人，时间为公元前179年。他认为这是一支需要审慎对待的强大力量。

这两个民族在种族上具有相关性，都属于游牧民族 ，但新来的萨尔马特人与其前辈的风格迥然不同。上文提到，斯基泰人是骑射手，戴萨卡帽，穿宽松外套。他们是略懂希腊文明的野蛮人，形成了一种具有可塑性的自然主义风格的动物艺术。萨尔马特人则手持长矛，头戴锥形帽，身披铠甲。他们仍然保持着动物艺术风格，但在程式化和几何纹装饰方面比斯基泰的艺术风格更为独特，热衷于在金属制品中镶嵌彩色瓷进行装饰。简单来说，他们的艺术是在希腊、罗马造型艺术的基础上，装饰以规则花纹，呈现出明显的“东方”格调。这是中世纪前的艺术第一次在欧洲出现，这种艺术由萨尔马特人传给哥特人，又经哥特人传播至进行民族大迁徙的日耳曼部落中。

埃卡特琳诺斯拉夫（Ekaterinoslav）附近久姆里的出土文物可以证实，斯基泰艺术于公元前3世纪初开始向萨尔马特艺术过渡。公元前3世纪至前2世纪，萨尔马特艺术风格在南俄罗斯确立起来。库班的布诺瓦（Buerova）、莫吉拉（Mogila）、阿赫坦尼诺夫卡（Akhtanizovka）、阿纳帕（Anapa）、斯塔夫罗波尔（Stavropol）、卡金斯科耶（Kasinskoye）和库尔德泽普斯（Kurdzhips）等地出土的宝石首饰可以证实这一点。亚速海附近伊里扎威托夫斯卡亚的萨尔马特地层也能反映出来。迈科普墓冢中镶釉银质带上“格里芬”撕咬马的图案，也是有力的证明。著名的迈科普银带是公元前2世纪萨尔马特艺术的代表作。之后一段时期，萨尔马特的牌饰仍然保留着相同的风格。在顿河河口附近的塔甘罗格（Taganrog）和费杜罗沃（Fedulovl）、库班河口附近的锡韦尔斯卡亚（Siverskaya）都出土了公元前2世纪至前1世纪具有相同风格的艺术品。在亚速海附近的新切尔卡斯克（Novocherkask），在库班的乌斯特―拉宾斯卡亚（Ust-Labinskaya）、祖波夫农场（Zubov）和阿尔马维尔（Armavir）出土了公元1世纪的类似艺术品。 这些文物，尤其是迈科普银带上的牌饰，与西西伯利亚的金银牌饰，即今天的彼得大帝藏品的部分珍品具有相关性，上面装饰有格里芬与马、虎与马、格里芬与牦牛、鹰与虎等各种动物之间的互搏图，呈现出典型的枝状方式。波罗夫卡认为这些西伯利亚牌饰属于公元前3世纪至前2世纪，这一时间显然太早；默尔哈特（Merhart）确定为公元前1世纪；罗斯托夫采夫确认为公元1世纪。

根据近来苏联 的发现，在米努辛斯克附近的俄格拉克提村（Oglakty），即更东部的西伯利亚中部，出土的那一时期的人类头盖骨，并不属于突厥―蒙古人种。因此，有人更倾向于把西西伯利亚的金银牌饰归于萨尔马特人的姻亲各族，或者与当时斯基泰人、萨尔马特人、塞种人有交流的印欧种各族。

五、阿尔泰地区的前突厥文化

公元前5世纪初，叶尼塞河上游米努辛斯克地区的金属加工中心成为新活动的产生地。 据塔尔格伦研究，这一时期出现了长方形石槽坟墓，恰好与“青铜第三期”，即默尔哈特（Merhart）的“全青铜时代”一致，时间为公元前500年至前300年，或公元前200年。出现大量动物题材的艺术品是该时期的特征，尤其是斜卧、直立、翘望的鹿和蜷曲的动物图纹。塔尔格伦认为，这些动物形象源于南俄罗斯。

公元前500年至前300年间，还出现了第一批西伯利亚青铜匕首、小刀及一种“杯状锅” 。这种锅从米努辛斯克向两个方向传播，东至匈奴时期的鄂尔多斯，西至大入侵时代的匈牙利。米努辛斯克和塔格尔斯科耶（Tagarskoye）出土的形状弯曲的薄刀，柄端饰有一颗精致的鹿头。这种小刀遍及整个蒙古地区，甚至匈奴时代的鄂尔多斯。

公元前300年至前200年间，米努辛斯克从青铜时代逐渐过渡到铁器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由铜铁共铸的尖形斧，还有一些公共大墓地。此外，米努辛斯克还发掘出一些青铜牌饰，经默尔哈特确认为公元前2世纪至前1世纪的物品。青铜片上有头顶头角斗的公牛、作战中的战马等各种图案。这些动物的耳、蹄、尾、肌肉和毛的形状都画得像已经空心了的三叶草一样。这一手法明显与南俄罗斯和西西伯利亚的萨尔马特艺术相关。许多考古学家认为，这一画法经米努辛斯克传给鄂尔多斯匈奴人，并对匈奴人的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米努辛斯克位于萨彦岭北麓，再往西南就是巴泽雷克（Pazyryk）。巴泽雷克在大阿尔泰山北面，鄂毕河（Ob）和哈通河（Khatun）两河河源附近。1929年，格里亚兹诺夫（Griaznov）考察团在巴泽雷克冢墓发掘出公元前100年或更早点的墓葬地，殉葬品中有“戴着驯鹿面具”的马尸，可以证明该地已经用马取代驯鹿。 在马的面具以及皮制、木帛、金制的马具上都有动物纹，比如飞奔的山羊和牡鹿、长翼“格里芬”袭击大角羊、踩在鹿和野山羊身上的黑豹、俯冲向鹿的鹰、互相争斗的鸡。所有的题材都和斯基泰，甚至希腊―斯基泰的现实主义动物艺术有着密切的联系，虽没有之后的繁杂装饰，但严谨齐整，有很好的装饰作用。

在巴泽雷克冢墓，还出土了源于希腊―罗马的带胡须的奇怪面具，其灵感无疑来自辛梅里安―博斯普鲁斯的希腊王国。在切夫诺娃（Trifonova）、巴特尼（Bateni）、别亚（Beya）、卡里（Kali）和兹纳缅卡（Znamenka）等地的米努辛斯克文化群中，也发现了处于同一时期即公元前2―前1世纪的相似的希腊―罗马面具。 除巴泽雷克外，阿尔泰文化群还包括希伯（Shibe）、卡拉科勒（Karakol）和奥罗丁（Oirotin）的坟冢，它们大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而且与萨尔马特人有过姻亲关系。希伯文化群的文物展现了同样的动物艺术，采用了接近现实主义的朴实风格。通过在希伯发现的公元前86年至前48年的一件中国漆器，可以确定该文化中心所处的年代。

卡坦达棺椁（Katanda）是公元1世纪阿尔泰文化的代表。棺椁中有熊鹿搏噬纹木雕，有鹿角鸟头合体纹，还有一些饰有动物纹的青铜片和织物碎片，图中格里芬与鹿搏噬图让人想起在蒙古诺颜乌拉发现的同时期（公元2世纪）的匈奴图案。在诺颜乌拉出土和源于辛梅里安―博斯普鲁斯的希腊织物，在米努辛斯克附近的特斯（Tes）棺椁中发现的遗物，都证明直到大入侵时期，上述地区的文化一直受到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表现最为明显的便是本都式耳环。

公元1世纪至2世纪间，在米努辛斯克地区继续流行处于过渡时期的动物纹，捷普劳霍夫（Teplukhov）称这种过渡文化为塔施提克文化 。在俄格拉克提村出土的文物均属于这一文化，该村位于图巴河（Tuba）和叶尼塞河合流处的下游，米努辛斯克北37英里（约60公里）处。根据其中的一块中国东汉时期的丝绸，可以确定该文物的年代，文物中还包括一些精致的动物岩画。

之后，在阿尔泰山和米努辛斯克出现的、与斯基泰―萨尔马特相关的文化中心消亡了，准确地说，是发生变化了。根据中国唐朝初期的钱币可以确定，公元7世纪初期，米努辛斯克地区仍然在生产青铜装饰品。但在两种文化的过渡期间，吉尔吉斯人（黠戛斯人）的祖先―突厥各部落曾入侵这一地区，中国历史学家在公元5世纪时曾经提及这点。 捷普劳霍夫认为，公元3世纪后，吉尔吉斯人在米努辛斯克取代了与萨尔马特人有关联的印欧贵族。 但米努辛斯克、巴泽雷克和卡坦达的这些文化中心在消失之前，不断向蒙古和鄂尔多斯的匈奴各族传播程式化的动物艺术，为草原艺术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六、匈奴的起源

当伊朗人种的游牧民族（斯基泰人和萨尔马特人）在西部草原地带，即南俄罗斯草原、图尔盖河流域和西西伯利亚活动时，突厥―蒙古种族正在东部草原纵横驰骋。其中，在古代史上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中国人称之为“匈奴”（Hsiung-nu），后来的罗马和印度人称之为Huns（Hunni）或Huna，这些称谓具有相同的词源。 直到公元前3世纪的秦朝，“匈奴”一名才在中国史料中有了明确记载。公元前9世纪和前8世纪，中国人称之为“猃狁”，更早之前，称为“荤粥”，或笼统地称作“胡人”。在历史初期，中国人所知的胡人是指当时活跃在鄂尔多斯、山西和河北北部的中国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马伯乐（Maspero）推测，北戎，即“北部之戎”，是指分布在今北京西部和西北部的一支胡人部落。公元前4世纪时，其他部落已向赵国投降。公元前300年，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前298年在位）降伏了一些匈奴部落，夺取山西北部的大同地区及鄂尔多斯北部地区。为了有效阻击游牧民族的进攻，秦国（陕西）和赵国（山西）仿效游牧民族，将军队由笨拙的重车兵改为灵活机动的轻骑兵。这一军事改革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服装，游牧民族的骑兵裤子取代了弓箭时代的长袍。中国士兵还模仿游牧民，使用羽饰帽、“三尾服”和“带扣”， 后者对战国时期的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防御匈奴入侵，赵国和邻近诸国沿其北部边境修建城墙，后来秦始皇将这些城墙连在一起，修建成连绵不断的军事要塞，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长城。

据中国史学家司马迁记载，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匈奴实现统一，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其首领称为单于。“单于”的全名汉文音译为“撑犁孤涂单于”（Ch’eng-li Ku-t’u Shan-yü），即“像天子一样广大的首领”。在这些词中，可以发现突厥―蒙古语词根，“撑犁”源于突厥―蒙古词语Tängri，意为天国。 单于之下是屠耆王，分为左贤王、右贤王。汉文译音“屠耆”与突厥字doghri有关，意为“正直”“忠实”。匈奴以游牧生活为主，定居处为单于所在的鄂尔浑河上游山区，后来成吉思汗蒙古人的都城哈拉和林（Karakorum）也建于此处。单于的继承人左贤王居于东边的克鲁伦高地。阿尔伯特·赫尔曼认为，右贤王居于西边的杭爱山区，即今乌里雅苏台附近。 接下去，匈奴统治集团内依次设置如下官职：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然后是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 游牧迁徙时，各个部落会像军队一样组织起来，保持阵型，按照突厥―蒙古各民族的习惯，一般朝南行进。匈奴的后裔，如6世纪的突厥人及后来的成吉思汗蒙古人，亦是如此。

根据中国人的描述，匈奴人的肖像特征与其继承者突厥人和蒙古人类似。戴遂良概括道：“他们身材矮而壮硕，头大脸阔，颧骨突出，鼻翼较宽，胡须浓密，颏下只有一小撮硬须，长耳垂上戴着一只耳环。头发被剃光，只在头顶留有小撮头发 。眉毛浓密，如杏的双目炯炯有神。身着齐小腿、两边开衩的宽松长袍，腰上系有腰带，腰带两端垂于前面；为避寒袖口在腕处收紧。头戴皮帽，裹短毛皮的围巾，穿皮制鞋，用皮带将宽大的裤口在脚踝处扎紧；腰间系着弓箭袋，垂于左腿前；腰带上还系着箭筒，箭头朝右，横挎在腰背部。”

在服饰的细节方面，匈奴人和斯基泰人有许多相同之处，特别是都穿裹齐踝的裤子。还有许多习俗也是一脉相承的，比如殉葬的牺牲品。匈奴人和斯基泰人都在酋长（或首领）的墓前，杀死他们的妻妾随从殉葬，匈奴人甚至会杀死成百上千人殉葬。据希罗多德（IV.65）记载，斯基泰人将敌人的头盖骨沿眉毛处锯开，包上皮套，内部镶上金箔，做成饮酒的颅骨杯。《前汉书》中也记录了匈奴人的这个习俗，书中提及老上单于用月氏王的头盖骨来饮酒。匈奴和斯基泰人都把敌人的头颅看作战利品。希罗多德（IV.64）曾提到，斯基泰人有猎头的习俗，将敌人的头颅及拴在缰绳上的头皮作为战利品，四处炫耀。

匈奴的后裔，即公元6世纪的突厥人，会在战士的坟墓上摆上石头，石头的数量与其一生中杀敌的数量成正比。 印欧种和突厥―蒙古种的游牧民中也盛行着这种嗜血的风俗。斯基泰人将敌人的血洒在插于土堆的神圣短弯刀上，还要喝一杯杀死的第一个敌人的血。 签订盟约时，匈奴人用颅骨杯喝血。 悼念死者时，斯基泰人和匈奴人用刀子划破自己的脸颊，“让血泪一起流下来”。

与斯基泰人一样，匈奴人也是游牧民，随着羊群、马群和驼群的迁徙而调节生活节奏。他们追逐水草，进行周期性迁徙。他们只吃畜肉（这一习惯令以蔬菜为主的中国人深刻印象），衣皮革，被旃裘 ，住毡帐，信奉以崇拜长生天（蒙语为“腾格里”）和圣山为基础的萨满教 。在秋季马匹最壮时，单于或最高君主召集匈奴人统计人畜数量。在中国历史学家笔下，这些野蛮人有掠夺恶习，会出其不意地出现在耕地边缘，侵袭牲畜，抢劫财产，在反击到来之前，满载而归。 遭到追击时，匈奴人的传统战术是诱敌深入，把中国军队引到大戈壁滩或草原荒地，将雷雨般的箭射向追赶者，直至敌人精疲力竭，才一举将其消灭。骑兵的机动性和弓箭的强大杀伤力使这一战术成效显著。这一战术始于早期匈奴，一直延续到成吉思汗时期的所有草原游牧民，几乎没有发生变化。无论是东方的匈奴人还是西方的斯基泰人，这些由弓骑兵组成的部落都采用了相同的战略战术。希罗多德指出，斯基泰人也采用了同样的战术对付大流士，所幸大流士意识到危险，在灾难到来前及时撤退，避免了全军覆没。许多中国将领则因轻敌大意，被匈奴佯装逃走所蒙蔽，进入戈壁深处，惨遭屠杀。

