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快乐也需要一双发现的眼睛
一
这是一本关于快乐的书，而且是从古书中发现快乐、体验快乐、享受快乐和传递快乐。在这个快乐不一定多过焦虑、忧郁和伤痛的时代，这样一本书，应该对读者有着某种治愈和抚慰的效果。
说到快乐，我们难免会想到幸福，而我的一个偏见是：快乐与幸福的距离，有点接近滑稽与幽默。
先说一个故事。某年某月某日，央视曾组织过一次深入基层贴近民众的采访，问题很直接也很轻率：“你幸福吗？”
一位务工人员的回答很扎心：“我是外地打工的，不要问我。”
记者仍旧问：“您幸福吗？”
于是等来了一个“神回复”：“我姓曾。”
不用说，这段问答引起了网民的一番热议，因为这个辛酸的故事中，回答者巧妙使用了一个“谐音梗”，遂使这段对话平添了一种价值错位所导致的滑稽和幽默。
如果我们换一个话题，比如问：“你快乐吗？”回答的难度恐怕就不太一样了。
快乐和幸福，若从哲学层面分析，其实并不对等，甚至相差甚远。快乐和一时的感官满足更贴近，而距离关乎精神满足和心灵自适的幸福，可能“比永远更遥远”。
所以，快乐比幸福更简单。一个人可以不幸福，但不妨碍他偶尔有快乐。拿到应得的收入，享受难得的假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吃一餐不必考虑减肥的美食，或者与朋友喝一场大酒，兴尽而返，凡此种种，都是凡俗生活中容易获得的快乐——且不管这样的快乐是否算是幸福。
那么，当我们无法确认自己是否幸福之时，是否可以获得短暂的哪怕是转瞬即逝的快乐呢？这是一个问题。
孔子是一个快乐的人。他对这个问题提供了很多答案，都记载在《论语》中：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
“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
看了上面这些格言，我们会觉得，孔子和颜回的快乐也许已经接近幸福，甚至就是幸福。后人以“孔颜乐处”名之，真是别有会心。
二
而这本《未尽的快乐》，则是以六朝志人小说名著《世说新语》为中心，作者从中发掘和呈现的魏晋时代的快乐答案，显然与孔子时代有所不同。本书副标题《魏晋名士社交处方笺》所揭示的，正是在一种日常的人伦交际中，魏晋名士能够不断捕捉和创造转瞬即逝的“快乐瞬间”。最后，作者完成了他的任务——以快乐的心情，为读者拼接了一幅《世说新语》的“快乐拼图”。
关于《世说新语》，我曾有一个“六书”的评价，即性情之书、趣味之书、智慧之书、灵性之书、人性之书、诗性之书。其实，若要推衍开来，《世说新语》何尝不是一部幽默之书和快乐之书呢？
打开《世说新语》，随处可见精彩的人物，机智的应对，诙谐的场景，俏皮的语言，幽默的氛围，笑话的作料，滑稽的效果，这些能够引人发噱、制造快乐的元素，让这本书充满了一种轻盈而超逸的艺术精神、游戏风格和喜剧况味。尤其是《言语》《文学》《捷悟》《任诞》《排调》《轻诋》《俭啬》《纰漏》诸门类，可以说是笑料不断，令人解颐展颜，有些段子，最好不要在用餐时读，以免喷饭。
人一快乐，难免就会笑。笑，可以说是人类最美好的天赋之一。笑的表情既是官能性的，也是心灵性的，不仅让人愉悦，且具有传染性——笑，可以说是人类最具天赋灵性、良知良能的外在证明，所谓“自然灵昭不昧者也”。法国哲学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在《笑：论滑稽的意义》（ Le Rire: Essai sur La Signification du Comique ）中说：“在真正属于人的范围以外无所谓滑稽，景色可以美丽，幽雅，庄严，平凡或者丑恶，但绝不会可笑。我们可能笑一个动物，但那是因为在这个动物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人的态度或表情。”可以说，笑的能力，让我们和动植物彻底区分开来，成为“三才”之一的“人”。
笑这种精神现象，以及与笑有关的文学作品，显然是很值得研究的。我曾经动念写一部“中国笑文学史”，是想把古今以来的幽默文学和笑话作品做一番巡礼，勾勒其历史，展现其风貌，探明其价值——只可惜至今未能真正开启——我想，如果真写这本书，《世说新语》是应该隆重推出、专章论列的。在我看来，《世说新语》无疑是中国幽默文学的一个里程碑。
有人说，中国人没有幽默感，这话真是大错特错。法国学者、《笑的历史》（ Histoire du Rire ）的作者让·诺安（Jean Nohain），在对世界各民族幽默感进行研究后，认为中国人的幽默感可达到“四星级”，在亚洲是唯一一例。而劳兰博士在进行一种与笑有关的科学研究时发现，人脸部的开张幅度与笑有关，而中国人在脸部总宽和颧骨直径长度这两项指标中分别是 134 毫米和 137 毫米，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民族。所以，在林语堂“中国人天性富于幽默”（《幽默杂话》）和鲁迅“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从讽刺到幽默》），这两个正反相对的观点中，如果要我站队，我肯定会投林语堂一票。
