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白诗中的流光与永恒
节日是以历年为循环基础、在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具有特定习俗活动的特定时日，由特殊名称、特殊时间、特殊空间、特殊活动、特殊文化内涵等诸多要素共同构成。节日是时间的驿站，生活的华章。节日与平常日子互相穿插协调，一弛一张，共同决定着日常生活的节奏。
我国有着十分悠久的节日史。大致而言，先秦时期开始萌芽，秦汉时期初步定型，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到隋唐时期已经十分繁荣了。代隋而起的大唐帝国，以强大的综合国力号称“海内雄富”，经济空前发展，社会长期安定，城市繁荣昌盛，文化开放包容，是我国传统社会的黄金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情境中，经过唐朝人的传承和创造，节日生活成为当时社会生活中最为绚丽多姿、令人神往的部分，唐代也成为我国节日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历史时期之一，并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第一，“新”“老”节日并存。唐朝建立之前，经过长期发展，一个较为完整的节日体系在我国已经形成。根据南朝宗懔（502—565）《荆楚岁时记》的记载，当时流传于荆楚地区的节日已有元日、人日、立春、正月十五、正月未日、正月晦日、二月八日、春分日、社日、寒食、三月三日、四月八日、四月十五日、五月五日、夏至、伏日、七月七日、七月十五日、八月一日、八月十四日、秋分、九月九日、十月朔日、冬至日、十二月八日、除夕等。这些从过去走来的“老”节日，大都能在唐代找到它们的踪影。但唐代人并非仅是继承，他们还有许多自己的创造，比如中和节、皇帝诞节、清明节、八月十五、降圣节等诸多“新”节日。另外，一些“老”节日也出现了许多新变化。比如在元日，即新年第一天有“立竹竿、悬幡子”祈求健康长寿的做法，连寺庙也不能免俗，司空图《丙午岁旦》诗云：“晓催庭火暗，风带寺幡新。”
第二，具有浓厚的娱乐色彩。虽然节日历来都不乏娱乐色彩，但唐代以前，不少节日充满禁忌、迷信、祓禊
、禳解
等观念及活动，人们过节时常小心翼翼，生怕得罪神灵。比如寒食节时人们不敢用火，害怕引起雹雪之灾。但到唐代，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方面在思想观念上，唐代人已把节日视为佳节良辰，是追求欢乐的日子，当时的节日诗文中频频出现“佳节”“乐”“欢”等字眼。比如，“玉律传佳节，青阳应此辰”（冷朝阳《立春》）说的是立春；“佳节上元巳，芳时属暮春”（李适《三日书怀因示百僚》）说的是上巳；“时此万机暇，适与佳节并”（李适《重阳日赐宴曲江亭，赋六韵诗用清字》）说的是重阳。另一方面表现在行动上，唐代的节日确实成为时人寻欢作乐的时间。几乎在唐代的每个节日里，我们都能看到欢乐的场面。正月十五，“灯烛华丽，百戏陈设，士女争妍，粉黛相染”（牛僧孺《玄怪录·开元明皇幸广陵》）；三月三，“巳日帝城春，倾都祓禊晨”（崔颢《上巳》），人们倾城出游，乐而忘归；九月九，“移座就菊丛，糕酒前罗列。虽无丝与管，歌笑随情发”[《九日登西原宴望（同诸兄弟作）》]，人们就在宴饮歌笑中娱乐身心……
第三，节日活动往往在户外进行。人类的任何活动都必须在一定的空间进行，节日活动也不例外。家作为日常生活的中心，构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私人空间。与此相应，户外则是公共空间，是社会可视空间。节日活动在户外进行，就具有更强的开放性，允许更多人参与其中，形成更多人的“共同在场”，使节日呈现出热闹繁华的盛大场面。在唐代，虽然也有不少节日的活动是在户内举行的，但人们更愿意走出家门，走向大自然。像前面列举的正月十五、三月三、九月九都是如此。寒食清明节，人们郊游踏青，诸多娱乐活动更是在户外举行。“青门欲曙天，车马已喧阗”（罗隐《寒食日早出城东》），“著处繁华矜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杜甫《清明》），这些俯拾即是的诗句，展示了寒食清明期间人们纷纷走出家门的动人情景。在同一时间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从封闭的场所走向了开放的空间，从自我的后台走到了自我“表演”的前台。“肉既饱，酒既酣……有歌谣者进，有舞蹈者作，皆诚激乎中，章乎形容。”（欧阳詹《鲁山令李胃三月三日宴僚吏序》）众人的“共在”，使得每一个人都是表演者，同时也是观察者。节日的繁华和热闹就在这表演、互动、观察和被观察中形成了。