依据匈奴语言在突厥―蒙古种各民族中的语言位置，有些学者（如白鸟库吉）倾向于将匈奴归入蒙古种人 ；伯希和经过对汉文译本的交叉比对，认为匈奴人，尤其是其政治领导人的突厥特点更为明显，因此将匈奴人归为突厥种人。

七、匈奴艺术

匈奴人拥有极具特性的鄂尔多斯艺术，其代表作为以典型动物纹为特征的带状或各种形态的青铜牌饰，马具或装备上的座架、饰钉和饰钩，末端纹有鹿形的棍棒等。这种艺术的名字源于蒙古鄂尔多斯部落，是草原风格动物艺术的一个支脉。自16世纪起，该部落一直活跃在黄河河套至陕西北部之间，后人在该地区出土了丰富的文物。在南俄罗斯，草原风格动物艺术受到亚述―伊朗和希腊艺术的影响。在米努辛斯克，无论将其看作这种艺术的初始阶段还是衰落阶段，草原风格动物艺术都大大简化了。在鄂尔多斯，它与中国美学密切接触，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人们经常会把鄂尔多斯艺术与米努辛斯克艺术联系起来，但前者内容更加丰富，更富于想象力，比如在牌饰上有马搏斗图、马鹿与虎熊及怪兽搏斗图，在长矛或弓箭的圆柄头上铸有牡鹿或雌鹿图案。

考古学研究表明，蒙古和鄂尔多斯的匈奴艺术与斯基泰艺术一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1933年，瑞典考古学家阿恩（T. J. Arne）指出，滦平、宣化出土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可以追溯至公元前3世纪初，甚至公元前4世纪后半期。 1935年，日本考古学家梅原末治（Sueju Umehara）确信，鄂尔多斯艺术对兴盛于公元前5世纪的中国青铜器战国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鄂尔多斯的第一批青铜器就始于这一时期。 瑞典汉学家卡尔格伦（Karlgren）的研究将战国艺术风格向前推至公元前650年，由此证明鄂尔多斯草原艺术当时已经存在，并改变了中国青铜器中周时期的装饰艺术风格。 考古学家一致认定：鄂尔多斯艺术同中国社会内部发展规律一起，共同影响着中国青铜器从“中周式”向“战国式”的转化。

匈奴艺术的主要遗址分布在从贝加尔湖到河北、山西、陕西的边境地区。（1）在北方，一是外贝加尔省的赤塔（Chita）墓地，据默尔哈特确定，该墓地可追溯至公元前3世纪和至前2世纪；二是蒙古高原恰克图附近的德瑞斯特斯克（Derestuisk）墓地，该处出土了西伯利亚牌饰和公元前118年后发行的中国汉代钱币 。（2）在外蒙古，科兹洛夫考察团在乌兰巴托附近的诺颜乌拉发现了一位匈奴王子的墓地，墓地里有体现草原艺术的青铜器和相同风格的华丽毛织品（格里芬袭击麋，猫图腾部落的成员捕捉牦牛），每一主题都保留着最精美的萨尔马特―阿尔泰风格，还有一块希腊织布上绘有一个上唇留胡须的男人，胡须的长度可占到人体的四分之三，为典型的辛梅里安时期博斯普鲁斯艺术家的作品。其中一件公元2年制作的中国漆器，可以确认上述所有文物的年代。 离该匈奴王子墓不远的鄂尔浑河岸，在杜尔伯斤（Durbelji）以及伊尔赫―阿莱克（Ilkhe-Alyk）发现的壁画，年代虽未确定，但可能属于同一个墓群，壁画中有一些姿态优美的鹿，明显受到萨尔马特―阿尔泰文化的影响。 （3）在鄂尔多斯，即今绥远、察哈尔和热河三省的其他地区，许多遗址中都发现了鄂尔多斯青铜器，特别是在热河附近的滦平，多伦诺尔西部和张家口以北的哈屯森（Hattin-Sum）与和龙乌苏（Hallong-Osso），张家口以南、前往北京途中的宣化，绥远附近的归化城，陕北和鄂尔多斯边境上的榆林等。其中，在宣化发现的一枚中国“刀币”上刻有“t’u”的字样，这是中国战国时期使用的一种货币，通用于公元前480年至前250年间。通过这枚“刀币”，可以确定在宣化发现的一些古物的年代。

当前发现的大多数鄂尔多斯青铜器，即内蒙古匈奴人的青铜器，与中国的战国时期（公元前5世纪至前3世纪）处于同一时代。汉朝时期（公元前2世纪初至公元3世纪初），这种艺术在内、外蒙古继续发展繁荣。比如在诺颜乌拉发掘的部分古物，在鄂尔多斯出土的属于这一时期的大量多头兽图案的青铜牌饰，在塞努斯奇博物馆（the Cernuschi Museum）、夸法尔收藏品（the Coiffard Collection）和卢收藏品（the Loo Collection）中，有依照鄂尔多斯艺术品复制的匈奴题材的中国汉朝青铜钩。 中国“六朝”时期（公元4世纪至5世纪） ，鄂尔多斯艺术的影响继续存在，一些青铜钩上装饰有大量蜷曲缠绕在一起的动物纹饰。同一时期的大入侵时代，在欧洲的扣钩、牌饰和马鞍上，也能够看到同样的草原艺术。阿恩还提到，直到9世纪，西西伯利亚青铜器还保留着草原动物艺术风格的特征。 成吉思汗时期的汪古部，景教 所用的小青铜器，如十字架、鸽子、圣灵等也保留着同样的艺术特征。

在鄂尔多斯及周边地区出土了大量类似的青铜器。 除非沙尔莫尼注意到的西夏文字是重新刻上去的，或者只是些不通用的西夏仿制品，否则直到公元11世纪至12世纪的西夏国中期，仍然在制造纯鄂尔多斯式的牌饰。

八、匈奴的首次出击和月氏的迁徙

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一支令人畏惧的力量。此时，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大业。 为了防止匈奴骚扰，秦朝建立者秦始皇（公元前221―前210年在位）命令大将蒙恬修筑长城。自公元前215年起，长城一直保卫着中国领土免受匈奴的侵犯。公元前214年，蒙恬把匈奴驱逐出黄河河套，即今鄂尔多斯地区。匈奴在头曼单于（死于公元前210―前209年间）的带领下，开始扩张领地，进攻一直居住在甘肃西部的月氏。在东方，头曼单于之子冒顿单于（公元前209―前174年在位）继位后，击败了东部满洲边境的另一支蛮族―东胡 。公元前201年，中国秦汉交替、内战四起，国力削弱，冒顿单于趁机举兵山西，围攻首府太原。汉朝建立者高帝 亲赴太原驱赶匈奴，却被匈奴骑兵围困在平城 附近的白登山，经过谈判，才得以脱险。根据双方的协议，汉高祖承诺把一位中国公主或宫女嫁给单于为妻，用和亲的方式换回边境的和平，就像之后中国诗人所感慨：“丹凤下与枭为巢。”

公元前177年或176年，冒顿单于首次率军重击甘肃西部的月氏人，声称已经征服月氏。冒顿单于之子老上单于继位后，彻底击溃月氏人，并将月氏王的头盖骨做成饮器，至此，月氏对匈奴的威胁解除。月氏人被赶出甘肃，被迫西迁，这是有历史记载以来源于亚洲高原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迁徙。

“月氏”是汉语音译词。 不过许多东方学者认为月氏人就是吐火罗人（Tokhari）和希腊历史学家称呼的印度―塞人。吐火罗人于公元前2世纪从突厥斯坦迁往巴克特里亚，希腊历史学家据此了解到吐火罗人。吐火罗人和印度―塞人只不过是对不同时期月氏人的两种称呼而已，这个民族和斯基泰人有过姻亲关系，或者说属于印欧种人。这种说法基于以下事实：根据中国史学家记载，公元前2世纪初，月氏人占据今中国甘肃西部地区；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公元2世纪提到甘肃西部地区有一支塔沟里人（Thagouri）、一座塔沟里峰（Thagouron）和一个塔沟拉镇（Thogara） 。斯特拉波提到从希腊人手中夺取巴克特里亚的民族中有吐火罗人，中国史学家们认为，此时月氏人已迁徙到终点大夏，即巴克特里亚的边境。两者一致的发展进程，为中国史学家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即中国编年史上的月氏人就是希腊史学家笔下的“吐火罗人” 、梵文抄本中的“Tukhara”和罗马时期的“印度―塞人” 。除此之外，公元5世纪和8世纪，印欧语仍然是塔里木北部边缘绿洲上的人们的语言。塔里木北缘即便不是早期月氏人的地盘（已经证实月氏人原籍在甘肃），至少属于在吐鲁番、焉耆、库车的、与月氏人或多或少有血缘关系的部落。之前，语言学家称这些印欧语言为吐火罗语，现在称为库车语、焉耆语等。在历史初期，印欧部落已经向远东地区推进了很长一段距离。人们很容易接受这一假设，因为公元纪年以前，在西西伯利亚，甚至米努辛斯克地区，已经有与斯基泰―萨尔马特人有姻亲关系的民族居住；阿契美尼德时期，在费尔干纳和喀什噶尔一带的天山南北就有说东伊朗语的塞人居住。因此，今天突厥斯坦的大部分地区都属印欧人种，比如喀什噶尔附近有印欧人种的东伊朗人，酒泉、库车一带有印欧人种的吐火罗人，月氏人就是吐火罗人。

然而，中国历史学提供的早期资料都涉及“印欧主义”在这些前沿地区遭到的首次重创。据记载，冒顿单于（约公元前209―前174年在位）率领匈奴人给月氏人以沉重的打击。继任的老上单于（公元前174―前161年在位）杀死月氏王，用其头盖骨做饮器。 他迫使月氏人离开甘肃，穿过北部戈壁逃往西方。 在月氏西迁过程中，有小部分月氏人，中国称为小月氏，在南山南部地区的羌人或吐蕃人中定居下来。根据两个半世纪之后的《前汉书》记载，他们使用羌人或吐蕃人的语言。 其他的月氏部落，中国人称为“大月氏”，试图在伊犁河和伊塞克湖流域定居，但很快被乌孙人 赶走。据中国史学家记载，这些乌孙人红发蓝眼。夏庞蒂埃认为乌孙一名与“阿息”（Asioi）一名相关，阿息是萨尔马特人的一支―阿兰人的另一个名字，因此他认为乌孙人是阿兰人的祖先或者亲属。 如果假设正确，那么面临与月氏和匈奴类似的压力，成群逐队迁往南俄罗斯的必定是乌孙人。尽管该迁移早于我们谈及的时间，但萨尔马特人确实正在取代斯基泰人。

不过，月氏被匈奴从甘肃逐出、向西迁徙的过程中，冲击了伊犁河附近的乌孙人。但外来者只是暂时征服乌孙人，乌孙人很快在匈奴人的支持下成功反扑，月氏人无奈之下只好继续西迁。据《前汉书》记载，公元前160年，月氏人到达锡尔河上游（希腊地理学家称之为Jaxartes）的费尔干纳定居。费尔干纳，中国人称为大宛，与巴克特里亚的希腊王国相邻。此时，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欧克拉提德（Eukratides）在巴克特里亚的统治即将结束。

九、匈奴首次胜利的连锁反应

居住在塔什干、费尔干纳和喀什噶尔的“亚洲斯基泰人”，中国人称之为“塞人”（古音称之为Ssek），波斯人和印度人称为“萨卡”（Saka或Shaka），希腊人称之为“萨卡伊”（Sakai）。他们是斯基泰―萨尔马特大家族中的一支，是来自西北草原的游牧伊朗人。根据吕德斯（Luders）的文稿，其语言为一种东伊朗语方言―塞语。奥雷尔·斯坦因（Aurel Stein）考察团在和田 发现的大量中世纪初期的塞语手稿可以证明。月氏西迁抢占了塞人的生存空间，为拓宽空间，塞人开始入侵由亚历山大继承者、希腊王公们建立的巴克特里亚王国。根据W.W.塔恩时代普遍接受的理论，在月氏的挤压下，塞人越过索格底亚那 地区，进入巴克特里亚，成功取代希腊人。公元前140年至前130年间，游牧部落实际上已经从希腊国王赫利奥克勒斯（Heliocles）手中夺取了巴克特里亚。据斯特波拉记述，其中最有名的游牧部落是来自锡尔河北岸的阿息人（Asioi）、帕色尼人（Pasianoi）、吐火罗人（Tokharoi）和萨卡劳赖人（Sakaraulai）。要准确地识别这些部落，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都很困难。前面说过，夏庞蒂埃认为阿息人（庞培·特罗古斯称为Asianoi）就是中国史学家提到的伊犁河畔的乌孙人。 萨卡劳赖或萨卡卡伊应为一支古代塞人部落。H.W.贝利认为吐火罗人是月氏人最核心的组成部分。

中国史学家司马迁指出，中国西汉张骞于公元前128年出使月氏时，月氏人已经占领和征服索格底亚那地区（“妫水” 以北）。《前汉书》记载，他们以监氏城（Kienshih）为都城。羽田亨认为该城的名字在发音上与坎达城（Kanda）一致，是马尔康达（Markanda）或撒马尔罕（Samarkand）的缩写。 《史记》和《前汉书》记载，月氏已经征服巴克特里亚，但当时并未占领该地。 塔恩错误地怀疑被月氏人征服的巴克特里亚君主仍是希腊人，而非塞人，如果这样，就说明塞人并没有将希腊人赶出巴克特里亚。其后不久的公元前126年，月氏人不再满足于对巴克特里亚的宗主权，遂渡过阿姆河，占领该地区。《后汉书》有记载，月氏人移居巴克特里亚，五位首领或叶护（翕侯）将其瓜分。离此事件更近的《前汉书》中反而没有清晰的记载，只讲道：“大夏（即巴克特里亚）本无大君长，臣邑往往置小长，民弱畏战，故月氏徙来，皆臣畜之。” 此文意思含混不清，模棱两可。不过，《后汉书》记载较为清楚：公元84年，中国将军班超要求月氏王告诫索格底亚那国王（康居王）。 这意味着当时索格底亚那地区与月氏国不是一回事儿，因此只能到其他地区，比如更往南朝巴克特里亚的方向，去寻找月氏人。月氏人在阿姆河北岸稍作停留，成功渡河，击败了巴克特里亚的塞人。根据塔恩的观点（我们不认同这一观点），他们直接从希腊人手中夺取了巴克特里亚。 月氏人的这场大迁徙，标志着各民族陷入大混乱，游牧民掀起了穿越东伊朗的浪潮。塞人被月氏人驱逐后，占领德兰吉亚那（即锡斯坦）和阿拉霍西亚（即坎大哈）。从此，该地区成为“塞人之地”，伊朗语为“萨卡斯坦纳”（Sakastana），近代波斯人称为“锡斯坦”（Seistan）。

