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史记》里面，人们的勇气往往还有另一种维度，那就是恣肆。
在先秦时代，大一统帝国没有成型。人们有很多观念，却没有统一的标准。在人世间，尚无一种可以笼罩天地，让人们无处可遁的话语体系。权力的话语、公域的话语、道德的话语虽然都存在，但还不够强壮，没有彻底压倒民间的话语、私域的话语、血性的话语。
这可以拿《伍子胥列传》做例子。
当时的楚国和吴国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国家。楚平王杀掉了伍子胥的父兄，这当然是楚王对不住他。可是伍子胥为了私人恩怨背叛父母之邦，带着吴国军队攻陷楚国。用后世的道德标准来看，这么做很容易招致诟病。
可司马迁完全不认为伍子胥有什么错，他说伍子胥是“名垂于后世”的烈丈夫。至于带异国军队攻打楚国，司马迁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其实不光司马迁觉得没问题，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觉得没问题。因为在那个时候，国家还没有压倒个人，君主还没有压倒家族，复仇的火焰可以毫无顾忌地快意燃烧。
《刺客列传》传达出来的观念更有意思。
当然，也有人说《刺客列传》可能不是司马迁写的，而是他父亲司马谈写的，这里也不必深究。总之，这篇文章一共写了五个刺客：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其中争议最大的是聂政。后世的不少文人都觉得聂政这个人很有问题，比如明代的黄洪宪就骂得很厉害，他说司马迁写的那五个刺客里，专诸很低下，而聂政最低下。严仲子送给聂政一百金，他就把自己的命许给人家。其实严仲子和侠累也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君父之仇，不过是争权夺利的私人恩怨而已，聂政无谓地卷进去，为此毁容、杀身，他这是勇敢吗？他这是正义吗？这跟猪羊卖肉有什么区别？！
这就把聂政说得形同猪狗了。
这种评价是不是太过分了？那就先来看一看聂政的故事。
当时韩国有一场政治斗争。大臣严仲子和丞相侠累有矛盾，害怕侠累害自己，想抢先一步，雇凶杀人。聂政是个齐国的屠夫，大家都说他很厉害，严仲子就找到了他的头上。
严仲子跑到齐国，恭恭敬敬上门拜访，还“奉黄金百溢，前为聂政母寿”。当然，所谓“为聂政母寿”，就是一种说话技巧：钱不是给你的，是给咱妈的！其实就是送给聂政的。聂政觉得不能无缘无故拿这么多钱，不肯接受。
严仲子就实话实说了，我有仇人。
聂政回答，我母亲还在，所以我不能以身许人。他把这些金子退回去了。
过了一阵，聂政母亲死了。他去找严仲子，说，现在可以了。
然后他就一个人仗剑而行，到了韩国。他的刺杀方法极其简单利落，不用化妆，也不用献图。他直接找到相府，二话不说就杀进去，一直杀进大堂。侠累正在那儿坐着，聂政上去就把他刺死了，周围的卫士也被他杀了好几十个。这种武功确实高得不可思议。
最后，聂政怕被认出后连累自己的家人，就把自己毁容，挖出眼睛，然后剖腹自杀。
故事至此完结。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关键问题：聂政为什么要替严仲子杀人？
聂政自己是这么说的：“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浅鲜矣，未有大功可以称者，而严仲子奉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翻译过来，大致就是说：严仲子身为贵族，我是个屠夫，人家这么谦卑地跟我结交，我要报答他，替他杀人！
在后人看来，这个理由实在不够充分。
