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孟子知道法家的崛起吗？应该也是知道的。孟子生活的时代比商鞅要略晚，他即便没读过商鞅的文章，至少也听说过商鞅的作为。而且秦朝也开始向东方扩张了，著名的“伊阙之战”就爆发在孟子晚年。秦国名将白起屠戮了魏、韩的二十四万大军，刷新了战争伤亡的规模。但是，这些事情并没有引起孟子的重视。他还是执拗地认为杨、墨最可恶，当务之急是把他们批倒、批臭。

其实很难搞明白孟子的这一想法，但做一番猜测的话，这里应该有争夺话语权的成分。孟子和杨、墨大致属于同一个文化圈层，活动空间也多有重叠，而商鞅跟他们就比较隔膜了。既然属于同一圈层，就牵涉到生态位的争夺。听众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喇叭在谁手里当然就格外重要。所以在历史上，异端往往显得比敌人更可恶。在气宗眼里，剑宗也比日月神教看着更让人生气。

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孟子并没有重视法家那一套。梁惠王问他，怎么才能统一天下？他说，不喜欢杀人的君主才能统一天下。这倒不是孟子忽悠梁惠王，他在内心深处就是这么认为的，“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沛然莫之能御也”。得民心者必得天下，这是无可置疑的真理。倘若他关注过法家，也只会觉得那是歪门邪道，连齐桓、晋文那样的霸术都谈不上。在孟子眼里，那套残暴嗜杀的设计违背人性，绝无成功的机会。一旦面临仁义的王者之师，它就会像阳光下的冰雪一般融化。相比之下，反而是杨朱、墨子的理论腐蚀人心，更加危险。

可一旦知道了后来的历史发展，可能会觉得孟子有点好笑。什么不喜欢杀人的君主才能统一天下，什么仁义之师必然无敌于天下，听上去宛若梦呓。秦国踩着百万尸骸，涉过没膝的血海，一路东进，完完全全是孟子理想的反面。可偏偏是它获得了最终胜利。

孟子在这方面确实有些天真，他把人心估计得太过善良，太过理性，也太过勇敢。他不知道法家是何等地擅于利用人心的黑暗和怯懦啊。也正因为这样，孟子对未来完全缺乏想象力。在历史的底牌即将翻开的时候，他还在喋喋不休地反着杨、墨，批判着兼爱是多么不近人情，薄葬是多么不孝顺，一毛不拔是多么自私，仿佛这才是天底下最迫在眉睫的危险。

结果孟子死后不过几十年，秦始皇就宣布“以吏为师”，把这帮吵来吵去的家伙一网打尽。杨、墨流派固然消亡，孟子也没好到哪里去。东汉的赵岐就说，“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就连《孟子》这部书，也消失了很多年，直到汉朝废除“挟书律”，才再次浮出水面。而如果稍有纰漏，这部书可能就会彻底消失，那样一来，孟子也会像杨朱一样，后人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曰”过些什么了。

孟子痛骂杨、墨的时候，绝对料想不到这一步，否则他也不会说什么“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这样的胡话。嬴政就距了杨、墨，他是圣人之徒吗？

他还烧你的书呢。

当然，孟子运气好，秦朝灭亡得快，汉朝又提倡起了儒术，孔子吃肉，孟子也跟着喝到了汤。但是法家那套尊君卑民的把戏终究渗进了社会的底色里，所以学者们才会发明“儒表法里”这个说法。在新时代里，孟子的很多话就显得过时了。比如诛杀暴君算是弑君还是“诛独夫”，汉朝皇帝就已经不肯让人讨论了。至于“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也悄悄变成了“君叫臣死，臣不死不忠”。时间长了，大家反而以为这种狗一般的愚忠才是儒门正宗，真是让人从何说起。

孟子如果穿越到后来的明朝、清朝，看到士子们一面疯狂地背诵自己“曰”过的话，一面匍匐跪拜，做着种种卑屈的事情，多半会既震惊又泄气。但是他又能怎么做呢？恐怕也未必敢正面硬抗，而是会找点其他的事情干一干。杨、墨虽然没了，但还可以批佛老，批异端，批一切只会说理不会动刀的对手。后来不少儒家巨子们不就这么做的吗？

当然，这可能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也许孟子还是会刚强一如往昔，“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样的人是有的呀，在我们的历史上，这样的人确实是有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