这些游牧部落从锡斯坦出发，直扑帕提亚帝国，几乎将其摧毁。面对叙利亚国王安条克七世对米底的威胁，帕提亚国王弗拉特斯二世（Phraates Ⅱ）于公元前129年贸然行动，向一些游牧蛮族请求支援，意图进行塞琉古王朝式 的再征服。公元前128年或公元前127年，游牧民族纷纷倒戈，弗拉特斯兵败被杀。据庞培·特罗古斯 记载，公元前124年或前123年，继任的帕提亚新王阿特班努斯二世（Artebanus Ⅱ）在对吐火罗人的反攻中身负重伤。如果如史学家们所推测，中国史上的月氏人就是希腊史上的吐火罗人，这似乎可以证明，月氏人从那时起就一直定居在巴克特里亚，巴克特里亚于是成为“吐火罗斯坦”。帕提亚王米特里达梯二世（Mithridates Ⅱ，公元前123―前88年在位）继位后，有效地阻止了游牧部落的入侵，还成功征服锡斯坦，获得对锡斯坦塞人的宗主权。但公元前77年，伊朗的萨卡劳赖人逐渐强大，将其保护者阿萨息斯家族（Arsacid）的萨纳特鲁斯（Sinatrukes或Sanatroikes）拥上帕提亚王位。公元前70年，萨纳特鲁斯企图反叛，被乱箭射死。

这些地区的塞人和月氏人之后的命运成为伊朗和印度历史的组成部分。事实如下：塞人从锡斯坦和坎大哈扩张到喀布尔和旁遮普，之后月氏人占领这些地区，塞人只得扩张到马尔瓦和古吉拉特。塞人总督在此一直统治到公元4世纪。中国史表明，大约公元1世纪，月氏人在巴克特里亚建立了大贵霜王朝。 据《前汉书》，这些贵霜人是公元前128年瓜分巴克特里亚的五部落之一。

《后汉书》记载了贵霜人首领邱就却 （古钱币上的Kujula Kadphises）降服其余的月氏部落、建立贵霜帝国的过程，贵霜帝国即希腊人和罗马人所说的“印度―塞人帝国”。几代贵霜皇帝依次为：邱就却或迦德菲塞斯一世（Kujula或KadphisesⅠ，公元30―91年或92年）、维马·迦德菲塞斯或迦德菲塞斯二世（Vima Kadphises或Kadphises Ⅱ，92―约132年）、迦腻色迦（Kanishka，约144―172年）、胡韦斯迦（Huvishka，约172―217年）和韦苏特婆（Vasudeva，约217―244年）。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贵霜人将疆土从喀布尔扩张到北印度的部分地区，如旁遮普和马图拉。 迦腻色迦崇信佛教，为佛教在中亚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历史表明，匈奴人的首次出击将月氏人赶出甘肃，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不但对亚洲产生重大影响，还使西亚和印度受到冲击。阿富汗地区失去希腊化特征，亚历山大远征到此留下的最后痕迹也消失殆尽。帕提亚的伊朗也受到冲击，被赶出甘肃的月氏人在喀布尔和印度西北部建立了帝国。同样的进程在历史中反复上演。广袤草原一端的一点儿轻微变动，都足以引发整个草原的动荡，从而产生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后果。

十、西汉与匈奴的对抗及西匈奴的分裂

随着月氏部落的西迁，匈奴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从此，东戈壁的南北两侧都处于匈奴的控制之下：单于在外蒙古的鄂尔浑河地区（之后的哈拉和林附近）和内蒙古的万里长城脚下建起单于庭帐。 此时，匈奴骑兵已经胆敢进攻中国境内。公元前167年，他们一路南下进入陕西，直捣彭阳，火烧一座皇宫 。公元前158年，匈奴人返回渭河北岸，直接威胁西汉都城长安。公元前142年，他们从大同附近雁门方向攻击长城防卫。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即位时，中国各处边境都处于匈奴的威胁之下。

这一时期，匈奴建立起亚洲的大陆帝国。其单于的主要驻地（如若游牧民有固定驻地）或夏季驻地位于鄂尔浑河源处，另一中心地位于靠近翁金河下游、更南面的戈壁滩上，中国人称之为“龙庭”。面对虎视眈眈的匈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决定将其逐出中原，赶回老巢。诉诸武力之前，汉武帝设法与当时定居在索格底亚那的月氏人联合，意图前后夹击匈奴。为达成此目的，他派张骞出使月氏。公元前138年，张骞离开中国，随即被匈奴俘虏，送到军臣单于处 ，被扣留长达10年。后来，他逃到费尔干纳（大宛）王处，经此到达索格底亚那。但月氏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对戈壁地区的事情置若罔闻，张骞只好取道回国，途中又被匈奴拘留1年多，最后于公元前126年返回中国。 公元前115年 ，张骞出使伊犁地区的乌孙。由于乌孙人不敢与匈奴开战，张骞无功而返。

由于月氏人拒绝牵制匈奴，汉武帝只得凭借自身实力征讨匈奴。公元前129年，趁匈奴人按照惯例袭击今北京之时，中国将军卫青从山西北部出发，穿过荒漠戈壁，远征翁金河畔的“龙庭”，将匈奴人赶跑。公元前127年，汉武帝下令在鄂尔多斯和阿拉善之间、黄河岸边的朔方修建军屯，部署兵力，保卫河套地区的安全。公元前124年，匈奴再度入侵，卫青利用朔方的军屯，粉碎了匈奴的进攻。公元前121年，卫青的外甥、少年英雄霍去病率一万骑兵，赶走甘肃部分地区的匈奴。这一地区距离今凉州、甘州和瓜州不远，原为月氏人和乌孙人占领，后被两支小匈奴部落，即甘州附近的浑邪部和凉州附近的休屠部占据。最终，两部落背叛单于，归附汉朝，作为汉朝的盟邦被安置在南山以北。 公元前120年，在鄂尔多斯形成了一个稳固的中国移民区。公元前119年，卫青从山西北部的库库河屯 地区出发，霍去病从北京西北、今宣化附近的上谷出发，两支队伍横穿戈壁，到达今天的外蒙古，即匈奴帝国的中心。据阿尔伯特·赫尔曼推测，卫青远至翁金河下游，出其不意地发动袭击，赶跑伊稚斜单于，重创匈奴人，迫使其在扑面的风沙中逃遁。卫青消灭和俘虏敌军1.9万人。霍去病再次远征，深入外蒙古约600英里（约966千米），一直到达土拉河上游和鄂尔浑河上游。他俘虏匈奴首领80多人，在其境内山头举行了庄严的祭神仪式。公元前117年，凯旋不久的将军霍去病英年早逝，葬于咸阳（陕西）。在这位英雄的坟墓上，塑着一座挺拔雄伟的高浮雕雕塑：一个野蛮人被骏马踩于足下。

为防止匈奴卷土重来，公元前127年至前111年，汉武帝着手在甘肃建立了一系列郡和军府，凉州的武威郡、甘州的张掖郡、肃州的酒泉郡以及敦煌郡，一直从兰州延伸到玉门关，时刻监视月氏故地的一举一动，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 公元前108年，中国将军赵破奴一路向西北方向进军，直至罗布泊地区的楼兰国和今吐鲁番地区的车师国，监禁楼兰王，打败车师王。 几年后，中国和费尔干纳建立起商贸往来。当时在此居住的东伊朗人和塞人为中国提供河中地区的优良马种。公元前105年，费尔干纳不满中国索要马匹，暗杀中国使者。公元前102年，胆识超群的中国将军李广利率兵6万人，从敦煌出发，直奔费尔干纳，意图将其征服，抵达该国时，所带军队只剩下3万人。他采用引水改道的方法，破坏了该国首都乌斯鲁沙那（Usrushna），即今乌拉秋别（Ura Tyube），索取3000匹良马后班师回国。

北方的匈奴并未因失败而轻易放弃。汉武帝末期，中国经历了一次类似瓦鲁斯之役 的灾难。西汉年轻将军李陵远征外蒙古，率领5000名步兵从额济纳河北部支流的居延出发，朝北向翁金河方向带军行进30天，到达浚稽山，即吐帕施山（Tupshi）附近，遭到8万匈奴大军围攻和追赶。李陵迅速向中国边境撤退，游牧骑兵紧追不舍。“一日，五十万矢皆尽，即弃车去。士尚三千余人，徒斩车辐而持之，军吏持尺刀。” 然而，士兵撤退到离中国边境30英里（约48公里）时，悲剧发生了。“抵山入峡谷。单于遮其后，乘隅下垒石，士卒多死，不得行。” 待深夜，李陵意图在黑暗掩护下偷袭匈奴中心地，暗杀单于，遭遇失败，仅400余人突围，包括李陵在内的其他人全部被俘。汉武帝获悉后愤怒不已。史学家司马迁因试图维护李陵的声誉而受到严酷的刑罚。“李陵之难”使中原汉王朝暂时放弃了对外蒙古的进攻政策。因损失的只是一支小分队，这次灾难并未危及甘肃边境。

从这一时期起，匈奴的古迹都来自外贝加尔省。如上所述，在特罗伊茨科夫斯克附近的德瑞斯特斯克墓地出土了西伯利亚青铜牌饰，根据文物中镌有公元前118年后发行的中国钱币，可以确定该墓地的年代。根据默尔哈特研究，赤塔墓地的年代应为公元前2世纪至前1世纪。外贝加尔省成为匈奴的大后方，游牧民族在秋天进攻鄂尔多斯高原时，通常从这里获取物资和补给。

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西汉和匈奴之间公开冲突的地点由长城脚下或蒙古地区转移到塔里木北缘诸绿洲，争夺的目标变为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公元前77年，罗布泊的楼兰国和匈奴联合起来反对中国对楼兰的宗主权，中国出兵平定，杀楼兰王，开始在伊循屯田。汉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统治时期，中国在塔里木的扩张取得决定性进展。汉宣帝称：“汉家自有法典，征服之法典也。” 公元前71年，中国校尉常惠支援伊犁河流域乌孙，出击匈奴。公元前67年，中国将军郑吉 降服追随匈奴的吐鲁番国（车师）。公元前65年，中国将军冯奉世推翻叶尔羌王的统治，绿洲叶尔羌成为中国的属国。次年，中国驻军从吐鲁番撤兵，吐鲁番立即倒向匈奴。公元前60年，郑吉重新占领该国。郑吉在焉耆南的渠犁屯兵，建立重要军事基地。作为塔里木的保护者，他驻扎在焉耆和库车之间的乌垒，牢牢掌握着塔里木地区的局势。

于是，匈奴人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权被中国夺走。匈奴因公元前60年的内战元气大伤，只能徒劳抵抗，再也无力发动外战。当时，匈奴的两位首领―呼韩邪和郅支争夺单于称号，打得不可开交。公元前51年，呼韩邪亲赴长安表示归顺，意图得到汉宣帝的支持。从公元前49年起，在西汉的帮助下，呼韩邪不断重挫对手。公元前43年，呼韩邪最终打败郅支，取得胜利，在其家族的鄂尔浑河附近定居。公元前33年，归顺的呼韩邪再次觐见西汉天子，与汉朝公主联姻，获得当时所有蛮族渴望的最高奖赏。

公元前44年，战败的郅支带领部众离开蒙古故地，向西面的今俄属突厥斯坦迁徙。在途中，他们击败伊犁河畔的乌孙人，征服额敏河畔的呼揭人和咸海草原的坚昆人，侵略曾帮助过自己的盟友索格底亚那人，最终在楚河和怛逻斯河畔的草原上扎营。这是西方匈奴大帝国的雏形。公元前36年，还没等郅支巩固地位，西汉副校尉陈汤直捣楚河畔，袭击郅支，将其杀死（公元前36年至前35年）。从此，跟随郅支迁徙到咸海边的这些匈奴人便销声匿迹，退出历史舞台。这支西迁的匈奴人，因缺乏和文明大国的交往，其历史没有被记录下来，很长一段时间被历史遗忘，东匈奴人则因为与中国的接触，得以在中国史书上被记载下来。直到公元4世纪末，约370―375年间，西匈奴的后代渡过伏尔加河和顿河入侵欧洲时，这些匈奴人及其首领巴拉米尔（Balamir）和阿提拉才重新出现在古代史中。

十一、东汉与匈奴的斗争及南匈奴的分裂

西匈奴的迁徙和东匈奴被逐出塔里木盆地，确保了中国在中亚地区的霸权。然而，公元8年至25年，中国爆发内战，西汉灭亡，形势急转直下。公元10年，匈奴单于利用中国内战之机，夺取对吐鲁番国的宗主权，并不断骚乱中国边境。在乌兰巴托附近的诺颜乌拉，科兹洛夫（Kozlov）考察团发现了属于该时期的一个匈奴首领的坟墓， 从中可以一窥匈奴文化的特征：绣有典型动物图案的织物展示了西伯利亚―萨尔马特草原艺术和阿尔泰艺术的特征；还有来自中国和希腊―罗马化的克里米亚的外来物，即一件公元2年的中国漆器和源于辛梅里安人的博斯普鲁斯国的希腊式织品。 公元25年，中国第二个汉朝，即东汉政权建立后，中国需要重新恢复在塔里木地区的保护国地位。公元48年，在首领比（Pi）的率领下，8个南方匈奴部落反对北方的蒲奴单于，并归顺中国。汉光武帝将他们安置在内蒙古，即戈壁南部地区和山西、甘肃边境，南匈奴由此建立。当汉朝强盛时，他们是汉朝的坚定支持者，但公元4世纪 汉朝衰落时，他们却成为汉朝的掘墓人。这一情形与罗马帝国郊区的帝国联邦―日耳曼民族的故事如出一辙。

此时，中国唯一的敌人就是外蒙古鄂尔浑河畔的原匈奴王国―北匈奴。大约公元49年，中国辽东太守祭彤煽动匈奴附近的两个部落起身反抗，从侧面攻击北匈奴。这两个部落是位于满洲辽河上游的乌桓部落和鲜卑人部落，后者属蒙古种，在更北面的大兴安岭和嫩江河畔过着游牧生活。南匈奴的脱离和乌桓、鲜卑的侧击，使北匈奴实力受到严重削弱，此时的匈奴已不足为患，中国北部的威胁暂时得以解除。

十二、丝绸之路

东汉时，中国成功恢复对塔里木绿洲的保护权，并从中受益。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的绿洲形成两条弧线，北面的绿洲包括吐鲁番（车师）、焉耆、库车、阿克苏（姑墨）、乌什·吐鲁番（温宿）和喀什（疏附），南面包括罗布泊附近的楼兰、和田（于阗）和叶尔羌。 公元7世纪，焉耆、库车及喀什仍说印欧语方言，因此塔里木盆地的居民至少有一部分属印欧家族。公元7世纪的库车语与印度―伊朗语、赫梯语 、亚美尼亚语及斯拉夫语有亲缘关系。尽管无法确定（德国西格和西格林学派赞同这一点）“吐火罗”一词是否适用于库车方言和喀什方言，但属于印欧语系是无可置疑的。 没有证据表明中世纪初期印欧人曾入侵塔里木，合乎逻辑的假设是他们是生活在这里的一支古印欧居民。这一时期，斯基泰―萨尔马特人穿过西西伯利亚抵达叶尼塞河上游，塞人扩张至喀什和费尔干纳间的天山南北两麓。除了西喀什噶尔的东伊朗语和北部库车语提供的语言学上的证据外，人类学家还引用了中国史学家关于库车西北、伊犁河畔的乌孙人“红发蓝眼”的描述作为证据。

