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秦始皇也是一个象征符号。或者说，他是荆轲的镜像。如何看待荆轲，本质上取决于如何看待秦始皇；而如何看待秦始皇，本质上取决于如何看待历史。

关于秦始皇的争议，很少是纯学术性的。当然，学者们也在不断研究关于秦始皇的史实，连考据带考古，这些工作一直有人在做。但是，这些学术讨论很少进入争议的中心。大家谈起秦始皇来，总是会有情感投射，而他们的情感投射并非针对秦始皇这个具体的历史人物，而是针对他所象征的东西。从这个角度看，秦始皇有点像是社会观念的试纸。

古代读书人大多讨厌秦始皇，提出的主要理由是他过于残暴，把社会资源榨取到了极限。当然，历史上残暴君主很多，但是秦始皇与众不同。他不像传说中的桀、纣，或者后世的高洋、杨广，暴虐里透着享乐和荒唐的气息。秦始皇的残暴是精心算计的结果，背后有一套法家的理论做支撑。可以说，他的残暴不是个人化，而是抽象化的。也正因为这样，他才成了最理想的靶子。

儒生们讨厌秦始皇，自然也就欣赏荆轲。但是，在这种欣赏里，似乎总还有一种不便说出口的潜在心理。秦汉以后，读书人越来越被权力吓倒，越往后，吓得越厉害。比如以前儒生喜欢谈“汤武革命”，说起“诛独夫”来兴高采烈，到了汉朝就不大敢谈了，汉景帝有言：“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到了清朝，更有王珣这样的老儒生，说“汤武革命”“尧舜禅位”都是不对的，皇上做得再不对，他的皇位，做臣子的就是断头也不该受的！

读书人听到这样的说法，多数还是会觉得不舒服。儒家虽然讲究忠君，尊重秩序，但是终究不像法家那样完全站在权势者的角度看待天下。哪怕是被驯化后的儒家，也没有彻底丢掉批判的精神。见到过于强横的权力，他们潜意识恐怕还会反抗一下，盼着有人治一治暴君。只是这种话不便明白地诉诸笔墨，歌颂荆轲多少就有点宣泄情绪的意思。好在按儒家的传统，秦始皇是暴君典型，怎么斥骂都行，所以赞美一下荆轲，在政治上倒也不算危险。

但也有不喜欢荆轲的。比如柳宗元写过一首《咏荆轲》，虽然格调也慷慨激昂，跟其他人写的也差不多，但是他最后的结论是荆轲“勇且愚”，一个勇敢的蠢货。为什么这么说呢？柳宗元在诗里举出的理由是，荆轲没有正确估计嬴政，犯了战术性错误。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柳宗元支持秦始皇。

秦始皇和荆轲就像硬币的两面，挺秦始皇就不会挺荆轲。

柳宗元挺秦始皇，是因为他觉得秦始皇站在了正确的道路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代表了历史车轮前进的方向。荆轲刺杀先进力量的代表，非愚而何？

说到这里，就要多说两句古今观念的差异。

现代人提到秦始皇的功绩，大都说他统一了中国，而且这种统一和赵匡胤的结束“五代十国”不同，和隋文帝结束南北朝也不同，有点开天辟地的意思。但是古代人很少这么认为。在他们眼里，夏、商、周早已是统一的王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哪里需要秦始皇来开创统一？现代史学当然很难接受这种看法，但古人的认知就是如此。所以，以他们的眼光来看的话，秦始皇的统一，和隋文帝、赵匡胤他们，也没什么本质区别。要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主要就是秦始皇用郡县制取代了封建制。这两种制度哪个更好，历代聚讼不休，从汉朝一直争论到清朝。

柳宗元还写过一篇《封建论》，论证郡县制的优越性。苏东坡称赞这篇文章：“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但是现代人读这篇文章的话，恐怕不会有这么高的评价，甚至会觉得其中的逻辑颇为幼稚。

比如柳宗元举出了一个理由：如果实行郡县制，地方上出现了一个坏官员，上一道圣旨就能把他罢免。可如果实行“分国土、建诸侯”的封建制，皇上没有随意罢免权，老百姓万一摊上坏诸侯，岂不是要受苦？有人称赞这话逻辑严密，其实经不起推敲。上有好天子，下有坏诸侯，恩泽无法下布，老百姓要受苦；可如果上有坏天子，下有好诸侯，暴政受到阻遏，老百姓岂不是占了便宜？到底是摊上坏诸侯的比例高，还是摊上坏天子的比例高，柳宗元可并没有做出论证。

当然，古人没有今天的思想资源，逻辑推演也不是柳宗元的强项，不好苛责。但是苏东坡所说“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确实是夸大其词，因为到了明清交际的时候，又有过一次封建制的大讨论。

在这次讨论中，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都发现了柳宗元的逻辑漏洞，认为“上有坏天子”的风险也不可不防，而且即便天子不坏，以一人之智虑操控全国，也有极大弊端。当然，他们也承认封建制有封建制的问题，“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要想全盘恢复封建制，太不现实。所以他们想做个折中调和，“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这批文化精英如此持论，并不是在书斋里忽发奇想，而是目睹明朝的衰败乃至灭亡，受到强烈刺激，认准了这条路有绝大的问题。当然，他们开出的调和方案未必行得通。但是，意识到问题，总比没有意识到要好。

柳宗元跟顾炎武他们不一样。他生活的时代，恰逢藩镇割据。柳宗元就觉得这有点像传说中的封建制，或者说，封建制一旦失控就会是这个样子。那种乱象让他触目惊心，所以写《封建论》也是有感而发。要说起来，人都是时代环境的产物，看问题的时候总是以自己的经验出发。可是用一个时代的经验去总结普遍的道理，就很容易失衡。就像在水边碰到鳄鱼，就会幻想搬到山上必定安全，却不知道山上可能还有老虎。

这是人们普遍的心理弱点，顾炎武他们是研精覃思的学者，多少有些超越特定时空的反省本能。他们虽然切身感受到了郡县制的问题，但知道封建制也是一大堆毛病。而柳宗元骨子里还是文人，这种反省能力是有欠缺的，所以他才会在《封建论》里洋洋洒洒，充满了一厢情愿的乐观，看上去文势奔涌，实际上却有诸多漏洞。

柳宗元对郡县制充满热情，稍带着对秦始皇的功绩也大为赞赏，“其为制，公之大者也”。他说秦始皇虽然出于自私的动机，但是做了天大的好事，“公天下之端自秦始”。既然秦始皇站在了历史车轮的制高点，荆轲妄图刺杀他，当然就是个勇敢的蠢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