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里，孟子可能是脾气最大的一个。整本《孟子》差不多有一半篇幅都是在跟人抬杠，而且一抬杠就喜欢骂街，什么“禽兽也”“非人也”，话说得很难听。王小波在《我看国学》里感慨，孔子是个挺可爱的老天真，孟子却不像好人，一肚子邪火，“如果生在春秋，见了面也不和他握手”。不过在这里，王小波犯了一个错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硬伤”。孟子生活在战国时代，王小波如果生到春秋，无论如何都没法跟他握手的。

这个错误当然是一时疏忽，但是无意中涉及了问题的关键。孟子心里确实有股邪火，跟孔子比起来不够从容，这里面当然有性格问题，但主要还是因为时代变了，孟子没有活在春秋，而是活在了战国。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社会虽然混乱，但还残留了一些基本规则，贵族们做事也还要些脸面，不至于彻底地无法无天。而且当时的国际环境也还平稳。晋国和楚国有了“弭兵会盟”，中原地区一直没爆发过大规模战争。孔子生活在一个相对和平的时代。小坏事不断，大坏事没有，所以他才能从容缅怀那消逝的黄金时代，伤感而不失优雅。但是孟子做不到。到了战国时代，秩序早已荡然无存，战争全面升级，一片赤裸裸的黑暗森林景象，孟子触目所及，尽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君主们都在“率土地而食人肉”。面对这样的世界，孟子不应该愤怒吗？他确实有股邪火，但这团邪火背后是对铁血世界的深深惊骇。

这种惊骇让孟子愤怒。他整个人就像被狠狠摇晃过的可乐罐子，攒着一肚子气，当然就不太好相处。但是另一方面，愤怒也给了他一种力量，让他在权力面前保持着强大的自尊。

在先秦诸子里，孟子不仅脾气最大，面对君主也最为骄傲。孔子见君主的时候，“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喘气都不敢喘大气。可是孟子完全不吃这一套。不管见了哪个君主，他都是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动不动就要指斥。用孟子自己的话说，这叫“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

他数落梁惠王，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你这是领着野兽来吃人啊！在齐宣王面前，他也完全不承认君主有什么了不起，“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君主又怎么了？没人欠你什么！

在所有先秦诸子里，对君主说话如此肆无忌惮的，恐怕也只有孟子一人。

孔子敬畏权力，庄子躲避权力，韩非憧憬权力，孟子却视拥有权力者为可供训斥的小学生。当然，这跟环境也有关系。战国前期的君主已有了相当恐怖的权力，但这种权力还只是一具铁网，中间还有缝隙在，并没有合拢成一面铁幕。而且这些君主还相信着知识的魔力。这当然是一种幻觉。知识分子研究的那些知识，绝大部分对统治者都没什么用，有些甚至可厌可憎。但是在当时，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君主，似乎都没有意识到一点。不过幻觉总有被打破的时候。一旦知识的魔力褪色，孟子式的骄傲自然也就难以维持。

比如到了宋代，苏洵在《谏论》里就认为，君主高大得像天，尊严持重得像神，威力强得像雷霆。人不能抗天触神，更不能忤逆雷霆，所以跟君主说话一定要讲究方式方法。在孟子眼里，这种言论自是相当卑屈。可等到了明朝，文人又都欣羡苏洵他们，说这些宋代士人既不会被杀头，也不会被随意鞭笞，真是体面极了。这是因为又经过了几百年的演变，士人更形卑屈，“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连起码的人格尊严都没了。到了这个时候，谁还敢讲什么“说大人，则藐之”呢？拖翻在地，一顿廷仗下来，看你还藐不藐？

说到底，一部中国古代史，也是一部士人日益卑屈的历史。

跟后来的读书人比起来，先秦诸子大多是骄傲的，而孟子又是这些人里最骄傲的。陈丹青老师有句很有意思的话，说有些人长着一张没有被欺负过的脸。孟子长什么样没人知道，画像也都是后人凭空臆想的，但不免令人觉得，他必定也长着那样一张未曾被人欺负过的脸。而秦朝之后的读书人，经过权力的反复毒打，已经渐渐长不出这样的面孔了。

孟子确实也有让人厌烦的地方，比如辩论时喜欢歪曲别人的逻辑，有点不讲理。而且他自信心过于爆棚，一副真理在握的样子，仿佛全世界就靠他来拯救了。他是真这么自信，还是出于自我推销的市场意识呢？但不管是什么动机，听多了还是有点烦人。

然而还是令人忍不住敬佩他。孟子就像一把出鞘的利剑，锋刃上闪耀着人的尊严。尤其是看过了后来士人们的卑屈模样，这把利剑就更显得光辉夺目。王小波似乎对《孟子》还是看的不够细，想得不够多，否则的话，他应该还是肯和孟子握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