这些塔里木盆地上的绿洲小国在经济上的作用举足轻重，联系着中国与印伊世界、希腊世界之间的伟大商路“丝绸之路”就是从这些小国中穿过。 地理学家托勒密证实了这条路的存在。托勒密引用其前辈―提尔的马里纳斯 的记载：公元1世纪，马其顿商人梅斯·梯梯安洛斯（Maes Titianos）曾派代理人去勘察此路及其主要路标。丝绸之路始于罗马帝国叙利亚行省的首府安条克城，在希拉波利斯（曼比杰）渡过幼发拉底河，进入帕提亚帝国，然后穿过埃克巴坦那（哈马丹）、今德黑兰附近的雷伊、赫卡托姆皮洛斯（和椟城？） 、马雷，进入巴克特拉（巴尔赫） 。巴尔赫城此时属于印度―塞人，即中国人说的月氏，印度人说的吐火罗。从这里，丝绸之路进入帕米尔山区。托勒密记载道，在帕米尔山谷中的拘谜陁山脚有一座石塔，附近是地中海岸东部商队与塞里斯（丝绸之国）商队交换商品的场所。阿尔伯特·赫尔曼将塔的位置确定在阿莱山（Alai）和外阿莱山的纵向山脉之间、克孜尔河流经的帕米尔山谷中。该河从阿姆河上游流向喀什谷地。哈辛前往这些地区旅行后，认为与之前的推测一致，这一石塔应该在瓦罕（小帕米尔山）与叶尔羌河源之间、明铁盖达坂（Minteke Pass） 之北，即今天的塔什库尔干附近。

在喀什，丝绸之路分成两道。北道前往库车，经焉耆，再到罗布泊的楼兰，最后到达敦煌以西的玉门关。据阿尔伯特·赫尔曼记载，在亚历山大时期的地理学家笔下，库车为伊塞顿·塞西卡（Issedon Scythica），焉耆为达蒙纳（Damna），楼兰为伊斯顿·赛利斯（Issedon Serica），玉门关为达克沙塔（Daxata）。南道从喀什起，经叶尔羌、和田、尼雅和楼兰国的最后一座城市米兰 ，到达罗布泊。两条道路在敦煌再次会合后，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经酒泉和张掖，最后到达长安（西安）和河南洛阳。敦煌应为希腊―罗马地理学家笔下的塞洛亚那（Throana），酒泉可能为希腊地理学家笔下的德罗萨克（Drosakhe）；托勒密称长安为Sera，称洛阳为Saraga或Thinae。

十三、班超征服塔里木盆地

这条横跨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的一端在罗马和帕提亚帝国，另一端在汉朝首都长安。尽管希腊文和汉文对这些塔里木南北两缘绿洲上的印欧诸小国有不同的称谓，但自丝绸之路开通，其商业贸易的重要性便显现出来。事实上，匈奴和汉朝为控制丝绸之路，展开了对沿途国家的争夺。匈奴从北面的阿尔泰山高地对塔里木虎视眈眈，汉朝则从诸小国以东的敦煌边境把守着出入大道的关口。

东汉在明帝（58―75年）、章帝（76―88年）、和帝（89―105年）在位的47年间，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征服或再征服塔里木的事业。这项事业的推进要归功于以下几位伟大的将士。公元73年，中国将领耿秉（驸马都尉）和窦固（奉车都尉）联合出兵，开始对北匈奴的初次征战，汉军未到，北匈奴已经仓皇逃走。 窦固的副将、假司马 班超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将领之一，他奉命远征并击败巴里坤的匈奴部落―呼衍部，“多斩首虏而还” 。同年（即73年），中国屯兵伊吾。沙畹认为伊吾为今哈密 ，而阿尔伯特·赫尔曼认为伊吾地处罗布泊以北，居今楼兰和营盘之间 。74年，耿秉和窦固进攻吐鲁番地区，当时该地分为两个小国，即吐鲁番附近的南车师和天山北麓古城附近的北车师，由同一个王朝统治。耿秉冒险行军，进攻较远的古城车师，还未发动猛攻，吐鲁番王安得（Ngantö）出城，脱帽，抱马足降，表示归附。 受其父影响，安得之子也投降。两支中国驻军分别驻守北部车师（古城）和吐鲁番的鲁克沁。 与此同时，班超认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派一支侦察小分队进入地处罗布泊西南的鄯善国，略施小计，便得知鄯善国王正与匈奴使者密谋反抗中国。夜幕降临，他召集部下开会，出于谨慎，没有按照常规征求朝廷派来的文官的意见。他说：“吉凶决于今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士也！” 死寂的夜晚，班超率小队人马火烧匈奴使者的营帐，前后鼓噪，令匈奴人闻风丧胆，这些野蛮人纷纷被烧死或杀死。事后，班超召见鄯善王，把匈奴使者的头颅拿给他看。这位意图反叛的鄯善王惊惧万分，战战兢兢地再次表示归顺中国。 接下来，班超把重点转移到喀什噶尔。

当汉朝和匈奴还未涉足塔里木盆地各印欧小国的政事时，这些小国之间矛盾重重，争执不休。叶尔羌王贤（公元33―61年）征服了库车（公元46年）、费尔干纳和和田，暂时称霸该地。公元61年，和田王推翻贤的统治，将其杀死，库车接受匈奴的保护。 这位和田王广德取得塔里木盆地南部的霸权，成为叶尔羌的主人。公元73年，库车王建在匈奴的支持下，夺取喀什，取得北方霸权。 关键时刻，汉明帝将班超派驻喀什噶尔。班超先到达和田，和田王广德因连连取胜得意忘形，倾向于接受匈奴的保护，对班超傲慢无礼。班超亲手砍下该国巫师的脑袋，迷信巫师的和田王惊恐万分，重新归附汉朝，杀掉匈奴使者以示忠诚。班超接着前往喀什。匈奴的从属―库车王建已经征服喀什，委派亲信登上喀什王位。公元74年，班超不畏艰难，只带少量随从，拘留并废黜这位库车王，恢复了原喀什噶尔王朝，拥立忠为王。

公元75年，汉明帝去世前不久，在匈奴支持下，塔里木爆发了一次大规模叛乱，旨在反对汉朝的保护权。焉耆王暗杀汉朝都护陈睦。班超被库车和阿克苏人围困在喀什一年后，开始反攻。与此同时，匈奴人侵入北车师国（古城），杀死汉朝的封臣―藩王安得，包围戊己校尉耿恭驻守的堡垒。耿恭与班超一样，奋起反抗，在缺乏粮草供给的情况下，他们只得把装备上的皮带煮熟充饥。他带领小分队一直坚持到最后。 汉章帝继位后，权衡再三，认为塔里木地区叛乱不断，维护中亚保护权的代价太高，命令班超和耿恭撤离。班超认为此时撤离相当于把这些国家拱手送给匈奴。在撤到和田时，他改变主意，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由，违抗朝廷命令，重返喀什。离开没多久，这些城市又落入库车人，即匈奴人手中。班超斩杀库车集团的头目，恢复了在喀什的住所，决定永远不再撤离。公元78年，在和田、喀什及粟特地区征募的辅助军的帮助下，班超成功收复阿克苏和吐鲁番，“斩首七百级”。 与此同时，甘肃的中国驻军从匈奴手中夺回吐鲁番的车师王国，斩首3800人，获牲畜37000头。北方蛮族惊慌逃散。 在班超和耿恭这样强悍的对手面前，匈奴只能心服口服。

之后，班超给皇帝呈报奏折，列举自己在西域的经验，极力说服胆怯懦弱的朝廷。他认为那些被文人学士们谴责为无用的边境战争，实际上是最现实的防卫措施，能使中国领土免受匈奴人的定期性入侵，“取（中亚）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 。他总结出“以夷攻夷”的著名策略，即利用新征服的绿洲的小支军队来对付处于叛乱中的绿洲，就这样，他完成对塔里木盆地的征服。那些从中原来的军队，不过是一小群冒险分子或充军之人，只为在边疆的动荡生活中恢复个人的荣誉。他们保卫这一地区免受匈奴侵扰，并从中获得给养。班超解释说：“臣见莎车（叶尔羌）、疏勒（喀什）田地肥广，草牧饶衍，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 班超与处于同一时代的达契亚（Dacia）征服者图拉真 拥有一样的军事观。

为了将匈奴赶回外蒙古，使其远离获取补给和财富的丝绸之路，班超先后粉碎了喀什（公元80年和87年）和叶尔羌（公元88年）的新叛乱，并与伊犁河畔的乌孙人结成盟友。根据从探子那里获取的情报，以及对蛮族的了解，胆识超群的班超每次都能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公元84年，喀什的傀儡王忠伙同叶尔羌人、索格底亚那人和月氏人叛乱，被班超赶出喀什。公元87年，喀什王忠诈降，要求拜见班超。他携带一支强悍的骑兵前往，意图对班超发动突然袭击。班超佯装不知情，设宴款待。“酒过一巡后”，班超杀死喀什王。同时，埋伏好的中国军队扑向敌人，将其全部杀掉。公元88年，在进攻叶尔羌前，班超只有少数汉兵及在和田征募的少数援军，而叶尔羌已经得到库车及周边约5万援军的支持。班超以寡不敌众假装撤退，深夜又急行军返回，对叶尔羌发动猛攻，斩敌5000余人，迫使叶尔羌人投降。

此时，只有库车和焉耆还处于叛乱之中。从蒙古种匈奴人到月氏人，他们四处寻求盟友，对抗中国。公元90年，统治阿富汗和北印度的贵霜王朝（印度―塞人）皇帝迦德菲塞斯一世因未能与中国公主联姻，心怀不满，向帕米尔山区东北部派出一支远征军，支持库车对付班超。班超阻断该军队与库车的联系，断其补给后，便销声匿迹。在没有给养的情况下，这支印度―塞人在喀什噶尔无边的羊肠小道中冒险行进，所幸安全撤退。历经磨难后，公元90年，库车朝廷追随月氏人的传统政策，与汉朝恢复了友好关系。

公元89年至90年，窦宪和耿秉在北方蒙古与北匈奴的作战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南北车师相继恢复了和汉朝的关系。公元91年，中国将军耿夔再度给匈奴以沉痛的打击。他进军至外蒙古，到达鄂尔浑河，俘获单于的母亲及全家，立单于之弟於除鞬为继承人。公元93年，匈奴新单于反叛，朝廷命满洲边境的蒙古游牧部落―鲜卑人出击，杀死叛乱的单于。北匈奴从此元气大伤，再也没能恢复过来。

失去匈奴和印度―塞人的援助，公元91年，塔里木北缘四个反叛国中的三个―库车、阿克苏和吐鲁番向班超投降，班超因此获得朝廷赐予的“都护”称号，成为实际上的中亚总领导者。他在库车附近的乾城建立都护府，另一位将军驻守在喀什。此时，只剩下焉耆没有平定。公元94年，班超率领库车和鄯善的辅助军，向焉耆进军。为阻止大军的攻势，焉耆居民毁掉裕勒都斯河上的木桥，但于事无补。班超蹚过齐腰的河水，进入焉耆城的沼泽地。焉耆王投降，一些居民渡过博斯腾湖逃跑。为给陈睦报仇，班超在19年前陈睦被害的地方砍下焉耆王的头。班超“因纵兵抄掠，斩首五千余级，获生口万五千人，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 。至此，班超征服了塔里木全境。公元97年，班超派副将甘英穿过安息前往大秦（罗马帝国）。不过，甘英被帕提亚人的谎言吓倒，未敢越过帕提亚领地，没有到达罗马边境便半途而返。

102年，班超告老返乡，同年去世。新任的西域都护未能灵活运用“以夷攻夷”的策略，致使塔里木地区于106年和107年再次爆发大叛乱，中国将军梁慬在库车被当地居民包围 ，经过一次胜仗后解围。面对接二连三的叛乱，东汉王朝疲惫不堪，于107年撤回在塔里木、鲁克沁和伊吾的全部驻军。次年，吐蕃人（或羌人）攻击甘肃的汉朝据点，意图截断敦煌之路。吐蕃人当时还是在青海以西和以南地区过着游牧生活的野蛮民族。108年，梁慬经过几次激战，终于阻挡住吐蕃人的进犯。109年，位于内蒙古的南匈奴再次侵犯汉朝边境，度辽将军 耿夔说服一些鲜卑部落共同对抗匈奴。直到110年，梁慬才击败进犯的匈奴，迫使其与东汉和解。

119年，为保卫边疆，东汉克服重重困难，着手重建与塔里木地区的关系。东汉重建伊吾（哈密或罗布泊？）的移民大军，鄯善和吐鲁番又归附东汉。不久，伊吾驻军被北匈奴和车师袭击，全军覆没。班超之子班勇承父业，恢复了其父曾经的辉煌。123年，班勇重新屯兵鲁克沁。124年，他扶持鄯善王巩固其统治，获得其效忠。随后，处于不利地位的库车王和阿克苏王归附东汉，并派军队协助班勇将匈奴驱逐出吐鲁番。126年，班勇迫使巴里坤湖东北地区的北匈奴呼衍部臣服，赶走试图插手的北匈奴主力。 127年，中国进入焉耆，再次征服塔里木盆地。130年，喀什王之子和费尔干纳王的使者到达东汉都城洛阳，觐见汉顺帝。

从此以后的若干年里，除了南匈奴的左支（或东支）于140年间至144年发动短期叛乱外 ，东汉的主要威胁来自巴里坤的呼衍部匈奴人。131年，呼衍部攻占北车师，残害当地居民。151年，他们几乎将汉朝在伊吾的军屯区毁掉，东汉朝廷花费巨大代价才将其保住。不过，直到153年，北车师还是东汉王朝的属国。151年，一位汉朝官员愚蠢的残暴行为激起了和田人的反抗，和田人将其杀害。 170年，中国将军联合吐鲁番、焉耆和库车，以地区纠纷仲裁人的身份远征喀什。168年至169年，护羌校尉段颎击退沿甘肃边境入侵的吐蕃人。

十四、塔里木绿洲文化的发展与演变

丝绸之路既是贸易之路，也是印度传教士前往喀什噶尔和中国的宣教之路。东汉对南北两缘绿洲上的丝绸之路的控制，既保证了贯穿大陆的商业贸易的自由畅通，也推动了佛教文化在塔里木盆地的传播以及印度文学和希腊艺术的传入。确切地说，随着贸易发展和宗教传播，希腊―罗马艺术也沿着丝绸之路进入塔里木盆地。梅斯·梯梯安洛斯的代理商和佛陀使者大多抱有相同的目的。

