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圣胡雪岩
中国历史上有三位商圣

自商代到晚清，中国历史上曾经涌现出过许多大商巨贾，然而只有三位被公认为是“商圣”，那就是：陶朱公、白圭与胡雪岩。

陶朱公即为范蠡，他是春秋末期越国的重臣。越国被吴国灭亡的时候，他提出了“降吴复国”的韬光养晦路子，并且跟着越王勾践一起到吴国做人家的奴隶，又费尽心机筹划越王勾践归国，最后成功帮助越王勾践灭掉吴而复国，被拜上将军。

然而在越王勾践复国以后，范蠡内心却萌生了隐退之意。他明白勾践是一个只能够一起患难而不可以一起享安乐的人，于是他便急流勇退，坚决地弃官离去。他先是来至齐国，改名为鸱夷子皮。然而齐国人明白他有非常好的品德和非常高的才能，便想拜他为相。他因为退隐林下的决心已定，没过多长时间便又辞官离去。他来到那时候的商业中心陶，也就是现在山东的定陶县，定居下来，自称是“朱公”，人们把他叫作陶朱公。他在这里既经商，又务农业，迅速凸显出极高的经商才能。十九年里有三次赚过千金。《史记》里说他“累十九年三千金，财聚巨万”，即说他在从商的十九年里，曾经“三致千金”，三次散尽家财，又三次重新发家。他仗义疏财，他赢了利，便从事多项公益事业。他的这些行为让他赢得了“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了有史以来我国商人很好的榜样。

陶朱公范蠡可以说是历史当中弃官从商的鼻祖及开创个人致富记录的典范。秦汉之时，人们便将那些巨富们都叫作“陶朱公”，这个名字成了财富的代名词。

白圭是东周的洛阳人，只因擅长经商致富而天下闻名。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里对他的事迹有着详细的记述，且把他称作是“治生祖”。

极具商业天赋的白圭自长时间的经营管理实践里，总结出了一套经商的理论，被后世经商的人推崇。他主张经商一定要“乐观时变”，也就是常常要留心农业生产变化动向与市场行情，用最快的时间来把握谋取厚利的好机会。运用“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方略，年年粮食丰收之后，买入五谷，卖出丝和漆，在蚕茧上市的时候，就买入丝绵等织物，而卖出粮食。他主张要经营广大民众的生活必需品，市场不但广，而且销路好，不用跟人争买卖的价格，便能够得到相当多的收益，这种利润来自时令的差价与丰歉的差价。

薄利多销的经营方略，也是白圭所奉行的经营尺度。他说：“欲长钱，取下谷。”虽然下等谷物价低利微，然而是广大庶民所必需的食用种类，销量非常大，因此能够取得非常大的利润。同时他也非常注重商品的质量，因为质量最高的商品方会赢取信誉，只有货硬方会有市场。

白圭是一代商业大师，后世的商人把他尊成本行业的祖师爷。宋景德四年，真宗皇帝把白圭封作“商圣”；民间把白圭称作“人间财神”，且设神牌来供奉。

胡雪岩

胡雪岩（1823-1885年），名光墉，小名顺官，字雪岩，安徽绩溪人。他小时候家境很是不好，8岁他做了放牛娃，12岁死了父亲，13岁为了挣钱养家，到杂粮店做了学徒工。他脏活累活争着做，从来不讲报酬，不图回报，很受老板的喜欢。他紧紧把握住了人生的首次机会。15岁的时候被金华火腿行的掌柜所赏识，从而得到了一个更大的机会。胡雪岩到了金华也是同样做事，什么全听，什么全学。尤其是对钱庄的人接触之后，产生了要去钱庄的想法，然而他自己不张嘴说，单是自己默默地练好书法、心算、打算盘等一些钱庄需要的能力，且为自己创造机会展示才华，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地来到了钱庄，寻到了人生的顶佳机会，给他一生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胡雪岩凭借患难之交王有龄的帮助，一跃而成了杭州的富翁。刚开始的时候在杭州设银号，后来又入浙江巡抚幕，给朝廷筹运饷械。1866年对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进行协助，在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以后，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帮左宗棠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借了很多外债，又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多处，且经营中药和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的时候达到两千万两。且开办了胡庆余堂中药店。他的经商才华、处世方法都被世人称赏，被誉为一代大商。慈禧太后赐予他黄袍马褂，升迁为“布政使衔”从二品官阶，所以又被称作是“红顶商人”。纵观清朝两百余年的历史，因经商而获得仕途、戴红顶子又穿黄马褂的，只有胡雪岩一人，他是清朝末期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

