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和杨、墨做斗争的过程中，孟子不由自主地夸大了对方的力量。他说杨朱、墨翟的言论充斥天下，天下“不归杨，则归墨”，势力庞大得惊人。他还危言耸听，要是杨朱、墨翟他们的主张成功了，“人将相食！”

这就有些夸张了。钱穆就曾纳闷，杨朱这人几乎没有事迹可考，“先秦诸子无其徒，后世六家九流之说无其宗，《汉志》无其书，《人表》无其名”，如此这般，势力怎么可能充斥盈天下呢？但是孟子应该也不是全然杜撰。推想起来，他说的是知识分子小圈子里的情形。知识分子张三觉得知识分子李四非常红，哪哪儿讲座都有他，到处有人求签名，一言一行都影响力惊人。但真实情况是什么样呢？出了那个小圈子，可能就没几个人知道李四是谁。然而在张三看来，李四的力量已经充斥天下，再让他放肆下去就要酿成大乱了。

这是一种幻觉。实际上，真正能够在现实层面上塑造未来的，既非杨朱，也非墨翟，而是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

法家的源头比较复杂，看上去似乎是道家和儒家的杂交物，受道家的影响似乎更深一些，所以学术界有所谓“道法转换”的说法。但不管法家是怎么产生的，它都变异得相当厉害，跟其他流派迥然不同。孟子也好，墨子也好，他们都是站在社会的角度看待问题，希望大家更幸福。你认为这样对老百姓好，我认为那样对老百姓好，可出发点并无不同。法家却不一样，他们是站在君主的角度看问题——对百姓好不好并不重要，对君主好，才是真的好。

孟子和杨、墨一样，都反对战争，但是法家认为国家存在的目的就是打仗；孟子和杨、墨一样，都认为君王是为老百姓而存在的，但是法家认为老百姓是为君王活着的。这就不是具体观念的差别了，而是立场的截然不同。换句话说，他们就不在一个场域里。打个比方，这就像一群医学教授凑在一起辩论，孟教授说治这个病应该用汤药，墨教授说应该用针灸，杨教授说应该考虑一下青霉素，几位教授辩论得热火朝天，可这时忽然跳出来一个人说，治什么治？得了重病就该活埋！几位教授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孟子说过一些很有名的话，比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他还认为诛杀暴君那不叫弑君，而是“诛独夫”。后来朱元璋读《孟子》的时候，就非常生气，还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恨不得把孟子法办了。而今天的读者看到这些话，又会称赞他具有先进思想。其实从时间意义上看，孟子的这些想法并不先进，反而相当古旧。

在贵族化的分封时代，社会结构还没有扁平化，呈现出金字塔形状。君主权力并不绝对，大家当然就会有孟子那套念头。到了春秋战国之交，古老的风气尚在，知识界默认的共识也是如此，只不过孟子性格比较爽朗激越，把话说得最直截了当而已。你把这些话拿去给墨子、杨朱看，他们肯定也会赞同的。

但是法家就不会赞同。他们要打造的是一个君尊臣卑的绝对扁平化社会。而后来的中国也确实是沿着这个方向走的。从这个角度看，他们才是得风气之先的全新事物。谁对谁错放在一边，但是法家跟孟子南辕北辙，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孟子还在那里高谈阔论，说杨、墨要祸乱天下了，要带着大家吃人了，大家都要来反对杨墨呀！可是翻翻《商君书》就知道，在法家眼里，孟子这帮儒生都是一帮真正的蠹虫，应该被坚决铲除掉。据说，商鞅还要求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秦孝公到底烧没烧书，或者烧了多少书，这个还说不清，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凶险的预示——“批判的武器”很可能会变成“武器的批判”，抬杠辩论很可能会演变成杀头活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