通过探险发现的文物遗址，可以确认经过叶尔羌与和田的南道是当时最繁华的商路。在约特干（Yotkan），即古于阗，奥雷尔·斯坦因探险队发现了瓦林斯皇帝统治时期 的罗马钱币。在和田东部的热瓦克（Rawak），发现了一组纯犍陀罗式风格的希腊―佛教式浅浮雕，其上镌有精致的希腊服饰。

再往东，在尼雅境内的一处3世纪末废弃的遗址上，发现了罗马图章、凹雕和印度―塞人的钱币。在罗布泊西南的米兰，即古鄯善国境内，发现了精美的希腊―佛教式壁画，主要内容是佛陀、僧侣及具有明显罗马―亚洲特征的双翼天使。这些壁画上签有印度字“Tita”，即提多（Titus） ，显然都是公元3世纪和4世纪的作品。

在和平年代，大批佛教使者络绎不绝地沿着这条丝绸之路来到中国。148年，帕提亚人安世高 来到中国，170年在中国去世。170年，印度僧人竺朔佛和月氏人支谶来到中国，在都城洛阳建立了一个宗教社团。223年至253年，月氏使者之子支矅将部分佛经翻译成汉文。这些月氏人的经历说明，当时统治着阿富汗、犍陀罗（Gandhara）、旁遮普的贵霜帝国通过丝绸之路，推动了佛教在塔里木盆地及中国的传播。除了这些贵霜和印度的使者，很多来自帕提亚的佛家弟子也在亚洲高原和远东地区传播佛教。中国的佛经《三藏经》中列有经塔里木到中国的使者和翻译家的名录。还有一些来自东伊朗和西北印度的僧侣，在塔里木地区做译者，将神圣梵文翻译成东伊朗语、库车语等各种方言，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大名鼎鼎的鸠摩罗什（344―413年）。

鸠摩罗什（Kumarajiva）出生于库车的一个印度家族，家世显赫，其祖上世代为相，地位高贵。父亲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意欲抛弃高官厚禄，投身寺庙，但库车王逼迫他继续担任世俗官吏，并将妹妹嫁给他为妻。鸠摩罗什幼年时，随母亲去克什米尔学习印度文学和佛学。学成返回塔里木的途中，鸠摩罗什在喀什逗留了一年，继续研究阿毗昙 。据其传记 ，当时的喀什和库车一样，是印度思想的传播中心。那里的统治者思想活跃，争相把鸠摩罗什这样学识渊博的僧侣留在宫中，以与他交往为荣。回到库车后，鸠摩罗什讲经说法，很快声名大振。库车王帛纯对他赏识有加，其两个孙子都投身他的名下。他和印度老师卑摩罗叉（Vimalaksha）居住在库车，直到382年至383年，鸠摩罗什被攻伐库车的中国将军吕光带回中国。 库车宫殿的奢侈豪华，令中国的征服者叹为观止。根据吕光的赞叹，人们推测他在库车所见的建筑物和艺术品应为印度和伊朗传统式的，而非中国式的。正如哈辛所断言，最古老的克孜尔画应出自这一时期。

如前所述，这个时期的亚洲大陆文明在版图上明显地分为两个长条形地带。在北方，从黑海地区的俄罗斯到满洲和鄂尔多斯的草原地带，属于草原艺术。这种精致的游牧艺术，表现在青铜烛台和工具柄端，上面刻有以装饰为目的的动物艺术形象。在南方，从阿富汗到敦煌的丝绸之路，经过围绕塔里木盆地的两条绿洲带，在这些绿洲定居民中流行的艺术主要表现为绘画和雕塑，明显受到沿丝绸之路传来的希腊、伊朗和印度艺术的影响。这三种艺术与佛教文化融合在一起，推动了佛教的传播。

上古末期和中世纪初的这种塔里木艺术起源于阿富汗。根据赫兹菲尔德（Herzfeld）和哈辛对贵霜―萨珊钱币的研究，4世纪时，在阿富汗喀布尔谷地的贵霜王朝，最后几任国王都受到萨珊―波斯文化的强烈影响，步入这一文化轨道中。 创作于公元3世纪末及整个4世纪的巴米扬和卡克拉克（Kakrak）的伟大壁画，可以证实萨珊佛教文明和萨珊佛教艺术形成于印伊边境。这些壁画，无论是图案、服饰，还是人物的处理方式，都明显地受到萨珊文化的影响。哈辛―哥斯达和哈辛―卡尔探险队还发现了一些证据，可以进一步证明这一观点，比如在喀布尔附近的海尔哈纳（Khairkhana）发现的公元4世纪末的一尊萨珊―婆罗门雕塑；在喀布尔―巴尔赫之间的鲁伊（Rui）附近的朵黑答里―奴失儿万（Dukhtar-i-Noshirvan）的纯萨珊式壁画群，发现了一位萨珊王子，即5世纪的巴里特里亚总督。可以看出，当时的阿富汗是印度宗教和文学与波斯文明的交汇之地，此时的波斯物质文明属于萨珊王沙普尔（Shapur）和科斯罗伊斯（Chosroes）时代。

佛教使徒，即鸠摩罗什的虔诚追随者，沿着丝绸之路，把这种萨珊―佛教的混合物撒播在塔里木绿洲及丝绸之路的各个角落，于是，丝绸之路也成为宗教传播之路。库车稍往西的克孜尔壁画的早期风格与巴米扬壁画有一定的传承关系，其特点是形象逼真、造型高雅，用色谨慎，多为灰色、深褐色、红棕色、深棕色、浅绿色等。据哈辛研究，这种风格的艺术大约产生在公元450年至650年间。 这些早期艺术主要受印度文化影响，旃陀罗毗罗婆（Chandraprabha）王后舞壁画令人想起阿旃陀石窟 中风姿绰约、艳丽动人的印度裸体画像。萨珊的影响也显而易见，特别是在孔雀洞和画师洞中，画家依自己模样画成年轻的伊朗君主，君主身穿精致的浅色紧身束腰上衣，其衣领是库车式的大翻领（可参看戈达德夫人复制的巴米扬壁画），下身穿裤子，着高筒靴，整套服饰均仿伊朗样式。1937年，哈辛和卡尔在喀布尔以西的丰都基斯坦（Fundukistan）发现了精美的灰墁，根据一枚萨珊王库思老二世时期（590―628年）铸造的钱币，可以确定该文物的年代。这些灰墁可以证明，伊朗―佛教在阿富汗的影响继续存在，一直到阿拉伯征服的前夕，阿富汗都在模仿库车社会的男性服饰和装扮。

哈辛认为，第二期克孜尔风格的壁画出现于公元650年至750年间，其典型特征是用笔粗犷，以简单的粗线条勾勒轮廓；色彩明快，多采用天青石色和浅绿色，简单古朴而又不失神采，萨珊服饰仍占主导。现存于柏林的克孜尔和库木吐拉（Kumtura）佛教壁画中的男女施主队伍，重现了库车国5世纪至8世纪的宫廷生活。这些服饰华丽的贵族，显然属于印欧种人，拥有与印度一样的宗教和文学，却着伊朗式服饰，享受伊朗的物质文明。除了宫廷服饰外，克孜尔壁画中还有军事场景，比如“共享圣物”（The Sharing of the Relics）的场面：一位库车“骑士”，身着盔甲，戴圆锥头盔，套锁子甲，手持长矛，使人联想到萨珊骑兵和克里米亚地区刻赤（潘提卡彭）的萨尔马特游牧民。

塔里木南部地区也发现了这种伊朗―佛教的混合物。和田东北的丹丹乌里克（Dandan-Uilik）绿洲出土了一块7世纪末的木板画，一个个排起来的纯印度式的裸体的龙女画（Nagi），与阿旃陀壁画中优美精致的裸体像相像；牧马人与骑骆驼的人都具有明显的伊朗特征；一尊蓄着胡须的菩萨，头戴波斯头巾，穿着萨珊贵族式的绿色长上衣、裤子和靴子。从吐鲁番地区的壁画和小塑像上，也能看出伊朗特征，比如柏孜克力克（Bezeklik）和木头沟（Murtuk）的壁画。柏孜克力克壁画中，身穿盔甲的神像令人不禁想起克孜尔和库木吐拉壁画中身着萨珊式胸甲的库车牧马人，而据哈辛记述，还有一座保持着纯印度姿态的观世音像。在木头沟的壁画中，有一些印度人面庞的佛像，其旁的施主着与克孜尔壁画中相同的胸甲，戴着饰有双翼的头盔，说明该壁画与萨珊王朝存在着某种联系。 在雕塑方面，奥雷尔·斯坦因在焉耆发现了小巧精致的灰泥塑像，它们俨然一个代表种族类别的画廊，与阿富汗哈达（Hadda）的希腊―佛教式雕塑非常相似，后者现存于吉美博物馆。

由此可以推断，8世纪后半期突厥各部落征服该地区前，塔里木南北的印欧绿洲，从叶尔羌与和田到罗布泊，从喀什、库车、焉耆到吐鲁番，其文化来自伟大的伊朗和印度文明，而非阿尔泰文明和草原文明。这些绿洲一直延伸到中国边境的外印度和外伊朗地区，使得印度和伊朗文明传入中国本土，这一点已经由伯希和与斯坦因探险队证实，他们在敦煌附近发现了佛教壁画和佛幡。丝绸之路便是经敦煌进入今天的中国甘肃省。

十五、鲜卑取代北匈奴

当希腊―佛教和伊朗―佛教文明在塔里木的绿洲小国繁荣发展时，突厥―蒙古族的游牧部落还在北方草原上征伐厮杀。大约155年，外蒙古鄂尔浑流域的突厥种北匈奴被鲜卑部落降服。鲜卑部落 是一支游牧部落，兴起于蒙古和满洲边境上的兴安岭，长期以来被当作通古斯人，但据伯希和及托里（Torri）的研究，他们更有可能属于蒙古种人。于是，蒙古人接替突厥人成为北方草原的统治者。鲜卑首领檀石槐征服北匈奴之后，向西蒙古进军，抵达伊犁河畔，打败乌孙人。根据中国史学家记载，166年，从满洲到乌孙国，直至巴尔喀什湖，都处于檀石槐的统治之下。当然，这些记载有些夸张，鲜卑人的统治范围几乎没有超出今天的博格达汗（土谢图汗）和札萨克和硕亲王（即赛音诺颜）的领土。

统治蒙古草原后，鲜卑首领开始追随先辈的足迹，将目光转向南方的中国。156年，檀石槐进攻今辽东省 ，被击退。接着他转战内蒙古，攻打已经归顺中国的南匈奴，与南匈奴达成协议，一起进攻陕西和甘肃的中国边境。158年，两支联合的游牧部落被中国军队击溃。鲜卑人又对满族西南部、辽河下游西部的辽西地区发动进攻，于177年被中国将军赵彪击败。207年，在大兴安岭南部的达赉诺尔（即呼伦湖）和西拉木伦河（辽河）地区游牧的乌桓部落进犯中国边境，在热河地区被曹操打败。215年至216年，曹操将南匈奴分成五部安置在今陕西、山西、河北省人烟稀少的北部边境地区，每部安排首领进行统治，选派汉人为司马进行监督。将南匈奴的合法单于软禁在中国宫廷内。

220年，东汉在内战中灭亡。遭到中国军队的一系列打击后，北方草原的游牧部落或因心生畏惧，或因力不能及，未能抓住有利时机进行反攻。汉朝灭亡后，天下三分，中国国内战乱不断，但塔里木绿洲的印欧人仍继续向三国之首―魏国（220―265年）称臣。224年，鄯善、库车与和田派使者觐见魏王曹丕，向其表示忠心。晋朝（司马家族）取代魏蜀吴，重新统一中国后，库车王于285年派儿子入侍宫廷。鲜卑人则胆大妄为，进攻凉州（武威）附近的甘肃边境，被中国将领马隆于279年击退。

匈奴大帝国已经消失，取代它的鲜卑人无力进攻中国边境，来自草原的威胁似乎完全解除。但公元4世纪，游牧民族卷土重来，再次揭开入侵的序幕。这一入侵与5世纪的欧洲民族大迁徙类似，区别在于它不是源于蛮夷之地的骚乱，也非因某个阿提拉采取行动，而是仅仅源于当时中国实力的衰弱。当时中国的腐朽衰落就像用一根真空管，将这些当时盘踞在中国边境、属中国盟邦的野蛮人尽数吸入中国境内。

十六、匈奴和鲜卑对中国北部的征服

我们前面谈到，匈奴内部的持续分裂削弱了匈奴人的力量。公元前3世纪起，匈奴人控制着内、外蒙古，单于将驻地安置在鄂尔浑河流域。公元前44年，匈奴出现第一次分裂，一位叫郅支的首领被对手赶出祖辈世代居住的蒙古，向巴尔喀什湖地区（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迁徙，匈奴从此分裂为东匈奴和西匈奴。东匈奴居于蒙古，仍是中国的敌人；西匈奴居于巴尔喀什湖和咸海草原上，被称为匈人（阿提拉的先辈），后来成为罗马世界的敌人。

公元48年，东匈奴帝国内部出现分裂，南方内蒙古的8个匈奴部落从匈奴人中分裂出来，不再忠于鄂尔浑地区的单于。于是，东匈奴形成了两个新集团：外蒙古鄂尔浑河流域的北匈奴和长城以北、内蒙古的南匈奴。如上所述，公元155年左右，北匈奴被鲜卑人征服。鲜卑人是源于蒙古东部、满洲边境的兴安岭地区的蒙古游牧部落，当时控制着从满洲边境到哈密和巴里坤之间的地区。

下面专门讨论南匈奴。东汉末年，迫于鲜卑人的压力，南匈奴向南迁移，迁徙到黄河河套、鄂尔多斯草原和阿拉善地区。三国时期 （220―265年），他们居住在这些地方。作为中国盟邦的南匈奴发挥的作用，类似于4世纪时罗马帝国郊区的日耳曼部落。鄂尔多斯草原上的这些匈奴盟邦的首领与魏朝（220―265年）和北晋 （265―316年）皇帝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公元4世纪时哥特人、法兰克人和勃艮第人的酋长与君士坦丁或狄奥多西家族的罗马皇帝们的关系。蛮族首领往来于帝国都城―长安或洛阳、米兰或君士坦丁堡，被这些行将衰败的帝国视为亲信。返回故土后，他们将学习到的统治经验应用到部落治理中，可谓受益匪浅。