可以拿另一个故事跟聂政对比一下。《聊斋志异》里有一篇《田七郎》，讲的是勇士田七郎感激于武承休的知遇之恩，替他杀人报仇的故事，情节和“聂政传”颇为相似之处，很可能是受了《刺客列传》的启发。但《田七郎》在叙事上有个很大的不同，它用很大篇幅交代报仇的背景，渲染武承休如何含冤受屈，他的对头甚至还利用手中的权势，把武承休的叔叔活活打死，完全是邪恶的化身。蒲松龄这么写，就是要强调一件事，田七郎替他报仇是道德的，是正义的。可司马迁倒好，他对严仲子和侠累的恩怨，甚至都懒得交代。
谁对谁错，根本就没关系。
在《刺客列传》里，聂政的态度很简单：你对我好，我就替你杀人报仇！其他的跟我无关。这多少有点像后来黑社会的作风，所以也难怪黄洪宪瞧不上聂政。现代人的价值观，更接近于黄洪宪，而不是聂政。文明已经驯化了黄洪宪，也驯化了我们。可是在《刺客列传》的世界里，人们还没有被驯化，在聂政看来，个人之间的“情义”比什么都重要。“情义”就是最大的正义。你对我好，那么我就用生命来报答你，至于你的是非曲直，道德与否，那不是我考虑的事情。
这种“情义”曾深深打动了司马迁，但是到了蒲松龄的笔下，“情义”就必须由道德伦理来包裹，否则就是让人不齿的“蛮勇”。
不过，《刺客列传》里的“情义”并不平等。刺客们坚信人与人之间有等级，有高低贵贱。面对高位者表现出的“情义”，低位者要用更多的“情义”来回报，其分量的多寡几乎不成比例。
聂政去杀人的理由就是：人家身为公卿，对我这个屠夫如此客气。可如果严仲子是隔壁的另一个屠夫，客客气气地求上门来，那聂政多半是不会答应的；《魏公子列传》里的侯嬴也是如此：人家是魏国公子，居然对我这个看大门的老头如此恭敬，我怎么能不感动？怎么能不为人家自杀？
我们对这种想法可能有点无法接受，但这就是社会结构的反映。先秦时代的社会在某些方面虽然比较宽松，但是绝不平等。它是一个金字塔结构，就像《左传》里说的，“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人们的身份等级有严格的界定。后来，大一统帝国兴起，很大程度上碾平了这座金字塔。所有人都变成了帝王的绝对臣民，身份等级的观念反而有所削弱。
不过，这种金字塔有点像托克维尔说的“贵族化社会”，多少给自由留下一点点罅隙。所以，侯嬴、聂政这些人虽然认可等级，但也拥有独立人格——我可以对你忠诚，可以为你舍弃生命，可这不是无条件的，而是要用你的“情义”来交换的。这种交换不是等价的，信陵君、严仲子他们谦恭一下，侯嬴、聂政就要拿命去换，双方付出完全不对等。但不等价的交换，毕竟还是交换，交换就意味着某种精神上的独立，而奴隶是无法和主人做交换的。
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并不是他个人的思想，而是贵族时代的普遍精神。当时，人们还没有被绝对的权力所笼罩，还拥有讨价还价的权利。而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出现，这种权利也被淹没了。忠诚和服从再也不需要条件。
前面说到了伍子胥的故事，那么不妨再看看李陵的故事。
李陵的战败被俘并不是自己的过错，可他的老母因此被杀掉，妻子儿女被斩尽诛绝。司马迁替他说了几句辩解的话，也因此被处以腐刑。如果按照伍子胥故事的逻辑，李陵当然有权向汉武帝报复，先秦时代的人无疑都会这么想。可是时代不同了，汉朝人并不认为李陵有这个资格。
在《答苏武书》里，李陵最多也只能抱怨几句“陵虽孤恩，汉亦负德”，这已是当时道德所能容忍的极限了。就算这样，更多的时候李陵还是哀叹“命也如何”。
当然，《答苏武书》多半是篇伪作，但是它准确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观念。匿名作者为李陵辩白喊冤，也只能把话说到这个程度。再往下说，自己可能都会觉得有悖天理。
从伍子胥到李陵，哪种观念是正确的？不好评价。但是从这种演变里，存在一种明显的感觉——就是人们从“相对的时代”渐渐走向了“绝对的时代”。