“辛苦一生须有乐，有闲且去读《世说》。”这是我在一次讲座中说的话，与本书的主题可谓不谋而合。因此，我对作者质疑鲁迅的“名士教科书”之称，径直将《世说新语》当作“快乐宝典”的说法，还是颇有几分体贴和认同的。《世说新语》之所以让历朝历代的读书人喜闻乐见、流连忘返，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能让人快乐。换言之，《世说新语》不仅充满快乐，而且“溢出效应”特别强烈，以至于从古至今，“人鲜不读，读鲜不嗜，往往与之俱化”（刘熙载《艺概》）。
为了写此文，我特意翻看了《中国幽默文学史话》《汉魏六朝诙谐文学研究》《中国古代幽默文学史论（先秦至宋）》三书。不无遗憾的是，或许因为体例的原因，这三部研究幽默诙谐文学的专著，都没有为《世说新语》设立专章，予以讨论。我又打开王利器辑录的《历代笑话集》，发现邯郸淳、陆云《笑林》之后，直接就是侯白的《启颜录》，也没有给《世说新语》留下一席之地。其实，如果从幽默文学或笑话文学的角度看待《世说新语》，至少有上百条故事是可以选出来作为笑话文学精品的。
职是之故，本书将《世说新语》作为“快乐宝典”来解读，无疑是具有独到的学术眼光和清醒的问题意识的。
三
精神分析心理学的鼻祖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诙谐及其无意识的关系》（
Jok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Oncons
cious
）一书中，专门研究“快乐的机制和诙谐的心理起因”，并且探讨了“诙谐的动机——作为社交过程的诙谐”这一问题。他写道：“人是一种‘永不疲倦的快乐的寻求者’——我忘记在哪里遇到这种乐观的表达——而且要他放弃所享受的快乐是极其困难的。”人们在“游戏”“俏皮话”甚至“胡说”中都能找到“快乐”。尤其是人在社交生活中，快乐特别需要分享和传递：“如果我能以告诉他人而使他人大笑，我也能很高兴这样做……很可能是我需要把这诙谐传达给其他的人，以某种方式与那些通过诙谐而笑的笑者相联系，这种笑拒绝在我身上出现，但却在其他的人身上很明显。”
正如笑是人类最美的表情，快乐也是产生于人与人的交往和互动之中的。没有人的身份角色的设定（也即今之所谓“人设”），没有在这种设定之中不断错位和出格的“越位冲动”，以及伴随此一冲动不断闪现的灵感火花和奇妙话术，也就没有真正的“快乐”和“幽默”。《世说新语》中的快乐故事就是如此，常常是当事人一本正经，却令旁观者忍俊不禁，甚至捧腹大笑。
问题是，在魏晋那样一个兵荒马乱的乱世，为什么偏偏盛产“笑料”？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容易。本书作者别出心裁地抓住了两个关键词：“关系”和“习俗”，从而将伦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的相关知识融入到对文本的分析中，形成了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视野和叙述格局。比如，作者在谈到王戎的“百变人格”时这样写道：
各种人伦关系为一个具体的王戎下了多面的定义：他是父亲、是儿子、是臣子、是朋友、是同僚……他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是社会关系中的一环。他要快乐，就必须扮演好每一个角色，恰如每一个普通人——我们不快乐的根源之一正是无法处理好与他人的关系。可以说，关系是我们理解《世说新语》名士快乐的第一个关键词。
在论及礼制和习俗的“张力”时，作者又说：
若将《世说新语》中的名士言行和《礼记》的规定做比较，就会发现其间存在着相当的差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鸿沟。这并不是指名士们以“反抗”礼教为乐，至少在两晋，礼教的地位还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在于即使在尊重礼教的情况下，他们的言行还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偏离礼教，但这样的偏离又是大家所允许的。究竟可以偏离到什么程度？名士们对此似乎有一个默认的共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习俗，也就是在现实实践中的尺度……可见习俗尽管偏离了礼教的规定，却也依然不离礼教的精髓——保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相处，从而让人获得快乐。