作为盟邦的南匈奴利用军队时刻为皇帝效劳之机，不断向南推进，在长城内定居下来。 呼厨泉单于（195―216年在位）定居在山西腹地平阳。时值汉朝倾覆前夕，中国内战四起。因一位远祖曾是汉朝公主，呼厨泉遂改随汉朝国姓为刘。汉王朝正统因一系列篡权在中国遭到废止，却在山西匈奴的庭帐中得以恢复。304年，采用汉朝姓氏的匈奴首领刘渊 ，盘踞山西太原，从晋朝受封五部落单于的名号。308年，刘渊打着汉朝合法继承人的幌子，率五万匈奴精兵在太原自立为帝，建立北汉王朝。所谓北汉，就是在北部的汉朝，或为早期赵朝，即前赵。

刘渊之子刘聪（310―318年在位）继承皇位，成为中国的阿提拉。311年，他率部占领晋朝都城洛阳，火烧皇宫，俘虏晋怀帝，向长安逼近，于312年屠杀长安半数居民。晋怀帝被带回平阳，被迫成为刘聪的斟酒侍者，于313年被杀身亡。匈奴返回平阳后，中国新皇帝晋愍帝在长安即位。316年，匈奴卷土重来，包围长安城，迫使懦弱无能的统治者投降。匈奴王再次在平阳接见被俘的中国皇帝，令其在宴席上洗碗刷碟，最终于318年将其处死。眼见中国北部遭蛮族入侵，晋朝无力回天，一位皇室成员逃至南京（时称建康），以长江天堑为屏障，偏安一隅，于317年建立了第二个晋王朝，史称“南晋”或“东晋”。西方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公元5世纪，面对日耳曼入侵者，最后一批罗马人放弃西部各省，逃到帝国东部。317年至589年的近3个世纪里，南京取代长安和洛阳成为帝国首都，正如君士坦丁堡取代了罗马。

在中国北部取得的丰硕成果令匈奴人刘聪声名显赫，他坐拥长安和洛阳两大古都，将朝廷设在山西平阳，统治着山西中部和南部，除汉水流域以外的陕西，除开封以外的河南，以及河北南部和山东的北部。刘聪虽采用游牧民的生活方式，但其自小在中国宫廷长大，受中原文化熏陶，所以保留了中原文化的某些外表特征。但在北汉的北部，一些纯正的游牧民族纷至沓来，突厥种的拓跋部（Tabgatch） 于260年驻扎于长城北的山西北部。其后，拓跋人渐渐南移，到达长城以南，进入山西北部的雁门（朔平）和代郡（幽州附近），即大同地区。310年，拓跋人在此定居。 最后，在今满洲西南的辽东和辽西，蒙古种鲜卑族的慕容部建立新王朝。

公元4世纪，由于游牧民族各部落之间无休止的纷争，这些在中国北部兴起的突厥―蒙古族国家大多处于动荡之中，就像5世纪进入欧洲罗马的第一批日耳曼国家一样。318年，中国北部的征服者刘聪去世，北汉实力下降，其后裔们只能保全以长安为中心的北汉西北的部分疆域。刘渊麾下部将石勒野心勃勃，在河北南部的襄国（今顺德）割地为王，建立国家。329年，石勒废黜刘聪皇室（前赵或北汉），改国号为“赵”，史称“后赵”。 这一新匈奴王朝 （330―350年）以襄国偏南的邺城（今彰德）为根据地，以洛阳为第二都城。史学家告诉我们，这位无知的匈奴人喜欢听人讲中国古典文学，对语法和神学兴致盎然，这不禁令人想到文法家和神学家狄奥多里克或希尔佩里克 。

但他的游牧精神并未因此而削弱，其匈奴后裔尤其体现了这一点。333年，石勒去世，继承者石虎（334―349年在位）粗野不羁，处死企图暗杀自己的儿子。当然，其子确实十恶不赦，这个留着灰黑胡须的鞑靼人，竟命人将自己最漂亮的妃子烤熟端上餐桌。 初次与文明接触的蛮族，通常会因受到感化而出现明显的变化，比如石虎曾经是佛教的忠实保护者。此时，后赵的都城仍为河南北部的彰德，但统治范围更广，包括除汉中（属南朝）以外的陕西，除大同（属拓跋人）以外的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甚至江苏北部和淮河流经的安徽。

不过，这个快速崛起的匈奴帝国迅速分崩离析。349年，石虎去世，他的后人与将军们相互争斗杀戮，在辽东建国的鲜卑慕容人趁机夺取了整个河北（350年、352年）、山西和山东。其首领慕容儁（349―360年在位）建立新王朝，以燕或蓟（今北京）为都城，史称“前燕”（349―370年）。357年，该王朝迁都邺（彰德）。其继位者于364年夺取东晋的洛阳，于366年占领淮河北岸。与之前的匈奴人相比，前燕慕容氏的统治时间更为短暂，可谓一坐之间。

苻坚的祖父苻洪是匈奴王石虎手下的一个蒙古军官，人们常以为他是唐兀惕人（藏族的一支）。350年，苻洪以长安为都，在陕西建立独立王朝。 由于所有突厥―蒙古的小首领都宣称拥有真正的中国皇室血统，该王朝被称为早秦，即前秦（351―394年）。苻洪之孙苻坚是突厥―蒙古族统治者中的佼佼者。他真正认同中原文化，以仁慈之主和佛教守卫者自居。他先后夺取前燕慕容氏的洛阳（369年）、太原和都城邺城，并于370年俘虏慕容氏皇帝，最终夺取慕容氏的全部地盘―河北、山西、山东和河南，统治了整个北部中国。376年，他吞并甘肃的蛮族小国―凉国。382年，苻坚派部下吕光前往塔里木盆地，征服鄯善、吐鲁番和焉耆。库车王帛纯（Po Shuen）奋力抵抗，却不幸战败，于383年被逐出库车。吕光占领库车，带回学识渊博的佛教僧侣鸠摩罗什。鸠摩罗什将梵文经典翻译成汉文，为佛教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

征服了中国北方的所有蛮族后，苻坚雄心再起，意图征服长江以南的东晋王朝，建立一个统一的帝国，如同8个世纪后的另一位蒙古征服者忽必烈那样。383年，符坚进攻淮河沿岸的东晋帝国，但在淮河上游遭到惨败，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 符坚的部下、原鲜卑慕容氏后裔慕容垂叛变，占领河北和山东，自称皇帝，建立“后燕”（384―407年）。后燕定都中山，即今河北省保定南部的定州。与此同时，慕容氏的另一成员于384年在山西建立“西燕”，慕容垂于394年将其并入后燕。最后，苻坚的下属姚苌（吐蕃人）窃取苻坚的陕西及河南部分地区，建立后秦（384―417年），定都长安（时称京兆府）。另外两位蒙古或突厥将军分别在甘肃建立两个小国，即以兰州（苑川）为都城的西秦国（385―400年和409―431年）和吕光所建的后凉国（386―403年）。

十七、拓跋突厥王国与柔然蒙古汗国

这些游牧部落快速崛起继而又迅速崩溃，往往都是昙花一现。但同一时期，拓跋部却吸收其他部落的力量，不断壮大，在中国北部建立了较为持久的政权。拓跋部在这一方面与法兰克人相似。继勃艮第人、西哥特人和伦巴德人之后，法兰克人在其废墟之上建立了加洛林帝国，将罗马的过去和日耳曼民族的今天联系在一起。 拓跋部也完成了类似的伟业，他们统一中国北部其他突厥―蒙古部落后，推进中国化的进程，使拓跋王朝与中原主体文化融为一体。他们对佛教文化有着狂热的追求，如同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执迷于基督教。最后，正如法兰克人担当起捍卫罗马文明、反抗日耳曼人新的入侵浪潮的任务一样，拓跋部也在黄河岸边建立起“莱茵防线”，抵御那些来自草原深处、仍处于原始状态的蒙古游牧部落。如上所述，公元3世纪末，突厥种拓跋部人定居在山西北部的大同地区。首领拓跋珪（386―409年在位）胆识过人，先后从后燕慕容氏手中夺取晋阳（396年）、中山（397年）、邺城（398年），为拓跋部奠定了基业。 拓跋珪沿用中国王朝名称，以大同东部的平城（代）为都城，建立魏国，史称“北魏”，统治着山西和河北，直至黄河边。

拓跋部的北魏国不得不应对新的蛮族―柔然人 的入侵浪潮。柔然，中国人称之为“蠕蠕”，这是带有蔑视的双关语，意为“令人生厌的蠕动的昆虫”。据语言学家分析，柔然人与古代鲜卑人一样，属真正的蒙古种游牧部落，与鲜卑人有一定的联系。402年，柔然首领社仑击溃敌对部落高车，奠定了该部落的未来命运走向。高车地处科布多和乌伦古河附近，据推测是铁勒和回纥突厥人的祖先。当时，柔然统治着整个北戈壁，其疆域东起高丽边境的辽河，西至额尔齐斯河上游和焉耆附近地区。正是在这些柔然统治者中，首次出现了“汗”（Khan）或者“可汗”（Khagan）的称号，说明这些蒙古语称号取代了原匈奴的突厥语称号“单于”。

面对新崛起的游牧帝国的威胁，北魏统治者拓跋氏决定在戈壁发起攻势，进行反击。402年，拓跋珪（386―409年在位）旗开得胜，将柔然可汗社仑驱逐出黄河河套地区。其继位者拓跋嗣（409―423年在位）继续反击柔然，捍卫北方长城。同时，他于423年夺取东晋王朝的都市洛阳及隶属洛阳的河南地区，使北魏在南方的力量得到加强。拓跋嗣之子拓跋焘（423―452年在位）刚一继位就受到来自柔然的威胁。424年，他一举击溃柔然的进犯。为了彻底解除柔然的威胁，他于425年率领骑兵北上，穿越戈壁，进攻驻扎在鄂尔浑附近的柔然可汗。之后，他又把矛头对准另一蛮族王国―赫连氏匈奴人在陕西建立的夏国。426年，夏国军队掠夺长安。427年，拓跋焘趁机突袭夏国都城（或称王庭）统万城（陕北保安附近）。431年，拓跋焘成功消灭赫连部，将陕西纳入北魏版图。436年，拓跋焘率军入侵慕容氏的残存领地北燕（今热河），夺取该地。439年，拓跋焘夺取姑臧或甘州，征服甘肃的北凉国。北凉王室为匈奴家族，称沮渠氏，自397年定居甘肃。之后，他们逃至吐鲁番，从442年至469年统治该地。

随着北凉被吞并，拓跋部完成对北部中国所有突厥―蒙古王国的征服。 此时，除了以南京为都城的南朝外，所有王国都并入中国人所称的魏国版图。实际上，8世纪的罗马世界也被法兰克人和拜占庭帝国瓜分，法兰克人消灭其他蛮族后征服西欧，拜占庭仍是欧洲的东方君主。

拓跋部的征服对中亚各民族的影响深远，以致后来他们称中国北部为拓跋国。甚至拜占庭也用该名字来称呼北部中国 ，即突厥语Tabgatch，阿拉伯语Tamghaj，中世纪希腊语Taugast 。

统一中国北部之后，拓跋焘于429年深入戈壁，对柔然发动大规模远征，屠杀大批柔然人。443年，他再次取得战争胜利。445年，拓跋军对曾阻止其西归的鄯善进行报复。448年起，拓跋部万度归将军定期向库车和焉耆征收贡赋。449年，拓跋焘第三次深入戈壁，征讨柔然。

公元5世纪统治着中国北部的这支拓跋突厥人的历史引人沉思。这支拓跋突厥人既保留着完全强于中原的军事实力，又从中国人那里获得优于处于原始状态的北方游牧部落的组织能力，这种双重优势，使其能以己之长击彼之短，是半中国化突厥―蒙古族游牧部落的完美典范。429年，“桃花石”王拓跋焘决定在东戈壁反攻蒙古柔然人，其辅臣担心中国南朝会趁机牵制他们的行动。拓跋焘不以为然：“南寇步兵，我等士马精强，初生牛犊岂能与虎狼争斗？至于柔然，夏季将部众解散，各处逐水草放牧；秋季马肥兵壮，聚集南下；冬季袭击边境。若我掩其不备，其必望尘骇散。时马百无一用，公马护母马，母马恋幼驹。突袭杀出，断其牧场及水源，数日之内，便可一举将其歼灭。”

这种双重优势在历史上并不少见：成吉思汗后裔忽必烈成功战胜宋朝的中国人和海都的蒙古人，第一批满族人成功压制了最后一批中国人和最后一批蒙古人的反抗和敌对行为。但这种双重优势总是转瞬即逝，拓跋氏、忽必烈王朝和满族人终将被完全汉化。那时，他们会被新的北方游牧部落打败，或者被中国人同化而湮没在历史长河中。这是中国―蒙古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精明强干的突厥家族英勇地保卫古代中国文明，使其免受仍过着游牧生活的亲属的侵扰。拓跋焘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最具个性的强者。他勇气非凡，让柔然人心惊胆战，夜不能寐。一旦拓跋人遭到中国腐朽王朝的对抗，柔然人就会肆无忌惮地进攻其边境地区。正如克洛维为夺取高卢进行托比亚克之战 ，拓跋焘结束了柔然人的大举入侵。他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竭力保持自身的部落个性。因此，他将都城建在草原边缘，即山西最北部、大同附近平城的旧营帐，拒绝迁至已经武力夺取的原中国历史都城―长安和洛阳。他还保留了突厥―蒙古游牧民族的一种野蛮及深谋远虑的习俗，即在新王登基前，处死新王的母亲，避免王太后因身份变化而产生野心、贪婪和嫉妒。毫无疑问，这种心理令他对佛教深恶痛绝，周围信奉道教的亲信对佛教的怨恨又强化了这位蛮族武士的宗教情感。438年，他强令僧侣还俗。446年，他正式颁布法令，迫害佛教僧侣。

拓跋焘之孙拓跋濬（452―465年在位）经过宫廷政变后继位，停止了对佛教僧侣的迫害。414年至520年间，艺术家在大同附近的云冈依山开凿石窟，留下丰富的雕刻艺术，其中最精美的石刻及令魏国艺术名垂千古的作品都来自拓跋濬统治时期。 拓跋人拥有狂热的宗教热情，不断学习从犍陀罗沿塔里木古道传来的传统希腊―佛教形式，从中创造出深奥的神秘主义作品，几乎与罗曼蒂克和哥特式雕塑的原型毫无二致。事实上，充斥着民族偏见和信奉儒家学说的真正的中国王朝，不会完全放弃自己的信仰去追随印度的神秘教义。同时代的南京各王朝，甚至梁朝的佛教雕刻艺术都缺乏这种宗教热情。拓跋人―这些远东的法兰克人―先后建造的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可与沙特尔大教堂和兰斯大教堂相媲美。他们的艺术才能主要源于其民族起源，是草原游牧部落征服古代中国之后出人意料的结果之一。此外，5世纪基督教的影响已经深入蛮族社会，西方的大入侵在经历了黑暗时代后，终将迎来中世纪辉煌灿烂的几百年。4世纪的亚洲大入侵也产生了类似的结果，不过速度更快。不到100年，魏朝就完全接受了佛教文化，创造出无与伦比的云冈和龙门石窟。