第四，宗教因素全面渗入岁时节日节俗之中。无论佛教还是道教都在唐朝获得了长足发展。唐代节日也深深打上佛、道的烙印。这一方面体现在一些佛、道节日已成为百姓普遍参与的节日，甚至被纳入国家假日体系。比如十二月八日（释迦牟尼佛成道日）、四月八日（浴佛节）、七月十五日（盂兰盆节）都源于佛教，到了唐代均成为国家规定的法定假日，最高统治者也经常参与节日的活动中去，和僧众一起营造节日的盛况。唐代宗就曾用奇珍异宝营造万佛山，并于“四月八日，召两街僧徒入内道场，礼万佛山。”（冯梦龙《太平广记钞》）唐懿宗也曾于咸通十四年（873）四月八日举行迎佛骨仪式：“佛骨入长安，自开远门安福楼，夹道佛声振地，士女瞻礼，僧徒道从。上御安福寺，亲自顶礼，泣下沾臆。”（苏鹗《杜阳杂编》）另一方面，许多世俗节日也出现佛、道色彩的习俗活动。如正月十五日（元宵节）在唐代往往被称为上元日，具有鲜明的道教色彩，而它的佛教意味也很浓厚，崔液有诗描写节日的燃灯盛况：“神灯佛火百轮张，刻像图形七宝装。”[《上元夜六首（其一）》]这里的神灯、佛火、百轮、七宝，无不彰显出浓厚的佛教色彩。另外，受佛、道戒律的影响，唐高祖曾下令：“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凡关屠宰、杀戮、网捕、畋猎，并宜禁止。”（《唐大诏令集》）后世多位皇帝也不断颁发类似诏令，这深刻影响到很多节日的饮食活动，以至人们过新年（时在正月）、端午（时在五月）、重阳（时在九月）等节日时只能素食，顶多有些腌鱼、肉干而已。
第五，节假日广泛设置。至少从秦汉时代起，国家公务人员已有休假制度。休假一般包括休沐假
、事假、病假、赐假和节假。节日放假从汉代就开始了，但当时放假的节日很少，普遍以节日为法定假日，是从唐玄宗开始的，当时的节假日有40多天，到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节假日更增至50多天。主要有元日、冬至，均放假7天；寒食通清明，放假5天；腊日、夏至、玄元皇帝降诞日、皇帝降诞日均放假3天；正月七日（人日）、正月十五日（上元节）、正月晦日、中和节、春社、秋社、二月八日、三月三日（上巳）、四月八日（浴佛节）、五月五日（端午节）、三伏（初、中、末）、七月七日（七夕）、七月十五（中元节）、九月九日（重阳节）、十月一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等均放假1天。这种以节为假的做法影响深远，由此节假成为休假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唐代也奠定了节日放假的基本框架。节假日在唐代的普遍设置，对唐代人的节日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在长安建筑仙台，动用三千“官健”加紧施工，因赶工期，寒食节没有放假，结果三千人愤愤不平，差点惹出一场祸乱，最后只得每人赐三匹绢、放三日假才算了事。
第六，胡风弥漫。唐朝人开放包容，有着宽广的纳异胸襟。鲁迅先生曾说：“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看镜有感》）也因此，胡食、胡妆、胡音、胡俗盛行并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特殊节点，节日更是胡俗弥漫的时间和场合。入唐求法的日本僧人圆仁（793—864）就曾记载：“开成六年（841）正月六日立春，命赐胡饼、寺粥。时行胡饼，俗家皆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开成六年正月六日》）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节日里胡风弥漫，但并未对节日体系、节期、节日的阐释等造成根本性影响。不仅如此，许多在唐的“胡人”还深受唐文化的影响，在过节方面体现出与唐人的一致性。比如登州文登县（今山东文登）青宁乡赤山村，是新罗人的一个定居点。生活在这里的新罗人在保持本国节日传统的同时，便受到了唐朝节日文化的影响。如圆仁就看到，开成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后夜，诸沙弥、小师等巡到诸房拜年。贺年之词依唐风也”（《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唐代节日呈现的上述特征，是唐代社会繁荣的缩影和表征。今天的我们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唐代节日呈现的欢乐、祥和、热闹、多元文化色彩来认识大唐帝国的繁荣和独特气象。而这些特征的出现，既是节日不断传承发展的结果，又与唐代的经济发展、社会开放、文化繁荣等时代情境密切相关。
节日作为民俗文化，具有鲜明的集体性，唐代节日文化无疑是唐代人共同传承创造的；而每一个唐代人的节日生活，无疑也都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正因为这样，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唐代人的节日生活去管窥那个时代，也可以借此感受个体节日生活的立体、鲜活和多样性。