他殚思极虑创下的胡庆馀堂，直到现在依旧以其“戒欺”与“真不二价”的优秀传统矗立于杭州河坊街之上，使善良的百姓广为传颂其故事。

胡雪岩之所以成功，至关重要的一条便是他很会用人，以长取人，不求完人。他说“一个人最大的能为，就是用人的能为”。清代顾嗣协有诗道：

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

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

舍长以取短，智高难为谋。

生材贵适用，慎勿多苛求。

他经商的核心就是“仁”和“义”，他善于随机应变，从不投机取巧。他一生中最大的功绩就是经商不忘忧国，协助左宗棠西征，维护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在救亡图强的洋务运动里，他也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自然，在那个时代，胡雪岩也无法摆脱商人把利益当成第一位的俗套，并在生活方面极尽奢靡，妻妾成群。然而，毕竟人无完人、瑕不掩瑜，胡雪岩无愧于“商圣”的美誉。

经商是胡雪岩的必由之路

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最终是他的性格。一个人的性格的养成，归根结底，是自那极细微的某个行为起始的。排除掉先天生理条件方面的高低，剩下来的，对我们个体行为有最大影响的，就是人们所生存的具体的环境了。

胡雪岩在家乡徽州绩溪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与少年时代，这成为了他接下来所展开的整个人生图画的背景。

徽州，追源溯本，此处曾经先后设立新都郡、新安郡、歙州等。公元1121年（宋徽宗宣和三年），改歙州111作徽州，历经元、明、清三朝，辖“一府六县”（即徽州府、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除了婺源现属江西省之外，其他地方现都属安徽省）。

然而，假如你认为徽州只是一个地理概念，那你便是大错特错了。实际上，徽州更是一个文化概念，是从这“一府六县”孕育而来的，经过长久的历史积淀而最后形成的一个地域文化体系——徽州文化。

万山丛中的徽州原本只有非常少的山越人居住，他们剽悍喜爱武风。但是至东晋之后，这里便都产生了变化。地处中原的五大古都，向来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军事中心。因此每当碰上政权更迭的动荡年代，中原的大族常常合族南迁。两晋时候的永嘉之乱，唐末五代的安史之乱，及两宋时候的靖康之乱，构成了历史上三次大的迁徙高峰。因为山水重叠、易守难攻，徽州也便成了中原士族极好的避难之地，最后让这里成为中国封建时代少有的移民社会。

那时候那些丧失特权的中原大族，惊魂未定地踏入徽州这片陌生土地的时候，在感怀身世飘零的同时，就已经在给后世子孙构筑以后的生活了。为了保存在战乱里幸存下来的血脉，这些中原士族聚族而居，单姓而传，千年不乱。经过世代繁衍生息与苦心经营，位于皖南的这个偏僻的小山区，也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宗族小社会。

依理而言，在徽州这样的桃花源里自然是能够过着“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自在日子。然而，时间久了，就有了生存的现实问题。

我们晓得徽州地处皖南的低山丘陵地区，此处的确是水秀山青、风景宜人。然而徽州的可耕地却是特别少的，向来便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加庄园”的说法，农耕环境非常不好。而作为一个人口接连涌入的移民社会，再加上多年以来休养生息的结果，徽州的人口和土地的矛盾也变得一天比一天尖锐。进入明清之后，徽州当地全年所产的粮食，却仅能养活当地十分之一的人口。大量额外的粮食，就需要自数百里以外的苏常地区甚至是千里以外的湖广地区搬运而来。

此时的徽州人，必须把眼光再一次投往大山以外——本就从山外而来的徽州人将又一次走出徽州。对于那时候的徽州人而言，走出徽州有两条路子：一条是科举当官；另一条便是去做生意。能够科举高中的人自然肯定都是少数，大多数的徽州人则自愿或是被迫最终选择了去做生意。

被生计所逼，同时也是为了向外发展，一代代的徽州人便是如此，走向大山之外，到处觅食。

一个自小就离开家乡的徽州人无不感伤地说：“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无论将来怎样的兴旺发达，徽州人在刚开始离开土地的时候，无不四顾茫然，孤独又彷徨。就是如此，徽州民间的一则谚语也就流传开了：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

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做得生意，儿啊，娘的心头肉

做不得生意

在外成鬼也孤幽

四方求食，草儿飘悠

极为显然，一个徽州少年，在他长大了走向社会，开始面临职业选择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参加科举，就像今天的青年人参加公务员考试一样；无法参加科举或是科举失败的徽州人，就会选择去经商。

在明清两朝，徽州这个地方拥有了中国历史上一支非常强大的商帮——徽商。而就在这同一个时期，由此地走出来的进士、状元，在全国也是非常多的。这样，徽州人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用商养官、用官促商，官商结合的传统。因此徽商中人多是“官商”，自这样一个环境里走出“红顶商人胡雪岩”，当然也便没什么稀奇的了。

徽商很多都是官商，所以徽商体现出来的另一个特点便是他们一贯就有着“贾而好儒”的文化传统，因此徽商又被称作“儒商”。在徽州一直就有着“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