随着时间的推移，受中国文化和皈依佛教的影响，拓跋人的突厥活力遭到削弱。在拓跋濬统治时期，拓跋人于456年占领哈密绿洲，于458年对戈壁柔然人发动反击。460年，柔然人占领吐鲁番，以臣属王室取代了该地的沮渠王朝。拓跋濬的长子拓跋弘（465―471年在位）统治期间，拓跋人不顾南方中国王朝的利益，扩张北方领土，取得一连串胜利。466年，拓跋人占领彭城（今江苏徐州）；467年，征服淮河流域；469年，攻克山东；470年，拓跋人打败自5世纪初就居住在青海湖地区的一支鲜卑部落，即蒙古种吐谷浑。

拓跋弘一心向佛，于471年让位给年幼的儿子拓跋宏，出家为僧。受其父亲影响，成年后的拓跋宏（471―499年在位）虔诚地信奉佛教，采用比较仁道的律法治理国家。494年，拓跋宏将都城从平城迁至洛阳 ，从此，拓跋部人彻底被汉化。定都洛阳后，拓跋宏开始修建洛阳南部的龙门石窟。这些石窟中的浮雕于494年到759年间分多次完成。由于毫无保留地学习中国文化，接受佛教信仰，拓跋人丧失了突厥祖先所具有的坚韧和英勇的品质。他们意图征服南部的中国王朝，完成中国的统一，最终以失败而告终。507年，拓跋恪（499―515年在位）派军队进行最后一次尝试，未能攻克两国边界的淮河防线，南朝的钟离要塞（安徽凤阳）挡住了拓跋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515年，拓跋恪去世。直到528年的十几年里，其遗孀胡后临朝执政，统治北魏。这位拓跋后裔是魏朝最后一位能够展现古突厥种族强悍民族特性的人物。作为一个追逐权力的野心家，她权欲熏心、心狠手辣，但又崇尚佛教，为龙门石窟的圣殿增添了许多光彩。她派佛教信徒宋云 出使印度西北，访求佛经。宋云取道鄯善国、和田、帕米尔，访问居住巴达克山的嚈哒匈奴可汗，之后抵达邬阇衍那（Udiyana）和犍陀罗（喀布尔河下游），带回令胡后兴致盎然的佛经（518―521年）。 宋云对沿途的中亚各国情况进行了记载。

至此，拓跋部人已经彻底中国化，不可避免地出现类似中国王朝的宫廷革命、王室分裂和内部争斗。534年，北魏一分为二：东魏和西魏。东魏（534―550年）以今彰德为都，统治着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地；西魏（534―557年）建都长安，统治着陕西和甘肃。后来，东、西两魏都被权臣推翻。北齐王朝（550―577年）在彰德取代东魏，北周王朝（557―581年）

在长安取代西魏。此时，这些王朝已经是中国人的王朝，他们的历史不再属于草原的历史。第一批拓跋统治者拥有的坚韧、勇敢的突厥活力对草原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之后，拓跋人的突厥活力逐渐被削弱、淡化，最终湮没在中国主体人群中。在几个世纪的历史大潮中，这种模式反复出现，比如契丹人、女真人、成吉思汗蒙古人和满族人。佛教使拓跋部人的英勇坚韧被柔化，也使成吉思汗蒙古人和后来的喀尔喀人面临同样的境遇。凶猛的武士一接触到菩萨的优雅姿态，就容易受到沙门的人道主义戒律的感召，抛却好战的本性，甚至忘记自卫，在不知不觉中退出历史舞台。

十八、米努辛斯克后期文化

先放下那些中国化的突厥人，回头看看仍然在亚洲草原上过着游牧生活的部落。在讲拓跋部时，我们曾谈到蒙古部落的柔然人，在整个5世纪和6世纪上半叶，他们一直是外蒙古的统治者。我们所了解的柔然人的政治史都来自魏朝和隋朝的史料，因此要想准确地讲述其文明，有必要对其古代的原领地进行系统地发掘。与此同时，让我们先来关注这一时期在柔然西北境以外的西伯利亚叶尼塞河岸、米努辛斯克附近兴起的一种新文化。这种“游牧骑士文化”留下许多饰物：如青铜带状牌饰、纽扣、马具、马镫、衔辔、刀、匕首、马刀、矛、马鞍等，在米努辛斯克博物馆和赫尔辛基（托沃斯丁藏品） 都有类似的丰富展品。这种与柔然人处于同一时期的文化在柔然人之后仍存续了一段时间，直到9世纪才结束，因为在秋兹塔村曾经发现与唐朝初期（7世纪）的一枚铸币有关的物品。正如南多·费蒂奇（Nandor Fettich）所言，这一阶段的文化与公元6世纪至8世纪匈牙利的阿瓦尔文化具有明显的相似性，也与9世纪的原始匈牙利文化或列维底亚文化（Levedian）极其相似。 尽管不能就此认定柔然人是欧洲阿瓦尔人的直接祖先，但至少能证明两种文化都曾存在于同一文化中心的周围。

介绍完柔然人，我们将讨论与柔然有亲缘关系的嚈哒部落。这一时期，他们是突厥斯坦的主人。

十九、嚈哒匈奴人

嚈哒匈奴人（Ephthalite Huns） 是一支更接近蒙古人而非突厥人的突厥―蒙古游牧部落。 据宋云记载，他们起源于金山 ，之后南下至今俄属突厥斯坦草原。拜占庭历史学家称之为Ephthalites，波斯历史学家密尔宽德称之为Hayathelites，中国历史学家称之为嚈哒，该名字来自王室氏族Ephtha或Ye-ta。 拜占庭历史学家称其为白匈奴，但这种称呼并不准确。

公元5世纪初，中等规模的嚈哒游牧部落臣属于统治蒙古地区的蒙古族大部落柔然。425年至450年，他们不断向西扩张领土，获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统治范围东起裕勒都斯河上游（焉耆西北），经伊犁河流域到巴尔喀什湖，再到楚河和怛逻斯草原、锡尔河地区，直至咸海。据一些史书记载，他们在怛逻斯城附近建立了一个汗庭。大约440年时，他们已经占领索格底亚那或河中地区（撒马尔罕），还占领了巴尔赫，即巴克特里亚（或称吐火罗斯坦）。

几位东方学学者，尤其是诺尔德克（Noeldeke），认为波斯国王巴赫拉姆·戈尔 统治时期（420―438年），嚈哒人定居在巴克特里亚。据猜测，嚈哒人曾入侵萨珊王朝的呼罗珊省（Khurasan）。在马雷附近的库什麦罕战役（Kusmehan）中，嚈哒人被巴赫拉姆五世打败并驱逐。不过，马迦特认为巴赫拉姆五世及其继任者雅兹底格德二世（Yezdegerd Ⅱ，438―457年）抵御的并非嚈哒人，而是马雷北部的另一支匈奴游牧部落―匈尼特人（Khionites）。 萨珊王俾路斯统治时期（Peroz，459―484年），嚈哒人进攻呼罗珊，杀死俾路斯。阿拉伯―波斯史学家们称这位获胜的嚈哒首领为阿克舒瓦尔（Akhshunwar），这个名字显然是粟特语称号“王”（Khslevan）的讹音。

战胜俾路斯后，嚈哒人占领萨珊帝国东北部的边境城市塔里寒（即位于巴尔赫和马雷间的西塔里寒），征服马雷和赫拉特（Herat） ，还干涉波斯萨珊王朝的宫廷斗争。萨珊王朝的喀瓦德（Kavadh）被赶下泰西封王位后，逃到嚈哒人中避难，与嚈哒可汗的侄女结婚。498年或499年，喀瓦德在可汗军队的支持下，重新夺回王位。此时，嚈哒人已经成为亚洲中部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据《梁书》记载，516年嚈哒王叶太伊里窦（Ye-tai-i-li-t’o）曾遣使前往南京的梁朝以通好。

虽然波斯王俾路斯被打败，但嚈哒人并未完成征服防卫森严的萨珊波斯的梦想。嚈哒人只好将目光投向东南方向的喀布尔。嚈哒人逼近喀布尔时，发现公元5世纪中期统治该地区的贵霜王朝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从巴克特里亚分离出的另一支月氏人，即吐火罗人。伊朗史料提及了与萨珊王朝交战的“寄多王朝”（Kidarite），该王朝位于阿姆河以南、巴尔赫和马雷之间。 据同一史料记载，后来死于嚈哒人之手的萨珊王朝俾路斯王曾先后多次与该王朝首领寄多罗（Kidara） 及其子昆葛思（Kungas）交战。昆葛思被俾路斯打败，被迫离开巴克特里亚，越过兴都库什山到达喀布尔，驱逐了统治此地的贵霜王朝的末代君主。 嚈哒人尾随而来，占领巴克特里亚。中国史料证实了上述事件，不过中国人记录的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更早，原因也不尽相同。在中国史料中，该事件上溯至436年至451年，“来自‘薄罗’（巴尔赫的吐火罗人）的‘月氏王’迫于嚈哒的压力，离开巴克特里亚迁往犍陀罗，定居在白沙瓦 ，征服了其堂兄弟、喀布尔的月氏人，即最后一批贵霜人”。中国人称其王为寄多罗（Ki-to-lo），与“寄多”（Kidara）正好一致。 因此，是嚈哒人而非萨珊王朝迫使寄多人离开巴克特里亚到喀布尔避难。不久，嚈哒人再次尾随而来，沿着同一条道路越过兴都库什山，占领原月氏国全境―巴克特里亚、喀布尔和坎大哈。此外，嚈哒人的前锋又同贵霜人一样，从喀布尔山谷高地出发，前往征服印度。

当时，印度人的笈多王朝统治着印度的大部分地区，包括整个恒河流域、马尔瓦（Malwa）、古吉拉特（Gujarat）和北部德干高原。在鸠摩罗笈多一世统治时期（Kumaragupta，414―455年），该帝国达到鼎盛。之后，他的儿子塞建陀笈多（Skandagupta，455―470年在位）继位。在鸠摩罗笈多统治末期，或塞建陀笈多统治初期，嚈哒匈奴人（印度人用梵译文Huna称呼）

征服喀布尔，南下至旁遮普，在多阿布 或马尔瓦附近遭遇笈多王朝边境部队，被塞建陀笈多击溃。该战争发生在塞建陀笈多继位前夕或初期。 如果在继位前夕，则嚈哒人的第二次入侵发生在其统治初期，这次入侵也被塞建陀笈多击败。据460年的一块碑文 记载，印度再次恢复和平。

与此同时，嚈哒人在兴都库什山南北两麓的巴克特里亚和喀布尔定居。520年，宋云出使西域时，嚈哒王居于兴都库什山以北，在冬季驻地巴克特里亚和夏季驻地巴达克山 之间进行季节性迁徙。较低职位的嚈哒首领―特勤的驻地设置在喀布尔地区，即原希腊―佛教省卡比萨（Kapisa）和犍陀罗。特勤在此创建新王朝，520年时，该王朝已由第二代进行统治。 犍陀罗是希腊与佛教文化互相融合而形成的新的希腊―佛教文化圣地。在这个文化繁荣的圣地，嚈哒人如同野蛮人一般，屠杀城市居民，迫害佛教组织，洗劫寺院和艺术珍品，摧毁了当时已有5个世纪之久的灿烂辉煌的希腊―佛教文明。波斯 和中国史料都记载了这支嚈哒人的残暴行径及毁坏艺术的可耻行为。

《北史》和《宋云行纪》也都有关于这支游牧部落的记录。520年，宋云先后访问在夏季驻地巴达克山度夏的嚈哒可汗和犍陀罗的特勤，据其描述，他们皆为纯粹的游牧民：“居无城郭，游军而治。以毡为屋，随逐水草。夏则随凉，冬则就温。王居大毡帐，方四十步，周回以氍毹为壁。王着锦衣，坐金床，以四金凤凰为床脚。嚈哒国王妃亦著锦衣，垂地三尺，使人擎之，头戴一角，长八尺，以玫瑰五色装饰其上。” 宋云还记载了其兄弟共妻的习俗，以及对佛教的敌视：“不信佛法，多事外神，杀生血食。” 据玄奘证实，嚈哒人屠杀犍陀罗三分之二的居民，将幸存之人贬为奴隶，还毁掉了大部分寺院和佛塔。

虽然两度被塞建陀笈多击败，喀布尔的嚈哒人仍然对富饶的印度虎视眈眈，等待时机卷土重来。470年，塞建陀笈多去世后，印度帝国逐渐走向衰落，为嚈哒人提供了可乘之机。印度的笈多王朝内部分裂为两派：一派以佛陀笈多（Buddhagupta，476―494年）和巴努笈多（Bhanugupta，499―543年）为代表，统治着马尔瓦地区；另一派以普罗笈多（Puragupta）和那罗僧诃笈多（Narasimhagupta）为代表，统治着比哈尔和孟加拉。嚈哒人抓住笈多王朝国势日颓的绝好机会，再次入侵印度。领导这次入侵的并不是嚈哒人的可汗，而是印度文献中称为头罗曼（Toramana，死于502年）的嚈哒首领。当然，对此还存在争议。嚈哒可汗住在兴都库什山北的巴克特里亚和巴达克山，而这位首领是职位次之的喀布尔特勤。在旁遮普西北盐岭的克乌拉（Khewra）、瓜廖尔（Gwalior）和伊兰（Eran），发现了三块石碑，证明头罗曼不仅征服了印度河流域，还占领了马尔瓦。他模仿同时代印度皇帝佛陀笈多的钱币，铸造了本地区的货币。

头罗曼之子摩醯逻矩罗（Mihirakula）继承特勤之位，统治时间为520年至530年。他以古典梵文的印度名字“太阳的家族”而广为人知，堪称印度的阿提拉。摩醯逻矩罗居住在旁遮普东部的锡亚尔科特（Sialkot），宋云于520年见到的犍陀罗特勤应该就是他。征服克什米尔后，摩醯逻矩罗回到犍陀罗，进行了震惊世人的大屠杀。佛教作家们称其为恐怖的佛教迫害者。据玄奘记载，唯一敢于对抗摩醯逻矩罗的人是婆罗阿迭多（Baladitya）。他是摩揭陀（Magadha）或比哈尔的笈多王朝统治者，与之前提及的那罗僧诃笈多可能为同一人。为了征伐这位对手，摩醯逻矩罗进入恒河流域。婆罗阿迭多以退为进，在摩醯逻矩罗到来之前先行撤退；之后发动突然袭击，打败并俘虏摩醯逻矩罗。这个故事最后演化成寓有宗教戒律的传说。除此之外，510年在马尔瓦落成的伊兰石碑记载着笈多王朝巴纳笈多王子（Bhanagupta）对抗嚈哒入侵者的战绩。第三个印度王耶输达尔曼可能为马尔瓦的曼达索尔王公家族中的一员。他在曼达索尔铭文中 吹嘘，曾于533年征服匈奴人，并迫使摩醯逻矩罗臣服。 遭遇失败后，摩醯逻矩罗不得不退回克什米尔，不明原因地对犍陀罗的臣民实施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国使者曾经对此做过记录。佛教写本称，其暴行遭到了惩罚，最终他也没有逃脱惨死的命运。