而这个唐代人，最合适的也许就是白居易。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因曾官太子少傅，亦称为白太傅。白居易祖籍太原，唐代宗大历七年（772）正月二十日，出生于一个“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唐武宗会昌六年（864）去世于洛阳，获赠尚书右仆射，享年七十五岁。在“人生七十古来稀”的传统社会，白居易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更加长寿。他的生命历程恰恰伴随着由安史之乱后的凋敝走向中唐时代的中兴，而这一时期也是唐代节日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
白居易是在政府中长期担任公职的官员，其通过刻苦学习由科举走向仕途，但宦海生涯并非一帆风顺，在政治漩涡中被抛来抛去后，终于在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中选择了后者。他曾经吃过道家的药以求长寿，但对佛教更加情有独钟，晚年自号香山居士，最终成为一名在家修行的佛教徒。
他是一位多产佳作的诗人，年纪轻轻就显露出非同一般的诗才，并受到时人的推崇。贞元三年（787），年仅十五岁的白居易初次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当时有行卷
的做法，他就拿着自己的诗文去拜访著名诗人顾况。顾况看到“白居易”三个字后不禁说道：“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但当他打开卷轴读到第一首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后，就立刻改变了态度：“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张固《幽闲鼓吹》，上同）
白居易有着很强的国际影响力。他还在世时其诗歌就已经传入日本、新罗
等国，深受人们的喜爱。在日本，白居易更受推崇，被誉为“一代之诗伯，万叶之文匠”。日本的知识女性也非常喜欢白居易的诗文。清少纳言（约966—约1025）是日本平安时代著名的女作家，她的雅号“草庵”，即采自白诗“庐山雨夜草庵中”（《庐山草堂夜雨独宿寄牛二、李七、庾三十二员外》）一句。清少纳言入宫后成为皇后定子的女官。一次大雪之后，定子问左右侍从：“香炉峰雪想如何？”清少纳言即起身将殿前的御帘掀起，请她凭栏远眺，结果受到定子和侍从们的盛赞。原来白居易《重题》诗中有“香炉峰雪拨帘看”之句。由此可见清少纳言的聪慧和后宫女子对白诗的普遍熟悉。直到今天，在日本京都“祇园祭”中，还有白乐天山（はくらくてんやま）。为期长达一个月的京都“祇园祭”起源于平安时代，与大阪的“天神祭”、东京的“神田祭”并称为“日本三大祭”，直到现在依然传承良好，其中7月17日的“前祭”与7月24日的“后祭”都有山
巡行。所谓“山”，是两种不同的祭祀用山车。其中规模大，有四个车轮推着走，中心装饰有一根巨大冲天真木；山则规模小，由多名壮年男子协力抬着前行，且中心部分设有冲天真木的装饰。山中一些是用古代中国故事命名的，白乐天山就是其中之一，表现白居易和道林禅师的问答场面。车顶站着头顶官帽、手持笏板的诗人，就是白居易。
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他的诗歌题材广泛，语言平易通俗，富有情味，深受人们喜爱。尤值一提的是，白居易十分注意编辑、保存自己的作品，因而为后人留下了据以研究的重要资料。他先是在大约四十三岁时为自己编了一个15卷的集子，五十二岁时又由好友元稹帮助结集成《白氏长庆集》50卷，此后不断增补，直到七十四岁时，终于编定75卷的《白氏文集》，共收诗文3840篇。为保存作品，他还曾把三本文集分别寄藏于庐山东林寺、苏州南禅寺和洛阳圣善寺。虽然由于世事变化，白居易亲自编定的文集并未完好无损地流传下来，但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唐以后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他的绝大部分作品得以存世。今人朱金城先生有《白居易集笺校》一书，“笺校全部《白集》及补遗诗文共三千七百余篇”
，其中与节日相关的诗文120多篇，涉及节日约二十个，创作时间从十六岁到七十五岁，跨度长达六十年，创作地点也随作者的行迹不拘一处。由于这些诗文的创作时间（多写作于节日当天）和创作地点十分清晰，我们不仅有可能将白居易描写的节日生活和当时的节日习俗相联系，而且有可能放在他的日常生活之流和生命历程中去解读。事实上，这些因节日而写，为节日而写，写节日之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的诗文，不仅是白居易自己的节日生活记录，也成为再现唐代节日样貌的难得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