这些论述，无疑是十分新颖而独到的。这让我想起罗丹的那句名言：“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顺此我们也可以说：“生活中不是缺少快乐，而是缺少发现快乐的眼睛。”我想，本书的作者董铁柱先生，应该就是一个拥有这双眼睛的人。
四
最后，结合我所认识的董铁柱兄谈谈这本书的三个特色。
先说说我和董兄的交往。记得是 2023 年上半年，我在《走进孔子》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题为《走进孔子世界的梭罗》，文中对《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如何接受《四书》并援引孔子，做了非常富有见地的介绍，令我耳目一新。董铁柱这个名字，我一下子就记住了。
过了不久，收到中华书局编辑朋友寄来的一本书——《演而优则士——〈世说新语〉三十六计》（中华书局 2021 年版），作者也是董铁柱。说来也巧。2023 年 8 月第五届“世说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黄淮学院召开，作为会议召集人，我通过中华书局的责编黄飞立兄向董铁柱发出了邀请，希望共赴天中，期可一晤。一切都很顺利，会议如期召开，我和董兄终于在黄淮学院晤面。董兄虽不善饮酒，然相貌堂堂，玉树临风，才子气和书卷气兼备，首次见面，便有“倾盖如故”之感。
此后，微信时常互动，笔墨因缘得以展开和延续。去年小书《世说新语通识》问世后，董兄还出我意料地写了一篇书评，其文颇有雅人深致，序志析文，深得我心。这次适逢其大著出版在即，承蒙董兄不弃，命我作序，因为是《世说新语》的同好和同道，我实在没有推脱的理由，遂一口答应。私心也想借此机会看一看，在写过《演而优则仕》之后，董兄对《世说新语》还有什么新奇的发现。
有了以上的铺垫，再谈谈本书的三个特色。
特色一：中西兼顾。
董兄是留美博士，对于中西学问有着长期的浸淫，这使这部谈《世说新语》的书，具有“中西文明互鉴”的开阔视野。想必是受到西学长于哲学分析和逻辑思辨的训练，本书在看似散漫的叙述中，其实是有一个相对“紧致”的逻辑结构的，而作者的“文本细读”能力也很了得，常常发人所未发。这里仅举一例。
在分析《简傲》篇第 1 则“司马昭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时，作者写道：
刘义庆的叙述极为简洁，然而寓意深远，看似司马昭和阮籍是其中的主角，实则留白处更加意味深长。通常学者都会把目光放在阮籍身上，认为他的简傲是对司马氏的不满。其实，司马昭才是简傲的鼻祖。刘义庆用“拟于王者”四个字提醒读者，司马昭不是君王，但就好像君王一样。把自己当作皇上一样，这难道不是更大程度的简傲吗？我们不禁要接着问：真正的皇上去哪里了？于是，缺失的皇上、司马昭和阮籍之间就组成了有趣的双重君臣关系。在这双重君臣关系中，司马昭成了枢纽：他既是皇上的大臣，又是阮籍以及其他大臣的君王。司马昭的双重身份引发了微妙的效果：大臣们对他的严肃庄重恰恰意味着他们对真正的皇上没有足够的尊重，因而如果只有乖乖听话的大臣，那么就坐实了司马昭想要称帝的野心。因而对既想手握大权又不想背上篡位恶名的司马昭来说，阮籍的存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司马昭才是简傲的鼻祖”，这真是一个振聋发聩的判断！这种回到历史的现场，通过“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工夫来抉发文字背后的“留白”的手段，不禁让人感叹作者的心细如发，别具只眼！
特色二：雅俗共赏。
这个特点是就本书的文体和表达来说的。本书兼顾通俗性和可读性，用讲故事的方式阐明道理，发掘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微言大义”，不时提出问题并予以巧妙解答，似乎是以一种“面对面”的方式与书里书外的人物和读者进行“实时对话”。至于作者流畅生动的叙述，优雅清通的文笔，就无须我来饶舌了，相信顺着作者的思路读下去，大家自会曲径通幽，渐入佳境。
特色三：“双语”交响。
这里的“双语”不是中英文双语，而是特指《论语》和《世说新语》。我在同济大学常年开设《论语导读》和《世说新语导读》课，美其名曰“双语教学”。这两部经典深深地滋养着我的生命，塑造着我的人格，拓展着我的世界。对我来说，这是最值得珍惜的“学术情缘”。我很欣喜地发现，海内外学术界，竟有不少这样的“双语”同好。如《魏晋清谈》的作者唐翼明先生、台湾东华大学的吴冠宏教授。董铁柱兄也是如此。他虽曾负笈海外，却心系古典诠释，先是出版了《孔子与朽木——中国古代思想的现代诠释》，今又有关于《世说新语》的两部新著，其思力和笔力兼具，又加年富力强，笔耕不辍，相信以后还会不断带给我们新的惊喜。
年来杂事缠身，文债山积，此文忙里偷闲，仓促命笔，难免挂一漏万，言不及义，权当是朋友间的推杯换盏、投桃报李可也，岂敢言序？
2024 年 4 月 17 日写于沪上守中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