目前，我们不知道摩醯逻矩罗死后，在旁遮普省停留的匈奴部落何去何从。即使不再是危险的邻居，他们还是会让周边的民族感到惶恐不安。6世纪后半期，塔夫西尔邦 王公波罗帕羯罗（Prabhakara，死于605年）因与匈奴的战斗而获得荣誉和权力。605年，其长子罗伽伐弹那（Rajyavardhana）继续与匈奴人作战。伟大的印度皇帝戒日王（Harsha，606―647年在位）继位后，清除匈奴人残余势力，受到世人歌颂。从7世纪下半叶起，印度的匈奴人从历史上消失了。他们或者被旁遮普人消灭，或者被其同化。其中一些氏族被允许加入印度贵族阶级，如同瞿折罗人中与匈奴人同源的拉其普特氏族。

二十、欧洲匈人阿提拉

从公元前35年起，西匈奴便从历史上销声匿迹。持不同政见的郅支单于率领外蒙古的一些匈奴部落来到咸海和巴尔喀什湖以北的草原，被中国远征军打败并杀死。郅支残部的匈奴后裔在此生活了几个世纪。由于周围没有文化水平较高的邻邦，他们的冒险行为及日常活动没有被记载下来，因此我们对其历史无从知晓。直到公元4世纪时，他们进入欧洲，和罗马世界发生联系，才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内。

自公元前3世纪，以游牧民为主体的萨尔马特人取代同为伊朗种的斯基泰人，占据着黑海北岸的俄罗斯草原，在伏尔加河下游和德涅斯特河之间游牧。有一部分萨尔马特部落走向独立，比如阿兰人 、罗科索拉尼人（Roxolani）和贾济吉斯人（Jazyges）。阿兰人在捷列克草原上游牧，其游牧范围远至库班；罗科索拉尼人自公元62年以后，一直在顿河下游西岸活动；贾济吉斯人从公元50年起就占据提萨河（Tisza）和多瑙河之间的平原，即达契亚与罗马帝国潘诺尼亚行省（Pannonia）之间的地区（今匈牙利中部）。东日耳曼人的一支―巴斯塔奈人（Bastarnae）处于萨尔马特人与罗马帝国之间，甚至106年图拉真吞并达契亚后亦是如此。从公元200年起，巴斯塔奈人沿喀尔巴阡山（Carpathian）北坡之路，抵达德涅斯特河河口，这次迁徙是目前已知的日耳曼人的第一次“东进运动”。大约公元200年，来自维斯杜拉河下游的日耳曼人对南俄罗斯草原发起新的入侵，对居住于此的萨尔马特人造成严重的威胁。这是源于瑞典的哥特人的入侵。230年，哥特人进攻位于黑海附近罗马帝国的奥尔比亚城（Olbia），到达此次迁徙的终点。

当时，南俄罗斯被第聂伯河下游西部的哥特人和东部的萨尔马特各族各自占领。克里米亚仍是希腊―罗马帝国的属国。哥特人内部分为两支：东哥特人（Ostrogoths），生活在顿河下游和德涅斯特河下游之间；西哥特人（Visigoths），居于德涅斯特河下游和多瑙河之间。第三支哥特部落为格庇德人（Gepidae），罗马皇帝奥里利安（Aurelian）于270年撤出达契亚后，他们一直占领此地。基辅南部的切尔尼亚霍夫（Chernyakhov）的哥特墓地和第聂伯河下游、赫尔松附近的尼古拉耶夫卡（Nikolayevka）墓地均属于该时期（3世纪）。萨尔马特的库班古冢群，如第比利斯卡亚（Tbilisskaya）、沃兹德维任斯科耶（Vozdvizhenskoye）、阿尔马维尔（Armavir）和雅罗斯拉夫斯卡亚（Yaroslavskaya），也属该时期。在这些古墓中发现了具有萨尔马特艺术典型特征的牌饰和饰针。再向北，芬兰―乌戈尔语族的各民族居住在俄罗斯东部和中部的大森林里。在喀山附近的皮亚诺波尔文化（Pianobor，约100―300年，或400年）作为安纳尼诺文化的地区继承者，明显地受到萨尔马特人的影响。再往西，卡卢加（Kaluga）文化群中发现了公元3世纪和4世纪的饰针，具有日耳曼―罗马文化的风格。以上是匈奴到达南俄罗斯草原上时，该地区的种族和文化情况。

这些历史上的匈人，即西匈奴的后裔，离开咸海北部进入欧洲的原因至今仍是个疑团。374年，在酋长巴拉米尔（据约达尼斯）的带领下，这些匈奴人渡过伏尔加河下游和顿河，打败并降服库班河和捷列克河畔的阿兰人，进攻第聂伯河以西的东哥特人。哥特人年迈的埃尔玛拉利希国王（Ermanarich）被击败，在绝望中自杀。埃尔玛拉利希的继承人维西米尔（Vithimir）也被匈人杀死。大多数东哥特人向匈人臣服，而西哥特人为了躲避匈人入侵，于376年渡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大多数阿兰人被迫暂时接受匈人的统治，继续留在库班河和捷列克河畔。大约10世纪起，这些阿兰人皈依东正教，成为现代奥塞梯人（Ossetians）的祖先。另外一些阿兰人向西移动，加入西日耳曼人的大迁徙运动。其中一些部落在卢瓦尔河下游的高卢定居， 另一些进入西班牙，与西班牙加利西亚的苏尔维人（Suevi）或西哥特人融合在一起，形成混合人种―加泰罗尼亚人（Catalonia），即哥特―阿兰人。

匈奴的入侵令欧洲的罗马和日耳曼世界陷入恐慌之中，阿米阿努斯·马塞林 和约达尼斯曾详尽地表达了这种恐惧。阿米阿努斯写道：“匈奴人的凶猛和野蛮令人难以想象。他们划破孩子的面颊，使其不再长出胡须；他们天生丑怪，四肢粗壮、躯干壮硕、脑袋巨大；他们如野兽般生活，以马鞍压碎的生肉，或地里挖出的草根为食，从来不加调料；他们不会使用犁，没有房子或棚子之类的固定住所；由于常年游牧，他们习惯了忍饥耐寒；牧群随其迁徙，妻儿生活在篷车里，妇女在车内纺线做衣、生儿育女，将他们养大成人。如果问他们从哪里来，生于何地，他们无法告诉你。他们穿着缝在一起的粗糙亚麻布内衣或鼠皮袍子，深色的内衣上身后不洗不换，直到穿烂为止。有檐或无檐的帽子推在脑后，多毛的腿上裹着山羊皮，这就是他们的装束。没有形状和尺码的鞋让他们举步维艰，完全不适宜步兵作战，但一骑上丑陋的小马，他们就像铆在马背上一样，疾如闪电。他们在马背上度过一生，或者跨在马背上，或者像妇女一样侧坐在马上。他们在马背上开会、做生意、吃喝，甚至趴在马脖子上睡觉。战场上，他们在可怕的呐喊声中扑向敌人，一旦遇到抵抗，他们会快速分散撤离，继而旋风般返回，摧毁和推翻沿途的一切障碍。他们不知道如何攻下要塞或者设防的营帐，但其箭术无与伦比，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铁一样坚硬的、致命的骨制箭头射向敌人。” 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认为匈人的体型是从儿童时代日积月累形成的畸形。他满怀厌恶地谈起这些短头颅的人：扁鼻子（无轮廓的扁平瘤），高颧骨，眼睛深陷在洞一样的眼眶里，但“锐利的眼光警惕着远方”，游牧民族雄鹰一般的眼睛擅长环视广阔的草原，清晰地分辨出远处地平线上的鹿群和野马群。作者还吟诗描述这些草原上永恒的游牧民：“站于地面之上，他们身材矮小；一跨上骏马，他们高大伟岸。”

同中国历史学家笔下的匈奴人形象进行比较，这些匈人的体形和生活方式与匈奴人基本一致，其外貌与中国和基督教世界流传下来的13世纪蒙古人的相貌也大体相同。无论是匈人、突厥人或蒙古人，这些来自亚洲高原上的短头颅游牧民是常年骑马的“弓骑手”，有着硕大的脑袋、壮硕的身体、粗短的双腿。15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沿耕地边缘徘徊，掠夺着定居人民的文明世界。

随着阿兰人与东哥特人的臣服及西哥特人的流亡，匈人成为乌拉尔山和喀尔巴阡山之间的整个草原的主人。匈人继续扩张，经喀尔巴阡山山口或瓦拉几亚平原，征服匈牙利平原，降服格庇德人。405年至406年，他们扩张到多瑙河右岸。此时，西欧的匈人已分裂为三个部落。大约在425年，各部落分别由卢噶斯（Ruas）、蒙杜克（Mundzuk）、奥克塔尔（Oktar）三兄弟掌权。434年，蒙杜克的两个儿子布勒达（Bleda）和阿提拉统治着这些部落。但没过多久，阿提拉便除掉布勒达，成为西匈奴的首领。

从此，阿提拉开始了征服之旅。441年，阿提拉向东罗马帝国宣战。他率部渡过多瑙河，沿今塞尔维亚境内的摩拉瓦河逆流而上，攻占纳苏斯（Naissus），掠取菲利普波利斯（今普罗夫迪夫），随后疯狂洗劫色雷斯，直抵卢勒柏加兹（Arcadiopolis），将该城洗劫一空。448年，东罗马帝国不得不签署和约，把多瑙河以南的地带割让给阿提拉，包括从今贝尔格莱德到今斯维什托夫、从多瑙河到纳苏斯一带。

451年1月至2月，屯兵匈牙利平原的阿提拉纠集莱茵河右岸的日耳曼各族，挥师渡过莱茵河，进攻仍属罗马帝国的高卢部分地区，该地区由罗马执政官埃提乌斯（Aetius）统治。4月7日，阿提拉火烧梅斯，随后围困奥尔良。7月14日，埃提乌斯的罗马军和狄奥多里克王的西哥特军赶来救援，解除了对奥尔良的围困，阿提拉不得不撤退至特鲁瓦。451年6月底，在特鲁瓦以西的“莫里亚库斯营地”的激战中，阿提拉遭到罗马人和西哥特人的联合阻击，元气大伤，狼狈逃亡。 此次战役虽不算一场决定性战役，却拯救了整个西方世界。

此番较量之后，阿提拉退回多瑙河畔，休养了一个冬天。452年春，阿提拉入侵意大利，经过长时间围攻，攻陷并摧毁了阿奎莱亚城（Aquileia）。随后，他又征服米兰和帕维亚，并扬言要进军罗马。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Valentinian Ⅲ）闻讯逃离罗马。452年7月6日，罗马主教利奥一世承诺向阿提拉交纳贡赋，并把罗马公主荷罗丽娅（Honoria）嫁给他。阿提拉接受条件，停止了进军世界之都罗马的步伐，退回潘诺尼亚，于453年在该地去世。

哥特历史学家约达尼斯描绘了典型的匈人阿提拉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矮个子，宽胸膛，大头颅，小而深陷的眼睛，塌鼻梁；皮肤黝黑，蓄着稀疏的胡须。他用发怒时给敌人造成的恐惧作为政治武器，与中国史学家描述的六朝匈奴征服者一样自私和狡诈。他说话时故意带着重音或含混不清的威胁性语调，这是战略准备。他所进行的系统毁灭和大屠杀的最初目的是想教训一下对手。比如阿奎莱亚被夷为平地后，就再也没有恢复过来。约达尼斯和普里斯卡斯描绘了他的另外一个形象：在子民心中，他是公正廉洁的法官，慷慨大度，对真正臣服的人温和仁慈；与生活奢侈的同伴相比，他生活俭朴，比如周围人用金制餐盘时，他仍使用木制的浅盘子。除此之外，史料中还有其他记载：他对萨满们盲目轻信；喜爱烈酒，庆典一般在酩酊大醉中结束。他始终对身边的大臣和书吏抱着警惕的态度，比如奥尼吉斯（Onegesis）这样的希腊人、奥雷斯特斯（Orestes）这样的罗马人，以及埃德科（Edeco）这样的日耳曼人。令人惊奇的是，这位游牧部落首领通常采用灵活多变的政治策略，不得已才诉诸武力。在战争中，他是统领全局的指挥官而不是身先士卒的将军。他总是从律法里寻求外交中的合法借口，再加上刻板的言行和一成不变的举止，这些都赋予他与正义同在的形象。这些特点让人不由想起另一位游牧帝国的建立者―草原之子成吉思汗。

作为蒙古人代表的成吉思汗帝国，麾下不仅包含了蒙古游牧民，还吸引了来自亚洲高原的突厥人和通古斯人。阿提拉帝国正是如此，以匈奴（可能为突厥族）为核心，吸纳了萨尔马特人、阿兰人、东哥特人、格庇德人和分布在乌拉尔山与莱茵河之间的其他各族。衰亡孕育其中。453年，阿提拉去世，由各民族组成的帝国随之分崩离析。东哥特人和格庇德人立刻发动叛乱，于454年在潘诺尼亚的一次大战中，击败匈人，杀死阿提拉的长子埃拉克（Ellac）。

后来，阿提拉之子邓吉兹克（Dengizich）率部撤回南俄罗斯。阿提拉的其余几个儿子投靠罗马，要求获得罗马帝国的土地封赏。罗马人把埃尔纳克（Ernac）安置在多布罗加（Dobrogea），把恩勒德扎尔（Emnedzar）和乌金杜尔（Uzindur）安置在莫西亚。468年，邓吉兹克率领匈人在多瑙河下游附近进攻东罗马帝国，兵败身亡，其首级在君士坦丁堡的一次马戏演出中被示众。

黑海北岸残存的匈人部落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库提古尔匈人，在亚速海西北过着游牧生活；二是乌提古尔匈人，在顿河河口游牧。在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的暗中挑唆下，二者反目成仇，互相敌对。545年，查士丁尼煽动乌提古尔人首领桑第克（Sandilkh）进攻库提古尔匈人。548年，大批库提古尔人遭到桑第克杀害。在首领扎伯干（Zabergan）的率领下，库提古尔人对支持敌人的拜占庭进行报复。558年至559年冬季，扎伯干率部越过冰冻的多瑙河突袭君士坦丁堡，遭到帝国统帅贝利撒留（Belisarius）的阻击，君士坦丁堡幸免于难。扎伯干返回顿河草原，继续发动对桑第克的战争。就在两个部落自相残杀、兵力消耗殆尽时，来自亚洲的阿瓦尔人坐收渔利，打败双方，将俄罗斯草原据为己有。这一新的入侵是因突厥人（或历史上的突厥人）的出现导致的亚洲大陆一系列革命的反应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