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就是《史记》。中国正史的纪传体写法，也是从它开的头。如果没有《史记》，那么正史修撰者也许会延续《春秋》的编年体，大家现在看到的“二十四史”，就很可能会是一部部类似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那样的东西。这两种写法各有利弊。纪传体搞不好的话，容易像是人事局的干部档案袋；编年体搞不好的话，容易像是报社的新闻合订本。不过，要论起史料丰富性，似乎还是纪传体的存纳空间更大一些。

在中国史学传统里，司马迁是个奠基性人物，后来的史学家几乎都活在他的影响里。但是，真要拿司马迁和那些人做比较的话，就会发现他是独特的，跟谁都不一样。这倒不是说司马迁写得最好，所以与众不同。真正的差异不是才华，也不是能力，而是他们压根就不是一类人，兴趣点也不在一个频道上。

后来的史家都延续了《史记》的体例，但是在精神上，他们遵循的其实是班固路线，关注的是这类问题——比如一个大臣是忠还是奸？一个皇帝是明还是昏？一个社会是治还是乱？一项政策是好还是坏？从《汉书》到《清史稿》，差不多都被同一套话语体系笼罩着。

可司马迁不一样。这有点像伯林（Isaiah Berlin）说的“狐狸和刺猬”的区分。班固他们是刺猬，心中只有一个大念头；而司马迁就是一个狐狸，对各种念头都感兴趣。他给任安写过一封很有名的信，里面就说自己的志向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就说得很大，也很笼统。什么是“究天人之际”？搞不太清楚。不光我们搞不清楚，就算司马迁自己也未必能搞得清。它有种无边无沿的感觉，这也难怪，司马迁的兴趣本身就是无边无沿的。所以人们读《史记》的时候，往往也想不到什么以史为鉴，只觉得千流万壑，尽奔眼底，有种仰俯天地、浩瀚苍茫的感觉。

不过，兴趣太宽泛了，就容易管不住自己。古人说“太史公好奇”，就是指他缺乏自制，太过偏好新奇之物。袁枚的评价则更露骨，他说司马迁这个人，有时候明知道某个事儿是假的，但是“贪于所闻新异”，所以照写不误，态度很不老实。这话也许有点苛刻，但并非毫无根据，司马迁确实有这个毛病。

就拿“赵氏孤儿”的故事来说，漏洞百出，绝非事实。屠岸贾这个大反派更是子虚乌有。但是这个故事实在太动人了，司马迁舍不得放弃，就把它收入了《赵世家》里。史学家很快就发现这个故事有问题，唐人孔颖达对此评论，“马迁妄说，不可从也”。那么，司马迁本人知道这是“妄说”吗？多半也知道。所以他一边在《赵世家》里收入“赵氏孤儿”的传奇，一边又在《晋世家》里老老实实记下另一个朴实无华的版本。

在《史记》里，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田单大摆火牛阵，“得千余牛，为绛缯衣，画以五彩龙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苇于尾，烧其端”，大败燕军。清代的袁俊德就指出，这蕞尔小城，又被围了三年，哪里还有这许多牛？肯定是编的。可是老实人读了以后就会上当，宋朝有个将军邵青，读了《史记》以后就想照抄“火牛阵”，结果敌人拿弓箭一通射，群牛乱奔，把自己的队伍倒冲垮了。

《史记》里关于韩信的事迹也很可疑。司马迁说韩信用砂囊堵水，等敌人过河过到一半时，撤去砂囊放水，淹死敌人无数。对此，曾国藩就不相信：砂囊堆成堤堰，绝不可能忽堵忽决。至于什么韩信大军“木罂渡军”，更是无稽之谈，我亲自到那段黄河看过，哪里是木罂就能渡过去的？

司马迁性格就是如此，喜欢张扬阔大的人性，喜欢尖锐的戏剧冲突，喜欢种种不可思议的决绝。这让他的文字有了双重色彩，一方面不免令人心生疑窦，一方面又不由自主地被打动。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但又说它“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这种评价里，就隐隐有点可疑又可爱的意思。但无论如何，《史记》确实有强大的魅力，其中有些章节简直就像是散文版的古希腊悲剧，悲怆而迷人。那些文字中弥漫着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就像绝域中一座突兀的山，尘世中一柄冷冷的剑。后来的中国也出了很多史学大家，但是再没有人能写出这样的文字。

《史记》成为“绝唱”，并非全是因为天才不可复制，主要还是时代变了。无论是司马迁，还是司马迁笔下的那些人物，都不属于新的时代。

新时代里，没有他们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